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17~18,2008 【白先勇的文學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政大的吳思華校長、陳芳明教授、還有各位同行的學者專家們，大家早安！請容我特別介紹在場的尉天驄教授，我們是相識四十幾年的老朋友，我第一次到政大，就是他要求我來的，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政大一直給我相當溫暖的回憶。這一次，政大台文所為我舉辦這麼盛大的研討會，我昨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了。我知道開一個國際會議有多麼麻煩，所以在正式演講前，我真的要非常謝謝謝政大台文所的范銘如教授，花了很大功夫邀請來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還有台文所協助籌備會議的張毓如同學和其他同學們，他們經常地透過電子郵件與我聯絡、花了好多時間在做準備。這會場兩旁年表和著作的看板，製作得這麼漂亮，真的很謝謝你們，謝謝所有的老師們、同學們，給我這麼一個來到政大的機會。這個研討會能在政大舉行，是別具意義的。我在來的車上，還跟政大的曾秀萍同學聊到：難得難得，我們有一個學校如此注重人文科學，在大家都以理工科為傲的時候，政大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科學院怎麼樣好、我們的文學院怎麼樣好，這的確是政大引以為榮的特點，我也希望政大能將這個傳統光大發揚，因為我們台灣太需要人文的訓練、太需要人文的科學、太需要人文的底蘊了。所以，今天這個研討會在這個學術重鎮召開，更有它重要的意義。

今天我主要是來當聽眾的，而不是來發表或講評，所以我就稍微提出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不管是大家談到我個人的作品，或者我看我自己的作品，都可以發現其中有兩部是以城市為名：一本是《台北人》，另一本是《紐約客》，因此我就想到了這兩個城，它的背景就好像「雙城記」，在我的一生中起了特殊的意義，所以今天我就稍微講一講這兩個城對我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其實我人生中在這兩個城住過的時間不長，台北我住了十一年有，紐約則是來來去去地每次住上幾個月，並不長住。當我回頭思索為什麼這兩個城對我的意義這麼地重，我就想起，一般人從美國飛到台灣來，常要受時差所苦，但每次我飛回來，一回到台北就很如魚得水，馬上、馬上就醒過來了，到了第二天，一點時差的問題都沒有；但是當我回到聖塔芭芭拉後，便感覺生理時鐘大亂，得花上兩個星期才能適應。這現象或許暗示了：我整個身體、整個感覺、整個人，可能跟台北這個城是同調的，所以我可以自稱是「永遠的台北人」。為什麼說我是「台北人」呢？我自己想一想，我來台北時大概十三歲，正值少年時期，大概特別容易將感受記在腦海裡，形成印象。回溯我的生命，可說是生於憂患，童年剛剛開始便過著四處逃難的生活。我是抗戰那一年在南寧出生的，兩個月以後遷到桂林，到五歲多快六歲的時候就開始逃難。我記得我們從桂林逃出去的時候，情勢已經很緊張了，我們是最後一批上火車的，回頭一看，整個桂林城已經陷入火海，這一燒，把我童年整個燒掉、五歲以前整個燒掉。然後到了重慶，我就生病了。那兩三年，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不能出去，所以重慶對我來講，彷彿我房裡的那扇窗戶，常常看出去都是霧、都是大霧。在重慶住了兩三年，直到抗戰勝利，我又回到南京、上海。戰後回到故都，剛剛開啟了對南京、上海的好奇，但不多久卻又揀行李了，又開始逃難了。我童年這麼輾轉地來到十三四歲啊，才在台北找到真正可以落腳的地方，因為在此之前，要不是日本在後面追，就是共產黨在後面追，到了台灣，才有一種喘一口氣、安定下來的感覺，所以住在台北的那十幾年，在我成長的時代，現在回想起來非常重要。

那時候的台北──我來的時候的台北，只能說是一個半農村、半都市的地方。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騎腳踏車去上課，一邊騎就一邊超過路上的那些牛車，現在你們不能想像，在台大的新生南路上還有牛車一步一步的走啊，這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那時候就是這樣一個都市。我想不光是我，可能很多當時從大陸過來的，差不多快兩百萬人吧，對這些人來講，台北是一個落腳的地方。那時候的口號是反攻大陸，都說有一天要回去，不過住幾年心裡面明白了，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落腳、要生根、要重新生活的地方，所以台北可以說是我心靈上的第二故鄉。我在上海住過，戰後的上海還是很繁榮，高樓林立、很現代化；後來我也去過香港，香港也同樣繁榮。那時候的台北比起來便顯得落後，就市容來說，當時的台北也不是很漂亮的都市。按理說，心理上可能會不那麼認同台北，但奇怪的是，人跟環境、跟自己的家的感情，完全是主觀的，跟它的外表沒有太大的關係，好比有時候我們去旅行，會去非常美的都市、非常美的地方，你會去看一下，但最後還是跑回自己家，覺得還是自己的地方比較適合。台北對我來說就有那一種的感情，它好像在我的心中已經成了一個能夠落腳、能夠安穩的地方，所以雖然我離開台北了，卻像牽掛著什麼似的，總要不時地回來一趟。曾接受過的音樂、那種氣味、形形色色的顏色，形成一種熟悉感，對我影響非常非常深。

我在寫《台北人》的時候，引用了劉禹錫的〈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大家都知道，這首詩的背景是西晉東遷南京的故事。我現在回想，假使是寫完了小說再用這首詩，那可能是我寫完了再去找出這個主題；但我第一篇寫〈永遠的尹雪艷〉時，就用了這首詩，大概那時候我心中已經把台北比作詩裡面的南京了。因為西晉東遷到南京、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到台北，是一種歷史上的比較。我想台北對我來說，有歷史上的意義在裡頭，可能就像《世說新語》裡面那些劉義慶所記述的、江左那種的感情；所以台北一方面是地理的、一方面是歷史的、一方面是個人感情的，是很複雜的，我跟台北這樣那樣的千絲萬縷的牽掛，可能我自己也講不清楚。這也是各位學者常常在談的，等一下大家可能講得比我更清楚。很多時候，我只感覺到朦朦朧朧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一些情感上的牽?，感覺到我對這個城有一種很特別的感情。說真話，要是比起來，台北不算是個很美的城、不算是個很漂亮的城，可是它對我的意義不在那裡、不在台北它的外表，而是在裡邊看不見的、一些過去的、深層的、沉積下面的歷史的東西，一種記憶裡面的東西，一層層疊起來的，這是我想台北有這麼多層的意義在裡頭，所以台北不管它怎麼變，對我來說都是很熟悉的，那種東西是老早從我青少年的時候已經認定它的了，這跟別的城市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住的城市──聖塔芭芭拉，它有太平洋天堂之稱，在美國的城裡面算起來，是非常漂亮的、非常美的、適合居住、很可愛、非常有氣質的地方，可是我在聖塔芭芭拉住了幾十年，我不太認得那個城的樣子，不像我在台北四處都去、都熟悉；我住在聖塔芭芭拉，卻對那個城本身認識不是很清楚，這是很奇怪的；甚至比起紐約來，也顯得奇怪：我只去過紐約幾個月，但我在曼哈頓如魚得水，到處竄，到處到處地走。我1963年去美國，剛好大學畢業，那正是出國吸收外面文化最容易的時期。因為當時我哥哥姊姊在紐約，所以我到了美國一開始就在那裡住了一陣子。順帶一提，在座的我的同事，Michael Berry，他是紐約客。其實，紐約並不能代表美國，紐約它並不是典型的美國，但我想或許是一見鍾情，在我的心中，紐約就是美國。城市的認同是很主觀的，其實我在美國住了幾十年，去的地方不算多，一有空我就往紐約飛，有空我就跑到東岸去，到紐約那邊。紐約這個城，對我的意義也非凡，它給我一種世界觀，各種人、什麼都有。在那裡是絕對的自由，因為誰也不理你，你可以隨心所欲、別人根本也不看你，因為人太多了；太多文化、太多不同的東西，讓你做什麼別人也不管你，是完全自由的城、完全多元化的一個城，所以在那裡我也是一種自由上的解放的感覺。它是那麼大那麼大──紐約大得驚人。北京也很大，北京城比曼哈頓城還大得多了，可是紐約感覺上在裡邊有一種感覺。所以我寫〈紐約客〉的時候，就有陳子昂那首詩〈登幽州臺歌〉「念天地之悠悠」的那種感觸，尤其在登那樣一個高樓的時候──雖然現在那兩棟高樓不見了、給炸掉了，但登到那個上面的時候，一看，的確，「念天地之悠悠」，那種的感覺，覺得「啊──」紐約客是那樣子的啊。所以紐約那個城對我來說也是有很徹底的意義。

我想這兩個城可以說對我在創作上有一種情感。所以我寫了回南京、上海、桂林……很多的，可是好像照相，是從台北那個框框照出去的；外面好像是南京，南京的外面卻框著一個台北市、或上海外面框著一個台北，所以台北是我的焦點。所以這兩個城對我意義特別大。但很奇怪的，我在聖塔芭芭那住了幾年，但是聖塔芭芭那的故事我一篇也寫不出來，寫的都是紐約客和紐約，最多寫點舊金山，洛杉磯我也寫不太出來。我想這個城很奇怪，給你這麼多靈感，所以今天我來聽各位來對我的小說的詮釋，我就稍微談談這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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