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西姐親身體驗了中國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恐怖。作為第一代美國移民，她不辭辛勞地致力於教育美國人學習真實歷史和對抗暴政的重要。她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她的故事令人震驚。」

——紐特‧金里奇（Newton Gingrich）。共和黨政治人物、前眾議院議長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納粹大屠殺、史達林的大清洗，並列為二○世紀最嚴重的暴行。西姐從這場恐怖之中倖存了下來，並揭露了今日的覺醒分子如何將毛澤東視為榜樣而非警示。」

——查理‧柯克（Charles Kirk），美國轉折點組織創始人兼主席

「西姐的《毛氏美國》，對於想理解馬克思...

第二章：長在紅旗下



每當我看到共產主義旗幟上的鐮刀時，總會想到我那可憐的手指頭。

十歲那年，我剛上五年級，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被送到農村，與農民同住一個月，幫助完成所謂的「雙搶」，即搶收早稻、搶種晚稻。這可不是簡單的郊遊，而是實實在在的勞動。這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

我最開始用鐮刀割稻稈時，跟很多同學一樣，割傷了手指很多次。記得有一個同學甚至差點把她的小指割斷了。

讓我講講過去。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生活和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生活。這種變化就像是白晝與黑夜的對比，在風平浪靜之後竟迎來澈底的混沌。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我才六歲多快要七歲。對於我這個不滿七歲的孩子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我不太記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日子，只記得那段時間很平淡而寧靜，正像孩子應該擁有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是由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起的一場政治運動，目的是清除中國共產黨內和各級政府中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成分，以防中國社會主義偏離軌道。這是一場顛覆中國的大規模運動，勝過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幹部家庭，父母都是中共幹部，類似於美國的公務員。兩人都是在年輕時懷著進步和理想主義的心態，才加入了共產主義革命，追隨中共描繪的願景——「解放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我和家人住在四川成都。由於父母是幹部，我們被視為特權階級。我們享有與另外四戶人家共用一個廁所的「特權」，許多人家則不得不與整棟樓的居民共用一個公共廁所；我們五口之家享有合住一間半房間的「特權」，而許多其他家庭則被迫幾代人擠在同一個房間裡。大家共用著一個小房間大小的廚房，裡面擺著一個煤爐和一張小桌子。在我十六歲之前，這就是我的家。後來我被送到農村，在鄉下當農民。

我成長過程中最幸運的是，我沒有像很多同胞那樣經歷挨餓。儘管我們家只有最基本的食物，但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是吃得不錯了。小時候，我總是渴望吃甜食。有一天，我在廚房架子上看到一個像是裝著白糖的罐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趁周圍沒人時，我搬來一把椅子爬上去，把罐子拿下來，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大勺放進嘴裡。可以想像，當我發現那其實是鹽而不是糖時，有多麼錯愕！這件小事在我看來象徵著共產主義的本質——充滿了剝奪和欺騙，現在很多年輕的美國人無法理解這種感受。

由於父母工作的關係，他們常常不在家，所以讓我在學校裡寄宿，每週有六天都住在學校裡。做寄宿生的感覺就像住在孤兒院，但我依然覺得自己比很多人幸運。學校裡有一位非常關心我的老師，學生們叫她黃老師。她是我的恩人。她很年輕，是新來的老師，而我們班是她在這所學校教的第一個班。她特別喜歡我，我也非常喜歡她，她像母親一樣照顧我。對於上課內容我記得的不多，但和她在一起的時光我卻記得清清楚楚。

每當週日我父母無法來接我時，黃老師和她的新婚丈夫會帶我去動物園或公園。這些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風暴前的美好記憶，而這場風暴改變了一切，來得如此迅速且猛烈。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剛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個學期，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學校立刻受到了衝擊。我對文化大革命最早、最深刻的記憶之一就是學校食堂裡突然出現的大幅海報和標語（食堂是唯一一個有足夠高的牆面可以張貼標語的室內空間），這些標語批判老師和學校領導。它們被稱為「大字報」，特點是上面有很大的毛筆字和漫畫，從遠處也能看得清楚。這些海報故意做得很大，以便造成威懾和恐嚇效果。這確實非常有效。那時的「大字報」就好比是當時的「社群媒體」。就像今天的社群媒體，任何人都可以發貼文一樣，大家都可以貼「大字報」——當然，革命的打擊目標除外。

我該如何描述我當時看到和感受到的？混亂、瘋狂、恐懼和困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當時太小，無法完全理解這些大字報的內容，但我能看出它們是在批評學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我記得有一張大字報，上面有醒目的插畫，抨擊一位愛打扮、穿高跟鞋的女老師。她被指責和訓斥為「資產階級」，這正是被毛鄙視和公開貶低的。不久後，攻擊變得更加激烈。有一天，我看到一群高年級學生跟著這位老師，叫她難聽的名字。他們最終把她圍住，向她吐痰。沒多久，她全身都被吐滿了痰。

我還記得學校裡另一位老師和她的丈夫，因為無法生育，收養了一個女兒。為此，她被指控壓迫和剝削一個無助的孤兒。高年級學生們抄了她的家——她家只是在教師宿舍裡的一個小小的單間。他們不放過任何東西——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無論是個人財產，還是他們的家。

在那位老師家被抄家後，我記得看到他們收養的女兒在宿舍樓後角的公共廚房裡。那個大約十歲的小女孩蹲在地上，頭埋在雙臂和雙腿之間，抱頭痛哭。她的媽媽被學生帶走進行「批鬥」（公開羞辱）去了。我很困惑，這些學生聲稱要保護這個小女孩免受她父母的壓迫，但事實上卻讓她一個人獨自傷心地哭。在我寄宿學校生活期間，我經常在放學後看到這位老師的女兒，她看起來是一個快樂且被父母寵愛的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我走進教室，看見黑板上寫著：停課三天。這是我老師寫的，她顯然不知道，這三天最終會變成了將近兩年。學校沒有發布任何正式的停課公告，事實上，因為所有學校管理人員都被打倒，學校已經完全癱瘓了。

沒人對此有準備，大家都很震驚。就如我說的，真的是天翻地覆。前一天還在正常上課，轉眼間一切亂了套。我想，我當晚告訴父母學校發生的事情時，他們可能才知道這些情況。我不記得他們的反應了，可能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因為他們倆也都在忙著應對自己工作場所裡發生的亂象。後來透過一些大孩子，我才知道學校將無限期關閉。事實上，直到一九六七年末，毛澤東的中央文革小組才下令學校重新開課，並提出「復課鬧革命」的口號。

學校停課了，父母也無法照看我們，因為他們在工作中也被捲入了文化大革命。這意味著，家長們要學習毛主席或中央文革小組的最新指示，參與自我批評，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指示，在他們自己的單位裡搞文革，揪出那些走資派加以批鬥，並每天組織批鬥會來整治那些被認為與黨不一致的人。作為孩子，我們得以自由地在外面遊蕩。這讓我能親臨現場，在街頭觀看文革上演的情景。我目睹了很多「批鬥會」，這種公眾審判形式旨在殘忍地羞辱和批鬥被打倒的人們。還有滿載「階級敵人」的卡車遊行。「階級敵人」的罪行寫在他們胸前的大牌子上，頭上戴著高高的紙糊尖帽子。牌子上還寫著他們的名字，並劃了紅叉，彷彿象徵著這些人的存在被抹去了。那時我只知道，他們一定是很壞的人，不然為什麼紅衛兵要在大庭廣眾下點名批鬥他們呢？我會在第六章專門探討紅衛兵這個主題。簡單來說，他們是一群被洗腦並受到動員的青年，發誓要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命令，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外面看集會時，一隊卡車經過，車後座滿了戴著大標牌和紙錐帽的男人。我萬萬沒想到，卡車上竟有我朋友的父親。他的牌子上寫著他的名字，被畫掉後改成了「小爬蟲」，這表示他是被批判的走資派的追隨者。我朋友看到她父親受這樣的羞辱後便開始哭泣。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事情同樣可能發生在我父親身上，因為我父親和她父親一樣，都是低級幹部。我祈禱我父親不要做錯什麼，不要被抓去遊街。

我在成都看到的情景，正在全國各地上演。紅衛兵橫掃整條街，幾乎沒有人能逃過紅衛兵的迫害——甚至連四川省第一把手，省委書記李井泉，也未能倖免。我親眼目睹了他被批鬥的一幕。

最終，紅衛兵因為派系爭鬥開始互相武鬥，每個派系都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代表。暴力升級，看起來幾乎像是一場內戰。一天，一顆流彈打在我們窗戶下方，當時我們正在吃晚飯。如果那顆子彈再高一點，它就會進入我們的家，可能會讓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受重傷，甚至喪命。就在那段時間，我們開始在街上隨處看到貼滿了據說是被不同紅衛兵派系殺害的死者照片。我特別記得其中一張海報，上面是被挖去眼睛、開膛破肚的屍體的照片。我對這些慘狀久不能忘，噩夢連連。

有一天，我們聽到遠處傳來很大聲的哀樂，那是中國的送葬曲，十分陰森可怕。我們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朝著那不祥的音樂聲跑去。人群中傳來消息，說這是一次屍體遊行，稱為遊屍。遊屍的目的是通過展示自己陣營的蒙難者，來贏得公眾的同情。就在我快要接近遊行隊伍時，我被恐懼感壓倒，突然停了下來。我意識到，如果繼續前進，我腦海中將永遠無法抹去即將看到的可怕場景。然而，儘管我沒有看到，我的想像力填補了未見的慘狀，這讓我一直被噩夢困擾。那段時間，我的叔叔不幸因癌症在醫院去世。因為紅衛兵在醫院太平間搶屍體用來充數，我母親不得不幫我嬸嬸快速草草地將他的遺體火化。

那些日子天下大亂，不僅是街頭，家裡也不平靜。由於父母經常不在家，我承擔起照顧小我三歲的妹妹的責任。那時，我成了她的「母親」，大部分時間我要照顧我們兩個人，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後，情況才逐漸變好。而我的小弟弟則寄放在保姆家照看。

當學校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底重新開學時，我被歸為四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生，彷彿沒人注意到我們已經缺課將近兩年了。這讓我想起今天美國的孩子們，他們不僅因COVID疫情受影響，更因各州政府在二○二○年頒佈的不良疫情封校政策而遭受教育上的損失，這一點讓我深有感觸。

我回到的學校已不再是文革前我讀的那個學校了。舊的教科書被禁止使用，新的課本還沒有及時到位。唯一提供的教材是一部本毛澤東語錄，人們通常稱之為《小紅書》。所有的學術、學習，都被《小紅書》取代。我們不僅要背誦毛澤東的語錄，還要唱由這些語錄改編的歌曲。

所有學術課程和任何形式的學習都被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完全取代了。我必須承認，我是接受這種思想的學生之一。我們能有什麼選擇呢？我當然不知道還有更好的選擇。不過，有一句毛澤東的語錄讓我產生了疑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援。凡是敵人支援的，我們就要反對。」我不禁想：「如果敵人喜歡吃糖果，那我是不是應該討厭糖果呢？」當然，這些疑問只能都留在我腦海中，從未敢向任何人透露過。

在允許學校重新開放時，毛澤東宣稱複課鬧革命為了讓我們可以在學校繼續文革，但這次是通過課堂上學習他的語錄書。我幾乎記得大部分的語錄，至今還能唱那些歌，甚至能背誦毛澤東的詩詞。我特別喜歡毛澤東詩裡簡單的一句：「不許放屁。」

在課堂上，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學習和背誦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我沒辦法不記住它們。時間一久，這些東西都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腦海，怎麼也甩不掉。甚至父母之間也比賽看誰的孩子能背誦更多語錄和詩詞。有一天，我父親回家後說，他同事的女兒比我小，卻能毫無差錯地背誦所有毛澤東的詩。他對我說：「妳得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學習毛澤東的話語，我們還在課堂上舉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會，這是一種較溫和的批鬥會，學生們會利用從《毛主席語錄》中學到的句子進行互動。這些批評包括指出某個學生言行不符合「正確」。自我批評則是對自己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進行反思。這被稱為「活學活用」。在學期結束時，我不止一次被選為班級的「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作為模範學生展示如何認真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你可能想知道我從同學和老師那裡受過哪些批評。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批評是說我太驕傲、太自信了。這違背了毛澤東教導中的謙虛謹慎原則。自尊在當時被視為一種不好的特性。為了方便起見，我也會用別人對我的批評內容進行自我批評，不然我就得找其他理由來批評自己。久而久之，這種學習變得千篇一律，毫無新意。

後來，我們得到了改進版的數學教科書。這些新教材與《小紅書》並無太大區別。實際上，新教材就是《小紅書》的化身，它的內容滲透到了數學、閱讀等各個學科。這樣的教學毫無疑問只能培養出聽話的、受毛澤東思想薰陶的機器人。

在我十年「求學」期間，我們並沒有學到太多知識。唯一一件毛主席要求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是，每學期花一個月時間參加「向工農兵學習」的項目。我在田裡收割過稻穀，也在絲綢廠和食品罐頭廠裡幹過活。有一次，我們在工廠裡用錘子粉碎煤渣，回收未燃盡的部分再利用。當然，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一小片碎屑飛進了我的眼睛裡，疼痛難忍。我艱難地找到了工廠診所，還得等醫生跟他的朋友聊完天才來看我，我一直在疼痛中顫抖。這就是我錘子的經歷，和鐮刀的經歷同樣殘酷！

我們還進行過軍事訓練，包括射擊和長途徒步行軍。甚至在校園裡挖戰壕，以防禦可能的蘇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的戰壕沿著操場的圍牆延伸。我總是想，如果蘇聯鬼子真的出現在我們的戰壕前面，我們能撤到哪裡去呢？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是「憶苦思甜」。我們會集可食用的野菜，用粗玉米粉做成饅頭，並聽老工人講述他們在「解放前」的苦難生活。吃這些饅頭是為了讓我們「憶苦」，以此確保我們對毛主席給予的「幸福生活」心存感激。儘管這些饅頭味道很差，但來自貧苦家庭的學生卻會因為肚子餓而搶著吃。

直到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允許鄧小平重新回到具有影響力的崗位擔任第一副總理，我們才得以恢復真正的學術課程。但這種情況非常短暫。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一種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陌生的感覺——希望，開始在我們心中萌芽。我們從未想像過有機會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我和朋友們興奮地開始討論起一個我們從未觸及的話題：長大後想做什麼？那時我已經十五歲了。一年後，毛主席認為鄧小平是個「右派」，一個試圖扭轉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人。於是一九七五年鄧小平被免職，他的政策也被否定。那個夏天，我高中畢業了。

隨著鄧小平被整肅，我們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在我高中的最後一年，上大學的希望消散了。相反，我們面臨的是「上山下鄉」運動，被發配到農村的可怕命運。

這場運動是在文革開始兩年後發起的。大約有一千六百萬個城市青年被下放到鄉村去，有些人甚至被派到更偏遠的地區，開荒造田，在未開墾的土地上建農場。對於大多數城市青年而言，這遠不止一個月，很可能是終生流放。

這場浩大的運動持續到一九七八年，即毛澤東去世兩年後。我在農村艱難地度過了整整三年（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我們與農民在田間並肩「學習」的時間，被稱為「再教育」。農村的工作條件非常原始，農活包括把人和動物的糞便與柴草木灰混在一起作肥料，然後用手撒在田裡，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來抵擋汙穢和臭味，手套是奢侈品。一天的勞作結束後，無論我怎麼洗手，手上的臭味總是揮之不去。最後我不得不用厚毛巾當「手套」把手包起來，以擋住惡臭，但吃飯時還是覺得噁心。

農村出生的農民生活在那裡一輩子，他們每天從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間勞作。至少，他們在晚上終於回到家裡時，家裡年長的長輩會準備好飯菜。但對「下鄉」的知識青年（「知青」）而言，一天的辛苦勞作後，做飯是一項額外的負擔。我們經常還得為找不到足夠的樹枝稻草作柴火做飯而發愁。也經常因為沒有足夠的柴火，只能吃半生不熟的飯，也沒什麼調味料，只能灑點鹽做調味。偶爾運氣好，我能在田間抓到一條鱔魚或一隻大青蛙來做晚餐。

每年，我所在的公社都會評選出表現最優秀的「下鄉知青」。有一個朋友曾獲得這項榮譽，我不得不承認我有點嫉妒，覺得自己不是那種能吃苦的人。我們用「吃苦精神」來形容這種個人品質。我在許多方面都很優秀，比如在學校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就很出色，但為什麼在田間的艱苦工作中不能做到最好呢？我默默責備自己太過於「資產階級」，缺乏朋友所擁有的真正的革命精神。

在父親的一再催促下，我終於提交了入黨申請。雖然我知道成為黨員可能有助於我獲得返回城市的機會，但我卻心存顧慮。因為我明白，唯一能證明自己的辦法就是在我最不擅長的「吃苦耐勞」方面加倍努力。

被吸收為中共黨員被視為一種榮譽和特權。只有被認為有培養前途的申請者才會收到黨領導的回覆，並開始漫長的考驗。這個過程包括解釋入黨動機、提供詳細的個人簡歷和行動計畫。遺憾的是，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顯然認為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勞動者，甚至沒有給我任何回應。

我們下鄉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生產隊，分散在各個地方，因此「趕集日」是我們見面和重聚的最好機會。在某次的趕集日，我遇到一些男知青們對我很坦誠地說起了我們這片小小孤立世界之外發生的事情。隨著我們談話愈來愈深入，他們告訴我，他們晚上經常用短波收音機收聽「敵臺」，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和美國之音（ＶＯＡ）。這讓我大為震驚，無法接受，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可是會被判刑甚至處決的罪行。而當時我可是個忠誠的共產主義信徒！

我嚇得不知所措，根本記不住他們告訴我的任何資訊！當我回去安頓好後，我拿出日記本憤怒地寫道：這些男孩正走在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他們怎麼可以不遵從毛主席和黨的指示呢？

通常，寫日記是為了保持記憶清晰，並幫助自己度過艱難時期。但我寫日記並不是這個原因。我父親在黨宣傳部門工作，是搞職業宣傳寫作的作家，他建議我每天寫日記以不斷提高我的寫作水準。他說我回家時會檢查我的寫作，和我一起糾正錯誤。我在一篇日記中，記下了某人說的一句我認為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並認為這是反革命言論。

讀了這篇日記後，父親臉上露出了我從未見過的表情。他神情嚴肅，深深地看著我的眼睛。他非常直截了當地問我：「你為什麼要寫下這些？你打算舉報他嗎？別再這麼做了。」他警告我。像許多父母一樣，父親從未和我們談論過政治。我對他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一無所知。這可能是因為許多孩子被教育要去舉報自己的父母，導致許多父母被關押甚至被處決！父親對我說這些坦率的話令我十分震驚。這是我第一次窺見我父親的政治觀點。我曾以為他是一個忠誠的黨員，但事實上，他實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第二章：長在紅旗下



每當我看到共產主義旗幟上的鐮刀時，總會想到我那可憐的手指頭。

十歲那年，我剛上五年級，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被送到農村，與農民同住一個月，幫助完成所謂的「雙搶」，即搶收早稻、搶種晚稻。這可不是簡單的郊遊，而是實實在在的勞動。這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

我最開始用鐮刀割稻稈時，跟很多同學一樣，割傷了手指很多次。記得有一個同學甚至差點把她的小指割斷了。

讓我講講過去。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生活和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生活。這種變化就像是白晝與黑夜的對...

推薦序

華盛頓的國家有福了，毛澤東的國家有禍了

——序程西《毛氏美國》

　　余杰　作



一九四五年年中，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中國在美國的幫助下即將迎來勝利，但更大的風暴正在孕育之中——共產黨已利用中日戰爭坐大，國共內戰一觸即發。

七月一日，傅斯年等國民參議會成員訪問延安，希望調解國共矛盾。當時，傅斯年身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校長，在學術界地位崇高。五四運動前後，在北大求學的傅斯年與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毛澤東有幾面之緣，算是半個故人，兩人便有了一場徹夜長談，天上地下都說開了。

後來，傅斯年告訴北大同學、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這趟延安之行讓他看透了毛和中共的本質，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他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用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打天下的光棍」），必將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禍害。

傅斯年晚年在台灣指出，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一）中國人恨西方人；（二）窮人恨富人；（三）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六）無名者恨知名者；（七）農村人恨城市人；（八）子女恨父母。「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託詞而已。

傅斯年看得很準確，鬥爭哲學和戰爭思維，貫穿毛一生，無論是奪權時期，還是掌權時期，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毛澤東（及其繼承人）掌權的國家有禍了——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等資料顯示，在共產黨統治中國期間，數千萬中國人遭到奴役和屠殺，更有數千萬中國嬰孩尚未出生就被計劃生育政策所消滅。

一生以反共和反極權為志業的古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殷海光說過，共黨之禍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世界的一個巨大的激變。早在一九五二年，殷海光即指出：「共黨問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今後反共事業的成敗所關係者，不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黨派或一個個人，而是整個自由世界。」他呼籲說：「你要做個人嗎？你要做個人，必須反共。而反共之最實質的理由，就是反極權政治。」

在共產中國，人民沒有投票權，熱愛自由的人便用腳投票——ＲＵＮ出「毛澤東的國家」，投奔「華盛頓的國家」。

什麼是「毛澤東的國家」？如聖經所說，「盜賊來，不過是要偷竊、殺害、毀壞」；如殷海光所說，共產黨在「主義」的美名之下，利用最現代化的統治技術和工具，逼使大家回返到蜂群、蟻群、羊群的生活狀態，以滿足少數狂執分子之原始野蠻的權力欲。

什麼是「華盛頓的國家」？就是遵循保守主義七原則的國家——個人自由、有限政府、法治、實力促進和平、財政責任、自由市場和人性尊嚴。雷根和川普都讚美說：「美國是山上之城，璀璨閃亮的城！」

程西是成千上萬ＲＵＮ出「毛澤東的國家」的「前中國人」之一：一九八○年代中國剛打開國門，她就赴美留學，之後在美國工作、結婚、生子並歸化為美國公民。她通過勤奮工作，躋身中產階級，實現了第一代移民的美國夢。她以為從此便可高枕無憂，享受「華盛頓的國家」的民主、自由和秩序，將「毛澤東的國家」的獨裁、專制、暴虐拋棄在太平洋彼岸——浩瀚的太平洋，難道還不能阻隔極權病毒嗎？

然而，正如位於華府市中心的韓戰紀念碑之碑文所寫，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換言之，自由是需要自由人去捍衛的——一場不期而至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席卷美國和全球，拜登政府不僅沒有去追究中共的罪責，反倒試圖學習中共的封控政策。多年來，一邊做職業女性、一邊相夫教子，過著歲月靜好生活的程西突然發現，「華盛頓的國家」正在被「毛澤東的國家」取而代之，一場靜悄悄的共產革命在美國方興未艾，而大部分美國人完全沒有意識到美國正迎來其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一九四○年代進入美國、一九六○年代在大學發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歐巴馬時代登堂入室、主導白宮，主流文化由漸變轉為劇變，羅素·柯克頌讚的「美國秩序的根基」搖搖欲墜。同時，崛起的中共對毫無「民主防禦機制」的美國社會展開「白蟻戰術」，蠶食鯨吞、橫柴入灶，美國菁英階層淪為中國的代言人。

冷戰勝利之後，美國民眾享受了三十多年的承平歲月，真的相信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美國人天真且傲慢地認為，他們可以將「非典型的共產主義」的中國當做規訓對象，引導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卻沒有想到，由此上演了一出農夫與蛇的悲劇。美國沒有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不戰而勝，反而淪為「中馬」與「西馬」夾擊之下手腳無措的「北美病夫」。

長期以來，作為少數族裔的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超過七成以上都投票給民主黨——因為民主黨的移民政策寬鬆，又傾向福利國家，所以這部分投票屬於利益投票而非價值投票。直到有一天，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才赫然發覺，自己因貪圖小利而成了民主黨「反向種族歧視」政策的無辜犧牲品。

當美國民眾對正在演進中的「覺醒革命」安之若素之際，程西卻從中嗅到了「毛氏文革」的那種「陰溝中的味道」——這是捷克反共知識分子哈維爾、克里瑪等人對共產黨文化精準而形象的概括。

華裔美國人早已習慣了在美國的政治場域中鴉雀無聲、沉默是金。程西卻意識到，不能繼續保持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是沉默中滅亡」，必須叫醒昏睡中的美國民眾。她一步步克服猶豫和恐懼，投身保衛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如果美國成為毛主義的犧牲品，她與家人將無處可逃。這一處境，如同多年前一部描述台灣政治黑幕的電影《黑金》中主人公的感嘆：「我愛這塊土地，我不能看見他們被那些亂七八糟的人弄得烏煙瘴氣，當年，他們把大陸搞垮了，我們還可以退到臺灣，但是如果今天，他們把臺灣也搞垮了，我們還可以退到哪裡去？再退一步就是大海了！」也如同英國牧師約翰·多恩在大瘟疫中的那句禱詞：「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

於是，在維吉尼亞州勞登郡學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程西代表憤怒的學生家長作了一分鐘的發言，痛斥批判性種族理論。她的鏗鏘有力的發言一炮走紅，很快她便成為亞裔美國人捍衛美國價值、對抗極左派「政治正確」的代言人。

進而，在朋友們的鼓勵下，程西奮筆疾書，完成了第一本書《毛氏美國》。該書剛一出版，便得到伊隆·馬斯克和塔克·卡森等人高度評價，雄踞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前列。

在這本書中，程西以自己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歷告訴美國同胞：所謂「覺醒革命」就是美國版的「文革」——

兩場革命都使用分裂、洗腦、欺騙、脅迫、取消、顛覆和暴力等馬克思主義手段；

兩場革命的目的都是摧毀傳統文化的基礎，並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取而代之；

兩場革命都把年輕人作為工具，利用他們實現自己的目的；

兩場革命的共同目標都是以人民的自由為代價，讓少數菁英獲取絕對的權力；

兩場革命都導致相同的結局：自由的喪失和極權統治的建立。

毫無疑問，「毛澤東的國家」（以及「習近平的國家」）與「華盛頓的國家」（以及「川普的國家」）決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川普是雷根之後對共產主義的邪惡認識最清晰的美國總統，他在二○二四年的大選造勢活動中多次宣稱，「歸根結柢，不是中共消滅美國，就是美國消滅中共」、「有人希望我不要說中共是美國的敵人，但中共就是美國的敵人」。

程西在《毛氏美國》中指出，已經被激進左派全盤改造的美國民主黨的所作所為，儼然就是喊打喊殺的毛的紅衛兵。毛的一生「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美國極左派也是如此：他們滿口都是消除貧困、促進平等、保障多元的「大話」和「新語」，實際上是要創建一個「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某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的「動物莊園」。換言之，在他們所規劃的「美麗新世界」，你確實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只是你的言論必須是左派言論；你確實可以得到最溫柔的包容——只是你必須站在左派一邊。

最具代表性的「大話」和「新語」，就是獲得哈佛師生雷鳴般掌聲的中國龍袍女孩的畢業演講。一年前協助中共地下黨驅趕台灣、西藏學生，一年後代表哈佛畢業生發表愛與包容的演講，龍袍女孩毫無違和感，在座的一群哈佛名教授也懵懂無知。哈佛校長曾揚言，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明辨什麼是胡說八道，如今，哈佛卻特意安排共產黨官二代在台上頤指氣使地胡說八道。作為四百年前清教徒創建的以追求真理為目標的大學，如今哈佛卻淪為共產黨的海外黨校，哈佛的淪陷就是美國的淪陷的縮影。

由山田鐘人原作的漫畫動畫《葬送的芙莉蓮》中，芙莉蓮教導修塔爾克及費倫魔族的特徵。魔族雖然能說人類的語言，但這並非為了溝通，而是作為欺騙的工具。她說：「魔族只會模仿人類的聲音，實際上卻是無法溝通的猛獸。你有沒有想過他們為什麼會使用跟人類相同的語言？對他們而言，語言只是拿來欺騙人類的工具。」共產黨的「大話」和「新語」是需要翻譯的，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是人，都有相同器官，你的器官移植到我體內，咱就是命運共同體。」

在此意義上，程西的《毛氏美國》就是戳穿左派及共產黨騙術的「教戰手冊」。

我與程西都來自中國西部的成都，我雖比她年輕半代，但對她描述的早年在成都的生活頗能感同身受。我與程西一樣也逃離了「毛澤東的國家」而來到「華盛頓的國家」，我們從黑暗入光明，就再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光明被黑暗吞噬。

我與程西擁有相同的價值觀：不僅反共，而且反左。我們堅信，美國必須對內反左、對外反共，左與共本來就是一體兩面。像我們這樣親歷過極權專制之害、之苦的新移民，比很多世世代代生活在「糖罐」中、以為美利堅秩序是理所當然的「在地美國人」更愛美國，更為美國的危機憂心忡忡，更願意勠力反抗「毛澤東的國家」及捍衛「華盛頓的國家」。

與評論人韋恩一樣，我們因為對毛氏統治有切膚之痛，便洞悉了美國民主黨和極左派的終極目標：他們不惜一切要掌握教育、媒體、司法、財政與科技產業，因為這些都是塑造「未來人」的核心工具。他們並不滿足於管理社會，而是要重塑人性。

韋恩的這段論述，應當就是程西毅然辭掉工作，全職寫作，四處演說，成為「讓美國再次偉大」（ＭＡＧＡ）的戰士的緣由：

歷史無數次證明，烏托邦從來不是理想的終點，而是掌權的起點。一旦政權將自己定位為「未來的塑造者」，那麼在現實中的一切失敗與災難，都將被視為「必須承受的過程」；一切反對意見，都將被視為「歷史的敵人」。於是，一個號稱包容與愛的政黨，可以正當地取消你的言論、奪取你的孩子、拆解你的信仰、沒收你的財產，因為這是「為了人類的未來」。

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不是目標，而是手段。不是通往天堂的路，而是保住權力的鎖鏈。進步主義政黨之所以永不滿足，是因為他們的理念永不終結。每一個問題被「解決」後，必定出現新的問題，而這些新問題又成為進一步集中權力的理由。正義變成了永遠達不到的彼岸，但為了它，權力必須繼續集中、敵人必須繼續製造、自由必須繼續犧牲。

要看清民主黨不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套以進步之名行管控之實的信仰機制；不再是為了公共福祉而爭辯的參與者，而是為了控制定義「公共福祉」而不擇手段的壟斷者。他們所尋求的「世界更美好」，不是因為世界真的那麼美，而是因為那將是他們制定規則、無人挑戰的世界。

唯有回歸真實的信仰、有限的政府、自由的社區與有根的文化，我們才能打破這場以愛為名的征服。一個不被人類烏托邦誘惑的國家，才有能力面對真實世界的有限與墮落，並在責任中重建自由的榮光。

《毛氏美國》是程西的「反共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將由我與程西合作完成。程西的戰鬥和我的戰鬥，我們每一個愛自由者的戰鬥，才剛剛開始。

推薦序

華盛頓的國家有福了，毛澤東的國家有禍了

——序程西《毛氏美國》

　　余杰　作



一九四五年年中，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中國在美國的幫助下即將迎來勝利，但更大的風暴正在孕育之中——共產黨已利用中日戰爭坐大，國共內戰一觸即發。

七月一日，傅斯年等國民參議會成員訪問延安，希望調解國共矛盾。當時，傅斯年身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校長，在學術界地位崇高。五四運動前後，在北大求學的傅斯年與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毛澤東有幾面之緣，算是半個故人，兩人便有了一場徹夜長談，天上地下都說開了。

後來，傅斯年告訴北大...

推薦序　華盛頓的國家有福了，毛澤東的國家有禍了　余杰
序言　詹姆斯‧林賽
前言
第一章‧離開廚房的餐桌
第二章‧長在紅旗下
第三章‧自由之國
第四章‧兩個文化大革命
第五章‧生而有罪：一個分裂美國社會的思想體系
第六章‧紅衛兵：革命的突擊隊
第七章‧取消文化：一場對舊世界的戰爭
第八章‧家庭的解體
第九章‧宗教信仰的消亡
第十章‧塑造新人：思想改造
後記‧一則警告
參考資料

推薦序　華盛頓的國家有福了，毛澤東的國家有禍了　余杰
序言　詹姆斯‧林賽
前言
第一章‧離開廚房的餐桌
第二章‧長在紅旗下
第三章‧自由之國
第四章‧兩個文化大革命
第五章‧生而有罪：一個分裂美國社會的思想體系
第六章‧紅衛兵：革命的突擊隊
第七章‧取消文化：一場對舊世界的戰爭
第八章‧家庭的解體
第九章‧宗教信仰的消亡
第十章‧塑造新人：思想改造
後記‧一則警告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