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就在毛澤東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週前，德勒生於麥爾瑪村。在阿壩的所有村莊中，麥爾瑪與美顙王國的關係最緊密——Meruma這個名稱大致上是譯成「美顙部落之地」。麥爾瑪的男性勞工大多受雇於王室，他們或在宮殿裡服務，或在軍隊裡服役，或是負責放牧國王的犛牛與綿羊。德勒的父親拉藏．旺青（ratsang wangchen）是一位傑出的將軍。一九三五年，他率領勇猛的軍隊，在查理寺附近的隘口阻擋紅軍。那是少數幾次藏人戰勝中國人的戰事之一，那次勝仗使德勒的父親成為戰爭英雄，但藏人最終還是被紅軍的增援部隊打敗了。這位將軍年過半百時，突然心臟病發過世，當時德勒仍在襁褓中。家人以犛牛把他的遺體載運到查理寺後方的山上，亦即之前他英勇奮戰的地方，並在那裡進行傳統的天葬——天葬師將遺體骨肉剝離以餵食禿鷹。（在外人眼裡，這種習俗可能很野蠻，卻是最符合生態環境的葬禮習俗之一：讓屍體回歸自然，不用挖土、污染水源或砍樹火化。）
德勒的父親過世後，悲痛欲絕的母親收集父親的遺骨，帶到拉薩祈福。她像許多虔誠的朝聖者那樣，徒步前往，一路上不時停下來拜倒在地。由於這段旅程長達兩年多，那段期間德勒有如孤兒。他與外祖父母同住，與外婆睡一張床，晚上依偎在一起，吮吸外婆乾扁的乳房。
德勒是個不太討喜的小男孩，身材矮小，除了耳朵與鼻子突出以外，其他方面都很小。到了中年，突出的鼻子在臉上有如園藝用的鏟子。小時候他的鼻子老是掛著鼻涕，臉頰因為常用羊皮袍子的袖子擦鼻涕而髒兮兮的。
然而，由於家族與國王的關係，德勒從小就有一種優越感。他有一個舅舅也曾是將軍，另一個表親當過大臣。父親過世後，叔叔帶德勒去拜見美顙國王。他們被引進宮殿時，發現國王不在正式的接待室或辦公室，而是在廚房，周圍都是顧問。他穿著黑色的朱巴，白色的襯衫，腦後梳著一根長辮。德勒記得最清楚的是，國王的膚色出奇地蒼白，與那些在戶外工作的藏人迥異。國王慈愛地把手放在德勒的頭上，送他一塊用糖蜜做成的馬蹄形糖果。
麥爾瑪村是在阿壩以東約二十四公里的地方，就在從成都延伸過來的主要道路「三○二省道」的旁邊。村民分成牧民與農民。農民住在主要道路邊，那裡地勢夠平坦，且海拔也夠低（約三六○○米），可以栽種大麥（最適合高海拔的穀物）。牧民（drokpa）常被稱為游牧民，但他們在漫長的冬天（九月至六月）有固定的家。之後他們會前往夏季的牧場，在山上搭起黑色的毛氈帳篷，每隔幾週就換一個地點，以便為牛羊提供新鮮的牧草。這兩個社群（農民與牧民）其實是相互扶持的。牧民家庭為農民提供酥油、乳酪、肉類，農民則為牧民提供穀物。
德勒一家住在一個叫塞爾達（Serda，意思是「金山」）的鄰里。那裡的地勢從行政中心逐漸往上升。房子是用夯土建造而成，周圍是院牆——猶如縮小版的宮殿。
一九五八年那一整年間，德勒注意到就業年齡的男性開始消失，後來連女人也開始消失。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得知很多人（包括他哥哥與一個叔叔）都被逮捕了，但他從來不知道罪名是什麼。其他人紛紛逃離，最後社區裡只剩老人與小孩。
德勒直到後來才明白，中國共產黨即將啟動多次野心勃勃、考慮不周的改革來轉變西藏社會。官員先發制人，提早逮捕他們認為可能會反抗的人。這個過程始於一九五○年代中期四川省的其他地區，但進展並不順利。強制的集中管理導致康人（Khampa）反抗，他們的反抗特別激烈，所以「康人」幾乎等於戰士的同義詞。共產黨決定不在阿壩重蹈覆轍，所以對自願上繳武器的家庭實行特赦。當上繳的武器太少時，他們便要求美顙國王執行政策。
在國王下達的所有命令中，這項政策是大家最難以接受的。藏人與槍枝之間有矛盾的關係。基於宗教因素，他們並不認同擁械，不過多數家庭至少都有一枝槍——也許是古董、步槍或十九世紀的燧發槍，但仍是可以致命的武器。經過幾十年的內戰，以及與軍閥的爭鬥，這片高原上充斥著各種年代的槍枝，有如蠻荒的西部。這裡有強盜，甚至整個部落都以搶劫旅行商隊為業。即使你在路上沒遇到強盜，也可能會遇到狼或熊。有時藏人也會靠狩獵來補充膳食，他們偶爾會追逐土撥鼠之類的小獵物。
連國王的軍事顧問也在抱怨交出武器的法令，梅剛．津巴（Meigang Jinpa）是其一。津巴為人坦率，頗受敬重，他是德勒的姑丈。他穿過小巷，前往格爾登寺去探望當僧侶的兄弟時，拐角處突然飛出子彈，擊中了他。他踉踉蹌蹌地走向寺院，努力以朱巴的腰帶壓住內臟，後來癱倒在一位親戚的身上。雖然津巴從未見過暗殺他的凶手，但他懷疑是共產黨盯上他，以阻止他號召勢力反抗。
「他們居心叵測。如果我們不做好準備，他們會摧毀我們的一切。」他在臨終前告訴那位親戚。
執政的共產黨正慢慢讓百姓感受到它的存在。在阿壩與若爾蓋，兵營隨處可見——當初國王還想討好中國政府時，曾主動供應食物給那些兵營。現在，阿壩充斥著漢人——工程師、測量師、教師、官僚。德勒興致勃勃地看著中國的工程師，在草原上開闢連接阿壩與成都的公路網。有些路正好穿過他的村莊，麥爾瑪不再是以前那樣偏僻的地方了。一些藏人說，那將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方便，但另一些人提出警告，說修建公路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讓軍隊長驅直入。
一九五八年深秋的一個寒冷下午，德勒正在外祖父母家的院子裡玩耍。他突然聽到狗開始狂吠，預示著不速之客的到來。他往大門看，看見一群人（裡面有藏人與漢人）騎馬上山來。他們騎著駿馬，穿著華服（新的羊皮斗篷與織錦大衣），打扮優雅，德勒懷疑他們那身裝扮肯定是從有錢的藏人那裡沒收的。他們都帶著槍，可見他們獲得了官方的許可，因為一般的藏人家庭已經放棄武器了。
那些男人把馬匹拴在屋外的釘子時，德勒鑽進外婆用來裝衣服的籃子裡。這時他九歲，身形依然很瘦小，可藏在那個狹小的空間裡，完全沒人看見。
德勒聞到煙味，他知道附近有人放火。他聽到外婆從屋裡出來，把狗拴起來。外婆雖然年事已高，駝著背，但手腳依然俐落。幾週前，政府派來的人射殺了鄰居的狗，她不希望自己的狗也命喪槍下。狗繼續吠叫，馬背上的人在喧囂聲中喊叫。
一名男子以藏語對著他的外祖父母喊道：「把金子交出來，銀子交出來，我們知道你把金銀藏在地板下。」這些話顯然是為那些掌權的漢人翻譯的。
德勒聽到一遍又一遍的重擊聲——砰、砰、砰——還有外祖父母的尖叫聲，他們被打了。當下他的本能反應是衝出去保護他們，但他太小、太害怕了。他不敢哭出聲，深怕被發現。他以手掌摀著嘴以保持安靜，但淚流不止。
當他終於聽到馬匹下山的聲音時，他從籃子裡跳出來，衝進屋子裡，投入外婆的懷抱。看到外婆，他實在太高興了，所以一開始沒注意到她的頭在流血。外婆綁著藏人的辮子頭，梳得很細很緊，兩邊各有三條髮辮，並用琥珀色的假髮固定。那些人把她的辮子拽了下來，導致她的頭皮發紅流血。
「外婆，妳的頭髮！妳的頭髮在哪裡？」他哭了。
「先別管我的頭髮了，快幫我把你外公放下來！」
德勒抬起頭來，看到了外公。他們把外公的雙手綁在背後，然後把繩子綁在橫梁上，做成一個臨時的滑輪。他被繩子纏住，吊在天花板上。外婆無法把他拉下來，但德勒很敏捷。他跑去拿了一把凳子與一把刀，爬到橫梁上割斷繩子。他和外婆合力把外公放下來，外公癱倒在地板上，幾乎失去了知覺，脆弱的皮膚被繩子勒到流血。外婆把他的頭放在大腿上，用勺子餵他糌粑粥，德勒幫他揉著腳。
房子裡充滿了煙，那些人扔進火堆裡的東西還在悶燒。德勒的外祖父母識字，收藏了大量用金銀手寫的佛教手稿、藝術品與經書。火堆中也燒著包在絲袋裡、獲得喇嘛加持的珍貴藥丸、藥草與礦物，以及原本固定在外婆頭上的假髮。
這是中國所謂「民主改革」的開始——重新分配貴族與寺院的土地以造福窮人。社會主義理論要求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先組成「互助組」以學習合作。這些小組最終會形成「合作社」，接著是形成更大的「公社」。但是黨內的強硬派很急躁，毛澤東本人也感到不耐煩。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演講中，他抱怨道：「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
共產黨認為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是社會的兩大罪惡。他們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摧毀封建主義，又不至於讓自己淪為帝國主義。他們無法直接強迫藏人「改革」。為了符合他們宣言的崇高理念，他們需要藏人心甘情願地主動改革。為了說服藏人，他們派遣年輕的新同志（有些還在讀高中）來傳播訊息。這些年輕的中國幹部到處譴責貴族與寺院的腐敗（寺院亦持有大量的土地），德勒現在還記得他們的宣傳辭令。
「你們將是自己的主人。」中國幹部向貧窮的藏人承諾，「我們會推翻地主。」
「你們再也不會遭到剝削了。」
「宗教是迷信，你們拜的是魔鬼。」
大規模反抗從未發生，但這種宣傳辭令確實吸引了那些想靠財富重分配來改善個人命運的藏人。加入共產黨的藏人稱為「積極分子」，藏語稱為hurtsonchen——最低階的執法者，告密及毆打反共鄰居的同流合污者。身為hurtsonchen的好處是，他們可以從富裕的藏人那裡掠奪衣物、鞋子與居家用品。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會流向共產黨掌控的公社，那些公社比最糟的地主還要貪婪。
那一代的藏人把那個時期稱為ngabgay（亦即58，意指1958年）。就像911一樣，那是一場浩劫的簡稱，由於浩劫大到難以言喻，只能以數字表達。不過，也有一些比喻性的說法，例如有些人稱之為dhulok，那個字大致上可譯為「歲月崩塌」或更聳動的「天地變色」。
西藏東部的「民主改革」，與毛澤東推動的錯誤經濟實驗「大躍進」大約同時發生。就像許多災難一樣，這是野心失控的結果。毛澤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不僅希望創造新的社會，也想創造進化的新人類。他認為，人類可以超越一己私欲去追求公益，透過集體合作來提高生活水準與國家產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把七億人口集中到合作農場。
即使看在德勒這種幼童的眼裡，毛澤東的改革顯然也注定失敗。負責改革藏人的中國幹部沒有放牧經驗，更沒有在高海拔地區耕作的經驗。中國軍隊大多來自地勢較低的地區，他們不知道大麥是高原上唯一能生長的穀物，海拔更高的地方，根本無法種植任何作物，比較適合放牧。但是，他們在毛澤東的洗腦下，不相信那些靠土地為生的藏人代代相傳的生存之道，堅持認為藏人很落後。「因為漢人是革命的主力……任何反對向漢人學習、不願接納漢人幫助的想法，都是完全錯誤的。」當時一位政令宣傳者這麼說。牧民被迫把牲畜交給合作社，但合作社並不知道如何畜養那些牛羊，他們以牛隻來耕種田地，但那些田地始終長不出作物。
結果導致多年的歉收及動物的死亡。在作物歉收的草地上，植被變得光禿禿的，風一吹，就揚起滿天的塵土。共產黨的幹部不懂藏人的生存同時需要牧民與農民。為了獲得足夠的營養，牧民需要拿動物產品去換取穀物，這需要有市場。而今，市場關閉了，禁止買賣糧食。國內旅行禁令也導致大家無法與其他村莊交易貨物。德勒的母親從拉薩回來後，有時會趁著深夜騎馬去造訪另一個村莊的表親，拿酥油去換大麥，以防家人挨餓。她一年只敢去幾次。
藏人與漢人不同，藏人鮮少經歷飢荒——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的「長征」時期，紅軍大舉破壞了他們的糧食供應。過去，藏人很窮，由於高原缺乏新鮮蔬果，他們常營養不良，但很少挨餓。
當時，很少藏人吃素。在無法種植許多蔬菜的地方，吃肉是必要的。他們宰殺犛牛時會不捨地誦念禱文，為殺生致歉，因為那個有知覺的生命可能是他們認識的人轉世而來。一頭犛牛可供一家人吃上好幾個月。
犛牛是鄉村賴以維生的重要物資。犛牛常與母牛雜交，生下犏牛。犏牛的泌乳量驚人，每天可產七公升的牛奶。犛牛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吃，不止提供精選的肉塊而已。藏人把牛奶製成酥油，再把酥油加入鹹茶中，製成酥油茶；或是加以精鍊，用來點酥油燈，以啟迪心靈。他們也會以牛奶製作乳酪塊，那對四處遷徙的人來說是一種方便的蛋白質來源，游牧民常把那種乳酪連同乾肉一起塞進長袍的口袋。牛腸可用來製作香腸，裡面塞牛血或器官絞肉。牛肚可做成袋子，用來儲存其他食物。牛皮可製成鞋子與地毯，甚至可製成渡河的小船。牛骨可製成梳子、鈕釦、裝飾品。犛牛那又長又粗的牛毛可編織成毯子與帳篷。犛牛糞收集起來，可作成磚塊或圓餅狀，用於建築或做為燃料。沒有犛牛，藏人就失去了食物供給、衣物、住所、照明。
德勒家的動物——三百頭綿羊與兩百頭牛（包括犛牛）——都被轉移到公社了。在公社裡，中國的穆斯林以工業效率來屠宰犛牛，皮與肉立即被拿走。當時德勒不知道那些東西的去處，後來才知道，由於漢人不喜歡羊肉，羊肉大多出口到蘇聯。如果屠夫比較善良，他們會讓德勒與其他孩子拿著瓷杯站在旁邊，收集那些從動物割破的喉嚨流出的鮮血。儘管那些動物曾是他們擁有的資產，如今歸屬公社後，他們頂多只能拿回宰割後的鮮血。他們也拿不到工資，只有獲得工作積分，並到公社廚房以工分換取食物。
百姓禁止在家烹飪，私人住宅中的廚具與餐具全遭到沒收，以防違法行為。用餐時間一到，德勒會下山，走到麥爾瑪的行政中心。官方從一個富裕家庭沒收了一棟房子，並在裡面設立了公社廚房。德勒拿著配給用的瓷杯去領餐，一名廚師舀出一碗介於湯與粥之間的稀粥，只裝了那個杯子的一半。德勒迅速吞下食物後，就餓著肚子與其他孩子迅速離開，去尋覓更多的食物。孩子們是去山裡覓食，尋找可食用的植物，例如rambu（一種有紅色種子的高山開花植物）與droma（蕨麻，味道有點像番薯）。他們也從馬糞中挑撿未消化的種子。
德勒是個機靈的孩子，所以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經常挨餓。他的專長是找骨頭，把骨頭打碎後，裡面的骨髓可拿來煮湯，補充營養。他不挑骨頭——羊骨、犛牛骨、狗骨，甚至人骨，他都接受。雖然他不記得以前有刻意吃人的事件，但他說，沒有人會去注意扔進湯鍋裡的東西。藏人在山上發現可吃的東西後，會等鄰居入睡再偷偷烹煮，以免有人通報屋子冒煙。
老人獲得的配給極其有限，所以最早喪生。德勒的外公遭到不速之客的殘忍虐待後，健康一直沒有起色，約莫一年後就過世了。他們在送別德勒父親的同一座山上，為外公舉行天葬。然而，這次，他們無法請僧侶來誦經，只能自己偷偷地做。儀式完成後，他們在地上挖了個洞，偷偷地點了一盞酥油燈。間諜無處不在，共產黨鼓勵親共的藏人舉報有宗教傾向的鄰居，即使是在家裡默默誦念禱文的人也無法倖免。
違規者往往會受到以下指責：「你想讓鬼魂復活，跟鬼魂說話。那些都是迷信。」
在「批鬥大會」上，他們遭到嚴厲的懲罰。批鬥大會的地點，是在德勒家附近搭起的帳篷內。中國幹部先以他們從寺院沒收的鈸、喇叭與鼓，號召百姓到場。由於幹部不知道怎麼使用那些樂器，德勒只記得那些樂器發出可怕的刺耳噪音。他第一次參加批鬥大會時，大約九歲。遭到批鬥的是一個有錢的年輕人，名叫拉穹．嘉儀（Rachung Kayee），罪名是藏匿金銀及點酥油燈。他的雙手被綁在身後，有人把他拖上臨時的舞台，甩他巴掌，狠踢他，以沙棘的尖銳樹枝抽打他，打得皮開肉綻。德勒與其他孩子被安排坐在前排，有人要求他們舉起拳頭，大聲表示認同。中國官員坐在椅子上，一邊抽菸，一邊看著批鬥進行。批鬥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日落。後續的那幾週，德勒一直做惡夢。
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是從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但是在青藏高原的東部，宗教更早受到迫害。一九六○年，阿壩那一帶的寺院大多已被拆毀或徵用了。格爾登寺中最大、最堅固的建築，被徵用為行政辦公室。比較小的建築則變成穀倉或倉庫。以土磚砌成的僧侶宿舍遭到摧毀及碾碎，與泥土混在一起。宿舍的地基被犁成農地，用來栽種大麥與小麥。在國王宮殿對面的賽寺，僧侶宿舍雖未遭到摧毀，卻變成貧困家庭的棲身之處，因為中國政府徵用了他們的家園。許多僧侶從七歲就住在寺院裡，如今卻被逐出寺院，送回老家。僧侶遭到驅逐後，仍飽受屈辱。即使他們不再穿僧服，也不准進城。
德勒還記得怎麼分辨誰曾是僧侶，因為他們穿一般便服時，看起來很不自在。他說：「他們穿著厚重的羊皮長袍與褲子時，不知道怎麼走路。那些衣服對他們來說太笨重了。」
目睹僧侶遭到羞辱、雕像遭到擊碎、繪畫遭到焚燬，藏人震驚不已。佛教的儀式是藏人賴以衡量季節、慶祝出生、哀慟死亡的依據。寺院是藏人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學校。無論你是否有虔誠的信仰，藏傳佛教無疑都激發了一種藝術，其輝煌程度媲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共產黨對宗教的攻擊，疏遠了那些原本支持共產黨鏟除封建主義、創造社會平等的藏人。
藏人並非唯一承受苦難的民族。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大躍進期間，據估計有三千六百萬名中國人不幸喪生，那個數字堪比一個殘酷世紀最嚴重的災難。
大躍進對漢人來說雖是慘烈的悲劇，但是藏人的遭遇更慘，他們不僅更早受到虐待，而且受虐的時間更長。大躍進期間，中國人的死亡主要是因為飢荒。雖然很多漢人在批鬥大會上喪生，但他們遭到預防性羈押的程度不若藏人那麼嚴重。根據藏人的說法，在西藏某些地區，有多達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被捕，而被捕的人當中有多達一半的人喪生。有些監獄不過是隨便挖個洞，裡面就塞了幾百人。
「一旦被捕入獄，就不會再回來了。」德勒說。
至於有多少藏人因中國政策而喪命，那當然是看誰統計而定。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沒有按種族來分類超額死亡，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地理數據來推算。例如，一九六○年，四川、甘肅、青海省（這三地都有許多藏人）的死亡率，幾乎是全國平均值（百分之二．五）的兩倍。
共產黨原本希望拉攏班禪喇嘛來支持他們的理念，但一九六二年班禪喇嘛造訪出生地時，對當地的景象大為震驚。他事後表示，以前封建時代，西藏的乞丐還有碗，現在連碗都沒有。他寫了一封「七萬言書」向中共當局表達不滿，卻因此坐牢了九年，又遭到軟禁四年。那份萬言書雖然一開始是以例行的語氣頌揚「偉大正確英明的毛主席」，但隨後便提出警語，說藏族正「陷入氣息奄奄的境地」。他指出，藏族人口「顯著銳減了」，「西藏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飢餓痛苦，那是大家連做夢都無法想像的」。
由於美顙國王最初服從共產黨，麥爾瑪的藏人受到的對待沒那麼嚴峻。美顙國王若是堅持要求臣民交出武器，他也許可以避免那些不太服從的村莊遭到屠殺。一份彙整流亡人士證詞的文件顯示，河流以南一個叫瑪讓（Marang）的村莊，反抗者及其家人都立刻遭到處決。一位流亡者表示：
我父親舉起雙手向中國人投降，但中國人還是對他開槍。他被射殺後，屍體滾了下來。士兵朝我們跑來，對我們開槍。我沒死，但失去了意識。我恢復意識時，發現手臂與腳都中彈了，動彈不得。我三歲的妹妹死了，九歲的弟弟受了重傷，腸子流出體外。
這些證詞都很相似，而且多到不勝枚舉。一位住在阿壩西部山區的七十幾歲西藏僧侶跟我講了一個悲慘的故事，他說村裡的人因配給不足而挨餓，試圖逃到山裡，靠游牧自謀生路。結果，他們遭到解放軍的追殺，被追到一處岩石峭壁，再也無法前進，最後遭到近距離射殺。
那位僧侶說：「他們追殺我們的方式，彷彿在追殺狼群一樣，把我們團團圍住。」當時他年僅十五歲。他和十二歲的弟弟逃了出來，但兩位年輕的朋友命喪槍下。他說，他們那個兩千人的村莊，僅五百人左右在一九五○年代倖存下來。
你若不了解一九五○年代與六○年代初期發生在藏人身上的巨大災難，就不可能明白藏人現在對中國政府的態度。藏人談論「中國入侵」時，老是有中國人反駁，青藏高原東部早在十八世紀初的清朝就是中國領土了。但是，清朝皇帝是滿人，名義上是信奉藏傳佛教的北方人。漢人對藏人來說，幾乎算是外來者。況且，有人說著不同的語言，硬闖進你的城鎮，沒收你的家園、衣物、鞋子與食物，破壞對你來說最神聖的東西，囚禁你家的年輕人，射殺那些抵禦者，不管他是不是同胞，感覺都像是入侵者。藏人談論「中國入侵」時，談的不是國際法的細節或主權的定義，他們只是誠實地講述自己的經歷。
據估計，這個時期有三十萬名藏人死亡，人數比中國政府要求日本一再道歉的南京大屠殺還多。除了一九八○年中國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以外，中國政府從未對此道歉過，反而不斷地宣傳藏人活在共產黨的仁慈統治下是何等的幸運。
麥爾瑪的抵抗並不激烈，約三十人帶著武器逃到山裡，對中國人發動游擊式攻擊。雖然他們寡不敵眾，但他們設法造成一些中國人的傷亡。德勒記得，一九五九年左右，他從中國人開辦的學校放學回家時，看到卡車上載著中國士兵的屍體。他說：「卡車後面載著很多屍體，顯然是剛死的，因為卡車在滴血。」
其他地方的抵抗活動比較有組織，資金也比較充裕。一場名為「四水六崗」（Chushi Gangdruk，康人的傳統稱法）的游擊運動始於一九五○年代末期。游擊隊員從美國中情局獲得一些後勤與訓練的援助——但他們的抵抗頂多只能激怒中國，不足以改變勢力的平衡。
最近發現的中國檔案顯示，這個時期的抗爭比中國政府最初承認的還廣，死傷更為慘重。把整個故事拼湊得最接近原貌的人，是中國出生的學者李江琳，她仔細研究了各省縣的紀錄。在她的著作《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中，她總結，中國空軍在青海省派出近三千架次的飛機轟炸。《四川軍事志》亦提到「超過一萬場大大小小的抗爭」。坦克縱隊向頑抗的藏人棲息地發射迫擊炮，把整個村莊夷為平地。李江琳在她的部落格〈War on Tibet〉中估計，改革實施後的那幾年間，西藏東部至少有三十萬人死亡。她沒有找到阿壩的紀錄，但是在附近的玉樹，藏族人口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三年縮減了百分之四十一．四。
在一九五六年一場最著名的事件中，數千名藏人在鄉城縣桑披寺避難，桑披寺是該區最大的寺院之一，住了三千名僧侶。中國空軍派出一架俄製伊留申轟炸機，把寺院與裡面的藏人炸成廢墟。理塘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寺也同樣遭到摧毀。多數藏人一輩子沒見過飛機，這種從天而降的災難令他們震驚，這讓他們想起八世紀一位喇嘛的著名預言：「當鐵鳥在天空飛翔，鐵馬在大地奔馳時，藏人將像螞蟻一樣流散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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