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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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陽的左翼父親失蹤
不舉的兒子在大英帝國女兒牽引下康復
一個文化陽萎故事
從肉骨茶到碗粿
從魯迅、尼采到「性事比雅」
從濱海灣金沙酒店到安坑招待所
從樟宜監獄到「快樂世界」
從《養鴨人家》到《Moonstruck》
巴黎、倫敦、香港、臺灣
泰國勿洞、馬來西亞新山、澳洲墨爾本
新加坡文學獎五冠得主謝裕民最新小說力作
南洋左翼與「左二代」生命經驗游離聚合
高嘉謙(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專文推薦
時代狂潮已平息,但在巨大的悲痛下,人們為防衛創傷,
刻意遺忘過去,導致個人意識認知遭破壞,遺忘自己的身分。
這種失憶症醫學上稱游離性遺忘症。
涉嫌非禮女學生的一名大學教師遭到停職,接受調查,儘管他是無辜的。
在面對法律程序的壓力下,大學時期的好友與他齊聚,為他打氣。他們三人曾在大學辦雜誌、寫詩。他們共享的套語、思維與肢體語言,積累或虛構了一個時代的「文藝青年」。
只不過,現在他們都到了中年,而他逐漸體認到,職場生涯就像在爛泥裡玩大風吹──「硬被推下場,站在一旁還沒準備玩,哨聲便響,時間到,大家都搶到位子。你還沒開始,卻濺了一身泥,說沒玩,已經下場了,還沾泥;更不幸的,還被推倒,從此沒再立起。後來才知道,那不是遊戲,是職場競賽,也是個人社會階級競爭,是人生的部分。」
但他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反而是缺失的──父親的缺席。他的父親是左翼分子,加入馬來亞共產黨,逃亡之後消失人間。他對父親沒有任何印象,除了那個畫面──一個女人用筷子夾男人的小雞。
當年寫碩士論文時,他訪問了幾個左派,他們都受到魯迅啟發,曾經滿懷理想,卻在動盪世局中落入囚禁、噤聲、幻滅的下場。那些人的故事是否隱含他爸爸的蹤跡?在等候調查結果無事可做的這段時間,他終於走近了真相。
*魯迅子弟U:現在我已經是一個三歲孩子的媽媽,有所牽掛。特別是第一次看見女兒,她哭著要媽媽,弄得每個人都哭了。這樣兩三次之後,我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我通過特別管道告訴我丈夫,女兒需要我,我想寫悔過書。
*魯迅子弟X:我生活在一個過去我反對,現在未必認同的社會制度裡,而且確實生活得比過去好,否定了過去自己追求的;更弔詭的是,中國在否定自己的過去之後,也比過往好。
*魯迅子弟N:我在劇團裡兩年多就被抓,罪名是企圖顛覆政府。有兩條各寫著「打倒走狗政權!」和「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布條是我的傑作,我還覺得寫得不錯。可是,那是道具啊!
*咖啡囝:一九九八年臺灣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叫我回去領補償金,我說我有「臺灣症候群」不敢去。華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
作者簡介:
謝裕民
1959年生於新加坡,曾獲新加坡青年藝術家獎、文化獎、東南亞文學獎,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駐校作家。
「謝裕民是新加坡華語語系的十個關鍵字之一」──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點評。
出版十一部作品,六部獲新加坡書籍獎與文學獎,包括《世說新語》《重構南洋圖像》《m40》《放逐與追逐》《建國》與《不確定的國家》。《m40》也獲選為臺灣《文訊》雜誌主辦的「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之一;《放逐與追逐》獲選為新加坡教育部中學「華文文學」教材,改編成舞臺劇,出版英文版;《建國》獲《亞洲週刊》年度(2018)十大小說。2023年著作《不確定的國家》獲新加坡文學獎非虛構寫作獎項。
名人推薦:
推薦序[節錄]
新加坡的「狂人日記」?
高嘉謙(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謝裕民是新加坡最值得注意的當代華文小說家,他以《不確定的國家》(二○二三)甫獲得二○二四年新加坡文學獎,這部華文非虛構寫作,寫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國前後,遊走左右陣營,在左派、英殖民者和馬來政權之間的運籌帷幄和算計。謝裕民熟讀史料和各類素材,對歷史人物的決策和作為,寫來揮灑自如,卻不乏後設的評價與識見,猶如引領讀者進入新加坡建國史的沉浸式閱讀。這是他第一本在臺灣出版的專著,初試啼聲就引來讚譽,在華文世界吸引了更多的關注。
新加坡給人的普遍印象集合了雙語、國際化、經濟繁榮、安全先進、多元種族等等關鍵詞彙,但小說家謝裕民卻替我們補上「左派」一詞,這缺了角,或失落的一頁。事隔一年半,他交出《我的游離性遺忘》在臺灣出版,以長篇小說敘說左派思潮下,一代的華校生曾經被席捲其中,斑駁交錯的記憶糾葛,歷史造就的空洞和傷害,今昔對照的斷裂、荒謬感,以及意在言外的捉狹和玩笑。對照戰後的臺灣文學,李渝、郭松棻、劉大任、葉石濤、陳映真等人筆下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左派角色,左翼運動跟黨國史、抵抗運動、白色恐怖、族群認同往往交纏為臺灣經驗的一部分。平行而觀,華人族群佔多數的新加坡,在戰後又有怎樣的左翼脈絡?新加坡華文文學,可能存在怎樣的左派人物和故事?
延續《不確定的國家》背後的思考框架,謝裕民這次則展露更大的寫作企圖心,試圖在光輝的建國史背面,追問曾經引領一個時代的左翼風潮裡,存在的小人物及其故事。從殖民地到建國,新加坡內部潛藏的暗流是左派和馬共。《不確定的國家》聚焦在耀眼的建國總理李光耀,但光亮的背面總有暗影,那是在李光耀政治起家過程裡,發揮過關鍵作用的林清祥。林清祥是一九五○、六○年代重要的左派政治人物,出身平民家庭,組織學潮、領導工會,在反殖民主義運動裡扮演重要角色,曾聯合李光耀參與跟英國商討新加坡自治問題。他既協助李光耀當家的人民行動黨崛起,又在脫離政府後另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成為左派色彩的反對黨。然而,在新馬合併前夕的政治大逮捕「冷藏行動」裡被關入監獄。數年後公開宣布承認左翼鬥爭失敗,放棄政治,從此被流放倫敦十年。一九七九年被允許回到新加坡後,從此成了對歷史沉默的一群,直到一九九六年逝世。
在新加坡官方主流歷史,林清祥的故事鮮少被人提起。二○○七年以後官方歷史教科書裡介紹這位對新加坡一九五○-六○年代政治有影響力的人物,往往也是跟動盪、暴亂事蹟相關。在李光耀的建國史脈絡裡,那一代左翼青年的理想與鬥爭,從歷史的後見之明而言,僅僅聊備一格,無足輕重。事實上,林清祥不是《我的游離性遺忘》的角色,他僅僅是出沒在故事背景,或是以林清祥為縮影輻射而出的時空脈絡。但重提林清祥事蹟,卻是我們認識那個左翼時代的重要構成元素。曾經的左翼政治鬥爭,帶來了連鎖反應,成了歷史的債務。不同於林清祥這類魅力領袖,卻曇花一現的悲劇政治身影,謝裕民著眼小人物,描述大時代下被左翼思潮牽動的學生、青年,他們的平凡面孔,以及長時段的人生遭遇。小說裡沒有特定政治人物的光彩,謝裕民的左翼故事是「普及的左翼,追求自由、平等、博愛、和平,同情貧苦,反對暴力、剝削的普世價值觀。」那是新加坡社會曾經輸入根植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青年的社會理想。
放在華文文學書寫的譜系裡,《我的游離性遺忘》有雙重意義值得我們細究。首先,小說沒有鋪展大歷史下戲劇性的傷痕、悲情,以及壓抑的記憶政治,新加坡歷史沒那麼可歌可泣。儘管對左翼青年的政治囚禁、流放不乏具體可考的現實案例,但全書卻將讀者帶入一個更大的命題。從五四新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政治運動,冷戰時期的反共、非共政策對中國的文化防堵,歸僑在新中國或自由中國的遭遇,以及中國輸出革命,文化大革命對新加坡左翼的影響和分裂,甚至天安門事件--林林總總回顧了新加坡在整整數十年的時光裡,遭遇左翼中國的各類軌跡線索,甚至更準確的說是左翼、中國、華人三者交纏的複雜脈絡,如何影響了一個世代的新加坡青年。
謝裕民似在替新加坡華語文本追索和附著該有的神經纖維、血肉和聲腔。因而不同於他過往的小說,《我的游離性遺忘》有一個曖昧的「性」起點。小說始於一場性騷擾指控,講述一新加坡左派分子在大學教書的兒子,因觸碰女學生肢體而遭致停職調查。而他在幼童階段裡,曾目睹「女人以筷子夾著男人的小雞」的驚駭陰影,成了他在青春期跟異性交往挫敗的根源。主角的父親後來疑似投奔馬共離家從此未歸,僅剩孤兒寡母和舅舅成了這一家子。透過「性」的暗影,尋父成了這個小說開展的主題。曾經左翼思潮激起的革命理想和社會衝突,像是啟動的力比多,是欲力和動能,也可能是流於虛幻的衝動,或是卡彈而疲軟,完而未了的虛耗。主角走訪泰南和平村,拜訪已遠走他鄉的前馬共成員,尋找馬共父親,是親情匱乏的事後填補,也是時代精神結構的病徵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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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非禮女學生的一名大學教師遭到停職,接受調查,儘管他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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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子弟U:現在我已經是一個三歲孩子的媽媽,有所牽掛。特別是第一次看見女兒,她哭著要媽媽,弄得每個人都哭了。這樣兩三次之後,我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我通過特別管道告訴我丈夫,女兒需要我,我想寫悔過書。
*魯迅子弟X:我生活在一個過去我反對,現在未必認同的社會制度裡,而且確實生活得比過去好,否定了過去自己追求的;更弔詭的是,中國在否定自己的過去之後,也比過往好。
*魯迅子弟N:我在劇團裡兩年多就被抓,罪名是企圖顛覆政府。有兩條各寫著「打倒走狗政權!」和「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布條是我的傑作,我還覺得寫得不錯。可是,那是道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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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裕民
1959年生於新加坡,曾獲新加坡青年藝術家獎、文化獎、東南亞文學獎,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駐校作家。
「謝裕民是新加坡華語語系的十個關鍵字之一」──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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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給人的普遍印象集合了雙語、國際化、經濟繁榮、安全先進、多元種族等等關鍵詞彙,但小說家謝裕民卻替我們補上「左派」一詞,這缺了角,或失落的一頁。事隔一年半,他交出《我的游離性遺忘》在臺灣出版,以長篇小說敘說左派思潮下,一代的華校生曾經被席捲其中,斑駁交錯的記憶糾葛,歷史造就的空洞和傷害,今昔對照的斷裂、荒謬感,以及意在言外的捉狹和玩笑。對照戰後的臺灣文學,李渝、郭松棻、劉大任、葉石濤、陳映真等人筆下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左派角色,左翼運動跟黨國史、抵抗運動、白色恐怖、族群認同往往交纏為臺灣經驗的一部分。平行而觀,華人族群佔多數的新加坡,在戰後又有怎樣的左翼脈絡?新加坡華文文學,可能存在怎樣的左派人物和故事?
延續《不確定的國家》背後的思考框架,謝裕民這次則展露更大的寫作企圖心,試圖在光輝的建國史背面,追問曾經引領一個時代的左翼風潮裡,存在的小人物及其故事。從殖民地到建國,新加坡內部潛藏的暗流是左派和馬共。《不確定的國家》聚焦在耀眼的建國總理李光耀,但光亮的背面總有暗影,那是在李光耀政治起家過程裡,發揮過關鍵作用的林清祥。林清祥是一九五○、六○年代重要的左派政治人物,出身平民家庭,組織學潮、領導工會,在反殖民主義運動裡扮演重要角色,曾聯合李光耀參與跟英國商討新加坡自治問題。他既協助李光耀當家的人民行動黨崛起,又在脫離政府後另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成為左派色彩的反對黨。然而,在新馬合併前夕的政治大逮捕「冷藏行動」裡被關入監獄。數年後公開宣布承認左翼鬥爭失敗,放棄政治,從此被流放倫敦十年。一九七九年被允許回到新加坡後,從此成了對歷史沉默的一群,直到一九九六年逝世。
在新加坡官方主流歷史,林清祥的故事鮮少被人提起。二○○七年以後官方歷史教科書裡介紹這位對新加坡一九五○-六○年代政治有影響力的人物,往往也是跟動盪、暴亂事蹟相關。在李光耀的建國史脈絡裡,那一代左翼青年的理想與鬥爭,從歷史的後見之明而言,僅僅聊備一格,無足輕重。事實上,林清祥不是《我的游離性遺忘》的角色,他僅僅是出沒在故事背景,或是以林清祥為縮影輻射而出的時空脈絡。但重提林清祥事蹟,卻是我們認識那個左翼時代的重要構成元素。曾經的左翼政治鬥爭,帶來了連鎖反應,成了歷史的債務。不同於林清祥這類魅力領袖,卻曇花一現的悲劇政治身影,謝裕民著眼小人物,描述大時代下被左翼思潮牽動的學生、青年,他們的平凡面孔,以及長時段的人生遭遇。小說裡沒有特定政治人物的光彩,謝裕民的左翼故事是「普及的左翼,追求自由、平等、博愛、和平,同情貧苦,反對暴力、剝削的普世價值觀。」那是新加坡社會曾經輸入根植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青年的社會理想。
放在華文文學書寫的譜系裡,《我的游離性遺忘》有雙重意義值得我們細究。首先,小說沒有鋪展大歷史下戲劇性的傷痕、悲情,以及壓抑的記憶政治,新加坡歷史沒那麼可歌可泣。儘管對左翼青年的政治囚禁、流放不乏具體可考的現實案例,但全書卻將讀者帶入一個更大的命題。從五四新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政治運動,冷戰時期的反共、非共政策對中國的文化防堵,歸僑在新中國或自由中國的遭遇,以及中國輸出革命,文化大革命對新加坡左翼的影響和分裂,甚至天安門事件--林林總總回顧了新加坡在整整數十年的時光裡,遭遇左翼中國的各類軌跡線索,甚至更準確的說是左翼、中國、華人三者交纏的複雜脈絡,如何影響了一個世代的新加坡青年。
謝裕民似在替新加坡華語文本追索和附著該有的神經纖維、血肉和聲腔。因而不同於他過往的小說,《我的游離性遺忘》有一個曖昧的「性」起點。小說始於一場性騷擾指控,講述一新加坡左派分子在大學教書的兒子,因觸碰女學生肢體而遭致停職調查。而他在幼童階段裡,曾目睹「女人以筷子夾著男人的小雞」的驚駭陰影,成了他在青春期跟異性交往挫敗的根源。主角的父親後來疑似投奔馬共離家從此未歸,僅剩孤兒寡母和舅舅成了這一家子。透過「性」的暗影,尋父成了這個小說開展的主題。曾經左翼思潮激起的革命理想和社會衝突,像是啟動的力比多,是欲力和動能,也可能是流於虛幻的衝動,或是卡彈而疲軟,完而未了的虛耗。主角走訪泰南和平村,拜訪已遠走他鄉的前馬共成員,尋找馬共父親,是親情匱乏的事後填補,也是時代精神結構的病徵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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