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導讀

柯慶明（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名譽教授、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

這是一部我們期待已久的重要著作。現代主義詩歌，由於表現形式的前衛，表現內容的深蘊，往往不易進入其堂奧，而由於其生成變化，更因中國陷入內戰，長期對峙，呈現一種斷裂與分殊演化的情狀。葉維廉先生早歲得天獨厚，因寓居香港，而能直接承繼五四以至三、四十年代的詩作，以及對西洋現代主義詩歌，有了相當全面的接觸與認識，既熟悉且成為香港現代詩運動的重要成員，來臺後更參與臺灣現代詩運動，成為最重要的理論／評論家，終至任教美國，同時成為西洋詩壇與中國古典／現代詩壇匯流的重要橋梁，不僅以其研究論著，更重要的是以其本身的卓越創作與廣泛、雙向的眾多翻譯。他的《中國詩學》、《比較詩學》皆早已是中西各地研究詩學的必讀書目了。但這一本整合兩岸三地的現代詩論，卻遲遲未見出版，是以令我們長期企望與期盼。

這部論集，包含了：（一）對現代詩的詮解。（二）對五四，由徐志摩、聞一多、魯迅，以至三、四十年代，現代詩創發生成的發展。（三）香港在現代詩運動的繼承與發揚。（四）五十到七十年代，臺灣現代詩的崛起與蓬勃發展，終於衍化到港、臺如也斯、陳育虹等新世代，這本書解明了許多引人疑議的論題。首先現代主義，雖源起西方，而兩岸三地的現代詩運動卻各自另有社會文化情境。葉先生指出：

現代主義是針對現代性的美學上的反應，充滿了模稜性的辯證，而其中對壟斷資本主義中極端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整體生命減縮變形的一種抗衡，就是自然體的「我」的存在性和語言的存真性都受到重大的威脅下尋索生存的意義。

因此，寫作是一個知識追索的過程，通過猶存的「感覺」，企圖重新獲取「可感」的存在，這樣，也許可以使工業神權和商業至上主義砸碎的文化復活。……寫作就是要通過語言的自覺……，剔除文化工業以來……加諸它身上的工具而重獲語言的真質。

同時，正因：

詩，作為文學的一種，由文字構成，當然亦是表「心象的內容」。但詩雖然亦具有文字的示義性，但往往不止於這種心象所顯示的內容，而強調音樂中之「心象的動向」 和繪畫中「心象的狀態」，才算是詩的意義之全部。

現代主義詩歌，既具全面經驗的豐富性，又具文化復甦，生命提升的重要性。

在這一基本前提下，中文寫作更面對文言白話在語言傳統和經驗傳達的雙重性，新詩以降，以至三、四十年代，則更面臨文化傳統崩壞；香港則直接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五七十年代的臺灣現代詩人一部分深懷永別家園之鉅慟，一部分亦因其成長社會組織之完全置換：都在現代性的威脅下，更有種種生存意義無法凝融之痛，因此而發出自生命深處的沉思與召喚。

不論就詩的語言表現或其精神內涵，葉先生雖然亦大體指出他們所面對的共同處境，但毋寧更注重每位現代詩人的各具風貌，並且開發了何種語言策略足以垂範後學，論集中的詩人各論，篇篇精彩，皆能言人所未言，其實皆是長久浸潤，或長時切磋，閱歷有得的結果。

〈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一文，雖列於附錄，其實可以視為解讀本書的金鑰。將徐志摩、聞一多以降詩人，如何以其創作，開啟了中國現代詩的各種語言策略，已形成一可行可繼的傳統，正是全書既論詩人精神心象，亦析詩作語言表現的縮影與基礎，存在全書而尚未明言的是，這是一部類似龐德、艾略特或歐陽修、王世禎等人的批評著作。因為他正是此一現代詩運動中挺身出來闡發其旨趣的核心成員，這是一部冶詩論、詩法、詩史於一爐的現代詩的「詩譜」，足供後學者取法繼志：風簷展讀，典型俱在，猗歟盛哉！盍興來乎？

《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導讀

柯慶明（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名譽教授、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

這是一部我們期待已久的重要著作。現代主義詩歌，由於表現形式的前衛，表現內容的深蘊，往往不易進入其堂奧，而由於其生成變化，更因中國陷入內戰，長期對峙，呈現一種斷裂與分殊演化的情狀。葉維廉先生早歲得天獨厚，因寓居香港，而能直接承繼五四以至三、四十年代的詩作，以及對西洋現代主義詩歌，有了相當全面的接觸與認識，既熟悉且成為香港現代詩運動的重要成員，來臺後更參與臺灣現代詩運動，成為最重要的理論／評論家，終至...

前言（摘錄）

葉維廉（本書作者）

本書的主旨是通過詩美學與歷史關聯來呈現現代中國詩的脈絡與特色，其形成不是按題解答、分條縷述的論文著作，而是一個詩人在創作的過程中面臨各種困境所作出的思索。早期（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代表了我作為一個詩人在那時段詩的追索與反省，沒有什麼學者的訓練，很多時候憑直覺，有時怕過於冷靜的邏輯思維會破壞美感的機樞，譬如我的〈【焚毀的諾墩】之世界〉（一九五九年）把解讀後的思域以詩之濃度的散文佈陳就是一例。那時歷史上的很多的問題，譬如三、四十年代詩人群的思路源起和技巧的傳承問題，都只是我開始創作之初所接觸的作品直覺的認識，都沒有經過全面的了解，和我後來寫的〈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一九七七年），〈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省思〉（一九七九年），以及〈語言的策略與歷史的關聯五四到五十年代〉（一九八○年）所做的有不同的效果。我這次把早期的幾篇論文（略作修改）保留在這本書裡，是讓讀者了解我當年關心所在，包括當時的環境面臨的一些困難，和後來的發展有著剪不斷的關係。

我在〈回憶那些克難而豐滿的日子懷念夏濟安老師〉的散文裡，提到我一九五五年來臺大外文系讀書的時候，帶著一些曹葆華選譯的《現代詩論》（一九二七年）和瑞恰慈(I. A. Richards) 的《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 1931) 代表三、四十年代承接西方現代主義的大致情況的認知，因著師生的機緣，得到夏老師的庭訓，把我從香港開始對文學的、詩的、理論的、美學的追尋的諸種意緒撥引至一種明澈向度。

只說夏濟安老師是個好老師是不夠的，在他教的小說選讀裡，他每頁都會挑出「用字問題」，一步一步帶領我們品嘗「風格」的形成的過程，為什麼一個字可以抵過好幾段文字，我還記得他點睛地介紹一個英文字，譬如他指出如果我們想抓住「風雨欲來」的感覺，可以考慮用“The sky threatens to rain...”。他往往會提供同一句話的幾種寫法，說明每句用法不同程度的力度和成效，這也見於他在趙麗蓮老師辦的《學生英語文摘》上的名著分析，往往在用字上提供幾種不同的寫法，並說明每種寫法代表的語態和風格。對一個創作者而言，最為有用。他是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 所宣揚的「小說藝術」和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所推崇的「字字準確」(le mot juste) 的信徒。

夏老師後來通過《文學雜誌》大力推廣他的信念，不遺餘力，影響至鉅。其中兩篇文章〈兩首壞詩〉和〈一則故事、兩種寫法〉最膾炙人口。我同班的叢甦、金恆杰，高我數班的朱乃長，低我一班的劉紹銘，低我兩班一起辦《現代文學》的諸友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李歐梵、戴天等無不受過他這方面的啟發而努力開拓文字的藝術。但我個人得益最多的還不是在教室內，而是在溫州街他那堆積如山至沒有坐立地方不到十方尺的斗室的庭訓。他對我們這些求知欲強的學生可謂另眼相看，來者不拒，跟我們聊，不停地把收到的新書，從桌上桌下床上床下翻出來給我們看。最使我個人感激的，是他彷彿是無限量的鼓勵。我原是教室裡寂寂無聞的學生，但因為我的一篇投到他編的《文學雜誌》的翻譯是奧登(Wystan Hugh Auden) 的幾首寫中國的《在戰時》 (In Time of War) 的十四行詩他把我找到他的斗室裡，說，很高興我有意把現代重要的詩人介紹給臺灣的讀者，很想跟我談談。那幾首詩，為了某些編輯上的衝突，沒有在《文學雜誌》上登出來，而是在趙麗蓮辦的《學生英語文摘》上登出。但我們每隔一、二星期見一次面作私塾式的聊天便由此開始，我在那些聊天裡積聚了很多寶貴的東西，我的詩思理思也得到一大步的推進。

＊

一九四八年我到香港，與無邪、崑南等有許多詩思的激盪。一九五五年，我帶著三、四十年代詩人的一些創作的美學策略和他們的對文字、意象、意義一絲不苟全盤的推敲的精神到了臺北，突然感到一種寂寞，因為這些作品由於國民黨對所謂左派圍堵實行的書禁，很多在圖書館上都找不到，當時來臺的一些學者，首先我不認識，但就是有識見的，很多也噤口不談，魯迅的大弟子我們的老師臺靜農先生就是一例。我雖然在他教的中國文學史得益良多，我更希望他能教現代中國文學史，讓當時的學生沒有新文學斷層的困境。我從大陸逃到香港，生活心境雖然艱苦，但有幸接上被大陸共產黨冷藏、被臺灣國民黨下架的三、四十年代傳統。五、六十年代臺港文學的互動一開始其實沒有中斷，但歷史的書寫在兩方面都常常以地域為敘述組織的中心，而忽略了其間的交結與各自的變化。其中一個因素，是香港出版的文學雜誌，詩刊，一概不能進口。所以那個年代的香港文化，一般讀者是看不到的，一如三、四十年代的書籍刊物都受到囚困，到了圖書館裡有目無書的地步。我從香港帶到臺大閱讀的《滄浪詩話》和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繁體本啊，因為是中華書局版，一律被海關打成「匪版」沒收。像香港非常特出的詩人／小說家西西（即和我們合辦《詩朵》的藍子）得要到解嚴後進入臺灣才一炮而紅。在這裡，瘂弦在《創世紀》詩刊上以化名的方式重刊了一些現代主義的文字是很重要的。禁書的氣氛是如此的驚人，連我從我個人成長的經驗寫的〈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一九七七年）出版時，居然有人向當局報告，幸好那時的空氣沒有六十年代吃緊，沒有被查禁。

＊

我投給夏老師編的《文學雜誌》我翻譯的奧登《在戰時》給我打開了庭訓之門，這首詩的翻譯引起的談話，就引發到卞之琳，也就同時帶動我從三、四十年代摸索的一些蛛絲馬跡的討論，很快就發現夏老師也是前面提到的這個傳統在臺灣的發音人，他的細讀即是前述的細讀傳統的延續與發揚，這當然是我的福分，在我無法親身聆聽卞之琳等人的教誨的情況下，可以有機會向他求教。請看他下面這段話便很清楚流露他與這個傳統的深厚關係，要明白，像他當年的同代人（他還曾在西南聯大教過書） 都是英文出身舊學底子深厚的學者。在〈兩首壞詩〉裡，他說：

二十世紀英美批評家的一大貢獻，可以說是對於詩本身的研究。文化史、傳記、思想的抽繹等方法，在十九世紀已經開始；本世紀的批評家因為得到某些科學發達的助益（如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在這方面的成就自然超過前人。但本世紀的批評家不僅在這些方面接受先人的餘緒，加以發揚光大；而且更加著力地就詩的文字來研究詩的藝術。研究詩的文字，當然有時也有賴於某些科學（如韻律學、比較語言學、乃至新興的語義學等），但是批評家重要的方法是「字句的剖析」(explication de text) 。批評家孜孜不倦的企圖從幾個字或幾行詩裡找尋出詩人的魔法和詩的藝術的奧祕。英美批評家（尤其是美國的）在這方面貢獻是非常之多……

前面所描述的其實就是瑞恰慈在中國所呈現的。果然，幾頁之後就有他詳盡介紹瑞氏在清華、北大時的《實踐批評》和《文學批評之原理》，而同時凸顯瑞氏在劍橋大學進行的閱讀測驗的故事（見《現代詩論》〈實用（踐）批評〉篇），選一些名詩人不出名的詩，把名字去掉，讓學生只能從文本解讀，結果是往往好詩被評為壞詩，壞詩評為好詩，啼笑皆非，發現他們讀詩有十大困難，夏老師特別提出「固定反應」之害，而「固定反應」正是他用來解剖從美國新批評代表人物勃魯克斯(Cleanth Brooks) 和華倫(Robert Warren) 編著的實踐範本《詩的瞭解》 (Understanding Poetry) 抽出的兩首壞詩的評鑑標準之一。

這裡表示：第一，他與曹葆華等人同樣師承瑞氏，他一定看過《科學與詩》和《現代詩論》裡的文章，也許還包括原文；第二，他現在已經推展到新批評成熟的年代。事實上，在《文學雜誌》上開出的書單裡，包括了Spingarn的《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勃魯克斯的《現代詩與傳統》(Modern Poetry and Tradition) 和《精緻的骨灰罋：詩的結構的研究》(The Well-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Stanley E. Hyman的The Armed Vision，以及討論語言多次提到的艾略特(T. S. Eliot) 。事實上，像曹葆華和卞之琳一樣，他非常重視艾略特的論文，譬如，在《文學雜誌》上，他特別請朱乃長重翻《傳統與個人才具》（「才具」是朱乃長的用語）和很多有關現代主義的文章，我後來也被請翻專論艾略特的文字。

夏老師「字句的剖析」的細讀，對五、六十年代這一時段大部分的創作上只求內容的縷述而不求文字藝術，意象部署和音質、氣氛的營造的作者有激盪性的匡正作用，對被內在化了的「固定反應」蒙蔽的讀者有啟蒙的作用，而對也接受庭訓和鼓勵的《現代文學》諸友，文字藝術的營造彷彿就是他們的生命，如白先勇、王文興，他們用心於文字幾近瘋狂，刻心鏤骨地磨鍊文字。王文興說，寫作要想像大膽而準確。他自己就是那樣苛求自己。後來到每天只寫三百字，字字錘鍊，字字珠璣，正是夏老師推崇的福樓拜的 “le mot juste” 和辜律瑞己(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

對我而言，首先，他的庭訓肯定了我一直追求的藝術的走向，我開始更進一步的凝鍊，盡量做到每一首詩都有一定程度的獨特和不同。一面避免陳言，一面設法和詞語重新拼合翻新， 在批評上，也向「新批評」學習，譬如我一九五八―五九年翻譯了艾略特的《荒原》 (The Wast Land) 後開始寫我的“The Poetic Method of T. S. Eliot” 碩士論文時，夏老師介紹的兩本書：勃魯克斯的Modern Poetry and Tradition和The Well-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是我經常參看的書，也就是說我用的就是「新批評」的方法，該論文，除了最後一章，大部分都重寫成中文，在一九六○年間發表在《創世紀》詩刊上。其實，在我一九六九年前後討論聶華苓、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小說成果時，也是以文字藝術（意象的空間關係、意義層次的部署、映像節奏的安排……等）建構小說的美學（見我的《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

在這裡，我應該談談我對「新批評」的態度，在「新批評」高潮時，往往有這樣的論述。一首詩完成後，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有其內在有機的存在 (autonomous, autotelic)，無涉於歷史。我一向認為所有的論述行為（這裡包括創作和理論兩面，不管是西方或是東方），其間的觀、感、思構、用字、解讀都受制於特定歷史、語言文化在我們意識裡形成的感知方式。嚴格說，瑞恰慈、艾略特都沒有離開歷史體制，艾略特便曾說他並不屬於新批評，新批評的崛起實在因為前此的論詩，往往只談作者生平時代變異，盡量搜索歷史資料，根本不談詩之為詩本身的美學運作與結構，新批評家一面承著康德(Immanuel Kant)、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辜律瑞己及「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一面承著意象派以還的具體超義的美學（就這一點也沒有脫離歷史），肯定了藝術自身具足的一個世界。新批評提供的就是前人過度偏重歷史而離棄的「美學結構」這個重要的層次。新批評在其強調「自身具足的美學結構」的同時，把其間結構行為的歷史因素摒諸門外，而引起後來其他批評家的鞭撻；但我們不能否認，新批評在傳統歷史批評欣賞領域裡，把美學問題作出相當有效的提升，使到後來的歷史批評，包括社會文化批評，心理批評等等， 都擴大其領域兼及美學結構的考慮。事實上，作為新批評示範的勃魯克斯的《精緻的骨灰罋：詩的結構的研究》，他的論述裡雖然沒有明顯的用歷史知識，他只是避而不用而已，他的批評理論的訓練裡充滿了歷史知識，所以他才能寫出非常有說服力的示範論文。好的新批評可以給我們美學運作實質上的掌握，但是，他和華倫編寫的實踐範本《詩的瞭解》，在後來教書的老師的手上，如果沒有文學及歷史的素養，往往會變得表面化，這是新批評的問題。夏老師在推崇這些策略時，當然也是針對當時中國以及臺灣文學書寫的缺陷，也就是只知講故事不知使到作品氣脈化的語言藝術。所以他的庭訓，他在《文學雜誌》的文章實在是講求文字藝術的現代主義興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我有幸能參與這時期的運動。

＊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和崑南、無邪等人在香港辦的詩刊《詩朵》，出了三期就夭折。我以僑生身分報考臺大成功，從香港到臺大外文系讀書，我那時正是詩「竇」初開意猶未盡，在臺初期的日子，大部分時間一個人靜靜地摸索，在臺大圖書館裡繼續閱讀在香港時手抄的（被國共兩府都禁止的）三、四十年代的詩人的作品，和追蹤他們透過龐德(Ezra Pound)、艾略特進入裴德 (Walter Pater)，從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和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轉寫過來的「瞬間的美學流程」。其間，我在香港辦的《新思潮》上曾首先發難介紹臺灣現代詩，〈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一九五九年），點出兩種前衛的方向：存在主義式的感覺至上主義（當時舉的是瘂弦的〈從感覺出發〉與〈深淵〉）和具象詩的試驗（當時舉的是白萩的〈流浪者〉）。裡面我第一次把瘂弦代表的臺灣詩作連到三、四十年代的美學潮流來討論。我們當時也參與從上海三、四十年代帶來現代派餘緒的詩人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約略同時，我在《新思潮》上發表了我的〈賦格〉（一九五九年）。這首詩給正在編《六十年代詩選》（一九六一年）的編者瘂弦、洛夫、張默看上，被編入這本後來為臺灣現代詩定調而對後來者影響極大的集子裡。

現在回想起來，他們看上了我的詩，不完全是因為該詩的一些突破，而是我把他們的詩連到臺灣政府當年因抗共把這些無辜的話語一併打入左派而將之囚禁、但對詩人們來說還是活生生的記憶。這樣不但把我放入他們推動的現代主義詩的運動裡，他們還特地從南臺灣的左營北上與我相會，真是「回山轉海不作難」，並與商禽重見，談了幾個日夜，又介紹《創世紀》詩刊其他的詩人群如辛鬱、碧果、管管、大荒等，終於成為忘年之交，並成為《創世紀》詩社中堅的一員，除了在上面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詩之外，也寫有關現代詩的文字和翻譯西方作品，如一九六○年翻譯了《荒原》，如為《創世紀》詩刊的美學理論作出初步的思考的〈詩的再認〉（一九六一年）和一系列的有關艾略特的論文發表在《創世紀》上，曾對中生代發生過一些激盪作用。我從那時起就沒有間斷過供稿，包括提供專號，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的詩，朦朧詩專號，龐德《詩章》選譯等。

那時，我默默的決定要做兩件事：為六十年代的現代詩，政府當年嗤之以鼻的現代詩的成就翻譯為英文和為五四到三、四十年代的成果選譯並論。前者是Modern Chinese Poetry: Twenty Poet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5-1965 (N. J.: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70)，後者是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N. Y.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

瘂弦在一九六四年給我的信上面附上他的一首詩〈下午〉的初稿，他說：「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輝煌不起來的我等笑著發愁……」但我確實知道他心裡覺得、知道他自己的詩／《創世紀》和其他詩刊的一些作品，不但會留下來，而且會輝煌起來。我那時（一九六一六二年）在我出國前就有這樣的信念。我一九六三年出國的時候，就帶著這個信念與使命， 要把我們的詩翻譯為英文傳播出去，先在洛杉磯詩人James Boyer May在洛杉磯／倫敦同時發行的Trace文學季刊秋季號（一九六四年）以專號「中國現代詩現代藝術」登出，由我策劃英譯並序（序文現在也收入本書），選了詩廿八首，選登畫十一幅。我跟著在Paul Engle的「詩作坊」完成了Modern Chinese Poetry: Twenty Poet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5-1965書稿，在愛荷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年）。該書出版不久，其中六位詩人馬上被名漢學家Cyril Birch選入他編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I: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Grove Press, 1972)大學普及讀本裡，六人（按年紀）是周夢蝶、洛夫、商禽、瘂弦、葉維廉、葉珊（楊牧）。本書前面的論文都與這個使命有關，包括提供與我們的詩相關的美學思絮、脈絡與策略。事實上當時的書評評價相當不錯，可以給我們這群落寞詩人打個強心劑，雖然我知道他們並不需要這個自可輝煌起來。

至於五四到三、四十年代詩的翻譯和討論成文，很多都是我英文授課的講稿轉寫而成。我在加州大學開的課，除比較文學／詩學方法論、道家美學之外，經常是，早上教英美現代詩（包括專題如龐德，艾略特，威廉斯(W. C. Williams)，史提芬斯(Wallace Stevens)，王紅公，史奈德(Gary Snyder)，黑山詩人群，the beat generation（被擊敗疲憊的一代）和山水詩等，下午教中國詩，古典的（為此，我翻了一本含美學策略考量的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 1976）和現代的。先教臺灣的現代詩，完全為了方便，因為已經翻譯及出版成書，再陸續翻譯和教五四以來，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詩，其中Lyrics from Shelters一書裡的兩篇長的序“Modernism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和“Language Strategies and Historical Relevance in the Poetry of 1930-1950”，加上教書時解讀細論幾個詩人的演講稿，就成了這部分的雛型，包括找出或翻譯一些當年詩人們的話語，放在講演時的講義上，包括初步介紹並譯後毛澤東時代的朦朧詩。

至於香港部分，與我最初從香港出發，自有貼身的了解，現在只討論了三人（以他們成名的年齡計算，可以代表老中青三代（馬朗、崑南、也斯），以窺其蛻變的獨特性，其中難免有疏漏，因為篇幅的關係，也只能以後再另書加寫。臺灣方面，好的詩人多而多樣，從崇高純粹走向日常事物事件。在形式上，由濃縮緊扣走向放鬆自由。在臺詩人群盡量調整舞步推進，盡量做到白萩所說的「永久的前衛」：

已存在的美，對於尚未出現的美是一種絕大的壓力和考驗，如果不能超越與打破此種束縛，則新的美將無法出現，基於此種精神，此類藝術工作者的意識中，必然以最後一篇或尚孕育於腦中的一篇為自身藝術的最完美的作品。

本書的架構自然不能兼全，有些只能在專題下舉出代表性的例證，心中很多未盡之言，希望有機會再書寫，不過我深入詩的語言藝術的討論，希望能夠劃出現代主義詩特有的身影。

前言（摘錄）

葉維廉（本書作者）

本書的主旨是通過詩美學與歷史關聯來呈現現代中國詩的脈絡與特色，其形成不是按題解答、分條縷述的論文著作，而是一個詩人在創作的過程中面臨各種困境所作出的思索。早期（五、六十年代）的文章，代表了我作為一個詩人在那時段詩的追索與反省，沒有什麼學者的訓練，很多時候憑直覺，有時怕過於冷靜的邏輯思維會破壞美感的機樞，譬如我的〈【焚毀的諾墩】之世界〉（一九五九年）把解讀後的思域以詩之濃度的散文佈陳就是一例。那時歷史上的很多的問題，譬如三、四十年代詩人群的思路源起和技巧的傳承問題...

【上冊】

《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導讀╱柯慶明
前言╱葉維廉

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
詩的再認
Trace季刊專號「中國現代詩‧現代藝術」前言
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中國現代詩選》英譯本緒言
　　補述一：視境與表達
　　補述二：語言的發明性
語言的策略與歷史的關聯――五四到五十年代
被迫受文化的錯位――中國現代文化、文學、詩生變的思索
從經驗到語言‧從語言到詩――《詩創造》、《中國新詩》中的理論據點
四十年代思索的深沉與表現的深沉的幾個例子――鄭敏、杜運燮、穆旦
從跨文化網絡看現代主義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論魯迅兼談《野草》的語言藝術
卞之琳詩中距離的組織
婉轉深曲――與辛笛談詩和語言的藝術
現代主義與香港現代詩的興發――一段被遺忘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自覺之旅：由裸靈到死――初論崑南
經驗的染織――序馬博良詩集《美洲三十絃》

【下冊】

語言與風格的自覺――兼論梁秉鈞
臺灣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兩種文化錯位的現代詩
洛夫論
在記憶離散的文化空間裡歌唱――論瘂弦記憶塑像的藝術
超乎現實歷史同時入乎現實歷史――商禽的顛覆策略
葉珊的《傳說》
五官來一次緊急的集合――張默的遊覽詩
詩話辛鬱兼談他的「豹」
氣的建構和氣的發放、氣的實踐美學：詩行的內在形狀，白話的變化、情弦情絮音樂的構築
　　詩二首：賦格 (Fugue)／〈聽漁〉

附錄

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葉維廉
「電光一擊」五十年：葉維廉詩╱柯慶明
關於葉維廉

【上冊】

《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導讀╱柯慶明
前言╱葉維廉

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
詩的再認
Trace季刊專號「中國現代詩‧現代藝術」前言
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中國現代詩選》英譯本緒言
　　補述一：視境與表達
　　補述二：語言的發明性
語言的策略與歷史的關聯――五四到五十年代
被迫受文化的錯位――中國現代文化、文學、詩生變的思索
從經驗到語言‧從語言到詩――《詩創造》、《中國新詩》中的理論據點
四十年代思索的深沉與表現的深沉的幾個例子――鄭敏、杜運燮、穆旦
從跨文化網絡看現代主義
兩間餘一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