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各界好評

「白曉紅簡直無所畏懼。她除了揭露歐洲土地上的移工如何遭到剝削，處境如何絕望，也提醒我們，只要人們願意共同挺身為權利而戰，希望就仍然存在。這本書讓我潸然淚下，真是一本充滿勇氣的作品。」－－班傑明．傑凡尼亞（Benjamin Zephaniah），英國作家、詩人

「觀察敏銳，見解深刻，澈底揭穿我們食物產業鏈中根深蒂固的剝削和種族歧視。這本書從移工的視角出發，凸顯義大利對於移民遭遇危險及不人道待遇一事置若罔聞，形同共犯。書中的大小教訓適用每個歐盟國家。想為移民爭取權利者不可不讀。」－－敏妮．拉曼（Mi...

一、橄欖產區

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

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

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

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

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這些社運人士包括亞爾伯特．比昂多（Alberto Biondo），他當時正為「西西里島邊境」（Borderline Sicilia）組織工作，負責監督該省過去十年來所設置的多間收容所運作。他那時已經察覺越來越多非洲人進入農業打零工，並發現收容所外還存在一個義大利人並不熟悉的現實－－收容所旁逐漸冒出一座座帳篷和棚屋。亞爾伯特認為有其他狀況正在發生。自從烏斯曼過世後，他和同事可說是越來越瞭解白草的情況。在亞爾伯特看來，烏斯曼之死是政治選擇所致的後果，而非純粹意外。義大利所生產且仰賴的作物背後隱藏著一段夾雜鮮血與暴力的歷史。「Sangue nostrum。」有些社運人士如此說道。我們的鮮血。

白草這一帶究竟怎麼回事？這件事為何會發生？這齣悲劇的直接原因顯而易見：當地的農園主並沒有遵守規定。非洲移工到坎波貝洛地區及義大利各地工作以來，從未得到適足的居住空間。但當地社區和這個社會何以長年對此問題視而不見？這種情況何以不為揭露且未受挑戰如此之久？

* * *

來自甘比亞的聖吉（Sanji），是在坎波貝洛「服役」時間數一數二久的移工。烏斯曼去世時，橄欖園裡有七百名非洲人工作，他就是其中一員。當時的聖吉才二十一歲，帶著一抹輕鬆笑容，留著短短的拉斯塔法里（Rasta）雷鬼辮，看起來相當顯眼。儘管面臨危險的環境，他仍神情自若，給人極大反差感。聖吉和其他非洲移工住在白草一帶的空地，與外界僅有一道金屬大門區隔，而且周遭垃圾堆積如山，顯然沒有適合的垃圾處理方法。穿過大門，即會看到五十餘座移工自行搭建的棚屋和帳篷，每間不過幾平方公尺大，外頭覆蓋塑膠防水布遮風擋雨。這裡沒有電力、水源（除了一條從附近橄欖園牽來的水管）或廁所。非洲移工會在附近蒐集木柴生火，一方面保暖，另一方面煮水洗澡。至於煮飯，他們則仰賴不無風險的液化石油氣。而這個自給自足的移工營地恰好坐落在烏斯曼所住的廢棄農舍旁邊。

烏斯曼過世前幾個月，聖吉從甘比亞的巴斯（Basse）來到此地。他總是語帶驕傲地介紹自己的家鄉－－這座位在甘比亞河南岸最東端的集市城鎮約有一萬八千人，面積跟坎波貝洛差不多，同樣帶著樸實氛圍。跟聖吉熟識的人都叫他「聖地牙哥」，這名字源自他父親在西班牙工作期間認識的墨西哥好友。聖吉不時會提到父親是語言高手，他本人也傳承這份天賦，不但會講英語和四種甘比亞部落語言，還會塞內加爾和馬利兩國語言。聖吉常把父親的事掛在嘴邊，只可惜父親在他七歲便去世。聖吉的叔叔後來娶了母親，接管已故父親的房產，並承諾會好好照顧聖吉和其他兄弟姊妹，只是沒多久就拋下聖吉，讓他自己想辦法籌措學費。

聖吉跑去一家電力公司擔任技師，但他能拿到那份工作，純粹是因為他替電力公司的足球隊踢到了冠軍獎盃，對方便聘僱他作為回報。要說有什麼是他人生的熱情所在，那百分之百是足球。聖吉跟許多甘比亞人一樣，都是英國曼聯俱樂部的死忠球迷。話說回來，技師的薪資不高，因此他也跨足旅遊業，希望善用自身語言技巧，只是所得仍然有限，必須仰賴旅客給予的小費，有次甚至遇到一位願意幫他付學費的善心荷蘭旅客。但長期來說，要取得穩定且合理的收入還是不容易，譬如淡季時他就賺不到什麼錢。聖吉找不到其他可以養活母親、弟弟和妹妹的工作。此外，他還有個剛出生的女兒要養，只是他沒錢娶女兒的媽媽回家，對方後來嫁給別人。

聖吉下定決心要照顧家人。他母親身體長期不好，不過跟他很親近。此外，除了要撫養剛出生的女兒，也覺得自己身為長兄，有義務要確保妹妹溫飽，並在她成長過程中提供協助。聖吉總是叫當時才十四歲的妹妹為「我的小妹」。他離開時，甘比亞正逢獨裁者賈梅統治，而他母親的健康每況愈下，飽受高血壓之苦。

聖吉踏上無數甘比亞人曾走過的尋找工作之旅，先後在馬利、布吉納法索等國的街上賣煎餅賺錢，但賺得的錢到頭來全拿去支付前往下一個國家的旅費。最後，他決定前往傳聞中工作機會多的利比亞，不過才抵達尼日中部最大城阿加岱（Agadez），也就是前往利比亞的連接點，噩夢就接踵而來。聖吉和其他同行旅人遭綁架到一處住宅群，身分文件及隨身財物通通遭到扣押。他們不曉得接下來命運如何，聖吉整趟旅程下來第一次感覺性命有危險。

綁架者持槍威脅他交出身上現金，他萬念俱灰，心想自己已走至生命盡頭，因此抬頭看向對方回說：「我身上沒錢，我家人也沒錢。我只是個窮光蛋。在你開槍之前，拜託讓我禱告一下吧。」綁架者聽了這番話，決定留他下來跟其他人一起做苦工。

一天，有人受不了遭到監禁，大聲喧嘩起來。全副武裝的警衛聽到吵鬧，立刻進來喝問：「是誰在吵？」那個吵鬧者竟然指向因長雷鬼辮而格外顯眼的聖吉說：「是他！」警衛把聖吉帶到一個房間，出乎意料的是，對方只是一邊拿木頭猛打牆壁，一邊要他假裝遭到毒打。聖吉如實照辦，發揮了殺雞儆猴的效果。隔天，同一位警衛再次出現，這次拿槍將聖吉帶了出去。大家都認為他即將遭到槍決，驚駭又困惑的聖吉也以為自己死定了，不過警衛只是將他帶到一處建築工地做工。「你看來體格不錯。」警衛說。聖吉因此開始在工地做事，享受了一陣子的溫飽。隨著時間推移，他發現這一片混亂且虐待成性的地方毫無規則可言，他是死是活全由上頭的人決定。

因此聖吉偷偷計畫逃跑。一天晚上，他和一名結交成朋友的馬利人試圖逃跑。因為途中得翻越一道圍欄，馬利人先用肩膀助聖吉一把，當聖吉反過來從另一頭伸手拉著對方到圍欄上方時，一名發現事態不對的警衛直接開槍射殺那名馬利人。聖吉連忙逃入附近有樹木散布的沙丘地區，在黑暗中躲了好幾個小時，周遭只聽得見警衛從遠處開槍的聲音，以及他自己的心跳。

他是少數順利逃走的人。那群綁架者後來拿著扣押證件上的大頭照在城裡四處尋找。聖吉雖然剪掉惹人注意的雷鬼辮，但左臉頰上的小塊胎記卻難以遮掩。隔天，綁架者在街上發現了他，隨即將證件舉到與他的臉齊高，並注意到那快塊胎記。「這就是你吧！」他們質問。

「不，不是我，」聖吉邊說邊指著胎記。「這只是刺青啦。」他就這麼順利脫身。

利比亞正等候他的到來，但那裡只有更多噩夢。聖吉從甘比亞出發，一路花了大約一萬歐元，才跨越多個國家，抵達利比亞。在利比亞，他鎮日害怕恐懼，不曉得自己能否活著看到隔天的太陽，當地匪徒甚至搶走小時候母親給他的金耳環。「那些傢伙不是真的穆斯林。」聖吉後來跟朋友如此敘述利比亞。他總算逃離利比亞並坐上船隻前往歐洲時，已經做好前方一樣會危險重重的心理準備，但沒想到他如今對性命時時受到威脅已習以為常，不再感到害怕。

當時載著他橫跨地中海的充氣船艇塞了太多人，夾板船底沒多久就出現裂痕，船隻僅能勉強浮於海面，大家擔心最糟情況就要發生，直到遠方出現另一艘船才鬆了口氣。但新的問題是，他們才出海不久，有些人擔心要是發出信號，反而會被遣返回利比亞。船上的人分成兩派，各執一詞。可是船就要沉了，此時非有決斷不可。恰巧坐在充氣點的聖吉便告訴大家，要是他們拒絕發出求救信號，他就要把氣通通放光。幸運的是，他們發出信號後即獲救，順利被送往義大利。一天後，大家在西西里島東南部的敘拉古（Syracuse）上岸，聖吉和一部分的人被送到緊急收容營待了一個月。

聖吉感謝神讓他順利抵達敘拉古。在他看來，這座歷史長達兩千七百年的古城相當親切，各種古老建築、露天劇場和悠閒氛圍都讓他著迷不已。那個月，他時不時就會在城裡散步，跟每個遇到的人聊天，彷彿在進行某種心理療程，彷彿他的人生再次重回正軌。聖吉有次在市場購買食物，結果現金沒帶夠，竟然有當地女子上前幫他付款。十歐元。他永遠忘不了這個數字，忘不了竟有好心的陌生人願意向他伸出援手。他們事後見面聊了幾次天，原來那女子跟很多敘拉古的年輕人一樣曾出外工作。事實上，年輕的義大利人也會到倫敦或其他西歐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過了一陣子，聖吉聽說有些人被轉送到專收未成年者的收容營，他擔心骨架較小、外表幼齒的自己會遭到誤認，因而失去可以工作的資格。為了防止此事發生，他跟當局謊稱自己一九九〇年出生，比實際年齡多了五歲。沒多久，當局把他送往西西里島另一端的特拉帕尼省，入住卡斯特維特拉諾（Castelvetrano）的收容所。這個市鎮不大，給人死氣沉沉的感覺，除了市郊一帶有橄欖和葡萄園，其他地方並沒有太多活動。住入收容所的多數非洲人都在橄欖和葡萄園裡做工，他們告訴聖吉有個叫「坎波貝洛」的地方能提供更多工作。經過瞭解，聖吉才知道這些人在橄欖產季都會到坎波貝洛做工。他振奮不已，立刻加入他們的行列，展開在這座盛產橄欖市鎮的做工生活。

同樣來自甘比亞的穆罕默德（Mohammad）是坎波貝洛的資深移工，對當地和附近區域瞭若指掌。三十五歲的他在烏斯曼死前幾個月才來到義大利，他身材高大、衣著整齊得體，頭髮剃得乾乾淨淨，常常還會像週五夜晚出外放鬆的歐洲人一樣，穿上熨燙筆直的白襯衫和便褲，在人群中特別明顯。穆罕默德有時還會穿著這套裝束去摘採橄欖，而且絲毫不影響工作效率。

穆罕默德在甘比亞有個八歲的兒子，由媽媽、大姊和小妹照顧。他來自甘比亞中部人口約五千人的布里卡馬巴（Brikama Ba）。過去曾在當地經營一間食品商店，販售北非小米和其他乾製品，但生意不太好，收入微薄得難以照顧家人。當時他有個在利比亞的朋友告訴他的黎波里有許多工作機會，並邀請他來一起打拚。

穆罕默德曾聽過甘比亞人在利比亞工作所碰到的麻煩，本以為只是某些人運氣特別差而已，完全沒料到這些事竟是通例。他迫切想要改善現況，把握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並藉此改善家人的生活。但妻子反對他的計畫，甚至以離婚要脅－－就算如此也無法動搖穆罕默德的決心，在啟程出發前，他便與妻子離婚。

眼見才能為憑，穆罕默德一直到親身造訪的黎波里才認識到利比亞的殘酷現實。他自認幸運，在一間商店找到工作，但仍天天擔心自己的安危。他最後決定逃離利比亞，但上船後卻不曉得會落腳何處。他從未計畫前往義大利，不過他相信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那段海上旅程是他人生回想起來唯一會熱淚盈眶的片段。獲救以後，相關當局將他送往特拉帕尼省一處人滿為患的緊急收容營，在那裡待了一陣子又轉往哥爾福海堡（Castellammare）的特別收容中心（Extraordinary Reception Centre）。這座小鎮同樣位在特拉帕尼省。

哥爾福海堡的人口僅一萬五千餘人，規模跟坎波貝洛差不多。這是一座人口高齡化的小鎮，年輕人多到外地尋求更多的機會、更美好的前景。表面上來看，哥爾福海堡彷彿一灘死水，不適合久待。但正如西西里島的其他地方，事情往往不如表面簡單。哥爾福海堡不但是數個美國黑手黨的發源地，還是一九三〇年代初紐約義大利黑手黨相鬥的戈爾福海堡戰爭（Castellamarese War）的源起所在。初來乍到的穆罕默德不曉得黑手黨仍掌控鎮上和西西里島各處的產業，滿心只在意鎮上裡裡外外都沒什麼工作可做。但他還沒時間預先規劃，又遭送至坎波貝洛羅馬街的另一特別收容中心，最終在鄰近的橄欖園找到許多工作機會。

一、橄欖產區

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

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

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

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給人員，都無法透過保持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來打這場「抗疫之戰」（這是英國首相強森最愛用的敘述方式）。

也許，只是也許，當我們擺脫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會更意識到白曉紅筆下針對苦痛的「緘默法則」是怎麼一回事，而更關注生活在歐洲廢棄農舍和棚屋兼帳篷的人類同胞。據估有四十萬五千名在義大利田野間工作的難民，受困於設計來抹除他們存在的準法律系統，只希望圖個「眼不見為淨」。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根據列斯伏斯島目前的狀況來看，身在西西里島等地的非洲人，以及多位協助照護的醫師，可能很快就會遭到極右團體汙名化為新冠肺炎的帶原者。

在農產品生產分銷領域，全球化早已打開了全世界的食品市場，但作為義大利食品供應鏈關鍵人物的蔬果摘採工人卻彷彿隱形了一般，原因是義大利政府不斷「將他們推至地下，稀釋其存在感」。這些工人在義大利摘採蘆筍、柑橘、葡萄、橄欖和番茄（後兩者分別稱為「黑金」和「紅金」）。在「義大利製造」的語境中，製造產品的其實不再是義大利人（他們本身也曾是移民），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後殖民主體－－往往是為了逃離利比亞的折磨、強迫勞動和拘留，冒著極大風險橫跨地中海。這些非洲人並不是大眾眼中的入侵者或行乞者，而是很多我們這些「定居此地」的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勇敢男女，而且擅於應變且聰明無比。他們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加諸予母國的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氣候變遷，以及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公共支出與服務削減，不得不離開家鄉，離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甘比亞，或是馬利。這些人為了家人福祉，被迫犧牲自己，在其他地方尋求生計。

不過這些犧牲換來了什麼回報呢？歐洲非但不重視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反而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設法剝奪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除了行動受限，只能待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業空間，集體成了田野中的無家可歸者，也往往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與義大利社會接觸。「他們是農地裡的工人，店鋪裡的消費者，僅此而已。」白曉紅如此寫道，強而有力地紀錄下義大利農工的生活，令人為之屏息。她或許刻意抑制憤怒情緒，但她寫到「沒有當地人會直視穆罕默德的雙眼，彷彿他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時，那股怒意隱約可見。

這個體系所採行的第一步，是將移民關入庇護中心並鎖入居留許可系統。後者是專門設計來實施經濟剝削和種族排除的系統，可說是某種「精心設計的體制暴力」。在這裡，住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缺乏住屋的問題）是維繫這種極度剝削條件的關鍵工具：在移民法營造的矛盾世界中，移民若要得到工作契約，必須要有居留證，但要得到居留證，他們首先需要一個居住地址。無論是國際法，還是義大利本身的憲法，對義大利似乎都毫無管轄權。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都承認，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適足居住屬人權範疇。二〇〇一年修訂的義大利憲法也認可，住屋是人類尊嚴的核心構成要件，國家應最低限度地提供住房。

在新冠肺炎的脈絡下來看，儘管時常有人會說這場抗疫之戰是「人人生死與共」，但某些族群缺乏住屋的問題，或許預示著接下來情況會更加惡劣。在過去，瘟疫和傳染病降臨後，大饑荒往往隨之而來。雖然我們今天並不預期會發生規模龐大的災難，但新冠肺炎其實已導致食物稀缺的問題。在我動筆寫作的倫敦，此刻已有好幾間緊急食品援助慈善機構因為無法補足糧食存量，就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協助，仍不得不暫停營運。富人或許會受到病毒侵襲，可是他們的住處遠離遭邊緣化的族群，完全不曉得住在帳篷和棚屋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每天要對抗饑餓、失溫和流離失所並存活下去是什麼意思。如同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早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就有人被迫住在難民營，過著性命宛如螻蟻、容易早死且面臨國家體制殺人的命運。

嫻熟歐盟政策的白曉紅當然很清楚義大利如何對待農業移工，也瞭解法律如何在現場剝削這些人－－無論是歐洲或全世界皆然。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塑膠溫室供應番茄、小黃瓜和辣椒等作物給多家超市，每年產值二十億歐元，但扛起這些勞務的卻是摩洛哥、西非和東歐的移工。在美國加州，來自墨西哥瓦哈卡山村的米斯特克（Mixteco）移工不僅確保美國消費者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也為Driscoll’s和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產銷商獲得驚人利潤。以色列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也限制巴勒斯坦移工的數量，轉而尋求泰國西部省分的工人來種植各式蔬果、種子、植物和農田作物。沒多久，當地就有令人不安的「夜間猝死症候群」報導出現，極可能是因為這些工人長期未休息，最終導致熱衰竭和中暑。視角轉到澳洲的昆士蘭，來自九個太平洋島國和東帝汶的柑橘採摘移工同樣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十九世紀的「騙人為奴」（blackbirding）。當時，貿易商人將六萬兩千多名南島民族運送到澳洲大陸充當「糖奴」。

但是義大利的情況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種基於種族的極度剝削措施，反映了義大利的殖民與法西斯過往，還有對這段歷史的否認與抗拒。

十九世紀中葉，現今稱為「義大利」的半島上有許多城邦、共和國和其他獨立實體，其中有些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義大利王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正式成立。綜觀眾多掠奪非洲資源的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當時的義大利處於落後態勢，急於迎頭趕上，因此其國族認同從一開始就與獲得殖民地有緊密關係。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便表示他「贊成義大利將自身卸除的奴役鎖鏈加諸予非洲人」。如此一來，義大利將殖民非洲部分地區視作與歷史的交會，旨在重現羅馬帝國的光榮。義國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後來更將殖民領地稱為「義屬東非」。十九世紀末，義大利吞併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並與利比亞展開漫長且血腥的戰爭，最終在一九一二年征服對方（利比亞被視作義大利的「第四海岸」）。義大利視一八九六年在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敗給衣索比亞為奇恥大辱，所以法西斯時期再次侵占衣索比亞，確立自身強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許多義大利戰犯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原因在於英國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玩了兩面手法，確保墨索里尼軍隊在衣索比亞犯下的罪行獲判為現代戰爭的可接受作為。

義大利過去犯下的殖民罪、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及大規模屠殺，包括在利比亞一連串的集中營監禁並殺害者（藉由餓死和疾病），至少有八萬人，並且以毒氣轟炸利國城市，導致無數死傷。另外，義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入侵衣索比亞時，也動用兩百二十公斤的芥子毒氣攻擊該國的村莊和紅十字會營地。衣索比亞帝國的流亡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出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敘述義國如何將芥子毒氣安裝在飛機上，以便讓毒氣擴散至廣大地區，形成「永無止境的死亡之雨」。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義屬東非總督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因為遭刺未遂，憤而派出配備槍械、炸彈和火焰噴射器的黑衫軍大肆屠殺，三天下來至少死了一萬九千人，但也有人估計死了三萬名男女老少。

儘管墨索里尼在非洲犯下人盡皆知的罪刑，最後卻沒有真正受到制裁。諷刺的是，二〇〇八年，時任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跟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Gaddafi）簽訂合作條約，付給對方五十億美元作為過去軍事占領的補償金，而利比亞必須設法打擊國內的非法移民，並且促進投資義大利企業。如此一來，義大利成了利比亞在酷刑虐待等人權迫害上的共犯，也助長歐盟在地中海地區所實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白曉紅是個有原則的記者、熱情敬業的人類學家、想像力媲美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叛逆社會學家，更是令人信服的真相講述者。她與移民一起生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和各種苦難的細節。她是出色的編織工，以故事為經，以政治分析為緯。《再見，烏斯曼》揭開了歐洲社會作為基礎的層層謊言，迫使我們面對歐洲文明的本質，這個文明將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流離失所的非洲人困於一個個從屬空間，讓他們越來越容易面臨早死命運。

她的結論令人無所遁形：我們必須瓦解並推翻由結構性種族主義所決定的一切社會關係。

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主任

莉茲．費克特（Liz Fekete）

於倫敦

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

前言 緘默法則

凌晨四點四十五分。這座小小的西西里市鎮還未活絡筋骨迎接週日早晨。街道一片空寂，放眼看去只有幾條流浪狗出沒，人是一個也沒有。外觀相同的戰後房屋排立兩側，屋內的百葉窗皆呈現緊閉狀態，窄巷裡的公寓陽臺也沒有大肆聊天。這裡寂靜得令人昏昏欲睡，昨天晚上如此，前天晚上也如此，彷彿這四百年的老鎮無論如何總會陷入酣睡。就連其羅馬名稱「坎波貝洛迪馬扎拉」（Campobello di Mazara），或「坎波貝洛」（Campobello，意指美觀之地），唸起來也令人昏沉欲睡。來到距離空蕩街道僅數公尺的市鎮邊緣，可以看到鄰近一座小丘上矗立著大堆白岩，不久後，數十隻羊群將至此吃草。在小丘前方是一片生機盎然、沐浴在晨露中的深綠色橄欖樹，那一片片葉子重垂而下，綠黑相間的橄欖果實等待採摘。這片美麗的田野一路綿延，直至抵達大海才停下腳步。

在田野中間，有不少帳篷與棚屋隱身濃密橄欖林間。這塊地區稱為白草（Erbe Bianche），舉目望去，這些帳篷與棚屋彼此距離之近，可以判斷有數百人棲身此地。在市鎮還處於沉睡之際，此處許多居民已經起床、換好裝束，準備上工。他們來自地中海對岸數千公里之遙的國家：塞內加爾、甘比亞、馬利和其他西非國家。這處野營地跟不遠的坎波貝洛有著雲泥之差，但棲身此處並非這些人的本意。這裡屈居坎波貝洛邊陲，是個不受青睞、重門深鎖的祕密所在，是這座義大利市鎮奉守的「緘默法則」。

在營地右手邊，有幾座遭遺棄的農舍，裡頭住了幾位農工，其中一位就是烏斯曼（Ousmane）。這幾座農舍除了點綴鄉村景觀，也蘊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被遺忘者的過去一同遭到埋葬。

距離凌晨五點還有幾分鐘的時間，烏斯曼睜開並揉搓雙眼，大概是受到外頭的鳥鳴或幾公尺外的同事在床上翻來覆去所驚擾。在他們睡覺的這座農舍，四面八方都會有聲音傳來。烏斯曼坐起身來，搞不清楚太陽升起了沒有，因為農舍的窗戶多年前已遭磚塊封死，所以無論黎明與否，裡頭都是漆黑一片。他想找火柴來點亮蠟燭，但沒注意到瓦斯鋼瓶早在他睡覺期間開始外洩－－半夢半醒的他，點燃了火柴。

瓦斯鋼瓶瞬間在他面前爆炸，那股爆炸聲迴盪整片田野。烏斯曼還來不及尖叫，就遭到嚴重燒傷，隨後失去意識。其他驚嚇不已的工人連忙打電話叫救護車，用破爛的義大利語解釋情況，並告知所在位置：白草。救援來得太晚，當醫護人員抵達時，他們認為烏斯曼的狀況過於嚴重，當地醫院處理不來。他的身體有六成嚴重燙傷，坎波貝洛本地醫院沒有相對應的設備來進行救治，只好將他送往三個多小時遠的巴勒摩市立醫院。那天早上，他在抵達巴勒摩的時候離開人世。那天是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到了醫院，大家才知道他的全名是烏斯曼．迪亞羅（Ousmane Diallo），二十六歲，來自塞內加爾。除此之外，有關他的資訊幾乎一無所知。或許是因為烏斯曼為人低調且安靜，總是全心投入工作，在人群中顯得毫不突出。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烏斯曼和其他二〇〇八年及二〇〇九年間抵達義大利的塞內加爾同胞一樣，會輾轉落腳坎波貝洛並非意外。

烏斯曼身為對家人懷抱責任的年輕人，在去世前幾個月不得不離鄉背井尋求更穩定的賺錢機會。不過，他並不孤單。在過去，塞內加爾一直是許多非洲人尋找更好生計的主要去處。然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葉，塞內加爾的外債急劇增加，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求助，局勢自此一落直下，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到九〇年代，這兩大國際組織掌控塞內加爾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濟與公共政策走向，並祭出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這些經濟自由化措施意味著公共支出遭削減、公部門遭到解散，以及國有企業及公共服務面臨私有化命運，塞內加爾的產業和農業也因此崩潰，外債問題反而更加嚴重，整個國家陷入無窮盡的貧窮局面。

一般民眾的生計和基本安全保障通通遭到剝奪，可說是首當其衝。面對來自已開發國家補貼的進口產品競爭，非洲小農根本難以生存。有鑑於公私部門的職缺僧多粥少，像是烏斯曼這樣的年輕人也越來越難找到工作。對他來說，前景似乎一片黯淡。年輕一代的塞內加爾人等不及揹上行囊，前往外頭世界尋求更好的機會，讓塞內加爾成了所謂的「移民輸出國」－－人民必然要向外遷出的國家。

「離開家鄉是必要的，這樣才能改善生活。」絕大多數年輕且能幹的塞內加爾人會這麼說。事實上，不只塞內加爾人如此，每個同樣踏上此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都會作出一樣的陳述。那些克服旅途中的重重考驗，並在海外工作取得成功的人，在家鄉會獲得至高無上的尊敬，並為後續追隨者樹立榜樣。對家鄉的人來說，這些移工好比英雄般的存在，也是未來世代值得效法的典範，他們的血淚及匯回款項將重建家庭、社區和母國。

來到義大利並不是烏斯曼自己的抉擇，他不過是遵循當時可行的道路而已。法國直到一九六〇年才結束對塞內加爾的殖民，因此曾是塞內加爾人出國工作的首選。這幾十年來，諸如馬賽（Marseille）等法國城市均可看見大批塞內加爾族群。但由於法國在一九八五年對塞內加爾實施簽證制度，以便過濾來往人士，塞內加爾人只得轉而尋找其他去處。隨著塞國經濟危機持續惡化，在一九九〇和九四年給予無證移民大赦的義大利，自然成了塞內加爾人的熱門目的地。

烏斯曼並不特別，像他一樣努力想改善故鄉家人生活的人有數萬之多。他在利比亞低調行事，挺過種種嚴苛挑戰，只為了存錢搭乘缺乏安全的船隻前往歐洲。烏斯曼就是歐洲人嘴上說的難民或移民。這些曾經是非洲殖民者的歐洲人看待移工的角度，跟烏斯曼等人的非洲同胞完全不同。儘管移工在田野中努力摘採橄欖，為故鄉家人承擔風險，並為當地農業創造利潤，但在歐洲人眼中，他們是「外國人」，或是義大利人口中的「非法偷渡客」。即使在烏斯曼過世的時候，他也不過是報紙上一個冷冰冰的名字，如此而已。

烏斯曼的性命戛然而止、夢想成空，遠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心痛欲絕。採摘橄欖不是他生命中的唯一想望，坎波貝洛原本也只是他人生旅程的一站、只是收成期間需要造訪的地方。他想前往更遠的地方，比坎波貝洛和西西里島還遠。如果他存夠了錢且獲准在某處租屋，他必然不會回首這段待在廢棄農舍的日子，而是搬去更大的城鎮，甚至另一個國家，像許多其他塞內加爾同胞一樣，擁抱全新的機會。然而，他的人生終究在這座廢棄農舍劃下句點。

出了非洲人社群，沒有多少人聽聞烏斯曼的慘劇。事實上，坎波貝洛以外的西西里島也幾乎沒人知道這件事，知道塞內加爾人在二〇〇八至一三年間曾待在白草一帶的人就更少了。當時僅有幾家義大利報紙提及烏斯曼的死訊，而且也僅是「提及」而已。他二十六年的人生，到頭來只值得報上寥寥幾句，彷彿有人刻意靜音了這則新聞。或許更詳細一點的報導會讓大眾思考「社會怎麼會任由這種事發生」。這類報導肯定引起軒然大波，進而動搖現況－－而義大利媒體界沒幾個人覺得這麼做符合自身利益。但這番沉默無關陰謀論，只是業界的習慣使然。

事實上，非洲移工已經維繫這個橄欖產區運作長達二十年。當烏斯曼過世時，西西里島的田園上有超過兩萬五千名來自其他國家的男女勤奮做工，為農業挹注活力，維持產業榮景。根據資料，坎波貝洛約有五千座橄欖農戶，一直是西西里島重要的季節性勞動需求所在。當地最廣為人知的橄欖品種是諾拉貝爾斯橄欖（Nocellara del Belice），英國名廚傑米．奧利弗（Jamie Oliver）甚至稱其為「世界上最優質的橄欖」，這種橄欖只產於此一地區。坎波貝洛有九成的橄欖農場面積不超過兩公頃，這種家庭農場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雇用其他國家的工人，原因主要是當地勞動力不足，無法因應繁重、按時所需且具彈性的工作。每年九月至十二月間，會有約三千名非洲移工來此工作，其中大多來自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這些人確保了此區的橄欖得以收穫，也明顯促進當地商家與企業發展。沒有他們，這座城鎮根本難以生存。

在坎波貝洛這座人口僅一萬一千餘人的鄉村小鎮，烏斯曼的事件根本不可能成為祕密，但沒幾個人哀悼他的死亡。這種駭人事故在坎波貝洛可說是前所未聞，尤其還牽扯到一名橄欖採摘工。換作是義大利本地工人，類似的情況絕不可能發生。「有個黑人－－非法偷渡客－－被炸死了。」當地居民一個接一個傳遞這則消息，每傳一次就多加上一點自己的主觀意見。他們不必詢問任何一位當地非洲移工，就彷彿能聽見或想像實際發生的狀況。這起事故漸漸長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究竟什麼是非法偷渡客（clandestine）？這個詞彙一向帶有貶低意味，跟美國白人在二十世紀初用來稱呼義大利移民（尤其是無證、沒有身分的移民）的「義大利佬」（wop）差不多。二〇〇二年，在前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通過所謂的「波西費尼法」（Bossi Fini law）後，偷渡仔成了更具意義的詞彙。這個法案奠基於一九九八年《移民綜合法案》，該法案由前總理普羅迪（Romano Prodi）所領導的中間偏左政府提出。普羅迪是義大利民主黨的創始人兼二〇〇七年的首任主席，他的這項法案推出收容中心，讓沒有身分證明與移民資格的外來者有棲身之處。波西費尼法不但強化既有措施，還祭出刑法對付未經允許入境的外來者，將他們視作遣返對象。根據這一法案，移民若要更新為期兩年的居留許可，必須取得正式的聘僱合約，意即他們的移民身分（待留該國的權利）能否留存，全然取決於雇主的一念之間，也讓他們淪落到任人剝削的境地。

二〇〇七年五月，貝魯斯柯尼政府進一步宣布「安全計畫」（Pacchetto Sicurezza），並由當時隸屬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的曼紐耶拉．德爾．拉戈（Manuela Del Lago）主導，針對「非法入境留滯」祭出刑罰，對抗與移民相關的「廣泛非法事務」。該法案於二〇〇九年入法，正式將未經許可進入或居留義大利定為刑事犯罪。

這些政策定義了何謂「非法偷渡客」，並將義大利的無證或無身分的工人打入下層階級。與此同時，義大利也為移工配額量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導致在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二年間不得不為一百四十萬名無證移工祭出五次合法化計畫。然而，義大利的季節性勞工配額在二〇一二年有三萬五千人，到了二〇一九年只剩下一萬八千人，減去將近一半數目，而在我二〇二〇年動筆書寫的此刻，最近一次合法化是二〇一二年的事。如此一來，義大利就像是透過庇護收容體系將非洲移工困入下層階級－－尤其二〇一一年以來，西方世界對利比亞的軍事介入導致許多人逃往歐洲－－讓有關當局和農業不必擔心合法化的問題。

非法偷渡客就這麼成了義大利日常詞彙的一部分。在大眾心中，無論是否有所意識，這個詞彙不再只是指涉有無移民身分，而是蘊含了「黑人」的意思。不管烏斯曼有沒有相關文件，在當地義大利人眼中，他就是非法偷渡客，就是屬於某個因為種族而需要隔離於外的族群。

烏斯曼就是在如此脈絡下失去性命。無數名非洲移工離開家鄉前往歐洲，他只是其中一員。他們的國家曾遭殖民主義毀壞，並在此後數十年間仍受到西方機構蹂躪，他們之所以動身，就是為了逃離因之而來的長期貧困、迫害和各式衝突。這些移民若是順利在利比亞避開強迫勞動、酷刑和死亡命運，緊接著會冒險航渡地中海，其中的倖存者好不容易抵達義大利，卻發現自己雖然身處新的國家、新的大陸，仍是受到剝削和邊緣化。

烏斯曼呈現了歐洲最受種族化的他者之命運。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遭到採行資本主義且憲法明訂保障人權的先進歐盟國家遺忘的非洲移工。

《再見，烏斯曼》旨在紀錄、揭露遭義大利和歐洲妖魔化為社會負擔及最嚴重問題的族群是如何受到隔離與征服，並且勞力深受剝削。這本書講述國家和社會如何創造並延續這些「必要棄兒」的祕密。實際上，貶低移民有其明確目的，正如當年歐洲列強依照種族劃分其殖民的族群，從而合理化對其他大陸的剝削與統治一樣。

烏斯曼之死和其他移工的故事揭示了此一祕密。這本書獻給你，烏斯曼。

前言 緘默法則

凌晨四點四十五分。這座小小的西西里市鎮還未活絡筋骨迎接週日早晨。街道一片空寂，放眼看去只有幾條流浪狗出沒，人是一個也沒有。外觀相同的戰後房屋排立兩側，屋內的百葉窗皆呈現緊閉狀態，窄巷裡的公寓陽臺也沒有大肆聊天。這裡寂靜得令人昏昏欲睡，昨天晚上如此，前天晚上也如此，彷彿這四百年的老鎮無論如何總會陷入酣睡。就連其羅馬名稱「坎波貝洛迪馬扎拉」（Campobello di Mazara），或「坎波貝洛」（Campobello，意指美觀之地），唸起來也令人昏沉欲睡。來到距離空蕩街道僅數公尺的市鎮邊緣，可以看到鄰近一座小丘...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 橄欖產區
二、 打造巴比倫
三、 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 進出收容營
五、 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 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 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 「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 驅逐
十、 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 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 「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 橄欖季再臨
十四、 眼不見為淨
十五、 滿月
十六、 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 採收季結束
十八、 「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 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

後記
參考書目
致謝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 橄欖產區
二、 打造巴比倫
三、 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 進出收容營
五、 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 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 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 「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 驅逐
十、 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 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 「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 橄欖季再臨
十四、 眼不見為淨
十五、 滿月
十六、 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 採收季結束
十八、 「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 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