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動盪不安年代裡的人文觀視 花亦芬
但是小孩有朝一日也會長大成人，他們也必須從歷史中學習，知道煽動和不允許有異議多麼容易讓人失去理性與人性。──恩斯特．H．宮布利希（Ernst H. Gombrich）
《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是一本在動盪年代寫成的書。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奧地利經濟蕭條；而在政治上，一九三○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勢力正在德國快速竄起。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的宮布利希儘管有好的家世與相當精良紮實的學術訓練，也仍然遭遇失業的厄運。面對這樣的困局，這位日後享譽國際的藝術史大學者，於是開始為青少年寫書。這一本「另類」的歷史書之所以能歷經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化波瀾壯闊的變動，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仍相當受到世界各國青少年的喜愛，淺顯易懂的歷史解釋、生活化的用語以及深具人文關懷的史觀著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這不僅是一本不賣弄「學術專門用語」的歷史書，也是一本刻意與「歷史教科書」區隔的歷史書。這本書歷久不衰的受歡迎度，正與宮布利希另一本始終膾炙人口的青少年藝術史入門書《藝術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一般，深刻引發我們去思考：我們應該從什麼角度帶領青少年以及年輕的一代認識人類的歷史？是政治權力的鬥爭與興衰？是經濟力量的爭奪？或是宗教勢力的擴張？所謂歷史只是傳達強者的聲音嗎？在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透過歷史教育以及歷史書籍的寫作傳達給年輕一代的是什麼樣的訊息？是彰顯前人的光榮事蹟，以建構「我們的集體認同」？還是藉著各種不同的人類歷史經驗，引導年輕一輩深刻地去省思，愛與公義、美與真理如何能更具體地落實在全人類的生活中，讓人性的軟弱得到警醒，歷史的錯誤不再重蹈覆轍，而人性的光輝也得以發揚？
隨著交通與通訊科技的發達、貿易的往來、學術文化的交流，我們與世界各角落的關係已非地緣位置遠近可以片面決定。當坐飛機環繞地球旅行一圈不用兩天的功夫，許多遠在南半球的資訊也只需透過網路便可安坐家中快速取得，天涯其實真是近在咫尺。然而，當我們對周遭弱勢的人冷漠以對、對不公義的事置若罔聞，一切只以自己眼前的私利為計算，讓許多我們身邊的人心靈處於相當疏離與扭曲的狀態，縱使是彼此近鄰在咫尺，又何異遙遠如天涯？好的歷史著作能在這個部分啟發我們什麼呢？所謂人文的觀視，那是對人類存在狀況充滿人道精神的關懷，每一個個人、每一種文化存在的本身都具有獨特的意義，尊重與瞭解應該取代偏見與距離。
然而，這樣的理想總是說來容易做來難。放眼今天的台灣，我們的社會潛藏的最大問題之一便是，許多人都只願意相信自己所「願意」相信的。不在少數的人經常不自覺地任意放縱自己的偏見無止盡地擴張，幾乎完全失去自我反省、自我警醒的節制。當一個社會的文化是不懂得冷靜去檢視自己的偏見，且又不習慣於認錯悔改，社會的撕裂與對立又如何能避免？好的歷史著作能在這個部分教會我們什麼呢？ 宮布利希在本書的寫作上，無疑地表現了大學者的風範。為了一九八五年重新出版的這本《簡明世界史》，他寫了一篇〈五十年後的後記〉附錄於本書之末。在這篇後記裡，他為自己輕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德國與奧地利社會普遍認定的看法──即德奧在一次大戰的失利與敵方的騙局與善於利用宣傳切切相關──卻因此偏離史家應嚴謹求證史實的基本立場感到懺悔。此外，對於一九三六年第一次出版這本書時，自己過於樂觀看待人的理性，以為經過啟蒙思潮洗禮的德語區文化已經進入相當高層次的精神文明，卻低估了人的盲從與激情最終仍會被煽動成納粹對猶太人毫無理性的集體屠殺與迫害，在這一點上，宮布利希承認自己年輕時對人性的認識實在不足。如果寫給青少年與年輕一輩的歷史著作能多一些這樣的「人味」，即撰史者能以更謙卑的心，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內容展現深刻的反省力，歷史教育所能煥發出的生命教育意義一定更為不同。這也正是美國的文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名著《湖濱散記》（一八五四年出版）一書所呼籲的：「我要求每個作者，或早或晚，都要對他自己本人的生活作一番單純而誠實的記載，而不只是寫一寫他所聽到的別人的生活故事。」如果我們的社會有越來越多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過往，也願意誠實面對自己走過的路、做過的事、寫過的書的個人與學者──如宮布利希寫下〈五十年後的後記〉──儘管我們正處於一個轉型、有著許多不安情緒的世代，我們終究還是有機會可以慢慢凝聚出我們的社會共同的愛與關懷，而且也能在此之上，將我們的社會塑造為人文價值的追求遠高於政治權力爭鬥與經濟利益爭奪的優質公民社會。
（本文作者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博士）
〈導讀〉
教科書、課外讀物與學習歷史 蔡蔚群
電影《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 2006）中有個片段，當女主角流露出不喜愛歷史的態度，同時也避談自己過去種種時，男主角羅柏蘭登（湯姆漢克飾）終於按捺不住，不解地評論道：「沒有人討厭歷史，他們只是痛恨自己的過去。」（Nobody hates history. They hate their own histories.）
沒人討厭歷史嗎？身為歷史老師的我可不這麼肯定。每年，我都讓學生填寫問卷，問他們對教科書的看法，對歷史老師教學方式的看法，再問問對歷史這門課的看法。學生回饋的意見包羅萬象，大致說來，喜愛歷史的學生其實不算少，但這個喜愛往往附有但書：「上了高中以後，大到永遠讀不完的考試範圍埋掉了我對歷史的熱情」；「歷史有時會給我一種很繁瑣的感覺，像缺了好幾片的拼圖，感覺有點像撕披薩時不會牽絲的那種惆悵感」；「敘述太多太雜，以致無法掌握重點、干擾思路」。換言之，學生喜歡聽精采的歷史故事，喜歡聽老師描述一個時代，也許喜歡討論、分析歷史，但不喜歡考試，不喜歡趕進度，不喜歡內容龐雜、欠缺脈絡的教科書。學生說自己不喜歡歷史，意思常常是讀不懂教科書、考不好歷史，而非真的不喜歡歷史。準此，前面羅柏蘭登的一段話或可改為：沒有學生討厭歷史，他們只是痛恨教科書和考試。
長久以來，教科書是學習歷史的重要憑藉，少有歷史老師能完全拋開教科書講課，也少有學生可以瀟灑地不管教科書的內容。考試範圍大致上就是教科書的範圍，歷史教學幾乎等同於歷史教科書的教學。可是，這些教科書絕大多數都讓我們失望了：枯燥，乏味，可讀性低。該怪大學教授們編寫教科書不用心嗎？問題恐怕不這麼簡單。其實編寫教科書是一個綁手綁腳的過程，首先得根據課程綱要的規範分章劃節。那課程綱要又怎麼來的呢？一群大學教授加上幾位高中歷史老師，徘徊於歷史學專業、社會輿論壓力、國族認同爭議之間，在緊繃的時間壓力下匆忙定案。為了符合各種人的期待，古今中外、無邊無際的歷史，通通都要沾一點，鉅細靡遺，最後只能淪為四不像。根據這種課程綱要寫成的教科書，已經少有發揮的空間。至於那極少數懷抱理想、願意冒險的教授，也必須通過一板一眼、毫無情調的教科書審查制度，致使最後呈現在學生面的成果，風味盡失，不堪咀嚼。這些問世的教科書，由於內容高度濃縮，堆砌了過多的年代與名詞，每個年代或名詞背後的故事、情境，在有限的篇幅下哪裡有機會說，學生當然消化不良。此猶如一場一小時的演講，講者過於貪心，搭配了五百張投影片，聽眾來不及看，也來不及聽，我們大概也不會認為這是一場充實的演講，比較傾向是演講人未考慮時間有限，強塞內容給聽眾。現在的歷史教科書，諸如此類。它考慮了好多偉大的目標，就是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課程綱要／教科書根本忘了學生的存在。
這也難怪我們迫切需要宮布利希《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一類課外讀物。此書成於一九三六年，考量時空背景的差異，以及知識汰換更新之頻繁，《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怎麼說都不該在二十一世紀受到歡迎，但它不只長銷、暢銷，還吸引了許多非西方世界的讀者。二○○四年正體中文版問世迄今，銷售超過五萬本，在台灣是項驚人的記錄，印象所及，只有周婉窈的《臺灣歷史圖說》有過如此盛況。其實市面上不乏歷史類課外讀物，但多數還是堆積些資料、作些整理，當中能清楚設定讀者、同時寫出歷史興味的書，實在罕見。宮布利希的祕訣無它，說穿了就是顧慮讀者的感受，進而激發讀者的想像力。例如，第十六章〈福音〉談到使徒保羅傳播基督教這個愛的宗教，說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種平實敘述教科書可能也有，但宮布利希接著說：「如果保羅是這樣傳教的話，講究羅馬法的高貴羅馬公民一定會搖頭的。」簡單兩句話，既凸顯羅馬人的性格，又說明了早期基督教在帝國傳教艱難的背景；又如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一段，一般教科書都講，卻很難有個具體圖像，這到底是哪一種入侵呢？宮布利希告訴我們，這好比夏日的一場雷雨，起先什麼徵兆也沒有，然後是或遠或近的雷聲，烏雲翻滾著，但沒有風，「人們等呀等呀，突然就爆發了起來，像是一種解脫，狂風刮進山谷，四面八方都是電閃雷鳴，大雨狂洩而下」。透過宮布利希生動的譬喻，讀者比較能掌握這段歷史的節奏感。
歷史經常是帝王將相的記錄，梁啟超因此有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家譜的譏諷。今天歷史教科書雖然添增不少社會文化史的內容，卻還是高度關注這些政治英雄及其不朽勳業。年輕人讀後，見賢思齊是一種可能，更多時候則是證明自己渺小無力。「沒有人討厭歷史，他們只是痛恨自己的過去」在這裡可以改成：沒有學生討厭歷史，他們只是痛恨自己什麼都不是。當然，實際覽讀《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後，會發現政治史仍是主軸，乍看之下與眾多教科書差別不大，其實不然。第二十一章講查理曼的好學不倦，說「他根本就喜歡講話，喜歡滔滔不絕地發言，嗓音響亮清澈。」「據說他對書寫感到吃力，因為比起拿筆一個字挨一個字地寫出漂亮的弧形字母，他的手更習慣於揮刀使劍。」；第二十二章講神聖羅馬帝國亨利四世與教皇格列哥里七世的政教對決，詳細描述了兩人幾回合的交手，當亨利被教皇開除教籍、眾叛親離之際，他「身穿懺悔服，披一件粗布袍，在刺骨的嚴寒中光著腳，站在雪地裡，直至教皇憐憫他並取消了開除教籍令。」；第二十三章講中古騎士的養成過程，騎士的兒子七歲便到城堡體驗生活，當貴族侍童，幫婦女提起過長的裙後襟，十四歲以後開始跟在騎士身旁訓練，「他們不必再坐在城堡爐火旁燒火，他們可以一同騎馬外出，去打獵和打仗。騎士侍從會隨時為騎士送上盾和矛，如果作戰中第一根矛斷裂，他就敏捷地遞上第二根。」一樣談傳統的政治史，這些歷史人物卻是有血有肉、扎扎實實的「人」，具有「人性」，面臨「人」的考驗與抉擇。英雄也有弱點，打天下的同時還是得過生活。宮布利希的筆法，讓年輕讀者讀起歷史心安理得，既不把英雄人物當成鐵打的冷血怪物，也不必自怨自嘆、卑視自己的生命價值。談多少政治史不是問題，關鍵在怎麼談，特別是怎麼跟年輕人談。大學教授哪裡不知道這些故事，只是來不及或根本不願意寫進教科書。塞得滿滿的教科書，理想滿滿，內容滿滿，卻遠不如宮布利希的「小小歷史」來得迷人。（此書英文版名為：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
有種頗為流行的看法與作法，把歷史學術研究當成知識的上游，中小學的歷史教學當成知識的下游，因此，教科書該反映當今學術研究的成果，學界共識就是教科書選材的標準，近似學術研究的精簡、濃縮版。這是對歷史教學的嚴重誤解！當然不是說教科書可以標新立異、任意挑選爭議觀點，而是歷史教學的上游只有一個，就是學習者，就是學生、年輕人。學校年年使用的這些教科書，編輯之初，常常就是這本學術專書抄幾句，那篇學術論文截一段，拼貼成課文，輔以精美圖片與排版，嚴守中小學作為知識下游的分際。中學歷史老師多半還能忍受，那是因為科班出身，習慣這種書寫邏輯，可是，學生憑什麼照單全收？我們又怎麼說服學生喜愛這種難以下嚥的歷史？
《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內容「詳古略今」，與今天高中歷史「略古詳今」的架構適成對比，這當然和成書於二十世紀前期有關。但是，作為教科書的延伸和補充，《簡明世界史》的詳古略今有了偶然的好處。在學校，順著文化遺產的思路，教科書從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一路談下來，有限的篇幅下，每種文明都談一點點，合起來很像一冊文明百科全書，邏輯上是跳躍的，彼此關連甚微，這造成學生學習上很大的痛苦。宮布利希不疾不徐，不只有清楚的時代脈絡、篇章之間強有力連結，而且還不忘對年輕人說幾個故事。儘管課程綱要／教科書的略古詳今，是希望緩解過多的內容，立意是良善的。但它在概念上其實大有問題，好似離我們越近的歷史越有意義，遠的則相對不重要。英國作家哈特利（L.P. Hartley, 1895-1972）曾說：「過去是一個奇異的國度，古人所作所為大不同於我們。」（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學生學習歷史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突破自己生命經驗的侷限，擴大對人、人性的理解，改變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不是強化原有之當代人信念。唯有承認古人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與我們不同，我們才有可能認真地對待過去，對待這些和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時空條件、卻一樣認真生活的古人。學生常常覺得古人愚笨、不知變通、不可理喻，那是因為學生根本還沒認識到古今的物質條件不同，甚至道理、觀念也是不同的。只有細節上生動的描繪與討論，才能挽回學生學習歷史的心。沒有人討厭歷史，是這些擬綱要、寫書、教書的人趕走了學生。
當今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同時也是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在《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談到自己對教科書與其它歷史書籍的看法：「在我的教科書當中，這些歷史是沒完沒了的戰爭、勝仗、敗仗與條約，以自豪的民族主義口吻講述出來的歷史。……我們喜歡說自己在共和國成立、土耳其成為一個西方國家之後便切斷了鄂圖曼的根基，成為更『理智而科學』的民族。或許正因為如此，坐在現代化的窗口注視我們理應遺忘的鄂圖曼先人們種種奇怪、陌生、人性的現象，是如此激動人心。」今天在台灣的我們，在現代化、科學、理性的大纛下，同樣需要陌生卻激動人心的歷史，不只為了讓學生更喜愛歷史，還為了挖掘出歷史這門學科長久以來被低估的潛質：幫助我們理解他人。學習歷史能得到的太多，教科書做到的卻太少！教科書做不到的，我們也只能寄望宮布利希這樣的作家，以及《簡明世界史》這類課外讀物了。
（本文作者現為北一女中歷史科教師）
〈二○○四年新版前言〉
沒有考試的歷史課 蕾翁妮．宮布利希（Leonie Gombrich）
我的爺爺恩斯特．宮布利希通常並不替年輕朋友寫書，而他研究的也並非歷史，而是藝術史。因此，對於他的第一本著作《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廣受喜愛，他格外開心而且驚訝。
這本書是他年輕時在很大的時間壓力下寫成的。事後他認為，這兩點都有助於此書歷久的成功。然而，若非西元一九三五年在維也納有許多巧合湊在一塊，也許根本不會有這本小書出現。
這本書是這樣來的……
我爺爺在維也納大學唸完博士學位後沒有找到工作，在那個經濟蕭條的年代，想找到一個職缺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一位相熟的年輕編輯來找他，問他是否有興趣看一本寫給孩子看的英文歷史書，並將它翻譯成德文。那本書是由一位當時在倫敦學醫而他們兩人都認識的朋友所推薦，準備在一套名之為「兒童知識文庫」的叢書裡出版。 我爺爺並不怎麼欣賞那本書，便對後來在英國創辦了「Thames & Hudson」出版社的出版商諾伊拉特（Walter Neurath）說那本書並不值得翻譯。「我覺得我可以寫得更好。」他說，於是諾伊拉特便請他先寫一章寄給他看看。
我爺爺在寫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時，曾和他朋友的小女兒通信，小女孩想知道他整天都在忙些什麼。他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向她解釋他博士論文的主題，從中獲得很大的樂趣，而他事後也說，當時他對於唸大學期間天天使用的學術寫作方式有一點厭倦。他堅信能用簡單的話將大部分的事情解釋給一個聰明的孩子聽，而不需使用複雜的專業術語。於是他便以騎士時代為題，寫了生動的一章寄給諾伊拉特。諾伊拉特非常滿意，但卻加了一句：「為了讓這本書如期出版，我得在六週之內拿到完整的稿子。」
我爺爺根本不確定自己是否辦得到，可是這個挑戰很讓他心動，於是他答應試試看。他很快地定下了大綱，決定要將哪些世界歷史事件納入書中。他很簡單的自問，過去有哪些事件曾影響了多數人的生活，哪些是大家直到如今都還記得的，之後便開始每天寫一章。上午時他讀遍家中所有與該日主題有關的書籍，也參考一本大型工具書；下午就到圖書館去，盡可能廣泛閱讀出自那個時代的文獻，使他的敘述更加可信；晚上的時間則留給寫作。只有星期天過得比較不一樣──不過，要敘述這一部分，我得先介紹我的奶奶。 在
我奶奶當時還叫做依莎．黑勒（Ilse Heller）的約五年前，她從波西米亞到維也納來繼續學習鋼琴。不久後她就成了蕾翁妮．宮布利希（Leonie Gombrich）的學生，我的名字就是依她而取的。於是依莎．黑勒在尚未認識她未來的丈夫之前，就先認識了她未來的婆婆。是的，蕾翁妮介紹他們兩人認識，並且鼓勵我爺爺帶她的新學生去參觀維也納的博物館和名勝。一九三五年時，他們在週末的共同出遊已經成為兩人心愛的習慣，一年之後他們就結婚了。有一個星期天，他們在維也納森林裡散步，中間停下來休息，我奶奶後來回憶道：「我們當時也許是坐在林間空地有陽光的草地上，或是坐在一節倒下來的樹幹上。」我爺爺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了一捲紙，問道：「我可以唸點東西給妳聽嗎？」
「妳知道，他用唸的確實比較好，」如今我奶奶這麼說：「他那時的筆跡就已經潦草得很。」
所謂的「東西」自然就是這本簡明世界史。我奶奶顯然很喜歡她聽見的東西，於是我爺爺就在之後的幾個星期裡繼續朗誦下去，直到這本書完成，我爺爺也準時把稿子交給了諾伊拉特。如果大聲朗誦這本書，就能知道語氣對這本書有多麼奇妙的影響，而自獻詞中可以察覺我爺爺是多麼珍惜那些時光。一位曾是騎馬教練的繪者替這本書完成了插圖，每幅畫是五先令的酬勞。我爺爺總愛說，圖中的馬匹比人生動得多。 這本書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時頗受好評，書評家都以為我爺爺是個經驗豐富的教師。不久後這本書就被翻譯成五種文字，但我的爺爺奶奶已經去了英國，後來就一直留在那。納粹黨人不久之後就禁了這本書，不是為了反猶的緣故，而是認為此書的觀點過於頌揚和平。
但這並非這本書的終點。戰爭結束幾年之後，我爺爺設法取回了這本書的版權，但他寫成這本小書時所生活的那個世界已經顯得遙遠。許多年過去，這本書無人聞問，直到他在三十多年後收到「DuMont」出版社的詢問。於是一九八五年添加了最後一章，出版了德文版的第二版。我爺爺再度對於此書大獲成功且被譯成多國文字感到欣喜。他興致勃勃地替各個國家的讀者編排不同的版本，而且很重視譯者的意見，唯獨對一種語言的翻譯持有異議。除了這本書之外，我爺爺有許多書都是用英文寫成。如果有朝一日這書要出英文版，他堅持要自己翻譯。十幾年來，他一直拒絕將此書譯成英文，儘管不斷有人拜託他。他的排拒不完全是因為忙碌，此外也因為他覺得英國歷史總是圍繞著英國國王與女王打轉，英國年輕人能接受來自歐陸的觀點嗎？
直到一九九○年代發生的大事件與歐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終於使他相信英國的孩子也許真的會感興趣。
於是在他生命充實的晚年，他開始著手他第一本著作的英文版。
在他開始翻譯之後不久，他略帶驚訝地對我說：「我又再次開始看我的《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發現其中真是有不少東西。妳知道嗎，我相信這是本好書！」當然他也略作了些修正，添加了有關史前人類的新資料，請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一個研究早期佛教的專家，把第十章寫得更好一點。 當他於二○○一年以九十二高齡去世時，此書的英譯工作仍在進行中，所以最後的幾句話應該留給他來說：
「我想強調，」幾年前他在土耳其文版的前言裡這樣寫道：「這本書寫來並非為了取代學校裡的歷史教科書，因為學校裡的教科書具有其他目的。我希望我的讀者能輕鬆的讀這些故事，不需要作筆記，也不需要背誦人物名字和年代。我也承諾，我不會考他們。」
二○○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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