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貝．阿言德

與一本書的約會

寫作工作室，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拉菲爾（San Rafael, California）

在祖國智利發生軍事政變之後，伊莎貝．阿言德 （一九四二－）流亡到卡拉卡斯。她在當地一戶公寓廚房裡以打字機寫出第一本書，《精靈之屋》（The House of the Spirits）；主要是做完了白天的工作及烹煮晚餐之後，在晚間寫作。她後來寫書的地點則是改裝過的衣櫃、咖啡店和汽車，不過在二○○一年，她在加州的聖拉菲爾建了新家，可以俯瞰舊金山灣。在後花園裡，她還給自己建了一座「小屋」（casita），本來的計畫是做成帶浴室的泳池小屋，但後來成了她的專用寫作工作室，她在此完成了十幾本書，直到離婚並在二○一六年出售這處房產。

這座「小屋」主要是寫作室，任何人都不可以進入，甚至不允許進入打掃――她稱之為自己的「神聖」空間，她走到這裡的三十秒通勤時間則是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旅程。每一次寫作，她都將干擾降至最低，這裡沒有電話和網路，以確保氛圍寂靜以集中精神，她把這種狀態比做冥想。她的「謝絕訪客」規定只有一個例外：這裡是她的「永久障礙姐妹會」（Sisters of Perpetual Disorder） 的定期聚會場所，這是一個全女性的祈禱團體，幾十年來，她們每兩個星期見面一次，進行祕密討論與互相支持。

這裡擺滿了有意義的物品，其中有一盒盒珠子。阿言德熱愛製作首飾，在寫作的時候，以及她發現自己的字句暫時停止流動的時候，就以串珠抵禦疲倦、澄澈心靈。此外還有她為女兒寶拉做的兩只布娃娃，這是她當年懷孕的時候縫製的。在一九九四年的回憶錄中，她記錄了寶拉不幸早逝的遭遇，這本回憶錄也以寶拉的名字命名。寶拉的一只白色嬰兒鞋也一直放在這裡，還有她在結婚證書上簽名時的一張照片。她母親幾十年來的來信，也收藏在衣櫥裡。她覺得這些物品、這些照片與她工作的證據，在她寫作時是極大的支持。

房間裡的書籍數量頗為節制：書桌上有一些辭典，書架上是她每本作品的初版，其中包括各種不同文字的譯本。還有智利詩人暨政治家巴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作品集，以及一套莎士比亞的西班牙文譯本，這是祖父送給她的禮物。

阿言德的每一本小說都是在一月八日開始寫作，她稱這一天為「神聖的日子」，因為她曾經在這一天給不久於人世的祖父寫了一封信，而這封信演變成《精靈之屋》（雖然現在她用電腦寫作，但是她把寫這封信的打字機放在書桌上，當作紀念）。在這一天，她早早起床，在遛狗和抽出時間冥想之後，喝一杯茶。她點燃鼠尾草與蠟燭，請求寶拉的靈魂和先祖繆思們協助她創作這本新書，然後開始工作（在前一天，她把所有與新書無關的物品從視線中清理掉，把所有為上一本書做準備的書籍都捐給慈善機構，以此為新書提供一塊乾淨的調色盤）。

隨著工作進展，除了週日，她每天都在書桌前，早上八點半開始――這是在她已經遛狗、運動，冥想之後――傍晚七點結束，下午休息一下，散散步。這樣的作息持續到完成第一稿，通常是在五月。

瑪格麗特．愛特伍

誰需要寫作室？到處都可以寫

並不是每位作家都需要特定的工作室來寫作，也並非每個人都有分毫不差的每日寫作時間表。對於寫作過程中的基本細節，有些作家採取放鬆的態度，加拿大小說家暨詩人瑪格麗特．愛特伍（一九三九－），《證詞》（The Testaments）及《劍羚與秧雞》（Oryx and Crake）的作者，就是其中一員。

首先，她不是每天都寫，她也沒有一系列準備儀式。當她感覺寫作已經停滯，就走開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尤其是一些重複性的、與寫作無關的事，藉此清理思緒。雖然愛特伍沒有固定的寫作作息，不過通常是先手寫，然後在電腦上謄寫二三十頁（在早期她用的是打字機），接著繼續手寫。她把這種方法稱為自己的「移動彈幕」法（rolling barrage），原本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種砲兵戰術。她的當代經典《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就是以這個方式完成，用的是一架租來的德國大型手動打字機，當時是一九八四年，柏林圍牆還未倒下，她在西柏林住了一年。

她每天的目標字數是一千至兩千字，新書開始時，每天寫兩三個小時，但隨著進度，每天工作時間逐漸增加。她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有幾份兼職，經常在夜間寫作，不過逐漸成名之後，她的寫作時間移到了早上，然後在女兒上學的時間裡，從上午十點寫到下午四點。

愛特伍和其他到處奔波並寫作的忙碌作家一樣，在各式各樣的地點都可以寫，從旅館房間和咖啡店到飛機上。她說過，「其實我並沒有一個寫作空間」，不過她喜歡盡量靠窗，而且她的確有一間書房，也經常在裡面寫作。書房裡有兩部電腦：一部在書桌上，有網路連結（她喜歡推特，不過她限制自己每天使用十分鐘左右，以防過度分心――見第一四六頁，關於莎娣．史密斯），還有一部在另一張書桌上，刻意沒有連結到網路。不過愛特伍並沒有科技恐懼症，在二○○四年她提出了第一個遠距簽署文件方式的構想，也就是Long Pen。

除了使用書桌，她還躺著或者半蹲著寫作。不過有一件事是她不會做的，就是在播放音樂的環境中寫作。

愛特伍喜歡用筆記本與拍簿紙，最好有頁邊空白及寬行距，這樣就有空間寫註釋。這件事情上她的原則是，如果買了一本太美的筆記本，就會不忍心弄髒它。她隨身攜帶筆記本，在床頭也放了一本。她承認自己的書桌上有許多筆，包括用自己收集的羽毛製作的筆。書房裡還有許多書，但沒有她所說的「神奇物品」，也就是激發她靈感的東西。

不過她的確堅持著一項作家傳統：咖啡在她的工作日裡占有重要地位――她以小說成名前，曾在一家咖啡店工作――她甚至與加拿大連鎖咖啡店「巴爾札克」（Balzac’s）合作，推出聯名的中度烘焙混合咖啡（「柔和優雅的底蘊，襯托出最後的輕快焦糖香」）。這款咖啡有鳥類友好認證，因為愛特伍是活躍的環保人士，長久以來參與鳥類保育。

村上春樹

音樂的地位

寫作辦公室，位於東京

村上春樹在辦公室裡寫作，位於東京青山區（Aoyama）一棟不起眼的建築六樓。這個樸素的空間最引人注目的是擺滿了一萬張黑膠唱片，占了一整面牆，主要是爵士樂。村上通常在寫作時聽音樂。他也的確談到過音樂與寫作的共通之處，以及節奏、旋律、和聲及自由即興這四大支柱。

當年村上開始寫作的時候，還在東京經營一家爵士樂俱樂部，用的是一部奧利維提打字機，最初只能在凌晨俱樂部打烊之後才找得出時間。現在他在清晨四點左右開始寫作，在辦公桌前全神貫注寫上五六個小時，一邊啜飲咖啡。下午則做運動，跑步、游泳，接著閱讀或聽音樂，他說音樂給予他寫作的能量；然後在晚上九點就寢。

他的桌子上有各種紀念品，其中有一只木製的腳，上面刻著一隻蜘蛛（在寮國旅行時得到的）；一座大理石雕刻，頂部有一隻黃蜂（來自斯堪地那維亞）；一隻貓的雕像；一只簡單的馬克杯（來自瑞士，上面有瑞士國旗）；一塊紙鎮，上面有亞弗烈德克諾夫出版社（Alfred Knopf）的商標（來自紐約）；一只巨大的花生狀容器。他稱這些是自己的「護身符」。

他用削好的黃色鉛筆手寫，鉛筆都收在幾個玻璃杯裡，玻璃杯是他經常光顧的一家唱片行的禮物，上面印著《與邁爾斯．戴維斯五重奏一起做飯》（Cookin’ with the Miles Davis Quintet）《與邁爾斯．戴維斯五重奏一起放鬆》（Relaxin’ with the Miles Davis Quintet）兩張專輯封面圖案。滑鼠墊的圖案則是嚕嚕米漫畫（Moomintrolls），桌上還有棒球投手小川康弘（Yasuhiro Ogawa）的小模型（村上十分醉心於這項運動）。

阿嘉莎．克莉絲蒂

一張不搖晃的桌子，一部打字機

幾處不同的房間，包括在倫敦以及牛津郡沃林福德的家（Wallingford, Oxfordshire）

身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偵探小說作者，而且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小說家，她說自己從來沒有特定的房間或者場所供其寫作。阿嘉莎．克莉絲蒂（一八九○－一九七六）在一九七七年的《自傳》（An Autobiography）中寫道：「我需要的就是一張不搖晃的桌子和一部打字機。」

話雖不錯，但只有部分是真的，因為她在倫敦的幾處住所中的確有個房間，她坐在這些房間裡使用筆與打字機；還有她在牛津郡沃林福德的家，她的後半生都住在那裡。她在克萊斯維爾廣場（Cresswell Place）的兩層小住宅（mews home） 也是如此，這裡是她的一九三七年短篇《巴石立花園街謀殺案》（Murder in the Mews）的靈感來源，她花了不少心血，加蓋了略顯格格不入的迷你樓層，專供寫作使用。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她與第二任夫婿、考古學家麥克斯．馬洛溫（Max Mallowan）住在雪菲爾廣場（Sheffield Terrace），在這裡她當然有專用的寫作室。她在這裡完成了《尼羅河謀殺案》、《美索不達米亞驚魂》，以及《東方快車謀殺案》部分內容（不過伊斯坦堡的佩拉宮飯店〔Pera Palace Hotel〕也說四一一號房間是她創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地方，並把它變成了向她致敬的聖地。）

她要求雪菲爾廣場的寫作室是一個不被打擾的工作，尤其不要電話。但是她在房間裡放了一架史坦威三角鋼琴，以及她所謂的「堅固的大桌子」和「打字用的硬木直背椅」，還有一張舒適的沙發和一張扶手椅可供放鬆。這裡的確比從前倫敦坎普登街（Campden Street）的房子好得多，那裡比較小，沒有專用的書房空間。

除了寫作室，克莉絲蒂也利用機會計畫新書，隨處寫作，包括陪同夫婿在中東進行考古挖掘時住的帳篷。她說自己經常在泡澡的時候以及吃很多蘋果的時候想出寫書的點子，部分原因是這種時刻沒有受到干擾；而且她也承認，「不搖晃的桌子」法，其實用臥室的洗臉檯大理石桌面、飯廳的飯桌，都和用書桌一樣容易。

一般說來，她在一月開始寫新書，大約在春季完成，寫作過程中參考自己不斷記錄想法的大量筆記。在工作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她同時寫兩本書，這就是她著作豐富的原因。市場行銷也是她成功的關鍵，從一九四○年代末開始，她的最新作品都在聖誕節前出版，打造出「聖誕節的克莉絲蒂」（Christie for Christmas）的傳統。她最喜歡的打字機是一架雷明頓Victor T型（Remington Victor T）。她嘗試過將故事口述給助理，結果發現這個過程很困難，直到後來她手腕骨折那段時間裡才使用錄音機。

與克莉絲蒂關係最密切的住宅是德文郡的綠徑屋（Greenway House in Devon）。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偵探白羅小說《弄假成真》（Dead Man’s Folly）中，這棟房子稍微小說化了，成為事件的中心。不過綠徑屋是度假屋，她並沒有在這裡寫作。但是她的外孫馬修．普里查德（Mathew Prichard）曾經提到，她向家人們朗讀《黑麥奇案》（A Pocket Full of Rye）的章節，要他們推斷出「是誰幹的」，以此來測試這篇故事的效果。

史蒂芬．金

書桌的大小要正好

閣樓，位於緬因州，班哥（Bangor, Maine）

寫作的習慣並非一成不變，如果沒有效果，就可以――而且應該――加以調整。以《魔女嘉莉》（Carrie）、《寵物墳場》（Pet Sematary）、《鬼店》（The Shining）聞名的加拿大小說家史蒂芬．金（一九四七－），對他的書桌、他的音樂癖好、甚至他的寫作工具，都做過重大改變。

金的目標是一天用三四個小時寫六頁或兩千字，每天早上八點喝杯茶、開始工作，通常在午後一點半左右結束（除非他寫得特別快）。現在他用筆記型電腦寫作，從前一直用奧利維提及安德伍德打字機，但有時仍然手寫。他說，手寫的好處是讓他有時間思考，可以打磨第一階段的草稿；缺點是這樣慢得多。每天的寫作時間結束後，其餘時間就用來與家人相處、閱讀，或者做點家中事務。

他的寫作習慣十分有條理：坐在同一個座位，文件放在同一個位置，他說這樣可以幫助他集中精神在手頭的工作上。他相信，無論作家的每一段工作時間最後字數是多少，都要有明確目標。他認為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可以盡量避免干擾的工作房間，要有可以關上的房門，以防止人們進來，這就表明你在你的聖地「工作中」，不應受到干擾。他的目標是製造一個環境，有利於他所說的「創造性睡眠」，這個環境裡有著可以重複的要素，成為一套儀典，讓你為寫作的儀式做好準備，這就像你的睡前習慣可以幫助你入睡一樣。

金認為自己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自己選擇的書桌。當年他是胸懷抱負的年輕作家，非常希望擁有一張巨大的書桌，與露易莎．梅．奧柯特在臥室寫作《小婦人》時使用的下拉式桌板完全相反。

他果然在一九八一年買了一張大書桌放在家裡，當時他已經是成功的知名作家。但是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發現這張大書桌對於自己的寫作完全沒有任何幫助（不過當時他也正經歷一段濫用藥物的混亂時期，這也不可能有任何幫助）。

戒除酒精與藥物之後，他扔掉了那張書桌，並且把自己的寫作室弄得更有家的氣氛。首先他把一張新的――而且小得多的手工書桌放在一個不怎麼起眼的角落裡，遠離窗戶，在屋簷下，而不是把它當作寫作室的重點。接著加上幾張小地毯、一張沙發、一部電視機，讓這裡在他的子女眼中顯得平易近人，他也鼓勵他們進來和他一起看運動節目或電影。正如他在一本關於寫作藝術的書中所說：「生活並不是寫作的後援系統，而是反過來的。」

還有一項改變，就是他對音樂的態度。年輕的時候，他在寫作時聽音樂，部分是為了激勵自己保持節奏，但現在他通常只在寫作接近結束的時候才聽音樂，一面檢查上午的工作成果。

伊莎貝．阿言德

與一本書的約會

寫作工作室，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拉菲爾（San Rafael, California）

在祖國智利發生軍事政變之後，伊莎貝．阿言德 （一九四二－）流亡到卡拉卡斯。她在當地一戶公寓廚房裡以打字機寫出第一本書，《精靈之屋》（The House of the Spirits）；主要是做完了白天的工作及烹煮晚餐之後，在晚間寫作。她後來寫書的地點則是改裝過的衣櫃、咖啡店和汽車，不過在二○○一年，她在加州的聖拉菲爾建了新家，可以俯瞰舊金山灣。在後花園裡，她還給自己建了一座「小屋」（casita），本來的計畫是做成帶浴室的泳池小屋...

「與其他人相比，作家在自己的物品上留下的印記更加無法磨滅；桌子、椅子、窗簾、地毯，都融入了他們自己的形象。」

──維吉尼亞．吳爾芙，《偉人的故居》（Great Men’s Houses，1911）

作家喜歡儀式。每天早上現削一盒鉛筆。一整天灌下大量的咖啡。或者以葛楚．史坦為例（見第一五二頁），則是為了靈感而追蹤一頭溫馴的母牛。不過，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轉換場所，去一個特別的地方寫作，這是一項儀式。

在封鎖期間，許多人發現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特定的工作空間。或者就像維吉尼亞．吳爾芙在一九二九年一篇演講中那句著名的「自己的房間」。對作家來說，一個隱密、安靜、舒適的地方尤其重要。

這些空間都是迷人的，我們蜂擁而至，就為了看看湯瑪斯．哈代在甚麼地方創作了《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J．K．羅琳又是在哪裡召喚出《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事實上，文學旅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百年前，而作家本身也對其他作家的房間感到著迷。一八六五年，亞弗烈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在德國威瑪參觀了歌德故居，對這位德國作家的「神聖書房」極為癡迷。一八九七年，其子哈勒姆．丁尼生（Hallam Tennyson）為這位桂冠詩人撰寫的傳記中追述道：

「這個低矮昏暗的房間，令他充滿敬畏與悲傷，這無法以言語解釋。書房很窄，但是很長。中央有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個靠墊，歌德總是把手臂靠在上面。一張帶座墊的椅子，有時候歌德坐在那裡，不過他的習慣是來回踱步，一面向祕書口述。房間一頭靠牆有一座書櫃，高度大約是牆高的三分之二，裡面放著他的手稿盒子。書櫃裡還有像帳單一樣串在一起的名片；歌德的酒瓶，空的，舊的，殘酒在瓶中留下霜花一般的圖案。房間另一頭有一份日曆，上頭記著報紙上令他印象深刻的內容。」

正如丁尼生感受到的，某種令人著迷的東西，有待人們體驗，存在於作品誕生的房間裡，存在於喜愛的作家眺望的窗外景致、他們安坐的椅子、他們創造的氛圍中，而這樣的氛圍又反哺了他們的創作。這些地方為好奇的旅人提供的，不只是一窺主人室內設計品味的機會，還有傳記式的幕後觀察，進而了解他們在最隱私的空間裡，哪些事物對他們來說具有深刻意義。在本文開頭引用的文章裡，維吉尼亞．吳爾芙認為，住家與個人的房間對主人的個性有很大影響，因此在故居中參觀一小時可能比一整排傳記能夠揭示更多事物。

參觀這些房舍，讓我們有機會成為這些作家生活的一部分，我們能夠看看他們書架上的書，他們的書桌上也堆著雜物，讓我們感到熟悉並放鬆。如果仔細觀察朋友的住所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那麼身處詹姆士．龐德初次躍然紙上的那個房間裡、坐在那把椅子上，這就更有意思了。這些物品與空間見證了某些真正了不起的事物。你可以徜徉穿梭在作家的過去與空間中，感受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如何運行，對他們凌亂的書桌、吱嘎作響惱人的門感同身受。我們可以接近他們的心靈，更了解他們的房間與習慣如何影響其工作。我記得自己第一次站在蕭伯納的旋轉花園小屋外，感到自己不知不覺進入了他非凡的寫作生涯（其後每年重遊時，我依然有一樣的感覺）。

不只是私人住所可以提供完美的寫作空間。數百年來，圖書館也一直是作家的思考與研究空間。曼徹斯特的切姆塔圖書館（Chetham's Library）如今仍虔誠地照看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四五年一起工作的書桌和角落的房間。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Eleanor）在大英博物館圖書室完成了《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個英譯本。雖然實際上在圖書館裡完成的書籍並不多，不過其中之一就是雷．布萊伯利的《華氏四百五十一度》（Fahrenheit 451）。

這種魔法是否會減損呢？聰明人與我們面臨同樣的挑戰，而他們解決了；如果這些屋宇內的作家（或者以D．H．勞倫斯而言，是樹下的作家――見第九十八頁）能夠發展出成功的創作儀式，也許我們也能採用一些，幫助我們自己創作？不過也許不是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馮．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儀式，他相信自己只有聞到爛蘋果的氣味才能寫得好，所以在書桌抽屜裡放著一些精選的爛蘋果。

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從偉大作家寫作的處所，學習到普世公認的真理呢？雖然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小癖好與要求，但看來特別重要的有三個要素。

首先，無論是在小屋、臥室、圖書館還是汽車裡，作家都喜歡建立一個至少是部分免於打擾的寫作空間（不過E. B. 懷特也指出，總是有令人分心的事物，因為人生就是充滿了令人分心的事物――見第一七二頁）。有些作家，比如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乾脆切斷所有網際網路連接；有些作家，比如馬雅．安哲羅（見第十四頁），直接擺脫自己的家，待在無名的寫作「安全屋」――她的安全屋是至今未曝光的旅館。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下一個要素：充分利用現有條件。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 在上下班的通勤火車上創作了《巴徹斯特大教堂》（Barchester Towers）的大部分內容，他用鉛筆在自製的膝上小桌板上寫作，他說他發現這和傳統的攜帶型寫字盒一樣方便。寫作小屋可能是最極端的藏身處，不過露易莎．梅．奧柯特還是在臥室牆上的下拉式桌板上完成了《小婦人》，這個桌板是她父親製作的，雖然小，但是能派上用場。

最後一點，無論你在哪裡寫作，盡量在早上寫。即使是那些熬夜出名的作家，雖然絕對不是早起的人，通常也務必在午飯前完成當日工作。

這是一本關於這所有人與所有房間的書，故事就從這些房間開始。 

「與其他人相比，作家在自己的物品上留下的印記更加無法磨滅；桌子、椅子、窗簾、地毯，都融入了他們自己的形象。」

──維吉尼亞．吳爾芙，《偉人的故居》（Great Men’s Houses，1911）

作家喜歡儀式。每天早上現削一盒鉛筆。一整天灌下大量的咖啡。或者以葛楚．史坦為例（見第一五二頁），則是為了靈感而追蹤一頭溫馴的母牛。不過，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轉換場所，去一個特別的地方寫作，這是一項儀式。

在封鎖期間，許多人發現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特定的工作空間。或者就像維吉尼亞．吳爾芙在一九二九年一篇演講中那句著名的「自己的房間」...

6 前言
10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
14 馬雅．安哲羅（Maya Angelou）
16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20 W．H．奧登（W.H. Auden）
24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28 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
32 歐諾黑．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36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38 勃朗特三姊妹（The Brontës）
42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
48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
52 柯蕾特（Colette）
54 羅德．達爾（Roald Dahl）
58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62 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64 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68 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
72 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
74 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78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84 薩謬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88 朱迪絲．克爾（Judith Kerr）
90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94 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98 D．H．勞倫斯（D.H. Lawrence）
102 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
104 傑克．倫敦（Jack London）
108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
110 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
114 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20 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122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26 雪維亞．普拉絲（Sylvia Plath）
130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
132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36 J．K．羅琳（J.K. Rowling）
138 薇塔．薩克維爾–魏斯特（Vita Sackville-West）
142 喬治．伯納．蕭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46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
148 丹妮．斯蒂爾（Danielle Steel）
152 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
154 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58 狄倫．湯瑪斯（Dylan Thomas）
162 馬克．吐溫（Mark Twain）
166 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
168 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
172 E．B．懷特（E.B. White）
174 P．G．伍德豪斯（P.G. Wodehouse）
178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2 威廉．渥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86 遊覽資訊
189 索引
191 圖片來源

6 前言
10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
14 馬雅．安哲羅（Maya Angelou）
16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20 W．H．奧登（W.H. Auden）
24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28 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
32 歐諾黑．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36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
38 勃朗特三姊妹（The Brontës）
42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
48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
52 柯蕾特（Colette）
54 羅德．達爾（Roald Dahl）
58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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