引言
二○一七年夏季，美國國會議員展開行動，著手拆除政府建築外圍街道上、廣場上的南方邦聯英雄雕像。舉凡曾在十九世紀南北戰爭期間為了維護白人蓄奴權而戰的人物，像是南方邦聯總統傑弗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和軍隊統帥羅伯．李將軍（Robert E. Lee）等人，從此不再被當成二十一世紀美國人民效法的榜樣。隨著這些古人跌下神壇，行動進一步擴及全美各地，一座又一座紀念碑就這樣在接二連三的抗議與反抗議對峙中被推倒。
其實，前述在美國發生的事情一點也不奇特。在世界其他地方，還有別的歷史遺跡正在崩塌。南非開普敦大學校園外的塞西爾．羅德斯雕像（Cecil Rhodes）在二○一五年被移除之後，又有人疾呼要把南非國內所有象徵殖民主義的符號通通鏟除。沒過多久，南非的「推倒羅德斯」（Rhodes Must Fall Campaign）運動風潮已蔓延全球，其中包括英國、德國與加拿大。同年，伊斯蘭基本教義分子以「打倒偶像崇拜」為名，開始摧毀位於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數百座古代雕像。無獨有偶，波蘭和烏克蘭兩國政府都宣布要全面移除共產主義歷史遺跡――一波反傳統浪潮就此席捲全球。
對於眼前發生的這一切，我看得十分著迷，卻也有某種難以置信的感覺。要是換成我成長的年代――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根本沒人會想像這種事情有發生的可能。這些地方的紀念碑，充其量就是個街頭擺設罷了，不過就是人們聚會及出遊的方便去處，倒也沒什麼人會對這些古蹟有太多的想法。其中有些是人物雕像，它們往往戴著怪異頭飾、留著誇張鬚髯，都是些早已被遺忘的老男人；還有些則是用鋼材與混凝土製成、幾何形狀的物件。但無論屬於哪一種，大家都未曾真正知其所以然。那時候，若是嚷嚷著要移除這些古蹟，壓根兒就是吃飽撐著，因為大多數人老早就對古蹟見怪不怪，根本毫不在乎。然而，就在過去幾年間，這些曾被視而不見的物體卻忽然變成大眾關注的焦點――看來是有些重大事情起了變化。
在拆除某些舊紀念碑的同時，人們繼續建造新紀念碑。二○○三年，巴格達市中心的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雕像被推倒，這幕場景後來成為伊拉克戰爭的象徵之一。海珊雕像被鏟平後還不到兩年，原先位置上又豎立起一座新紀念碑：一個伊拉克家庭高高舉起太陽與月亮的雕像。對參與設計的藝術家來說，這座紀念碑代表伊拉克期待一個以和平、自由為特色的新社會──然而，貪腐、極端主義與暴力後來換了另一副面孔東山再起，這份期待可說剎時化為泡影。
諸如此類的變化此起彼落地出現在全世界。在美國，羅伯．李將軍雕像的原址上陸續豎立起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紀念碑。在南非，塞西爾．羅德斯雕像倒下後，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雕像已然矗立。在東歐，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及其他一干國族主義偉人紛紛華麗登場，列寧和馬克思雕像只好乖乖讓路。
尤其在亞洲某些地方，有些最新落成的紀念碑的尺寸實在大得可以。好比說，印度才剛替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印度獨立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家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一座全新雕像揭幕。這座巍峨聳立的巨物全高一百八十二公尺，是現今世上最高的雕像。如此不計血本塑造出來的巨大建物，所展現的是一種常人難解的高度自信。而且，這類結構體可不是些即興之作，更是為了能夠常存百年而設計。但是誰又能曉得，這些雕像到底會不會比列寧、羅德斯或其他任何曾經看似無比永恆的人物像落得更好下場呢？
依我看，在建造這些紀念碑時，有好幾件事情同時發生。紀念碑反映出人們的價值觀，而每個社會都自欺欺人，以為自己的價值體系會長存不朽：這讓人們把價值觀付諸於石頭，並為它安上一個基座。可是世界會變化，而人類蓋的紀念碑（及其代表的價值觀）卻永遠囚禁於某個時間點。當今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變化，幾十年、或甚至數百年前豎立的紀念碑不再能代表我們所珍視的價值。
眼下，這些由紀念碑挑起的爭議幾乎都離不開身分認同。昔日，當白種人宰制全球，要替一群白人老頭樹立雕像以茲表彰，倒是無可厚非；但處於現今推崇多元文化且性別更加平等的世界，人們開始提出質疑就一點都不奇怪。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到女性雕像呢？像南非這樣一個黑人占多數的國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歐洲白人的雕像？而美國這個擁有地球上最多樣化人種的國家，為什麼在公共場所反而看不見其豐富的多元色彩呢？
但其實，在這些爭論背後還藏有更基本的問題：人們好像沒法決定我們的共同歷史該在生命中占據什麼樣的位置。一方面，我們認為歷史是世界賴以建立的堅實基礎。我們想像它是一股良善之力，給人類機會從過去汲取教訓，從而展望未來。這麼說的話，歷史就是我們身分認同的依據。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意識到這股力量使人遲鈍僵化，嚴格限制人類遵循幾個世紀的過時守舊，還老是帶我們走上回頭路，一次次地犯下同樣的錯誤。所以說，如果我們不抱著如臨大敵的心態，很可能會被歷史糊弄得眼花撩亂。這時，歷史就彷彿一場夢魘，而我們永遠無法醒來。
這是我們社會根深柢固的矛盾。每一代人都渴望徹底擺脫歷史的束縛；可話說回來，每一代人又打從內心底曉得，一旦沒了歷史，自己什麼也不是。畢竟身分認同與歷史就是這般難分難解、相存相依。
這本書敘述人類紀念碑的故事，並探討這些紀念碑究竟如何向我們詮釋歷史與身分認同。書中共選了世上二十五座紀念碑，每座紀念碑各自向豎起它的社會傳達某種重大意義。其中，它們有的已成為今日熱門的旅遊景點，每年吸引數百萬人造訪。然而，它們每一座都充滿爭議，各自陳述自己的故事；有些紀念碑刻意隱藏的要比它所揭露的還多，弄巧成拙地讓我們從中領悟的反而超過了建造者試圖讓我們看到的。我想特別說明的是，這些紀念碑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在紀念過去；反之，它們是在表達某種直到今日仍在持續發展的活歷史，而這些活歷史會繼續主宰人類生命，不管你接不接受。
我所選的紀念碑，其建造的目的都是為了紀念一段人類的共同過往──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此取捨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們似乎是人類目前僅存的、不盲從於「破壞偶像」（iconoclasm）潮流的紀念碑。換句話說，這些紀念碑繼續以一種其他諸多紀念碑不再使用的形式，傳達屬於我們的傳承與記憶。
近年來，我們很少見到戰爭紀念碑被拆掉，而且剛好相反，人們其實還正以空前速度打造新的戰爭紀念碑。除了歐洲與美洲，這情形也出現在像是菲律賓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些地方的戰爭領袖的爭議，可沒比那些近年被推倒的雕像人物少――英國和法國領袖所犯下的殖民主義罪行絲毫不比塞西爾．羅德斯遜色；美國領導人至今仍然統領一支厲行人種區隔的軍隊；每一名盟軍成員都曾幹過今天稱為「戰爭罪」的暴行。此外，這群人對婦女的態度有時也不太光明磊落。《生活》雜誌（Life）曾刊登過一張家喻戶曉、象徵終戰的著名照片：一名水兵在紐約時代廣場上親吻一位女護士，這張照片美化了現今大家都知道的性騷擾行為。看來，算不算性騷擾要看情況；只要是跟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集體記憶扯上關係就無所謂，但倘若這檔事發生在其他時候就變得不可饒恕。
在書中，我把選出的二十五座紀念碑編入五個部分，以便分門別類來發掘前述問題的答案。書中第一部會介紹幾座名氣最大的戰爭英雄紀念碑，同時會告訴你為什麼它們在所有二戰紀念碑裡最受人詬病，因而有跡象顯示它們最有可能被推倒或拆除。接著，第二部探討世人憑弔二戰烈士的幾座紀念碑，而第三部則會看到為了銘記二戰中幾樁重大惡行而打造的場址。以上三大類紀念碑之間的關係，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而這一點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各類別本身：沒有惡行，英雄自然不會橫空出世，自然也無法造就烈士。
書中第四部會敘述戰爭所帶來毀滅性浩劫的紀念碑，而第五部則接著闡述浩劫之後，人們為走向重生而建的幾座紀念碑。這五類紀念碑彼此間交織襯映，相互著力，創造出一種神話般的詮釋框架。當破壞偶像運動坐大，幾乎把我們剩下的集體記憶吞噬得一乾二淨時，這個神話框架保護了這五類紀念碑，讓它們免於受害。
我在書中試著納入形形色色各種紀念碑，只為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人們曾經用如此繁複多樣的場所來保存對於過去的記憶。所以書中所描述的紀念碑，除了人物雕像與抽象雕塑之外，還囊括了神龕、陵寢、遺址、壁畫、公園及特色建築。在選入的紀念碑當中，有些建造於戰後不久，有的則新得多──事實上，在我寫作本書時，有些還沒完工。它們其中有的具有強烈的地方意義，而另一些則對國家、乃至整個世界都具重大意義。因此，我也嘗試把世上許多不同地方的紀念碑收納進來；例如，書中搜羅了以色列、中國、菲律賓，以及英國、俄羅斯與美國的紀念碑。
寫一個人人能懂，或至少自認理解的時期，有很多好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普及至世界的每個角落，大多數國家都以某種方式來緬懷這場戰爭，而這對促成今日的文化平等，著實功不可沒。然而，本書很快就會揭示，在不同國家，人們記憶這場戰爭的方式卻截然不同。我們一直認為某些事是彼此的共同經驗，如今我們在此坦然面對這種認知上的衝突，還有什麼方式比這更好、更能讓我們理解自己和鄰居之間的分歧呢？
最後，說起我為什麼全心全意專注於二戰紀念碑，這很簡單，只因它們令人讚賞的特質。大家通常把紀念碑想成厚重、灰色而無趣的事物，但本書收藏的雕塑可都是最具戲劇性與情感色彩的公共藝術作品，放眼世界任何地方也不遑多讓。在那花崗岩與青銅結構之下，是一切成就今日你我的元素的混合──力量、榮耀、勇敢、恐懼、壓迫、偉大、希望、愛，以及失落。
我們禮讚這許多和其他上千種特質，期待能從中掙脫過去的束縛。然而，我們因渴望其不朽而將之銘刻於石，最終無可避免地受制於其彰顯的力量，而那力量讓我們繼續成為歷史的囚徒。
（摘自：《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引言〉）
〈第十二章＿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波蘭．奧斯威辛──「在極惡與死亡當前，我們學到了什麼？」〉
在二次大戰眾多的受害者中，恐怕沒有哪個族群受過的苦難比猶太人更多。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歐洲約三分之二的猶太人被消滅，在整個歐洲大陸有近六百萬猶太人喪生，尤其是在東歐的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血色之地」（Bloodlands）。
如今，有數百座紀念碑標誌出他們當年被處決的地點，但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波蘭奧斯威辛（Oświęcim）的博物館與紀念碑。在一九三九年之前，除波蘭以外，很少有人聽說過這個小鎮；但在德國占領期間，小鎮被改名為德語發音的Auschwitz（即奧斯威辛），隨即成為歷史上最大的集中營之一。於是，這個德語字「Auschwitz」從此成為恐怖與痛苦的代名詞，今天，它或許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受難者象徵。
奧斯威辛集中營並非單一的一座集中營，而是許多集中營的複合體。在其鼎盛時期，集中營分布在四十幾個不同地點，主要圍繞著工廠與農場，許多不同國籍與信仰的囚犯被迫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從事奴工苦勞。然而，從一九四二年起，奧斯威辛開始有了第二個功能──成為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心。
今天大部分人想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時，腦海裡會浮現它的兩個主要集中營：奧斯威辛一號營，以及比克瑙二號營（Birkenau II）。最早期的奧斯威辛一號營是在一九四○年設立在一處舊兵營的遺址上。剛開始，它被用來拘押波蘭政治犯，但隨時間發展，它也成為監禁俄國戰俘、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其他十幾個族群與國籍囚犯的集中營。這裡設有一個簡易法庭、行政區，以及讓囚犯勞動的車間與倉庫。
這座集中營在一九四一年歲末之際首次變身為集體屠殺中心。直到當年夏天為止，納粹集體行刑的方式通常都是槍決──地點多半選在森林、原野、礦場以及東歐各處的偏僻場所，發生在集中營裡的並不多見。然而，射殺大量人口是件耗時、低效的差事，何況還會讓行刑隊員心力交瘁。所以納粹開始想其他辦法來殺人。
這時看守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納粹黨衛軍發現，若是讓囚犯成群結隊走進一個小房間，然後灌進原本用來燻蒸消毒囚犯衣物的「齊克隆B」（Zyklon B，以氰化物為基底的強力殺蟲劑）把他們毒死，這樣殺起人來大有效率。他們第一次是拿俄國及波蘭俘虜來做試驗，地點位於第十一獄區的地下室。不過由於這地方通風不良，而且距離焚化爐太遠，所以另一個獄區被改造來專門執行這項任務。從此奧斯威辛集中營有了第一間毒氣室。
戰事持續進行，集中營的規模快速擴張。為了收納絡繹不絕的新囚徒，奧斯威辛附近一個名叫比瑟辛卡（Brzezinka）的小村莊蓋起了第二座集中營，也就是德國人的所謂比克瑙二號營。本來這是準備拘禁蘇聯戰俘用的，但是一九四二年當納粹開始把大量猶太人遣送到這裡時，赫然發現用這地方來處死自己的種族主義敵人更省事。於是他們把兩棟偏僻農舍改造成毒氣室，並建造了一系列專門設計的焚化爐，緊連著毒氣室。任何體力不堪負荷奴工苦活的猶太人都被帶到這裡殺害。
假以時日，納粹已把整個行刑過程洗練成一套效率模式。押運猶太人的火車抵達後一卸載，便在月台上編組直接送進集中營。那些被認為適合工作的會被塞進人滿為患的舊兵營：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他們會像奴隸一樣地勞動，直到身體虛弱到無法繼續工作。那些被認為毫無經濟價值的──孩童、孕婦、老人、體弱多病者，會被強迫交出私人物品，然後被脫光衣服、刮除體毛、燻毒氣，最後送進焚化爐。這簡直就像是工廠裡的生產線。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超過一百萬人在這裡遇害。暴行在一九四四年夏天達到高峰，當時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每天可以處理數千具屍體。
奧斯威辛集中營一直運作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時蘇聯紅軍已經長驅直入，這代表集中營也該解散了。當納粹終於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離開時，曾試圖銷毀種種惡形惡狀的證據。還活著的囚徒被逼迫行進到鄰近德國的其他集中營。檔案被移除或銷毀，倉庫被焚毀，毒氣室和焚化爐則被拆掉或炸毀。然而，在匆忙撤退的過程中，集中營警衛留下了大量物證，特別是在奧斯威辛一號營，留下的證物基本上完好無損。他們也沒能殺光所有證人。奧斯威辛集中營跟其他某些集體屠殺猶太人的中心不同，打從一開始它就不是專事殺人的死亡集中營，它同時也是一個壓榨奴工的勞動營。因此，戰後有數千名奴工倖存了下來，並見證他們在那看過的可怕景象。
在此後的幾十年裡，無數人拿出了在這惡貫滿盈的地方所發生過的暴行的證據。一九四七年，戰後的波蘭當局決定為後代子孫保留現場作為遺跡。奧斯威辛一號營被改建成為博物館，由戰爭期間曾被囚禁於此的人負責策展。至於附近的奧斯威辛二號營，這時基本上已被拆除，所以就把剩下的部分留存作為一處紀念場址。
今天，這兩個遺址合起來代表著整個大屠殺。它們於一九七九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也被公認是現今世上最重要的殉難象徵之一。
如今，前來奧斯威辛的遊客可以親眼見識所有暴行在這裡留下的痕跡。跟著參觀人群走著，彷彿感受到一絲當時囚徒們的驚恐情緒。他們會從奧斯威辛一號營惡名昭著的鍛鐵大門下方經過，門上鑲嵌著一句著名謊言——「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走進博物館，他們會看到赴死之人被強行脫下的鞋子堆積成山。一個個房間裡塞滿了從受害者身上奪下的私人物品——破舊的行李箱、眼鏡、孩童玩具及衣服、刮鬍刀、餐具。這裡還有更嚇人的展覽品——一間裝滿人類毛髮的儲藏室、成堆的義肢、成堆的齊克隆B毒氣空瓶。遊客可以參觀懲戒區，那裡曾是囚犯遭到毆打與折磨的地方，另外還有第一次進行大規模毒殺試驗的現場。遊客可以背對著囚犯被槍斃的牆邊站著冥思。然而，最令人驚悚的，是當他們走進一個重新復原的毒氣室，站在數千人曾經喪命的所在位置。
在附近的奧斯威辛二號營－比克瑙，你會繼續你的行程，參觀納粹有組織謀殺體系的原爆點。你可沿著那條聲名狼藉的鐵軌行走，這條鐵軌曾把一百多萬猶太人帶到他們的生命終站。你可站到當年對囚徒進行分組的斜坡上，透過帶刺鐵絲網凝視著一排又一排的煙囪，它們就像控訴的手指一般直挺挺地伸出地面，那是數百棟曾經擠滿好幾萬人的小營舍僅存的遺跡。這地方的規模實在太大了，猶如一座小城市——八十多公頃的土地被專門用做行惡與死亡。
當你走進這地方時，不可能感受不到無法承受的歷史之重。在這裡所曾犯下的道德罪惡不僅涉及猶太人、或斯拉夫人、或吉普賽人或其他任何在這被謀殺的群體：它使全人類都成為受害者。它是對人類存在的全盤否定：事實上，正因世上出了如此地方，戰後才頒訂了一個新的法律名詞：「反人類罪」。
奧斯威辛的過去種種在此展現得相當完整，因而吸引越來越多的遊客前來。但這項成功本身也帶來些許困擾。近年來，奧斯威辛已經開始因其接待的遊客數量爆增而應接不暇。在二○○七年之前，每年的訪客人數還不到一百萬，而今天，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倍以上。每天，尤其在夏季，一輛接一輛的遊覽車送來遊客，成千上萬的人分批穿過大門進入博物館。如今已無法容許遊客們慢慢站著，靜靜感受這地方當年的恐怖。導遊們三不五時地催促自己帶的團動作快一點，因為他們必須與後頭緊挨上來的其他旅行團保持適當間距。這般光景諷刺意味十足，如此非凡的成功反而可能破壞了這間博物館本應表達的一切。
不可諱言，並不是每個人都帶著應有的嚴肅省思心態來到此地。成百上千的學校團體前來履行他們教育課程的一部分，他們大多來自波蘭，也有來自以色列、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學生，然而並非所有人都以適當的莊嚴態度看待這個地方。畢竟，青少年就是青少年：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好好活著，而不是長時間在死亡之前徘徊。
這裡幾乎沒有地方賣食物，所以遊客有時會帶著野餐去停車場吃，或在周圍找棵白樺樹坐在樹蔭下進食。這一點合情合理。從克拉科夫（Krakow）到奧斯威辛的路途至少需要一個半小時，人們到底還是得吃飯。話雖如此，我還是忍不住想，在這麼多人曾經餓死的地方享用一頓豐盛食物，是否意謂著任何不敬。上回我到這裡的時候，看到有群男人在奧斯威辛一號營入口處輕鬆地曬太陽，喝著一罐罐啤酒。
依我看來，這件事呈現出這裡所發生重大變化的一點端倪。如今，奧斯威辛集中營被人們排進了度假行程表，與宮殿、美術館、水上公園和啤酒節並列。每年造訪此地的人數，與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Uffizi）的遊客數目不相上下。現在就連紀念館館方也誇口，說自己現在是波蘭最受歡迎的博物館。如果說奧斯威辛集中營是歷史的囚徒，那麼它也是旅遊業的囚徒。
奧斯威辛大受歡迎的情形背後存在著其他問題。在過去多年中，這個紀念館還是專屬於學者、大屠殺歷史學家，以及當人們想多加了解自己家人往生之地時的去處。如此境況下，人們對於曾在此遭受苦難者的種種故事要更容易接受。而且永遠沒有哪兩個故事完全相同：人類的生命經驗浩瀚無際。
而今天，遊客們能在集中營內幽微的明暗交界領略生命的時間已被大大壓縮，以致於分不清不同組別囚徒之間的差異，因而無法體會被分派在集中營管弦樂隊、或合唱團、或醫院、或醫學實驗單位，或被迫清理毒氣室及焚化爐屍體的「猶太工作隊」（Sonderkommando）囚徒，無法體會這些營友彼此的生命際遇曾經有多麼不同。匆匆走過的遊客，只會曉得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的基本事實，於是無可避免地浮現一個標準故事版本：抵達、篩選、死亡。把這麼多的人類經驗簡化成如此狹隘的敍述，難道這就沒有違反人道精神嗎？
這故事還可用其他許多方式來敘述，只是你得在這裡停留久一些才聽得出來。猶太人在大屠殺中絕不僅僅是受害者：他們之中有許多曾是英雄。在東歐很多地方，猶太人挺身反抗納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也不例外。在奧斯威辛，猶太人透過各種方式反抗納粹，包括從單純的人道主義行動，到暴力對抗集中營警衛；奧斯威辛的「猶太工作隊」在一九四四年發動了一場大規模反叛。在一九五○年代，這是許多猶太人聊以自慰的故事。他們不希望僅被描述為一個反人道體系中被動的受害者兼共犯：這種想法太過沉痛。
在英雄當中，有些人並不真像今天大家所知故事版本中暗示的那般純潔無辜。某些猶太領袖曾與納粹合作將自己的同胞驅逐到奧斯威辛。有些則是先把別人送進虎口，好替自己和家人爭取時間。在奧斯威辛，曾有許多囚徒和獄警妥協並出賣自己的猶太同胞，只為了謀取一點點麵包屑。我們必須提到這些人，但別以任何方式責難他們，而應強調人性的脆弱。不管納粹再怎麼說，猶太人從來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們本就沒有所謂的猶太典型，未來亦然。猶太人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也是人。
當我們深度探究大屠殺的個人經歷時，會發現最令人驚訝的故事，與我們大家熟知的標準版本相比，這些故事更加令人心酸。例如，歷史學家奧圖．德夫．庫爾卡（Otto Dov Kulka）在他的大屠殺回憶錄中，回想起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那些午後時光，每當他仰望蔚藍天空，眼前美景總會撼動他的心靈。這些快樂的回憶，不會因他在這經受的一切而忘卻；可是他仍不由地問自己，對這地方擁有快樂回憶是否在道德上說得過去。
然而這些屬於個人的寧靜在我們被驅趕著匆促瀏覽奧斯威辛博物館展品時，就已消失殆盡。今天的博物館管理員為了追求效率，不得不在他們的機構中衝出愈來愈大的人流數字業績。可以想見這景況又喚起過去那令人不安的回響。
奧斯威辛集中營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公認的標誌，以一種其他任何紀念場所都無法比擬的方式銘刻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在一個受害者的世界，這裡是無可爭議的首都。這也帶來了問題，因為很不幸，它樹大招風。
總有不少人在見識到諸如奧斯威辛集中營這類地方所反映的道德力量後，想藉機分一杯羹。戰後第一批試圖聲索奧斯威辛所有權的，是波蘭共產黨。當第一塊紀念牌匾在比克瑙二號營豎起時，上面沒有提到猶太人：牌匾泛指「四百萬人民」，說他們「在此受到折磨，死於納粹謀殺者之手」。那時，博物館導遊在提到營中囚徒時，也只稱之為「受害者」和「人民」，而不會說明他們的種族或宗教源起。在共產主義對於戰爭的敍述中，猶太人的個別命運無足輕重。作為替代，集中營被描述為一個剝削普通波蘭百姓及他們來自其他國家的手足的地方，到此之後，他們體內一切經濟剩餘價值最後都會被榨乾。簡言之，奧斯威辛集中營是資本主義剝削人類的終極象徵。
在一九七○年代，波蘭天主教會也曾試圖將此地占為己用。誠然，曾有數萬名天主教徒死在這座集中營內。其中有位方濟會修士──馬希連．高比（Maximilian Kolbe）神父，因為自願替代一名陌生人接受死刑，甚至追封為聖徒。一九七二年，樞機主教嘉祿．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即後來的天主教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這舉行了一次大型天主教儀式，以紀念高比神父。七年後，沃伊蒂瓦當選教宗，再次來此舉行一場規模更大的儀式。在當年猶太人被判生判死的斜坡上豎立了一座十字架，教宗宣布奧斯威辛集中營是「我們這時代的加爾瓦略山」（Golgotha of our time，譯注：源自拉丁文，或譯「髑髏地」；古羅馬統治以色列時期，耶路撒冷城郊的一座山）。一九八四年，一群加爾默羅（Carmelite，俗稱聖衣會）修女又更進一步，在奧斯威辛一號營圍欄周邊蓋了一座女修道院。許多猶太人對此感到義憤填胸，因為事實已擺明他們非得和天主教爭奪說故事的話語權，還有，究竟誰的宗教符號——不管那是什麼——才能被允許在此展現。在這裡，在猶太人被消滅的地方，他們所砥礪的猶太精神正在被人剝奪。直到一九九○年代中期，天主教會才終於讓步。遺址周圍豎立的大多數十字架都被移除，女修道院則遷到別處。
今天，舉世公認奧斯威辛集中營主要是猶太人受難之地，而這本來就是如此。所以，歷史的真相再次獲得平反。
但這並不意味喋喋不休的爭議就此結束。近年來，人們開始質疑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什麼在眾多二次大戰紀念碑中脫穎而出。為什麼這地方比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更重要？憑什麼猶太人的痛苦就要比韓國慰安婦遭受的折磨更嚴重？
這種爭論遠遠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範圍。那麼，二十世紀初被土耳其士兵屠殺的上百萬亞美尼亞人又該怎麼說呢？一九三○年代大約六百萬烏克蘭人被史達林活活餓死又如何呢？還有，那些死在一九七○年代柬埔寨殺戮戰場上的人呢？或者在一九九○年代盧旺達和南斯拉夫種族淨化中死去的人呢？當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其他受害者，我們怎麼可以繼續認為猶太大屠殺與眾不同？
這許多問題永無休止地在我們的國際社會被挑起，但至今也沒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把不同受害者的創傷扔在天平的秤盤上作比較根本毫無意義：苦難不能當成穀物來衡量。我在以上六個章節中描述的紀念碑，只占世上所有受害者紀念碑的很小一部分。然而無論是大或小，它們當中每一個都值得認同。
但是，不管怎麼說，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是有它的獨特之處。在我為寫這本書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參觀過世界各地的萬人塚、殺人如麻的遺趾和遇難者紀念館，但奧斯威辛集中營總給人一種不同的感受。
首先僅就其規模而言：很難想像還有哪個地方曾有這麼多人如此密集地死於非命。奧斯威辛－比克瑙幅員遼闊，總面積將近九十萬平方公尺。而平均每平方公尺土地上至少曾有一名受害者。
其次，這裡展現出暴行的一種獨特的猙獰性質。它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演變自一場殺紅了眼的軍事狂熱；也不是僅僅出於政治上的權謀算計，例如在卡廷森林射殺波蘭軍官。與其他地點相比，這裡的主要殺戮方式並不是特別嗜血——事實上剛好相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顯著特點並非凶殘，而是冷酷。正是這種毫無人性、機器般冷漠的謀殺，讓人想來如此難以承受。
（摘自：《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第十二章＿波蘭．奧斯威辛｜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在極惡與死亡當前，我們學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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