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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臺灣數位記憶】
銘刻國族神話的棒球小說◎蔡玫姿（成功大學現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在臺灣有過「紅葉旋風」、「金龍發威」棒球記憶的作家，如小野（一九五一―）、李潼（一九五三―二○○二）、劉克襄（一九五七―）、張啟疆（一九六一―）、侯文詠（一九六一―），或多或少揉入棒球元素於作品中。棒球是串連記憶的中介物，侯文詠自道小時候寫作文，「我的志願」有三個：當醫生、作家和棒球小國手。「唯一沒有實現的那個棒球小國手夢想，變成了一種童年時代，或者說生命中，真正私密的美好」。劉克襄則回憶棒球是自小到大盤旋不去的玩伴，「小學時，書包裡一定有手套。中學時，腳踏車的籃子裡也會放置，有時還架了一根球棒。等出了社會，後車箱裡，隨時都有整套的球具，可以組一支九人球隊。」而吳明益的回憶晚至大學時期，棒球意謂著「不規則彈跳的青春」。從比較文學觀點看來，臺灣棒球文學具有的懷舊感，鋪排了童年、父子親情互動、兄弟情誼，跟一部分美國棒球文學如猶太裔作家亨利‧杜諾《本壘的方向》（The Way Home）頗為相似。
不過，臺灣棒球文學的獨特處在於棒球運動銘刻國族神話。上世紀七十年代釣魚台事件、與日本斷交、臺美關係破局一連串外交挫敗，擠壓了臺灣國際位置。處在強烈的主體危機裡，棒球場上打敗日本隊與美國小孩恰成為國族想像基礎點，誇示了臺灣棒球少年的堅韌之心與強勁的球技，臺灣的棒球文學為幾項重要賽事留下記錄。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東紅葉少棒隊以七比零、五比二兩度擊敗來訪的日本和歌山少棒隊，開啟民國六十年代臺灣「少棒王國」契機。此事被一九七七年楊槐（廖咸浩）〈入侵者〉當成小說背景，日本棒球少年在文中以掠奪者形象出現，隱約指出棒球傳入臺灣的歷史裡，難解的被殖民者對殖民母國日本人的抗拒、恐嚇、戀慕等複雜情緒。
臺東紅葉棒球隊由於締造一連串曲折事蹟，包括在艱困環境下練球、冒名頂替上場的少年英雄、強忍喪子痛的教練、過度操練受傷的球員，李潼的少年文學〈龍門峽的紅葉〉以此為素材探討球賽競技下殘酷的人性衝突。一片片紅葉串起部落消逝、棒球少年英雄背後粗糙的真相。當年胡武漢等多名紅葉球員超齡、冒名頂替，紅葉國小校長胡學禮、教練邱慶成、管理曾鎮東，在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臺東地方法院依偽造公文罪判刑成立。這段紅葉少棒冒名案件爆發時，為避免打散棒球人氣，當年媒體、政府主管單位及司法單位低調處理，並沒有大炒特炒。記錄片導演蕭菊貞導演〈紅葉傳奇〉重新還原此事。「魔手」胡武漢的本名為江萬行，病逝於民國八十年，正牌的胡武漢，當時也為紅葉國小棒球隊一員。一九九九年張啟疆〈胡武漢與我〉直指棒球國族神話的憾恨，「所有記得胡武漢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太空人阿姆斯壯跨出人類的一小步（我一直覺得，月亮不過是太陽、地球間尚未進壘的指叉球，凹凸的月表鐫刻著投手的指紋、血痕和球線），胡武漢也在隆起的投手丘邁開臺灣棒球顛躓的一大步。這一步之遙，卻邁過了他自己的少年和青年，直通抑鬱、貧困、肝功能衰竭，不滿四十歲的『晚年』。」張啟疆揣摩了胡武漢（被冒名者）與江萬行（上場者）心境，「我夢回以木為棒、石為裘的紅葉谷，尾隨當年吆喝飛揚的隊友，上山下溪，劈竹撿柴，赤足跑過泥濘碎石的球場，對著輪胎苦練揮棒。胡武漢就在我前面，微駝的背影散發出早熟稻穗近乎腐朽的秋泥氣息；他也在我身後，與泥黑的我疊成夕陽下化不開的場影。」該文指出運動場上的弱者，是埋藏在國族神話色彩下不得現身的藏鏡人。令人思考在急速強調藉由運動出頭天，國族身分認同的危懼感下，失去的卻是更重要的運動精神、難以尋覓的原鄉。
另一件棒球文學與現實臺灣擦撞的事例是，首度進入大型文學獎的棒球小說──一九七七年小野〈封殺〉，該文在職棒賭博案件（一九九六年左右）尚未被揭露時，〈封殺〉就以一場青少年遊戲牽涉的賭博賭注，勾勒其中少年投手承載的生命習題──是虛偽打假球以脫離貧窮生活，還是迎向充滿尊嚴的棒球遊戲。該文諭示了棒球賭博案是臺灣職棒的毒瘤。〈封殺〉雖頗能掌握棒球賽事節奏，然讓人遺憾的是獲獎後，棒球專業讀者質疑，按棒球規則，文中出現的景況當為「觸殺」而非「封殺」。雖小野回應以「封殺」一語更具文學想像空間，他考量文學暗喻的成分超乎對棒球規則精準度的重視。這也顯示專業作家群引棒球元素進入文學時，面臨「專業」知識上的陷阱。「棒球文學」這一新興品種的文類，難免在棒球專業與文學意象模糊地帶之間拉扯。
張啟疆〈消失的球〉、〈兄弟有約〉
一九九○年因職棒聯盟成立稱為「職棒元年」。堪稱最愛書寫棒球的作家張啓疆，先在一九九一年以棒球元素融入眷村文學的〈消失的球〉獲《中國時報》徵文首獎，是繼小野〈封殺〉（一九七七）獲《聯合報》文學獎後，在兩大報以棒球小說進駐文學獎項的重要作品。後又以〈兄弟有約〉在職棒四年（一九九三）獲兄弟象棒球隊舉辦的第一屆短篇棒球小說獎。
〈消失的球〉以棒球為臺灣的本土象徵，同時也點出球類運動的族群差異。全文從外省二代「我」面對職場上強手，一名喚作「陳國雄」的草地郎開啟序幕。陳國雄以優異的交際長才、溝通技巧、出勤狀況、「不合群」的辦事效率，讓半官方機構的外省辦事員惶恐。敘事者「我」記起一段遙遠的眷村回憶，我曾與狐群狗黨組成棒球隊，而陳國雄竟是當年與我對戰的小個子投手。中年職場上我自剖對陳國雄懷著特殊情結，也許換成政治術語就是省籍情結，「……（那是）更抽象、悠遠、渺茫的某種東西。尤其，當我窺知他的家庭背景──他父親是土財主，擁有一塊相當於十個眷村（面積）的土地。那塊地全部蓋成高樓大廈。那塊地，就在我那消失的老家後面，曾經是我小時候奔馳流汗幹架痛哭的草地棒球場」。童年的我曾遭父親責罵，父親所言代表眷村的內視角 :「打棒球？孩子，打棒球是臺灣小孩的玩意兒，又髒又野，幹麻去瞎攪和，除非當上國手。你一小就死了娘，爺爺去年又過了世，哪天可能老爸爸我也走了，看你怎麼辦？不如趁早發憤讀書，將來謀個一官半職，可能還有機會蒙蔣總統召見……」點出棒球活動在臺灣是一項有著族群差異經驗的運動。當外省我、本省少年小個子決定以棒球賽事作一爭鬥，球賽在張啟疆處理下，成為一段不斷回溯的過去，小個子陳國雄擊出全壘打後，球竟落入河中消失了，越過球，外省、本省少年在球賽懸而未決的紊亂中打群架。敘事者我與小個子陳國雄對打，陳國雄吼出：「不要在我的土地上打我」。有如一記咒語，將這外省少年打回原狀。此時，消失的球從河流中幻化，宛若蓮花，成為能消弭爭奪的象徵。當年本土文學評論大老葉石濤，認為此文：「有深度的談到省籍對立，過去和現在情景的交錯出現，似是割裂不開的連續畫面。」
張啟疆另文〈兄弟有約〉則屬推理小說。〈兄弟有約〉描述一綁架案，綁匪是棒球球迷，全文迂迴反應當時臺灣棒球球迷的迫切心願──蓋巨蛋體育場以容納室內棒球賽進行。文中警察不斷揣測偏執狂的球迷綁匪埋下的暗號──所謂「第三類接觸」中的Ｅ指的是什麼？是時報鷹（Eagle）隊？還是兄弟象（Elephant）？綁匪將交換贖金的現場擺在汗水淋漓，充滿瘋狂球迷的球場，因而引得主角及警備人員全揣測綁匪的球隊傾向是狂熱的時報鷹球迷，所以暗號為Ｅ？但最後卻是意外──原來是隻訓練有素的鷹（Eagle）──它騰空降落從看臺叼走了贖金。綁匪宣稱「你知道我花費多少功夫訓練這隻鷹？你一定不知道，今年的職棒比賽大部分在晚上，我等了多久才等到這場白天的補賽，我的『鷹雄』才有用武之地？我早就暗示你們：想阻止我，除非蓋巨蛋。還有，我說『第三類接觸』就意味著『天外飛來』。」正因為缺乏室內棒球場，這隻天外飛鷹才能犯罪成功，此文調侃一九九一年臺灣體育界官方對興建室內棒球場的躊躇不決。而將贖金交換現場設在棒球場，也顯得有一絲嘲諷性。旁觀球迷的熱忱讓曾是棒球愛好者的主角，憶起自己在利益薰心前，曾將純真獻給棒球運動。如今他的英雄救美行動，不是為了愛情萬歲，而是為了援救議員千金關乎自己成名立業的世俗願望。
棒球的魔力到底是什麼？吸引作家觀賞賽事更執意書寫，或許正如林宜澐所言棒球賽事充滿意外，啟動的是「瞬間」的浪漫風格，「瞬間脫離投手指尖的速球、瞬間揮舞的球棒、瞬間躍出攔球的身影、瞬間被刺殺的盜壘者、瞬間結束比賽的三振……」而「在這些『瞬間』尚未來臨前，有更多的時間，大家都只能安靜地等待、觀察、思索、祈禱。這種在動與靜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得這項運動帶有強烈的浪漫風格」。
【旁聽國文課】
臺語天后江蕙「當時欲嫁」專輯，我直覺以為是「曾經有某段時間想嫁、也真的要嫁了」（最後卻沒有嫁成）；不料卻是「何時欲嫁」，意思完全相反……
只是顛倒眾生◎陳雋弘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作家愈來愈喜歡顛倒詞語？不說「競爭」，卻要說「超爭競的資本主義」；不說「便利」，卻會說「在生活上給了我們更多的利便」。也許他們是要造成一種風雅？表示自己畢竟是懂得運用文字的人。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便認為，文學來自一種「陌生化」，作家們刻意地扭曲日常語言，使讀者在千篇一律的陳述中，領略到一些小小的驚喜。杜甫便曾經這樣「扭曲」過他的文句：「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我們一時難以會意，必須經過一番理解，才能發現這個句子原來該被寫成：「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這個例子也許能為這些喜歡顛倒詞語的作家脫困？然而兩者仍有很大的不同，差別在於杜甫寫的是詩句，他的扭曲帶來了美學的效果；而在散文的表達中，「爭競」、「利便」讀來畢竟令人彆扭。一如在歌劇中，吟唱詠歎調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鄉土劇裡，便是不倫不類了。
對於中文來說，麻煩的事還不只於此。某些時候，詞語容易與隔鄰的單字結合，或糾纏、或蔓衍，或眉來眼去、濃情蜜意，終至水乳交融、忘了我是誰。此時原本的配偶宣布獨立，反與旁人出雙入對，更易招致誤解。某次的晚間新聞，出現這樣的標題：「都更有賺頭」、「都更有利」，我來回尋索，到底是「哪兩者」都更有賺頭、都更有利呢？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都更」是「都市更新」的縮寫，是「都市更新有賺頭」、「都市更新有利」的意思。或者也有這樣的句子：「不肯親駐所派教區的缺席主教」，「所」字應與「派」字連看，可是在平常習慣中「駐所」更易結合為一語，因此閱讀時將不斷產生「到底是不肯『親』駐所的誰呢」這樣的懷疑。還有這個例子：「日本男人性與婚姻可以分開」，「性與婚姻」應該合看，然而「男人性」一詞始終勾肩搭背、沆瀣一氣，此時其實只要在「男人」與「性」之間加個「的」字，成為「日本男人的性與婚姻可以分開」，便可以避免誤會了。
如果一個作家書寫時喜歡文白夾雜，那麼情況則會更加混亂。比如在一篇以白話為主的上下文中遇到這樣的句子：「見刊時代之以省略號」，我必須承認，第一次讀到這個句子時，我反覆地組合、檢查，不斷把「時代」兩字併讀，那麼「見刊」是某種週刊的名稱嗎？好像又不是。後來總算搞懂了，原來是某段文字「見刊的時候」，被「代之以省略號」了……。凡此種種，不是迂迴困頓，就是徒增困擾，當我們讀著這些詞語，絕對無法一次就順利地搞懂句意，總要來來回回尋思一番，才能辨認出它們的本來面貌。
還有這樣的作者，因為下筆太過「流暢」，竟然造成了「口吃」的現象。我便曾經讀過這樣的句子：「共謀出他作品光輝的一點點點綴」，一連出現三個「點點點」，也真是讓人臉上三條線了，而且「共謀」與「光輝」的形容也非常怪異。與此相同的還有「他閱讀時時時留意著這樣的例子」，把「時時」改換成「常常」就可以避免三次重複，如果有人覺得「閱讀時」與「常常」仍會連讀成「時常」的話，則還可以把「常常」改換成「經常」，成為「他閱讀時經常留意這樣的例子」，不是比較通順嗎？另外還有「甚至至今仍然沒有改變」，雖然「甚至」與「至今」都是常見的詞語，然而緊接著前後出現仍不免讓人覺得舌頭打結。這些都是作者不思檢查的後果，因為下筆過於輕易，句子也就草率了。
最受不了的是臺語文的問題。我無意涉入緊張的政治辯論，只想談談輕鬆的娛樂話題。臺語天后江蕙的其中一張專輯取名為「當時欲嫁」，我直覺地便將「當時」理解為「曾經」、「那個時候」，意思是「曾經有某段時間想嫁、也真的要嫁了」（最後卻沒有嫁成）；不料「當時」兩字卻是臺語「何時」的直接音譯，所以正確理解應為「何時欲嫁」，意思完全相反，不只是不曾想嫁、要嫁，而且是一直不嫁、到底是何時要嫁？在這個問題上，我仍然以為專輯名稱應該定名為「何時欲嫁」較好，因為中文「表義」更甚於「表音」，當完全取音而捨義的時候，就會發生「打架」的現象。比如這個更好的例子：去年金曲獎頒獎典禮，官靈芝小姐唱了一首客語歌〈頭擺的妳〉，即使本身作為一個客家人，我仍然誤解歌名了，認為這是某個女孩輕輕擺頭，那溫柔的姿態讓人流連、讓人輾轉之意；不料「頭擺」是客語「從前」的直接音譯，歌名其實就是「從前的妳」，我們不可能只取「頭擺」的音而拒絕「頭擺」的義，無論是臺語或客語，都是如此。
最後應該來讀一讀這樣的句子：「除了對奴隸制的猛烈攻擊和以使許多讀者改變良心而蜚聲，小說還試圖同樣以改變良心為途徑，推出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別懷疑這是誤植或者缺漏的印刷錯誤，它原原本本實實在在就是這個意思，然而這位作者到底想說的是什麼呢？也許我們不應冤枉了作者，因為這是一段翻譯文字。我想說的是，翻譯的問題首先是中文的問題，而大多數的譯者忽略了這一點。看看這些句子吧：「儘管將他和孔德相提並論也許會使他氣急敗壞起來」、「在人類的所有發明中，取火方法的發現也許是最值得紀念和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個」、「天主教崇拜裡面的那些外在繁儀縟節」……，「氣急敗壞起來」、「深遠意義的一個」、「裡面的那些」，這是什麼怪異而彆扭的表達呢？然而譯者並不曾發覺，就像我高中時一直認為賴世雄老師是外國人一樣，套句偶像劇的用語——他們已經回不去了。他們可能比寓言〈邯鄲學步〉裡的燕人好一些，但即使沒有爬著回來，走路的姿勢也變成了Ｏ型腿。
閱讀充滿了坑洞，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傳媒、作者、甚至是更嚴肅的作家開始講起這麼奇怪的話、寫這麼奇怪的文字竟然到了渾然不覺（或者標新立異）的地步？亞理斯多德認為「散文」必須講求「風格」，這是正確的；然而不斷在鄉土劇裡大唱詠歎調（或者捏爆橘子），以求「陌生」的表現，除了引來驚嚇、發噱、嫌惡之外，還有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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