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東尼．夏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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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度榮獲普立茲獎，他曾遭到槍擊，被軍隊扣押毆打，最後在採訪途中身亡。 近十年最傑出戰地記者的最後遺作。他重建飽經戰火的祖宅，也讓自己獲得重生。 ★2012美國國家圖書獎非文學類決選 林博文（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 專文推薦 張桂越（周刊巴爾幹總編輯）、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感動推薦 「馬亞永有許多無人居住的房子，它們搖搖欲墜，有如鬼屋，訴說著這裡一去不返的輝煌歲月。許多年頭過去，戰爭與死亡此起彼落，馬亞永的故事就是以這些房子寫成，寫成一段各奔東西的歷史。」 兩度榮獲普立茲獎的傳奇中東戰地記者，重溯家鄉百年動盪歷史 將近一個世紀前，為了躲避戰爭帶來的殺戮、疾病與飢荒，夏迪德的祖父母離鄉背井，輾轉遷徙至美國南方，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則散布世界各個角落。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展開報復攻擊，夏迪德也深入戰區報導。遭到攻擊的平民城鎮之一，便是夏迪德的祖先聚居之地「馬亞永」。隔年，婚姻破裂、身心俱疲的他，孑然一身回到馬亞永，決心整修外曾祖父留下的百年石砌大宅。 《石頭之屋》從夏迪德返鄉整修屋子的契機開始，記述他與當地工匠和居民的來往，生動幽默，常令人放聲大笑，不但穿插回溯了一整個家族與地區百多年來的歷史，同時也是當代黎巴嫩及中東地區族群、宗教與文化最鮮明的寫照。他的文字洗鍊抒情，宛如吟唱一首歌，巧妙交織著他個人的經歷、家族的離散、馬亞永的興衰、黎巴嫩傷痕累累的歷史，以及百年前多元包容的燦爛中東。 |
作者簡介：
| 安東尼．夏迪德Anthony Shadid 1968年生，黎巴嫩裔的美國記者，曾任職美聯社、《波士頓環球報》、《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常年派駐中東，報導中東地區事務。由於對伊拉克戰爭的傑出報導，他於2004及2010年兩度獲得普立茲獎國際報導獎項。2002年在約旦河西岸採訪時肩部中彈，甚至傷及脊椎。2011年在利比亞採訪反對格達費軍事獨裁的起義運動中遭到政府軍上銬關押，不斷受到毆打。2012年二月，夏迪德暗中潛入敘利亞報導戰況激烈的反獨裁抗爭，不幸在離境途中氣喘發作身亡。曾出版《先知的遺產：獨裁者、民主人士與伊斯蘭的新政治》、《長夜將至：美國戰爭陰影下的伊拉克人民》。 |
譯者簡介：
| 閻紀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工作。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讀者文摘》、《哈佛商業評論》、公共電視譯者，現為聯合報影音新聞部國際中心副主任。重要譯作包括《中國即將崩潰》、《遮蔽的伊斯蘭》、《魔鬼詩篇》、《非理性的魅惑》、《揭密：透視賈伯斯驚奇的創新祕訣》、《紙醉金迷哈瓦那》、《別對我撒謊》、《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強國論》、《決斷2秒間》、《價格戰爭》、《永不屈服》等書。 |
名人推薦：
| 夏迪德這部回憶錄文字優美，生動記述了一個人逐漸融入中東世界與地中海東岸文化的過程，他曾祖父這幢屋子的房間與迴廊所述說的故事，將跟隨每個讀者許久許久。在《紐約時報》讀過他報導的讀者不只會對他身為作家的能耐感到佩服，他筆下每個人物的生命如何反映了當地揮之不去的不幸也將深印你的腦海。 ──安德列．艾席蒙（André Aciman），《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作者 夏迪德寫了一本優美的書，關於一個殘破的地方與一個心碎的人。《石頭之屋》哀淒、痛苦，時而令人放聲大笑。這是一個歷史與療癒的故事，夏迪德的文字如此抒情，像是聆聽一首歌。 ──大衛．芬克（David Finkel），《好士兵》（The Good Soldiers）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我立刻就被夏迪德撼動人心的文字擄獲。……如果馬奎斯探索過非小說領域，《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感覺會像馬亞永一樣真實。 ──戴夫．卡倫（Dave Cullen），《科倫拜》（Columbine）作者 看到第六頁，我對自己說，如果夏迪德繼續維持這樣的水準，這本書將會是經典。一頁一頁看下去，他真的保持這種水準，寫出了一部毫無疑義的經典。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怪才的荒誕與憂傷》（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作者 |
序曲：家園千年來，阿拉伯語隨著時間慢慢演進，語彙幾乎無所不包，細節可說無微不至。「bayt」直譯是「房子」，但是它的意涵豐富，超出了房舍與牆垣，召喚出人們對於家族與家園的渴望嚮往。放眼中東地區，「bayt」是個神聖的字眼，帝國衰亡、國家覆滅、疆界改易，舊日的忠誠可能消失無蹤，或者一夕易主。然而「bayt」，無論指的是建築物，還是熟悉的根據地，歸根究底，都代表一份永不褪色的認同。 馬亞永位於今日的黎巴嫩。很久以前，伊斯伯．薩瑪拉（Isber Samara）留下一間房子。這間房子從來不曾要求我們佇足或進入，它只是等待著，必要時提供庇蔭。伊斯伯．薩瑪拉把房子留給我們，也就是他的家人，讓我們與過往連結起來，維繫我們的生存，做為許多故事的場景。我曾經花了許多年時間，拼湊伊斯伯的事跡。他年少時白手起家，我喜歡想像他如何生於斯、長於斯。豪蘭（Houran）的原野向遠處延伸，連愛作夢的他也難以理解想像。 在一張歷代相傳的老照片中，伊斯伯的肩膀看似厚實，但已顯出老態，儘管他並沒有機會老成那個樣子。而且他的表情帶有一抹淘氣的味道，感覺相當年輕。與其說伊斯伯英俊，不如說他引人注目，他的臉龐在風吹日曬中磨損，但眼睛依然是漂亮的葉門藍，與周遭景物的閃族棕對比，分外獨特罕見。伊斯伯生養了六名子女，看起來非常不修邊幅，紅棕色的頭髮糾結蓬亂，鬍鬚像一撮粗大蓬鬆的畫筆。他從小就出社會闖蕩，想證明自己的能耐；後來，他也相信自己已經證明。 伊斯伯與家人拍攝這張照片時，年紀大約四十來歲。然而更讓我感興趣的，卻是後來的伊斯伯：他變成一位父親，雄心壯志不復當年，為了子女生存而將他們送往美國。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經想像，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和一代又一代後人，度過跟他一樣變化莫測的人生。他是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預見我們流浪回來，走上龜裂的臺階，打開老房子的門。 伊斯伯傳承了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的好客傳統，他的房子總是歡迎旅人光臨。這幢房子是由岩石與磁磚砌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完工，周遭種了許多橄欖樹與李樹。它至今矗立在我們的故鄉，那地方的戰爭經常讓時間停止流動；它像一幅水中反射的倒影，在家族成員心中縈繞。我們是一個永遠無法安身立命的家族，成員關係緊密，從數十年前的幾個世代就開始離鄉背井。當我們想到「家」，根源意義或者地方意義的「家」，我們總是想到伊斯伯的房子。 伊斯伯的房子建築在一座小山丘上，洋溢地中海東岸（Levantine）風情，也透顯出他期待渴望的生活型態。它讓人想起一個失落的開放年代，當時鄂圖曼帝國尚未滅亡，各色各樣的人們在共享的土地上遷徙。伊斯伯房子所在的塞瑞爾區（Hayy al-Serail），過去曾是當地最美不勝收的社區，石灰岩建材、尖頂拱門、紅瓦屋頂。這些紅屋瓦是從法國的馬賽進口，在十九世紀初年見證了當地的四通八達與都會時尚。此外它們也像鄂圖曼帝國士紳戴的塔布什帽（tarboosh）一樣，透顯出地中海東岸的風格。塞瑞爾區的士紳們，銀器總是擦得發亮，每日午後必喝咖啡。家族元老，有如一張布滿塵埃的老舊長沙發，拿起繡有姓氏字母的手帕，擦拭著溼黏的眼睛。他們父子世代交替，傳承備受看重的姓氏。然而，伊斯伯的姓氏原本並不特別顯赫。 在伊斯伯所處的地域和時代，白手起家的例子並不常見，但他打響了自己的名號。他所屬的大家族默默無聞，只有「不到二十間房子」。他的家具價格不菲，遠從敘利亞進口，但也是不久之前才成為他的財產。他的房子獨樹一格，原因不只是新穎而已。建造這幢房子的伊斯伯是個作風粗獷的商人，唯有他的妻子芭希雅（Bahija）才能夠讓他不要一直盯著帳簿。這幢房子連結的時代，既蘊含珍貴的文化素養，也曾發生難以想像的悲劇。此外，它彰顯出一個善良但並不完美的人，如何善用自己的一生。伊斯伯建造的房子告訴世人，他摯愛以及賴以維生的事物；也提醒我們，日常生活的所在儘管並不起眼，但卻具備豐富的意涵。進入房子的雙扇門高大寬闊，正適合伊斯伯這樣的人物，他是一個關不住的人。 伊斯伯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兒名叫瑞伊法（Raeefa），生下我的父親。在我成長過程中，關於伊斯伯的回憶讓他死而復生，那些故事讓他變得真實起來，同時也將我的家人傳送到他的世界，一座已從新近出版地圖消失的驛站：傑戴迪特馬亞永（Jedeidet Marjayoun）。我的家人提到故鄉時，一定是稱呼它為傑戴迪特馬亞永，不會只說「傑戴迪特」或者「馬亞永」。我們使用全名，表達敬意，因為這地方是我們的源頭，是我們的家園，是我們存在的根本。 我的祖先定居的馬亞永，曾經是商品貨物的集散地，貿易的路線由基督徒、穆斯林與猶太人開拓經營，三大族群編織出古老中東的圖像。馬亞永是地區交通的門戶，通往地中海濱的城市希登（Sidon）、赫蒙山（Mount Hermon）另一邊的大馬士革、古代巴勒斯坦地區的耶路撒冷、古羅馬城鎮遺址巴亞貝克（Baalbek）。由此可見，馬亞永算是這個地區最具國際色彩的城鎮，它的文化與先進發展鶴立雞群。 然而今日並不時興對小地方的流連忘返，這些小地方與大世界格格不入。的確，馬亞永的光彩逐漸黯淡，而且過程已持續數十年。廣受歡迎的星期五市集，如今難以為繼，過去人們總是盛裝打扮參加，女士穿上來自大馬士革的華服，男士掛上購自美國的懷錶。現在夜裡的馬亞永，只見得到搖曳微弱的燈火，連走投無路的旅人都有可能錯過。來到城裡的廣場（Saha），店鋪的商品滿布塵埃，幾十年來都標明降價求售。店主不再把櫃檯擦得發亮，不再送上雪水釀成的果子露，也不再販賣來自異國的菸草。過去有一位壞脾氣的長老會幫人看病，心情好時還會開藥方，現在早已歇業。馬亞永已經停止觀照外面的世界，也完全跟不上這個世界的腳步。城裡四處散落著各種碎片，幾十年前的舊報紙，昔人特別留下的古怪物品。當然，如今已沒有公路通過馬亞永；它的影響力曾經遍及敘利亞全境，籠罩埃及西奈半島的大城阿里什（Arish），一路延伸到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的匯流處；相較之下，現在沿著馬亞永最大一條街走上一英里路，它就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 就在這地方，我的家族曾經協助樹立一座十字架，打亂了當地的平靜。我們雖然是馬亞永最早期的基督教徒，但是向來缺乏性情溫和公允的名聲。我們曾經走過這些街道，在開闢的過程中決定它們要通往何方，後來又沿著它們離鄉背井。雖然我們家族仍持續有新生代加入，但在情感方面依舊保持深藏不露（mastourin）的傳統，儘管我們回顧往事有時候還是會熱淚盈眶。 馬亞永有許多無人居住的房子，伊斯伯大宅是其中之一。我們稱這類房子為「mahjour」，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遺棄、荒廢、寂寞。它們搖搖欲墜，有如鬼屋，訴說著馬亞永一去不返的輝煌歲月。許多年頭過去，戰爭與死亡此起彼落，許多人從它們旁邊走過，把這些房子視為朋友。望向一扇又一扇破碎的窗戶，行經的人看到的是閃亮的玻璃，以及玻璃後方發生的事情。人們透過想像看著那些幽暗的房間，除了看見斑駁剝落的牆面、塵埃堆積的地板，還有幾位老友正點亮油燈、燃起煤爐。 馬亞永的故事就是以這些房子寫成，寫成一段各奔東西的歷史。「我還是每天都會想起他們。」離去的人留下來的房子四處可見，不再受到人們眷顧。「他們剛開始還會寄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留下的人記得我們失去的人。「我們一覺醒來，發現他們的房子成了空屋。」走進這些破落傾頹的房間，人們會聽到幽靈的聲音以及悔恨，來自仍然記得它們的人們。 閉上雙眼，忘了馬亞永。接下來你將穿過利塔尼河谷（Litani Valley），翻山越嶺，來到傑贊（Jezzine），再前往海岸邊的賽達（Saida）。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鄂圖曼帝國從崩解走向滅亡，一股持續百年的移民潮應運而生，我的阿姨叔伯、祖父母與曾祖父母也隨波逐流。馬亞永地處內陸，當時隸屬於所謂的「大敘利亞」（Greater Syria），阿拉伯文稱之為「bilad al-Sham」，戰爭帶來經年累月的無政府暴力狀態，血腥殺戮是家常便飯，各種疾病猖獗，饑荒情況嚴重；後者是拜英國與法國之賜，兩國強行封鎖地中海岸所有的阿拉伯港口。數以萬計民眾活活餓死，從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到伊斯伯的家園，都無法倖免於難。一項針對一百八十二座村落的可靠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住宅毀於戰火，超過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亡。 這可怕的十年以及後續的衝擊，促使許多村民離鄉背井，飄洋過海，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從南美洲、西非到澳洲，都是他們的寄居之地；也有一些人來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奧克拉荷馬市與堪薩斯州的威契塔（Wichita）。這段流離的年代結束之後，一九二○年，當歐洲列強瓜分鄂圖曼帝國，散居海外的黎巴嫩人竟然比國內人口還多。 我的檔案櫃中有一個綠色的資料夾，標題寫著「家族紀錄」。裡面有歸化公民與婚姻的證書，美國陸軍發給我祖父的退伍令，一位姑姑為祖母寫的生平事跡，祖父從貝魯特搭乘「拉佐號」（Latso）輪船來到波士頓的紀錄。還有兩份皺巴巴、折成三疊的族譜，涵蓋我的母系與父系祖先，也就是薩瑪拉與夏迪德兩大家族。其中一份家譜上最早的一位先人薩瑪拉．薩瑪拉（Samara Samara）生於一七四○年，後來參與一場歷史性的大流亡，據說是由豪蘭地區（位於今日的敘利亞）的一群女性領導，來到山巒起伏的馬亞永。家譜的其他部分就更為複雜，開枝散葉成兩百多個名字，以英文和阿拉伯文一一仔細記錄。 資料夾裡也有照片，其中一張出現我的外曾叔祖父米克包（Miqbal），臉龐看起來還有點孩子氣，穿著很不合身的西裝外套，翻領上別著一朵碩大的白玫瑰。其他的照片，女士們愁眉苦臉；男士們蓄著翹八字鬍，一簇一簇的頭髮似乎永遠梳不整齊。無論女士男士，都拿出星期日才會穿的考究衣裳，打扮得非常花俏。老米克包開了一家布料服飾店，招牌上寫著「物美價廉」，但是英語翻譯就不是那麼肯定：「賓主互惠」。上面的字體顯然是出自母語人士之手，帶著阿拉伯文的優雅斜度，向左邊傾側，壓倒正經嚴肅、直挺挺的拉丁字母。 吸引我家人移民的美國，遠在馬亞永七千英里之外。儘管山路崎嶇，海道兇險，然而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卻是在剛離開家園的幾英里路，離開那些日後不再熟悉的面容。等到我們抵達紐約、德州、奧克拉荷馬或者任何一個地方時，我們已經失去許許多多事物。美國作家伊莉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寫道：「旅行時的第一個發現，就是自己並不存在。」換言之，你動身時不僅留下其他人，也留下你所知的自己。隨家族姓氏而來的權勢或懲罰消失了；先人胼手胝足換來的名聲，到新國度之後無人知曉；瞭解你生命歷程的人消失了；足以解釋你所犯錯誤的過往緣由消失了；在你抵達新國度的那一天，除了你的姓名之外，一切都會消失，甚至就連姓名都有可能被迫更改。 為了生存，太多的事物必須拋棄。你的感受遭到忽視，因為有更多的人吃了更多的苦。對這些旅人而言，他們還能擁有的就只是生存，以及回憶中的臉孔，直到他們珍藏的照片磨損不堪，甚或四分五裂。儘管我們都無法喚起它的形象，伊斯伯．薩瑪拉的大宅兀自矗立，訴說他的與我們的姓氏。這是一個讓人回顧過往的地方，有如一具船錨，回顧留在那裡的一切。對於我的族人，無論是離散還是團圓，伊斯伯的大宅向他們宣示：記得過去，記得馬亞永，記得你的本來面目。 |
| 推薦序 死於採訪線上的記者夏迪德 林博文╱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 戰亂頻仍的世界近現代史，無數的戰地記者死於炮火，最著名的例子是曾獲普立茲獎的美國二戰名記者厄尼．派爾（Ernie Pyle），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沖繩附近一個小島遭日軍狙擊手擊斃，死時才四十四歲。素有「士兵的記者」之稱的派爾在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之際殉職，媒體和軍方皆傷悼不已！一九五一年採訪韓戰表現傑出而獲普立茲獎的女記者瑪格麗特．希瑾斯（Marguerite Higgins），六○年代中因採訪越戰而罹患熱帶病，四十五歲辭世。生於紐約長島、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女記者瑪麗．柯文（Marie Colvin），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敘利亞荷姆斯（Holms）採訪內戰，遭政府軍蓄意炸死，這位倫敦《星期泰晤士報》資深軍事記者五十六歲殉難。 被西方新聞界公認為近二十年來最優秀、最有深度、對中東問題最嫻熟的《紐約時報》駐黎巴嫩貝魯特首席特派員兼分社主任安東尼．夏迪德（Anthony Shadid），二○一二年二月上旬偕同該報攝影記者泰勒．希克斯（Tylor Hicks）從土耳其祕密潛入敘境採訪，二月十六日正準備離開敘利亞時，患有氣喘病的夏迪德因受到隨行馬匹氣味的刺激而引發急性氣喘不治，以四十三歲英華之年撒手人間，國際媒體同聲哀嘆人才又弱一個！十月中旬美國出版界傳來消息，夏迪德死前完稿死後出版的的回憶錄《石頭之屋》（House of Stone）已被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基金會評審小組選為五本非小說類入圍決選好書之一。夏迪德在另一個世界聽到這項喜訊，應會異常高興，儘管他生前已獲得無數的殊榮。他的尋根、追遠的著作獲出版界和讀書界所肯定，更使他長留去思。 夏迪德家族於二十世紀初從黎巴嫩移民新大陸，落腳奧克拉荷馬州。夏迪德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於奧克拉荷馬市，那一年正是美國近代史上最動亂的一年，反越戰、爭民權、城市暴動、大學校園騷動，詹森總統的「大社會」理想以及「向貧窮宣戰」的國內政策慘遭越戰拖垮，詹森本人亦黯然宣布放棄競選連任。夏迪德出生於擾攘不安的年代，對他日後獻身新聞工作、喜歡到第一線採訪挖掘「歷史初稿」的熱忱和理想，顯具深切影響。夏迪德二十二歲那年（一九九○）畢業於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主修政治與新聞，後來才學會阿拉伯語文，並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因他一直想要回到他祖先的老家和中東一帶做長期深度採訪。大學畢業後，他先到美聯社當記者，被派到開羅，使他有機會在風雲幻變無常的阿拉伯世界初試啼聲，從此與中東結下不解之緣，直至他捐軀於他所熱愛的先人之地。 夏迪德於二○○一年轉到《波士頓環球報》，駐地仍是中東。二○○二年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拉瑪拉採訪時，肩膀中彈受傷，這次事件似乎預示夏迪德在兵燹之地的採訪生涯暗藏不祥之兆。二○○三年，夏迪德被《華盛頓郵報》挖角，他在華郵六年打響了知名度，他的長處是瞭解阿拉伯民族的內心感受，他的報導充滿了有血有淚的苦難民族的呻吟，他的文字動人而有力，他的觀察深入而犀利。夏迪德於二○○四年和二○一○年獲普立茲國際報導獎，證明新聞界充分肯定和賞識他的採訪才華。也唯有多次獲普立茲獎的前《紐約時報》駐貝魯特特派員、現為紐時外交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可以和他媲美。近幾年來，由於美國平面媒體在電子媒體大行其道的時代面臨前所未見的苦戰，許多中小型報紙關門，大報大幅裁員，而出現許多城市沒有正規日報或一市一報的景觀。紐時亦像其他報紙遭逢巨大經濟壓力，但該報老闆小索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仍堅持維繫紐時的一流大報水準，尤其是在國際新聞領域裡傲視群倫，不僅未縮減海外分社，且繼續吸收採訪高手，夏迪德就是在華郵萎縮、人才出走的氣候中，於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紐時挖角，首先出任駐伊拉克巴格達首席特派員兼分社主任，二○一一年調至貝魯特。 二○一一年年初，「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和北非一帶遍地開花，夏迪德到開羅和利比亞等地不停地採訪。二○一一年三月，夏迪德和另外三名紐時同事（包括攝記希克斯）在利比亞遭強人格達費的部隊綁架，他們被拘禁和毆辱六天後終獲釋放。美國各大報系駐派海外特派員中，很少像夏迪德那樣具有出眾的寫作能力和敘事本領，以及敏銳的觀察力，也許只有《紐約客》雜誌的安德生（Jon Lee Anderson）和從紐時跳槽至《紐約客》的費金斯（Dexter Filkins）堪與夏迪德分庭抗禮。夏迪德的妻子娜達．巴克莉（Nada Bakri）也是紐時駐貝魯特特派員，她和夏迪德有一個兒子。夏迪德與前妻生了一個女兒。夏迪德過去出版過兩本書，第一本是談伊斯蘭政治（二○○一年），第二本是關於美軍入侵下的伊拉克人民（二○○五年）。遺憾的是，他未能親眼看到《石頭之屋》的問世。 新聞無國界，記者無保障。這句話不是口號，而是動亂世界的真實寫照，特別是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中毫無安全可言，生命尤其脆弱。炮火連天的敘利亞已成為「殺戮戰場」，遍地哀鴻，死傷遍野，而國際社會則一籌莫展！ 在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猝逝，不僅是記者和作家（如存在主義作家卡繆一九六○年一月四十五歲時車禍罹難）的悲劇，更是人類心靈上的莫大損失。戰士死於沙場、教師死於講堂、記者死於採訪線上，雖然都是「死得其所」，但過早地離開人世，如夏迪德之死，既是一種傷痛，也是新聞界和知識界難以填補的劫難。一位牛津大學教授嘗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終結後，人類即沒有歷史，而只有新聞。如果沒有好記者（如夏迪德），在第一線東奔西跑，歷史的初稿由誰來寫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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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東尼．夏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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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之後，我們一起把老家蓋回來！
文／Anderson
《石頭之屋：家園、家族與消逝中東的回憶》作者，是於2004及2010年兩度獲得普立茲獎的中東地方戰地記者安東尼．夏迪德(Anthony Shadid)。他今年二月在工作崗位上驟逝，本書是他去世後才出版的。
半個世紀之前，安東尼．夏迪德的祖父母攜家連夜離開了黎巴嫩，去到美國，同一時間家族中其他成員也紛紛遠走到世界各個角落，都是為了躲避家鄉的連綿戰火。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展開報復攻擊，而遭到攻擊的城鎮其中包括夏迪德祖先聚居的「馬亞永」。
隔年，夏迪德回到馬亞永，加入重建的行列。他將整修外曾祖父留下的石砌大宅的故事，寫成了這本《石頭之屋》。
《石頭之屋》最為我們帶來震撼與感動之處，在於「家」或「房子」這底下繁複、分歧、層層包裹、內在張力的內涵，在這筆「回鄉重建屋宅」的紀錄文字底，被一次帶到。
數算我們會想到多少類似，但略有著差異的相關概念：家、房、遮風避雨的屋瓦、家鄉、故土、家人、家族、族人、故人…..，這些字詞或說概念，各自有著字面上或者比喻的意涵，表面上似乎全都指向一個人的「我從哪裡來」，並暗示著「我要往哪裡去」。
可這趟往回走的旅程，卻不是這麼敞開地理所當然，那比想像中要複雜許多、要牽動更多。…安東尼．夏迪德回到馬亞永，似乎是「回鄉」，但對於家鄉的人們而言，他早已是個「外人」：
「談起大宅的重建工程時，席畢爾對我說：『我感覺很不對勁。….這地方並不屬於你，你為什麼不買一塊土地，蓋一間新的房子？或者買一間真正屬於你的房子，整修裝潢一番？這幢大宅住過太多人，它不屬於你。』…..在馬亞永當地，後代子孫間的爭議經常會阻礙重建工作。家族糾紛曠日費時，導致許多老房子淪為廢墟，……在這裡，家族鬥爭像貨物一樣四處轉送。」
因為這種現實上人性糾結的本質性難題，《石頭之屋》這書於是擁有一種雙層的視角，夏迪德既是流著與這塊土地上人們同樣血液的後代子孫，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個「早就不屬於這裡的人」。
夏迪德無法不用一種「在地人」、「自己人」的心情與眼神來看身旁的人們、當地所發生的事，但同時，他也沒辦法不用一種來自於異鄉、他國、另一文明的方式去對馬亞永進行理解與行動。
另外，作者也展現了優秀記者的敏感度，從最親近的距離，講述給我們好多精彩又有趣的段落：人與人的互動，文化之間的彼此探索，一些蘊含著人最重視或最習慣事情的潛規則等，這些都是《石頭之屋》中同樣令人愛不釋手的。
…..或許對異國情調好奇地睜大了眼睛有些政治不正確，不過，讀起裡頭許多生活、當地耆老說起的風俗，真的會有童話故事般的魔幻魅力。比如這段落：
「由於我是單身漢，朋友特別警告我，到單身女性家中喝咖啡，一家只能去一次，如果去第二次，就會有教士等著為我和女主人證婚。當地還流傳一些古怪可怕的故事，聲稱有些女人會利用咖啡施展巫術，誘惑條件不錯的男性上鉤。」
夏迪德這本回憶錄中無處不在的「兩個地方之相互凝視」這樣的層疊，在許多文學著作中或許會是一種深層的生存懸問，無解的衝突，可是在《石頭之屋》中，卻以溫暖、寬厚、包容且豐盛的模樣出現，而那份力道，一點都不下於異鄉人的悲傷小說。
| 兩度榮獲普立茲獎，他曾遭到槍擊，被軍隊扣押毆打，最後在採訪途中身亡。 近十年最傑出戰地記者的最後遺作。他重建飽經戰火的祖宅，也讓自己獲得重生。 ★2012美國國家圖書獎非文學類決選 林博文（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 專文推薦 張桂越（周刊巴爾幹總編輯）、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感動推薦 「馬亞永有許多無人居住的房子，它們搖搖欲墜，有如鬼屋，訴說著這裡一去不返的輝煌歲月。許多年頭過去，戰爭與死亡此起彼落，馬亞永的故事就是以這些房子寫成，寫成一段各奔東西的歷史。」 兩度榮獲普立茲獎的傳奇中東戰地記者，重溯家鄉百年動盪歷史 將近一個世紀前，為了躲避戰爭帶來的殺戮、疾病與飢荒，夏迪德的祖父母離鄉背井，輾轉遷徙至美國南方，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則散布世界各個角落。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展開報復攻擊，夏迪德也深入戰區報導。遭到攻擊的平民城鎮之一，便是夏迪德的祖先聚居之地「馬亞永」。隔年，婚姻破裂、身心俱疲的他，孑然一身回到馬亞永，決心整修外曾祖父留下的百年石砌大宅。 《石頭之屋》從夏迪德返鄉整修屋子的契機開始，記述他與當地工匠和居民的來往，生動幽默，常令人放聲大笑，不但穿插回溯了一整個家族與地區百多年來的歷史，同時也是當代黎巴嫩及中東地區族群、宗教與文化最鮮明的寫照。他的文字洗鍊抒情，宛如吟唱一首歌，巧妙交織著他個人的經歷、家族的離散、馬亞永的興衰、黎巴嫩傷痕累累的歷史，以及百年前多元包容的燦爛中東。 |
作者簡介：
| 安東尼．夏迪德Anthony Shadid 1968年生，黎巴嫩裔的美國記者，曾任職美聯社、《波士頓環球報》、《華盛頓郵報》及《紐約時報》，常年派駐中東，報導中東地區事務。由於對伊拉克戰爭的傑出報導，他於2004及2010年兩度獲得普立茲獎國際報導獎項。2002年在約旦河西岸採訪時肩部中彈，甚至傷及脊椎。2011年在利比亞採訪反對格達費軍事獨裁的起義運動中遭到政府軍上銬關押，不斷受到毆打。2012年二月，夏迪德暗中潛入敘利亞報導戰況激烈的反獨裁抗爭，不幸在離境途中氣喘發作身亡。曾出版《先知的遺產：獨裁者、民主人士與伊斯蘭的新政治》、《長夜將至：美國戰爭陰影下的伊拉克人民》。 |
譯者簡介：
| 閻紀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工作。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讀者文摘》、《哈佛商業評論》、公共電視譯者，現為聯合報影音新聞部國際中心副主任。重要譯作包括《中國即將崩潰》、《遮蔽的伊斯蘭》、《魔鬼詩篇》、《非理性的魅惑》、《揭密：透視賈伯斯驚奇的創新祕訣》、《紙醉金迷哈瓦那》、《別對我撒謊》、《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強國論》、《決斷2秒間》、《價格戰爭》、《永不屈服》等書。 |
名人推薦：
| 夏迪德這部回憶錄文字優美，生動記述了一個人逐漸融入中東世界與地中海東岸文化的過程，他曾祖父這幢屋子的房間與迴廊所述說的故事，將跟隨每個讀者許久許久。在《紐約時報》讀過他報導的讀者不只會對他身為作家的能耐感到佩服，他筆下每個人物的生命如何反映了當地揮之不去的不幸也將深印你的腦海。 ──安德列．艾席蒙（André Aciman），《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作者 夏迪德寫了一本優美的書，關於一個殘破的地方與一個心碎的人。《石頭之屋》哀淒、痛苦，時而令人放聲大笑。這是一個歷史與療癒的故事，夏迪德的文字如此抒情，像是聆聽一首歌。 ──大衛．芬克（David Finkel），《好士兵》（The Good Soldiers）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我立刻就被夏迪德撼動人心的文字擄獲。……如果馬奎斯探索過非小說領域，《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感覺會像馬亞永一樣真實。 ──戴夫．卡倫（Dave Cullen），《科倫拜》（Columbine）作者 看到第六頁，我對自己說，如果夏迪德繼續維持這樣的水準，這本書將會是經典。一頁一頁看下去，他真的保持這種水準，寫出了一部毫無疑義的經典。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怪才的荒誕與憂傷》（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作者 |
序曲：家園千年來，阿拉伯語隨著時間慢慢演進，語彙幾乎無所不包，細節可說無微不至。「bayt」直譯是「房子」，但是它的意涵豐富，超出了房舍與牆垣，召喚出人們對於家族與家園的渴望嚮往。放眼中東地區，「bayt」是個神聖的字眼，帝國衰亡、國家覆滅、疆界改易，舊日的忠誠可能消失無蹤，或者一夕易主。然而「bayt」，無論指的是建築物，還是熟悉的根據地，歸根究底，都代表一份永不褪色的認同。 馬亞永位於今日的黎巴嫩。很久以前，伊斯伯．薩瑪拉（Isber Samara）留下一間房子。這間房子從來不曾要求我們佇足或進入，它只是等待著，必要時提供庇蔭。伊斯伯．薩瑪拉把房子留給我們，也就是他的家人，讓我們與過往連結起來，維繫我們的生存，做為許多故事的場景。我曾經花了許多年時間，拼湊伊斯伯的事跡。他年少時白手起家，我喜歡想像他如何生於斯、長於斯。豪蘭（Houran）的原野向遠處延伸，連愛作夢的他也難以理解想像。 在一張歷代相傳的老照片中，伊斯伯的肩膀看似厚實，但已顯出老態，儘管他並沒有機會老成那個樣子。而且他的表情帶有一抹淘氣的味道，感覺相當年輕。與其說伊斯伯英俊，不如說他引人注目，他的臉龐在風吹日曬中磨損，但眼睛依然是漂亮的葉門藍，與周遭景物的閃族棕對比，分外獨特罕見。伊斯伯生養了六名子女，看起來非常不修邊幅，紅棕色的頭髮糾結蓬亂，鬍鬚像一撮粗大蓬鬆的畫筆。他從小就出社會闖蕩，想證明自己的能耐；後來，他也相信自己已經證明。 伊斯伯與家人拍攝這張照片時，年紀大約四十來歲。然而更讓我感興趣的，卻是後來的伊斯伯：他變成一位父親，雄心壯志不復當年，為了子女生存而將他們送往美國。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經想像，自己的兒子女兒、孫兒孫女和一代又一代後人，度過跟他一樣變化莫測的人生。他是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預見我們流浪回來，走上龜裂的臺階，打開老房子的門。 伊斯伯傳承了遊牧民族貝都因人（Bedouin）的好客傳統，他的房子總是歡迎旅人光臨。這幢房子是由岩石與磁磚砌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完工，周遭種了許多橄欖樹與李樹。它至今矗立在我們的故鄉，那地方的戰爭經常讓時間停止流動；它像一幅水中反射的倒影，在家族成員心中縈繞。我們是一個永遠無法安身立命的家族，成員關係緊密，從數十年前的幾個世代就開始離鄉背井。當我們想到「家」，根源意義或者地方意義的「家」，我們總是想到伊斯伯的房子。 伊斯伯的房子建築在一座小山丘上，洋溢地中海東岸（Levantine）風情，也透顯出他期待渴望的生活型態。它讓人想起一個失落的開放年代，當時鄂圖曼帝國尚未滅亡，各色各樣的人們在共享的土地上遷徙。伊斯伯房子所在的塞瑞爾區（Hayy al-Serail），過去曾是當地最美不勝收的社區，石灰岩建材、尖頂拱門、紅瓦屋頂。這些紅屋瓦是從法國的馬賽進口，在十九世紀初年見證了當地的四通八達與都會時尚。此外它們也像鄂圖曼帝國士紳戴的塔布什帽（tarboosh）一樣，透顯出地中海東岸的風格。塞瑞爾區的士紳們，銀器總是擦得發亮，每日午後必喝咖啡。家族元老，有如一張布滿塵埃的老舊長沙發，拿起繡有姓氏字母的手帕，擦拭著溼黏的眼睛。他們父子世代交替，傳承備受看重的姓氏。然而，伊斯伯的姓氏原本並不特別顯赫。 在伊斯伯所處的地域和時代，白手起家的例子並不常見，但他打響了自己的名號。他所屬的大家族默默無聞，只有「不到二十間房子」。他的家具價格不菲，遠從敘利亞進口，但也是不久之前才成為他的財產。他的房子獨樹一格，原因不只是新穎而已。建造這幢房子的伊斯伯是個作風粗獷的商人，唯有他的妻子芭希雅（Bahija）才能夠讓他不要一直盯著帳簿。這幢房子連結的時代，既蘊含珍貴的文化素養，也曾發生難以想像的悲劇。此外，它彰顯出一個善良但並不完美的人，如何善用自己的一生。伊斯伯建造的房子告訴世人，他摯愛以及賴以維生的事物；也提醒我們，日常生活的所在儘管並不起眼，但卻具備豐富的意涵。進入房子的雙扇門高大寬闊，正適合伊斯伯這樣的人物，他是一個關不住的人。 伊斯伯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兒名叫瑞伊法（Raeefa），生下我的父親。在我成長過程中，關於伊斯伯的回憶讓他死而復生，那些故事讓他變得真實起來，同時也將我的家人傳送到他的世界，一座已從新近出版地圖消失的驛站：傑戴迪特馬亞永（Jedeidet Marjayoun）。我的家人提到故鄉時，一定是稱呼它為傑戴迪特馬亞永，不會只說「傑戴迪特」或者「馬亞永」。我們使用全名，表達敬意，因為這地方是我們的源頭，是我們的家園，是我們存在的根本。 我的祖先定居的馬亞永，曾經是商品貨物的集散地，貿易的路線由基督徒、穆斯林與猶太人開拓經營，三大族群編織出古老中東的圖像。馬亞永是地區交通的門戶，通往地中海濱的城市希登（Sidon）、赫蒙山（Mount Hermon）另一邊的大馬士革、古代巴勒斯坦地區的耶路撒冷、古羅馬城鎮遺址巴亞貝克（Baalbek）。由此可見，馬亞永算是這個地區最具國際色彩的城鎮，它的文化與先進發展鶴立雞群。 然而今日並不時興對小地方的流連忘返，這些小地方與大世界格格不入。的確，馬亞永的光彩逐漸黯淡，而且過程已持續數十年。廣受歡迎的星期五市集，如今難以為繼，過去人們總是盛裝打扮參加，女士穿上來自大馬士革的華服，男士掛上購自美國的懷錶。現在夜裡的馬亞永，只見得到搖曳微弱的燈火，連走投無路的旅人都有可能錯過。來到城裡的廣場（Saha），店鋪的商品滿布塵埃，幾十年來都標明降價求售。店主不再把櫃檯擦得發亮，不再送上雪水釀成的果子露，也不再販賣來自異國的菸草。過去有一位壞脾氣的長老會幫人看病，心情好時還會開藥方，現在早已歇業。馬亞永已經停止觀照外面的世界，也完全跟不上這個世界的腳步。城裡四處散落著各種碎片，幾十年前的舊報紙，昔人特別留下的古怪物品。當然，如今已沒有公路通過馬亞永；它的影響力曾經遍及敘利亞全境，籠罩埃及西奈半島的大城阿里什（Arish），一路延伸到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的匯流處；相較之下，現在沿著馬亞永最大一條街走上一英里路，它就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 就在這地方，我的家族曾經協助樹立一座十字架，打亂了當地的平靜。我們雖然是馬亞永最早期的基督教徒，但是向來缺乏性情溫和公允的名聲。我們曾經走過這些街道，在開闢的過程中決定它們要通往何方，後來又沿著它們離鄉背井。雖然我們家族仍持續有新生代加入，但在情感方面依舊保持深藏不露（mastourin）的傳統，儘管我們回顧往事有時候還是會熱淚盈眶。 馬亞永有許多無人居住的房子，伊斯伯大宅是其中之一。我們稱這類房子為「mahjour」，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遺棄、荒廢、寂寞。它們搖搖欲墜，有如鬼屋，訴說著馬亞永一去不返的輝煌歲月。許多年頭過去，戰爭與死亡此起彼落，許多人從它們旁邊走過，把這些房子視為朋友。望向一扇又一扇破碎的窗戶，行經的人看到的是閃亮的玻璃，以及玻璃後方發生的事情。人們透過想像看著那些幽暗的房間，除了看見斑駁剝落的牆面、塵埃堆積的地板，還有幾位老友正點亮油燈、燃起煤爐。 馬亞永的故事就是以這些房子寫成，寫成一段各奔東西的歷史。「我還是每天都會想起他們。」離去的人留下來的房子四處可見，不再受到人們眷顧。「他們剛開始還會寄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留下的人記得我們失去的人。「我們一覺醒來，發現他們的房子成了空屋。」走進這些破落傾頹的房間，人們會聽到幽靈的聲音以及悔恨，來自仍然記得它們的人們。 閉上雙眼，忘了馬亞永。接下來你將穿過利塔尼河谷（Litani Valley），翻山越嶺，來到傑贊（Jezzine），再前往海岸邊的賽達（Saida）。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鄂圖曼帝國從崩解走向滅亡，一股持續百年的移民潮應運而生，我的阿姨叔伯、祖父母與曾祖父母也隨波逐流。馬亞永地處內陸，當時隸屬於所謂的「大敘利亞」（Greater Syria），阿拉伯文稱之為「bilad al-Sham」，戰爭帶來經年累月的無政府暴力狀態，血腥殺戮是家常便飯，各種疾病猖獗，饑荒情況嚴重；後者是拜英國與法國之賜，兩國強行封鎖地中海岸所有的阿拉伯港口。數以萬計民眾活活餓死，從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到伊斯伯的家園，都無法倖免於難。一項針對一百八十二座村落的可靠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住宅毀於戰火，超過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亡。 這可怕的十年以及後續的衝擊，促使許多村民離鄉背井，飄洋過海，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從南美洲、西非到澳洲，都是他們的寄居之地；也有一些人來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奧克拉荷馬市與堪薩斯州的威契塔（Wichita）。這段流離的年代結束之後，一九二○年，當歐洲列強瓜分鄂圖曼帝國，散居海外的黎巴嫩人竟然比國內人口還多。 我的檔案櫃中有一個綠色的資料夾，標題寫著「家族紀錄」。裡面有歸化公民與婚姻的證書，美國陸軍發給我祖父的退伍令，一位姑姑為祖母寫的生平事跡，祖父從貝魯特搭乘「拉佐號」（Latso）輪船來到波士頓的紀錄。還有兩份皺巴巴、折成三疊的族譜，涵蓋我的母系與父系祖先，也就是薩瑪拉與夏迪德兩大家族。其中一份家譜上最早的一位先人薩瑪拉．薩瑪拉（Samara Samara）生於一七四○年，後來參與一場歷史性的大流亡，據說是由豪蘭地區（位於今日的敘利亞）的一群女性領導，來到山巒起伏的馬亞永。家譜的其他部分就更為複雜，開枝散葉成兩百多個名字，以英文和阿拉伯文一一仔細記錄。 資料夾裡也有照片，其中一張出現我的外曾叔祖父米克包（Miqbal），臉龐看起來還有點孩子氣，穿著很不合身的西裝外套，翻領上別著一朵碩大的白玫瑰。其他的照片，女士們愁眉苦臉；男士們蓄著翹八字鬍，一簇一簇的頭髮似乎永遠梳不整齊。無論女士男士，都拿出星期日才會穿的考究衣裳，打扮得非常花俏。老米克包開了一家布料服飾店，招牌上寫著「物美價廉」，但是英語翻譯就不是那麼肯定：「賓主互惠」。上面的字體顯然是出自母語人士之手，帶著阿拉伯文的優雅斜度，向左邊傾側，壓倒正經嚴肅、直挺挺的拉丁字母。 吸引我家人移民的美國，遠在馬亞永七千英里之外。儘管山路崎嶇，海道兇險，然而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卻是在剛離開家園的幾英里路，離開那些日後不再熟悉的面容。等到我們抵達紐約、德州、奧克拉荷馬或者任何一個地方時，我們已經失去許許多多事物。美國作家伊莉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寫道：「旅行時的第一個發現，就是自己並不存在。」換言之，你動身時不僅留下其他人，也留下你所知的自己。隨家族姓氏而來的權勢或懲罰消失了；先人胼手胝足換來的名聲，到新國度之後無人知曉；瞭解你生命歷程的人消失了；足以解釋你所犯錯誤的過往緣由消失了；在你抵達新國度的那一天，除了你的姓名之外，一切都會消失，甚至就連姓名都有可能被迫更改。 為了生存，太多的事物必須拋棄。你的感受遭到忽視，因為有更多的人吃了更多的苦。對這些旅人而言，他們還能擁有的就只是生存，以及回憶中的臉孔，直到他們珍藏的照片磨損不堪，甚或四分五裂。儘管我們都無法喚起它的形象，伊斯伯．薩瑪拉的大宅兀自矗立，訴說他的與我們的姓氏。這是一個讓人回顧過往的地方，有如一具船錨，回顧留在那裡的一切。對於我的族人，無論是離散還是團圓，伊斯伯的大宅向他們宣示：記得過去，記得馬亞永，記得你的本來面目。 |
| 推薦序 死於採訪線上的記者夏迪德 林博文╱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 戰亂頻仍的世界近現代史，無數的戰地記者死於炮火，最著名的例子是曾獲普立茲獎的美國二戰名記者厄尼．派爾（Ernie Pyle），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沖繩附近一個小島遭日軍狙擊手擊斃，死時才四十四歲。素有「士兵的記者」之稱的派爾在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之際殉職，媒體和軍方皆傷悼不已！一九五一年採訪韓戰表現傑出而獲普立茲獎的女記者瑪格麗特．希瑾斯（Marguerite Higgins），六○年代中因採訪越戰而罹患熱帶病，四十五歲辭世。生於紐約長島、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女記者瑪麗．柯文（Marie Colvin），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敘利亞荷姆斯（Holms）採訪內戰，遭政府軍蓄意炸死，這位倫敦《星期泰晤士報》資深軍事記者五十六歲殉難。 被西方新聞界公認為近二十年來最優秀、最有深度、對中東問題最嫻熟的《紐約時報》駐黎巴嫩貝魯特首席特派員兼分社主任安東尼．夏迪德（Anthony Shadid），二○一二年二月上旬偕同該報攝影記者泰勒．希克斯（Tylor Hicks）從土耳其祕密潛入敘境採訪，二月十六日正準備離開敘利亞時，患有氣喘病的夏迪德因受到隨行馬匹氣味的刺激而引發急性氣喘不治，以四十三歲英華之年撒手人間，國際媒體同聲哀嘆人才又弱一個！十月中旬美國出版界傳來消息，夏迪德死前完稿死後出版的的回憶錄《石頭之屋》（House of Stone）已被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基金會評審小組選為五本非小說類入圍決選好書之一。夏迪德在另一個世界聽到這項喜訊，應會異常高興，儘管他生前已獲得無數的殊榮。他的尋根、追遠的著作獲出版界和讀書界所肯定，更使他長留去思。 夏迪德家族於二十世紀初從黎巴嫩移民新大陸，落腳奧克拉荷馬州。夏迪德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於奧克拉荷馬市，那一年正是美國近代史上最動亂的一年，反越戰、爭民權、城市暴動、大學校園騷動，詹森總統的「大社會」理想以及「向貧窮宣戰」的國內政策慘遭越戰拖垮，詹森本人亦黯然宣布放棄競選連任。夏迪德出生於擾攘不安的年代，對他日後獻身新聞工作、喜歡到第一線採訪挖掘「歷史初稿」的熱忱和理想，顯具深切影響。夏迪德二十二歲那年（一九九○）畢業於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主修政治與新聞，後來才學會阿拉伯語文，並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因他一直想要回到他祖先的老家和中東一帶做長期深度採訪。大學畢業後，他先到美聯社當記者，被派到開羅，使他有機會在風雲幻變無常的阿拉伯世界初試啼聲，從此與中東結下不解之緣，直至他捐軀於他所熱愛的先人之地。 夏迪德於二○○一年轉到《波士頓環球報》，駐地仍是中東。二○○二年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拉瑪拉採訪時，肩膀中彈受傷，這次事件似乎預示夏迪德在兵燹之地的採訪生涯暗藏不祥之兆。二○○三年，夏迪德被《華盛頓郵報》挖角，他在華郵六年打響了知名度，他的長處是瞭解阿拉伯民族的內心感受，他的報導充滿了有血有淚的苦難民族的呻吟，他的文字動人而有力，他的觀察深入而犀利。夏迪德於二○○四年和二○一○年獲普立茲國際報導獎，證明新聞界充分肯定和賞識他的採訪才華。也唯有多次獲普立茲獎的前《紐約時報》駐貝魯特特派員、現為紐時外交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可以和他媲美。近幾年來，由於美國平面媒體在電子媒體大行其道的時代面臨前所未見的苦戰，許多中小型報紙關門，大報大幅裁員，而出現許多城市沒有正規日報或一市一報的景觀。紐時亦像其他報紙遭逢巨大經濟壓力，但該報老闆小索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仍堅持維繫紐時的一流大報水準，尤其是在國際新聞領域裡傲視群倫，不僅未縮減海外分社，且繼續吸收採訪高手，夏迪德就是在華郵萎縮、人才出走的氣候中，於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紐時挖角，首先出任駐伊拉克巴格達首席特派員兼分社主任，二○一一年調至貝魯特。 二○一一年年初，「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和北非一帶遍地開花，夏迪德到開羅和利比亞等地不停地採訪。二○一一年三月，夏迪德和另外三名紐時同事（包括攝記希克斯）在利比亞遭強人格達費的部隊綁架，他們被拘禁和毆辱六天後終獲釋放。美國各大報系駐派海外特派員中，很少像夏迪德那樣具有出眾的寫作能力和敘事本領，以及敏銳的觀察力，也許只有《紐約客》雜誌的安德生（Jon Lee Anderson）和從紐時跳槽至《紐約客》的費金斯（Dexter Filkins）堪與夏迪德分庭抗禮。夏迪德的妻子娜達．巴克莉（Nada Bakri）也是紐時駐貝魯特特派員，她和夏迪德有一個兒子。夏迪德與前妻生了一個女兒。夏迪德過去出版過兩本書，第一本是談伊斯蘭政治（二○○一年），第二本是關於美軍入侵下的伊拉克人民（二○○五年）。遺憾的是，他未能親眼看到《石頭之屋》的問世。 新聞無國界，記者無保障。這句話不是口號，而是動亂世界的真實寫照，特別是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中毫無安全可言，生命尤其脆弱。炮火連天的敘利亞已成為「殺戮戰場」，遍地哀鴻，死傷遍野，而國際社會則一籌莫展！ 在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猝逝，不僅是記者和作家（如存在主義作家卡繆一九六○年一月四十五歲時車禍罹難）的悲劇，更是人類心靈上的莫大損失。戰士死於沙場、教師死於講堂、記者死於採訪線上，雖然都是「死得其所」，但過早地離開人世，如夏迪德之死，既是一種傷痛，也是新聞界和知識界難以填補的劫難。一位牛津大學教授嘗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八年終結後，人類即沒有歷史，而只有新聞。如果沒有好記者（如夏迪德），在第一線東奔西跑，歷史的初稿由誰來寫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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