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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志熙序

齊益壽先生是著名的漢魏六朝文學專家、陶學名家。他將多年治陶之著，輯為一集，題為《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命我作序。做為晚輩，本不應謬然執筆，但深感先生獎掖之情與不拘於世俗習慣的胸襟，故敢應命，以膚淺文字，塵其璆琳之編。拜讀之餘，最大的感受，就是體會到這是老師宿儒之學，與時下的應制度、循功令、趨時風之學完全不同。對於今天的陶學研究，以及古代文學研究的整體學風，都有示範與警醒的作用。試為嘗鼎一臠之論，未必得其要領。請齊先生與並世學人指正：

齊先生的陶淵明研究，第一個重要的特點和建樹，是從經史根柢出發治陶。他揭示陶之精神根本在於儒家，而其治學又深得史學之長，具備史才與史識。前者是對宋代以下諸儒治陶之發展，後者則發人所未發。我以前讀〈詠貧士詩〉，詩中感歎隆冬家室飢寒，為生計所困，有「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兩句。憬然有思，難道淵明生平志業中，也有如吾輩窮研學問，汲汲於著述的一種情形嗎？這似乎與向來人們對陶的印象不太一樣。讀了齊先生的〈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析論〉、〈試論陶淵明的史才與史識〉、〈陶淵明的儒者襟抱與獨立精神〉這三篇大文章，茅塞頓開，對這個問題得到了一個透徹的認識。看來淵明不僅深於儒學、史學，而且確有著述之志，且有著述之實。其平生在學問方面，不僅僅是「常著文章，頗示己志」的抒情性詩文創作，同時兼有史學與儒學方面的著述。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看到淵明在儒學方面著述的事實，但通過齊先生的論述，其儒學方面的建樹，卻是已經讓我們看得很清楚。齊先生認為在舉世崇尚佛玄的情況下，淵明獨揭儒家精神，確立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他通過對〈飲酒其二十〉獨特而深入的解釋，整體地呈現出淵明的經學思想。認為淵明對於漢儒有一個辯證的認識，肯定其「為事誠殷勤」，同時對如班固批評的漢代經學末流的「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終至於「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的學風深有不滿，從而提出「好讀書，不求甚解」及「會意」的治學思想。但齊先生並不滿足於從陶淵明本文來論述這個問題，而是將陶與同時的謝靈運等人相比較，指出他們其實已經放棄對儒家與孔子的服膺，先是邁入老莊與道家，最後又皈依佛教與佛徒。「從謝靈運、范泰、慧遠、周續之等紛紛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甚至公然說宣揚聖人之教的六經，乃『獨往者之所棄』，生活在同一時代且與周續之頗有往來的陶淵明，卻是尊孔子為先師，而不同於謝靈運以莊子為先師。」（〈試論陶淵明的史才與史識〉）接著齊先生又依〈榮木〉一詩進一步論定淵明對孔子與儒家的推崇，論定淵明中年時懷抱儒家「進德修業，以及時也」的強烈使命。淵明所崇尚的當然是古人所說的君子之儒，即以弘道濟世為己志的大儒，而非僅守章句的世儒。但從「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以及「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這樣的心曲表白中，似乎在儒學或經學方面，也有著述的計畫與打算。我們看到，齊先生是在整體地把握儒家的精神傳統及陶淵明當代學風的前提下，強調其對儒家思想與精神的繼承與發展，這就是我所說的從經史根柢出發治陶的意思。

對於陶淵明與玄學的關係，齊先生揭示其自然思想與玄學的深層關係，並主要從阮嵇一派玄學提倡自然是反對偽名教而非真名教、玄學家樂廣之名教樂地、與自然無礙這些角度論述淵明與玄學的關係。對於淵明與佛教的關係，齊先生認為淵明的思想受到佛教的一些影響，其所處的現實之種種有時令他產生幻滅感，從而接受佛教某些說法，但淵明之根本在儒而非佛。「雖然『幻化』、『空無』、『冥報』等佛教詞語有時會出現於陶詩，但佛教思想亦非陶淵明安身立命主軸之所在。」（以上見〈陶淵明的儒者襟抱與獨立精神〉）。「陶淵明會在某些觀念及語彙上受到佛教的影響，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在佛教教義、教規乃至於處世態度上，陶淵明多持保留的態度。」（以上見〈試論「潯陽三隱」—陶淵明三首交遊詩探析〉）百年陶學，乃至千年陶學，淵明與佛教的關係，是聚訟紛紜的問題，陳寅恪先生從〈形影神〉的思想出發，認為淵明建立自己獨特的新自然思想，所以無須在整體接受佛教思想：「此三詩實自曹魏末至東晉時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觀念演變之歷程及淵明己身創獲之結論，即依據此結論以安身立命者也。」又說「蓋其自身的創解，乃一種新自然說，與嵇阮的舊自然說殊異，惟其仍是自然，故消極不與新朝合作，雖篇篇有酒（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語）而無沉緬任誕之行及服食求長生之志。夫淵明既有如是創辟之勝解，自可以安身立命，無須乞靈於西土遠來之學說，而後世佛徒妄造物語，以為附會，抑何可笑之甚耶？」齊先生從對淵明儒者襟抱與獨立精神這兩點來論述其與玄、佛的關係，認為佛教並非淵明安身立命的主軸。我認為陳寅恪先生、齊益壽先生的這些觀點，差不多可以作為淵明與玄、佛關係的定論。

本集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它所面對並解決的，都是陶淵明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甚至歷來有不同看法的問題。除了上述陶氏與儒、道、佛關係的問題外，如陶淵明的政治思想、〈飲酒〉二十首的主題與內容、〈述酒〉的本事、〈止酒〉詩的真意所在，都是陶學中長期困擾學者的問題。集中相關諸文，每如庖丁解牛，深入其節族，「動刀甚微，謋然已解」，「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如〈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一文，就是在全面綜理、剖判前人看法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古人將陶淵明簡單定位為徹底的晉室忠臣，也不是像梁啟超諸家所說的那樣，完全是超越於晉宋易代事件之外的。作者在準確把握〈述酒〉等詩的感情傾向的基礎上，贊同湯漢的「忠憤」之說，我認為是極有見地的。忠憤不同於一般倫理上的忠君愛國，是激於義氣之至，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道主義。作者能提出這個看法，仍是植基於他對淵明的人品與感情世界的整體的把握。陶淵明研究，也包括文學史的其他大家、重要的問題的研究，由於積累豐富，且眾說紛紜，常使今天一般學者覺得已無剩義可說，於是多另闢新徑，或簡單地搬用新方法，其中不無完全脫離傳統學術，失去根柢的流弊。齊先生的陶學，不僅提出他自己的許多新見，而且對於古今陶學中的重要問題，都有所評判與回顧，體現了學術上推陳出新的真義。

本集論陶的第三個重要特點，是注重文本的思想與藝術，以翔實的時地、事蹟考證為依據，對陶詩內容與藝術表現展開深入、獨到的分析。不少地方，都堪稱真解、真賞。如〈從析疑賦詩到語默殊勢—試論陶淵明移居南村後的交遊及交遊詩〉一文，從考證陶淵明移居南村的時間與具體的交遊入手，對其移居南村後的作品進行新的編年，並且指出其時淵明的生活與交遊都與僻處南山之下時不一樣，與一批博學多能的士大夫交遊，心情亦發生不少變化。在這樣的時地考證基礎上，將南村詩分為三個類型：「一是寫景狀物而句法奇鍊；二是語默殊勢而低徊婉轉；三是直抒本懷而質樸自然。」並且認為這三種不同風格，和淵明與酬贈者的不同關係（即交往的新舊深淺）相對應。這就將陶詩的藝術分析嵌到一個具體的時地背景之中，極其細緻綿密。其中對陶詩句法奇鍊的分析，讓我們看到陶淵明詩風的另一側面，即他在與文士交際的背景中對當時詩壇的時風有所呼應。這是陶詩藝術研究上的一個實質性的進展，也豐富了我們對陶詩的認識。又如〈陶淵明的宦遊詩〉一篇，考證淵明八首宦遊之作的時地，對歷來聚訟紛紜的陶淵明仕宦問題作了一個全面梳理，可以說是迄今對淵明仕宦、行役事蹟的最翔實的考證。在此基礎上分析這八首陶詩的藝術特點，指出在寫作方法上有「純用賦體與雜用比興」之別，在結構上使用多種「對比的間架」，在修辭風格上有「整鍊、真率、婉曲」之別。並且指出《昭明文選》選陶詩，重在整鍊一體的看法。這個觀點在〈蕭統評陶與《文選》選陶〉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展開。作者認為蕭統的評陶與其選陶之間，並非如學者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存在著「巨大落差」。蕭氏對淵明詩文的嗜好，主要在於對其風力的鑒賞，尤其是受其感染效果的影響。而其整體的文章評價標準，仍是以辭采之優為主的。以當時的標準來看，淵明詩文的確有陽休之所說的「辭采未優」的問題。尤具信服力的是，齊先生在行文中發揮一向擅長的層層剖析、深心鑒賞的方法，對《文選》所選陶氏詩文在辭采方面的表現做了細緻的分析，並且將《文選》所選的張協〈詠二疏〉、左思〈詠荊軻〉與淵明的同題材作品相對比，推測其落選的原因，正在對仗、修辭及組織方面不及前二人之作。這種比較性的藝術分析，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淵明文章的價值，南北朝時期的評論家未能充分認識，評價不足；而入宋後崇陶一派，又認為陶詩無篇不好。這裡存在著審美趣味上的差異，值得深入研究。但認為陶詩無篇不好者，未必沒有主觀的偏好等因素在內。宋代的蘇、黃推崇陶淵明，但有意思的是，可以說是蘇、黃共同學生的陳師道，卻有陶詩不文的評價。看來陶淵明作品的修辭藝術與藝術效果之間的複雜關係，還是一個可以深入研究的問題。齊先生對陶詩深為愛賞，但其對陶詩的具體作品之高下、利鈍每有觸及，堅持了一種真賞的態度。

真解與真賞，還是要以通達、顧及全面為前提的，對具體作品和詩句的理解，有時執著於詞句，未免以文害義。如對杜甫〈遣興〉詩的理解，由於學者們沒有全面考慮杜甫對陶淵明的評價，單據此詩，每成曲解。齊先生對陶、杜的思想境界與藝術精神具有充分的同情與全面的了解，其論此詩之義，能避拘執之見，得通達之論：「『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二句，若解讀成杜甫頗以陶詩的質直無文為憾，恐是誤會。杜甫一再以『陶謝』並稱，既說『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又說『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可知杜甫是將陶謝視為大家，許為高手，認為其詩歌藝術達到『不枝梧』的簡練高妙的境界，何曾以陶詩為鄙質呢？『枯槁』是指生活的貧困，而非詩歌的文字風格。」（以上見〈陶淵明的儒者襟抱與獨立精神〉）葉嘉瑩先生重視解詩說詩，在傳統的義理、詞章、考據的基礎上，吸取現代的藝術理論，故其說解每能引人入勝。齊先生作為葉先生的學生，我認為在這方面是發揚了葉先生的解詩藝術的。程千帆先生一直提倡文獻學與文藝學的結合，我認為齊先生的陶詩研究，尤其是其對陶詩藝術的研究，多建立於真賞、凝思之上，並且每與文本及事實的考證、義理的分析相結合，在義理、詞章、考據的完美結合方面是具有示範性的。以上是我拜讀齊先生大著之後的一些粗淺體會，未免掛一漏萬。好在全集俱在，讀者通過深入閱讀，自可得到全面的認識。總之，此集十四篇論文，涉及淵明生平事實與作品的大部分方面，並且對古今陶學徵引、評衡、辨正甚多，堪稱陶學之淵藪，在許多方面都為今後的陶淵明研究奠定了基址。

拜識益壽先生，已近二十年，屢蒙獎勵提點，深心愧感。憶燕園初會，慰喻綢繆；甌浦重逢，彌深嚮往。書召佳會，吾得初遊於臺島；旆臨勺池，公又論學於神京。談詩論藝，我亦心醉於陶杜；感事抒懷，公每神馳於臺葉。況發興於雲山，成禮於醇醪，豈徒耽情於蠹簡，留心於糟粕乎。數度兩岸追陪，頻年電簡聯詠，時有速於鴻翼，事無勞於書郵；更覺公瑾德醉，惜無文字；白傅箋傳，徒費詩筒。忘年之交，我豈敢應；仰山之情，曷止翹企。詹爾小言，聊當喤引；百年陶學，此為論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