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重返咖啡館的美麗時光／戴寶村（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一手拿外帶咖啡杯一手握駕駛盤的開車人，可能很關心油價的上漲，卻未必知道咖啡是全球僅次於石油的第二大交易商品，是人類飲料作物的冠軍，喝咖啡的習慣以及世界各地的連鎖咖啡店正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徵。咖啡從15世紀中葉在非洲被發現到傳播擴散，由僧侶的提神劑到歐洲上流社會的社交飲品，再成為所有人的日常飲食消費。而17世紀荷蘭人將咖啡推廣到東南亞、中、南美洲，咖啡也成為核心殖民國家對依賴被殖民地區的支配，顯然咖啡不單只是生產與消費的物質，已衍生...

咖啡館到台灣

昭和九年(1934)三月六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一篇標題為「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的新聞稿，該篇描述了大稻埕商業娛樂蓬勃發展的現象，指稱大稻埕已躍身為現代化都市。日本政府於1934年刊出這篇報導，似乎是在爲1935年「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做準備，在此之前，博覽會已盛行於歐美國家，這些先進國家舉辦博覽會的目的主要是向外人展現本國現代化的成果，台灣身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自然是日本展現其建設成果的重要媒介。「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也特別標示出「日活」、「永樂」、「芳野」、「巴會館」、「美人座」、「明治」、カフエーボタン、パルマ喫茶店、新高喫茶部、水月、森永等店家的位置，可以想見日本政府對於咖啡館的營業登記十分重視，並且認為咖啡館是值得推薦博覽會來賓參觀的現代化場所之一。

咖啡館被視為現代化表徵的現象不只在台北，在上海、東京也有相似的情況。一九三○年，上海已是一個繁忙的國際大都會，在大街小巷裡，尤其是法國租界裡，到處可以看到咖啡館，摩登的中國人通常會到咖啡館，接受西方的文化，嘴裡還夾著些洋文，「坐咖啡館裡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徵。」(張若谷1933：143)上海作家張若谷不僅將咖啡館視為「現代城市生活的點綴」，也把咖啡館和電影院、汽車一起當作是現代性的重要標誌。至於在日本，最早有咖啡的記載是在1804年，真正普及是在明治中期以後，明治21年(1888)年，第一家咖啡店在東京開設，店內還放置了西洋書籍，以供客人親近西方文化。日本本國經歷過明治維新的時期，對西方文化有強烈的嚮往，這點除了反映在他們對國家的經營方向外，也反映在他們對咖啡館設置的鼓勵，從咖啡館的數目上即可看出這一點，1935前後，東京登記的咖啡館便高達三千多家。

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透過其詳盡的營業登記，可以推知咖啡館的設置頗受日本政府的重視，昭和八年(1933)，台北登記經營項目為「咖啡(カフエー)」的餐飲店有30家、昭和十一年(1936)有32家、昭和十二年(1937)有38家、昭和十四年(1939)有35家、昭和十五年(1940)有28家，這些統計的數目尚不包括營業項目為「喫茶店」的餐飲店，此外，對於台北以外的餐飲業，日本政府也有詳細紀錄，昭和十四至十六年間(1939-1941)，新竹登記經營項目為「咖啡(カフエー)」的餐飲店有10家，台中有8家，彰化有2家，台南市有12家，嘉義市有13家，高雄市有25家、屏東市有3家。日治時期，除了民間廣設咖啡館，甚至在總督府地下室也有一個咖啡館，當時一般百姓可以到總督府辦公事，事情處理完還可以到地下室的咖啡館喝杯咖啡，從這點來看，喝咖啡可說是日本政府官方認可的現代化行為表徵。

咖啡館普遍設立之外，日本政府也嘗試在台灣栽種咖啡豆，主要是為了滿足日本本國對咖啡消費的廣大需求，隨著1935年，東京咖啡館的數目擴張至三千多家，日本政府在台灣栽培咖啡豆數量也日益龐大。日本在台灣栽種咖啡樹並非創舉，台灣首度有咖啡樹的移植是在1884年，由茶商德記洋行裡的一位英國人自東南亞輸入咖啡樹苗一百株，這次的移植並不成功，後來經過幾年的嘗試，才有小規模的栽種成果。但是這些都屬於零星的種植，直到日治時期，台灣才在日本有計畫的栽種下，達到企業化的生產標準，此時作為經濟作物的咖啡，主要是供應日本本國及台灣本島的需求，並沒有輸入日本、台灣以外的地方。從咖啡館的普遍設置，到咖啡樹的栽種，可以推想日本對於咖啡事業的經營具有深遠計畫，這樣的政策和戰後國民政府的方針有顯著的不同。



郁達夫造訪台北的咖啡館

　　1936年冬天，郁達夫結束在日本的訪問後，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抵達台灣基隆，在此之前，郁達夫訪台的消息已經流傳半年之久，台灣文學界對此極為期待，黃得時(1909~1999)即回憶道：

那一年，我還只是台北帝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一直喜歡文學，所以，也就非常關心「五四」以後的文學活動，當然，也關心那些活躍於文學活動中的作家。而郁達夫，他尤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另外，也因為我不喜歡政治，對於唯美主義的浪漫作品，自然比較喜歡。那些充滿著浪漫色彩的郁達夫作品，更是我喜歡的讀物。(李宗慈1987：275)

這段回憶充分反映了當時台灣的處境，乃是夾雜於中國與日本之間：一方面承接著中國的文化，一方面遭受日本政府的壓抑。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運動以至於辛亥革命，新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步驟和動向，都影響著台灣，其中，五四運動的影響可說是最為強大，這個否定舊中國，以建設科學、倫理、民主新中國的運動，不但是抗日的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其中語文改革的主張，也促使台灣覺醒，進而產生規模宏大的抗日民族文學。另外，在日本統治之下，政治是個極為敏感的話題，郭水潭(1908~1995)曾紀錄下當年到台南鐵路飯店拜訪郁達夫的情景：

事情是，那天晚上郁先生所寓的飯店裡發現了日本特務警察的佈置，而且佈置得很周密。他們有的在沙龍喝茶，有的在走廊閱報紙，有的在客廳圍棋。離我們在咫尺之間，團團的圍繞著我們，……，我們臨場看看情形不對，於是警覺起來，所以話題集中於文學，對於政治概不提起。如果不是特務警察在監視，那麼我們一定會談到政治問題去。(郭水潭1954：73)

無怪乎黃得時當時的心境乃「不喜歡政治」，即使是郁達夫，到了台灣也是避談政治，前後四天的訪台時間裡，所關心、所談論的，「除了文學仍只是文學」(李宗慈1987：275)。郁達夫的台灣之行對台灣文化界的刺激頗深，他並於訪談期間光臨明治喫茶店，為台北的咖啡館文化增添一樁軼事，黃得時於受訪時談到此事：

記得25年底，郁達夫先生到台灣，在報館演講「中國的詩」，之後一起到榮町的明治喝咖啡，郁達夫是很浪漫的人，酒量很好，大夥暢談文學事。(姜捷1985.2：194)

那個時代，文人泡咖啡館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只在台北有此現象，在上海、東京亦是如此。其中在上海，喝咖啡的習慣和風格最初來自上海的法租界，當公共租界忙於展示高度的商業文明時，法租界卻優雅地散發著法國文化的特殊魅力，法國文化得以在上海傳播開來，也和中國的一批親法作家有密且關係。張若谷，這位熱烈的親法份子，甚至為咖啡寫了一本散文集，並總結去咖啡館的三種樂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輸鴉片和酒；第二，咖啡館提供了和朋友長談的場所；第三，咖啡館有動人的女侍。郁達夫也屬上海親法的知識份子，這些親法份子對於法國的文化習慣有很高的接受度，在咖啡館聚集因而成為他們重要的日常儀式。至於日治時期郁達夫光臨的「明治」，瀰漫的不是法國的風情，而是濃厚的日本味，當時喝咖啡並不普及，主要是日本人或是自日本留學回來的知識份子才會進咖啡館，黃得時如此回憶：

咖啡館呢？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坐坐，談文學，欣賞名畫，聆聽名曲，哪些人嗎？大多是新聞記者，和業餘作家。那時人口少，館子也少。比較常去的是明治喫茶店和森永喫茶店。……那時，我是台灣新民報副刊主編，每天到報社上班前，就先喝一杯，傍晚下班後也會去坐坐，甚至要找人或人家要找我，都可以咖啡館為聯絡地代洽。寫文章的人很少，多半是記者，交換新聞啦，寫點採訪什麼的。不過常有文藝座談，和小型畫展，當年的畫家開展，純粹是請大家欣賞，不營業賣錢的。(姜捷1985.2：194)

日治時期的台北咖啡館，其位置主要分布在城內的榮町、艋舺的西門町，以及大稻埕的大平町，黃得時提到的明治喫茶店、森永喫茶店，皆為日人在台經營的咖啡館，前者位於榮町，後者位於太平町，從臺北市勸業課編輯的《臺北市商工人名錄》來看，當時經營咖啡館的有日本人也有台灣人，若直接從經營者姓名來推測，無法確知是日本人多還是台灣人多，因為當時有些台灣人會另取日本名字。從黃得時的回憶來分析，當時，咖啡館裡是不時興政治運動的，通常是聚集一些記者、藝文人士等等，咖啡館的藝文傾向，一方面是因為黃得時習慣活動的店家其經營者乃日本人，自然難以轉變為政治運動的溫床，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台灣公共文化 的一種非政治性面向。

學者廖炳惠對台灣的公共文化有相當深刻的觀察，他表示在1895到1920年間，日本人所推展的經濟政策和地方士紳、地主配合的結果，使得台灣許多文化菁英有機會受到栽培，並以家族財力前往日本留學，這些文化菁英在留日階段裡，思想受到啟蒙，深感台灣民族需要自覺，這羣文化菁英回國後結合經濟力量與文化影響力在台推動反殖民運動，日本總督府遂於1927到1930年間，對台灣內部的文化運動以恩威並施的方式來加以分化、壓抑。1930年以後，台灣的文化菁英一方面由於日本的分化策略的成功，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文化菁英的理念不同，遂產生各自為政的現象，並逐漸地下化，自此台灣的公共文化便產生一種現代主義的非政治面向，或是一種理想化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些傾向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就是走向社會主義寫實，表現在繪畫上，即是邁向西洋現代美術的實驗，台灣當時在公共文化上的無力感卻也因此成就了當時的文學和藝術。因此，日治時期的咖啡館裡，看不見文人對政治高談闊論，也看不見革命家在裡頭秘密集會，咖啡館若是聚集了文人，裡頭瀰漫的通常是對主政者無害的文學和藝術，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治時期咖啡館裡盛行的活動主要是藝術展覽。

咖啡館到台灣

昭和九年(1934)三月六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一篇標題為「大稻埕顯著現代化――咖啡店林立，常設劇場誕生」的新聞稿，該篇描述了大稻埕商業娛樂蓬勃發展的現象，指稱大稻埕已躍身為現代化都市。日本政府於1934年刊出這篇報導，似乎是在爲1935年「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做準備，在此之前，博覽會已盛行於歐美國家，這些先進國家舉辦博覽會的目的主要是向外人展現本國現代化的成果，台灣身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自然是日本展現其建設成果的重要媒介。「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製作的旅遊案內地圖，也特別標示出「日活」、「永...

不只喝咖啡，也要酗文藝

　　為了尋找一間理想的咖啡館，開始在城市裡漫遊，那是1990年代中期，我在陽明山落腳，經常騎著125cc的機車，來往穿梭於山林與都會，就像一個迷路的孩子，總試著在咖啡館裡，找尋自己，建構自己。彼時，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來自西蒙波娃，來自沙特，也來自羅蘭巴特。好像，一張咖啡桌，一杯咖啡，一本書，一隻筆，幾張稿紙，就會讓我變成另一個人：一個自己想像中的知性個體，不再只是那個躲在陰暗角落裡懷疑著自己的我。

　　但是，這樣的文藝憧憬，卻讓我對台北的咖啡館越發失望。咖啡苦澀，光線昏暗，音樂廉價，冷氣刺骨，顧客喧鬧，是多數台北咖啡館的慣有姿態。不禁質疑，難道就如楊照所說「咖啡館是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大學畢業後，我一邊在義式咖啡館上班，一邊準備研究所考試，不料父親很難接受，一再懷疑我所待的咖啡館是色情咖啡館。咖啡館如此聲名狼藉，令我驚異不已。而同時帶給人們文藝與色情雙重極端印象的咖啡館，也引發了我的興趣。

　　2004年4月7日，台灣兩大報：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皆大幅刊載了北市武昌街「居仁堂」素食餐廳發生火災的消息，這場火災並無造成重大傷亡，中國時報卻用了二分之一的版面來報導，顯示火災地點「居仁堂」不是個普通的地方，它的前身其實就是著名的「明星」咖啡館，事實上，該店面即是向「明星」老闆承租的。報導中顯示「明星」與台灣文人的關係匪淺，聯合報寫道：「在五、六０年代，這棟樓吸引作家藝人聚集，包括白先勇、三毛都是座上常客，是早年重要文學重鎮、風光一時。」中國時報更以「明星走過54年，紀錄台北文學史」為標題，大篇幅報導「明星」與台北文學的關係。

　　時間推回到1989年，「明星」咖啡館結束營業，楊澤主編的《狂飆八０──紀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中，將「明星」咖啡館的關閉詮釋成是「台北最後一家文學咖啡屋停止營業」；無獨有偶的，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的《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也紀錄了「明星」停業的日子。2002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台北出版節「重現書街風華」活動，為了讓市民重溫重慶南路昔日的文化氣息，編印了一份「書街地圖」，而「明星」咖啡館亦被編入「書街地圖」中。同年11月23、24日，名為「重現明星咖啡屋及35元好書、舊書市集」的活動，在中山堂堡壘廳舉行，承辦單位甚至以30年前的桌椅、杯盤等實物，重建「明星」樣貌。從早年作家文人撰寫文章追憶「明星」，到後來「明星」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最後在官方的關注下，「明星」被詮釋為「文學沙龍咖啡館」的象徵地位更形確立。2004年7月初，「明星」不負眾望，重新開幕，吸引不少舊雨新知。特別的是，重新開幕的明星並沒有重新裝潢，而是搬來了老舊桌椅，掛上了復古的窗簾與吊燈，盡可能還原往昔的面貌。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裡，試圖「重返歷史現場」的明星，彷彿帶領我們進入時光隧道，回到暈黃甜美的咖啡時光。

　　原來，我內心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不必追索到西蒙波娃、沙特，或羅蘭巴特，在50年前，就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早有一群文藝青年，以他們的心靈力量，孵育了台北咖啡館的人文底蘊。然而，「明星」文藝現象是否被過度渲染？「明星」的人文現象是否為台北咖啡館的特殊案例？是否有其他人文咖啡館的曾經存在？這些文人在咖啡館做些什麼？咖啡館與文人的連結是如何呈現的？為什麼過去報紙所呈現咖啡館形象是以色情為主而鮮少提到其文藝現象？若真如楊照所說「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那麼是什麼被留在文明的彼岸？

　　現今台灣社會已進入文化消費的時代，「人文咖啡館」也成為一種標籤，一個符號。走在街上，經常可以發現標示為「人文咖啡館」的商家，好像是否真有文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消費的情境。而本書提及的「人文咖啡館」不只是一種消費情境，而是真有文人在裡面活動的咖啡館，也就是咖啡館經營者願意開放自己的營利空間，舉辦各項文藝活動或文化展演，並作為文人聚集的一個文化場域。

　　透過文獻，發現戰後台北人文咖啡館並非「明星」一枝獨秀，由早期的「朝風」開始，與稍後的「田園」，皆以古典音樂來吸引顧客，而「明星」引領的風潮，也造成一股文人留連咖啡館的趨勢，緊接著「作家」、「文藝沙龍」的誕生，皆為文人圈內的自發性創業，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文人可以定期聚集的場所，較晚出現的「野人」、「天琴廳」、「天才」，也標榜著文藝咖啡館的經營方向，店內除了定期舉辦文藝活動，也聚集不少藝文人士。

　　1980年代，台灣進入一個狂飆的時代，知識份子與群眾用身體衝撞體制，消費者則開始遊蕩在一片繁花盛景般的消費圖騰裡。隨著連鎖速食店、連鎖咖啡店、即溶咖啡、即飲咖啡的普及，喝咖啡轉而日常化。此時，僅存的「明星」，也因為客源族群的改變，文藝氣息日益薄弱，咖啡館裡的文人也漸漸出走，最後只能在一片股市萬點的喧鬧聲中退場，成為歷史。

　　走過「狂飆八０」，進入九０年代的台灣，咖啡館裡的人文現象並沒有消失，在自由風氣與狂放思潮的渲染下，人文咖啡館也呈現出更為華麗燦爛的姿態，包括九０年代初期「咖啡劇場」蔚為風潮，到後來影音藝術入駐咖啡館成為風尚，而「明星」也在各方人士的奔走下，奇蹟似的重新營業。

　　當年，我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與投射，來自於咖啡館的輝煌時代，無論是歐洲或是早期台灣的人文咖啡館，他們的人文餘韻始終縈繞不去，餵養了我們對咖啡館的期待與想像。但是，咖啡館終究不能讓我變成另一個人，咖啡館反而需要「人」來豐厚它，需要「人」來使它不一樣。無論如何，每個時代最前衛最誠實的聲音都在人文咖啡館裡，而每個城市都需要這樣的咖啡館，他們散落在台北的街坊巷弄，點燃一抹暈黃光源，等待每個城市的心靈來發現、來探索、來沉溺。

不只喝咖啡，也要酗文藝

　　為了尋找一間理想的咖啡館，開始在城市裡漫遊，那是1990年代中期，我在陽明山落腳，經常騎著125cc的機車，來往穿梭於山林與都會，就像一個迷路的孩子，總試著在咖啡館裡，找尋自己，建構自己。彼時，對咖啡館的文藝想像，來自西蒙波娃，來自沙特，也來自羅蘭巴特。好像，一張咖啡桌，一杯咖啡，一本書，一隻筆，幾張稿紙，就會讓我變成另一個人：一個自己想像中的知性個體，不再只是那個躲在陰暗角落裡懷疑著自己的我。

　　但是，這樣的文藝憧憬，卻讓我對台北的咖啡館越發失望。咖啡苦澀，光線昏暗，音樂廉...

推薦序╱ 重返咖啡館的美麗時光----戴寶村
引言╱不只喝咖啡，也要酗文藝

一、打開咖啡館的人文扉頁：從咖啡館元年到咖啡傳入台灣
　　阿拉伯世界裡的「智慧學院」
　　歐洲在咖啡桌上「甦醒」
　　咖啡杯底翻升而起的革命狂潮
　　漢人飲茶空間
　　台灣文人的品茗生活
　　咖啡館到台灣
　　郁達夫造訪台北的咖啡館
　　日治時代的咖啡館藝文活動
　　西方的理性思維與東方的性靈追求

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時代溫床(1949~1970)
　　一場迎接祖國的荒謬劇
　　思想箝制下的出版言論空間
　　清貧年代的咖啡管制
　　台北――現代都市生活的展演地
　　圍繞於中山堂的藝文氣息
　　咖啡館的色情現象與情色形象

三、迎向靈光乍洩的年代：1950~1970年代的台北文人咖啡館盛宴
　　中西思潮撞擊下的文藝風
　　流淌在字裡行間的無聲反叛
　　文人咖啡館風景構築在想像世界裡的咖啡館
　　咖啡館裡的文人絮語
　　一個消極抵抗霸權的文化場域

四、狂飆的時代，消逝的氛圍：告別1980年代
　　咖啡館的艱難歲月
　　西區凋零與外來文化的入侵
　　消費時代裡的人心變異

五、嬉遊當代人文咖啡館
　　眾聲喧嘩的九○年代
　　咖啡館新浪潮
　　溫羅汀之光
　　在咖啡杯裡翻騰搖滾

推薦序╱ 重返咖啡館的美麗時光----戴寶村
引言╱不只喝咖啡，也要酗文藝

一、打開咖啡館的人文扉頁：從咖啡館元年到咖啡傳入台灣
　　阿拉伯世界裡的「智慧學院」
　　歐洲在咖啡桌上「甦醒」
　　咖啡杯底翻升而起的革命狂潮
　　漢人飲茶空間
　　台灣文人的品茗生活
　　咖啡館到台灣
　　郁達夫造訪台北的咖啡館
　　日治時代的咖啡館藝文活動
　　西方的理性思維與東方的性靈追求

二、台北文人咖啡館的時代溫床(1949~1970)
　　一場迎接祖國的荒謬劇
　　思想箝制下的出版言論空間
　　清貧年代的咖啡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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