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小說的魔幻力量　／執行主編蔡逸君

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祕魯小說家巴爾加斯‧尤薩（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 1936-），這是繼一九八二年馬奎斯後，南美作家再度獲此殊榮。當年馬奎斯得獎後，拉美文學爆炸時期的作家一一被介紹到台灣來，引起閱讀風潮，也深刻地影響本地作家。至今關於「魔幻寫實」的字眼對許多小說家而言，仍然帶著魔幻般的迷魅。當時讀馬奎斯、巴爾加斯‧尤薩和富恩特斯；那幾乎不可能的絢爛的小說技藝展演，敘述深嵌在歷史縱橫交錯的時空，摹寫體制的對抗與家國的崩...

2010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爾加斯‧尤薩台北行　／彭歌．文．圖
一、

在二○一○這一年裡，細數國際文壇大事，尤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大概總是少不了的一條。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自然很為他高興──但也不是那樣激動得不得了的高興。尤薩從四十幾歲就已在候選人名單上名列前茅，一直熬到七十五歲才算得獎，未免太姍姍來遲了罷。

年輕的時候，我也和所有文藝青年一樣，把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很神聖，把每一位得獎人都看作是雲端裡神仙一般的人物。可是，年事漸長，閱歷略增，把過去曾得過獎的作品讀了一些，而且有幸曾和四、五位這項獎的得主近距離地會晤接談，「英雄見慣亦尋常」，神聖化或神祕化的那種感覺不復存在。他們也不過是很努力的作家，成就不是一眼眼；或者說運氣比別人更好些，要活得長久些。
不少評論家從他早期作品中體會到，青年尤薩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理想，而且相當激進，被歸於左派。其實，這種論斷是很大很大的誤解。中年期逐漸成熟的尤薩，是一個誠懇的自由主義者，超然獨立的風格，是他得獎的主因之一。

尤薩思想的轉變，和他到東方來旅行，到台灣來有相當深切的關係。我或可以作為見證者之一；另外一位是詩人殷張蘭熙女士。

一九七七年在雪梨，國際筆會會長尤薩主持大會。左起第二人是韓國筆會會長毛允淑，她是南韓領導抗日、爭取獨立的女英雄。中為澳國筆會一位女詩人。右二是尤薩，最右是筆者彭歌。當時已談妥了他的訪台北之行。
二、

我們和尤薩相識，在一九七六年；彼此有所瞭解則在頭一年開始。

一九七五年總統蔣公逝世，國家失去了主持大政的重心；緊接著一個多月之後西貢淪陷，美軍倉皇撤退，越南難民渡海逃生，每人代價八兩黃金。東南亞人心惶惶。

中國大陸上「文革」浩劫仍在進行，四人幫氣燄囂張。早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已失去聯合國席次。中共趕盡殺絕，連國際筆會這樣的文藝團體也不容我們立足。

在台灣的中國人，表現了「風雨中之寧靜」的氣度，我們這兒仍然是一座自由的燈塔，文化復興希望的寄託。那年十一月，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團前往維也納，出席國際筆會第四十屆年會。趕上了整數年，會議規模較往年為盛。我們代表團有陳裕清、朱立民、殷張蘭熙、瘂弦和我組成，在參加慶祝活動同時，也讓文友們明白我們「處變不靜」的立場。


那一屆總會長，是英國小說家普瑞契特（Victor S. Pritchett），資深望重，西方文學界稱許「用英文寫作最為明淨洗鍊的作家」，與我國林語堂同級的前輩。普瑞契特有意提名林先生為副會長，希望我們事先商得林先生同意。

我們把普瑞契特的美意向林先生報告之後，林老初步反應是「謝謝，但歉難同意」。林老表示，他已年邁，不適合到處奔波，積極參與會務。我們瞭解，以林先生在國際間的聲望和寫作上的成就，副會長之類的名銜，可就是「加之不足以增其榮」，他不必再沾惹紅塵。

我們向林老說明，依照會章所定，總會長由大會推選，兩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對外代表筆會，每年要主持常年大會，免不了要周遊列國。至於副會長，是由會長提名而終身榮譽職，沒有任期限制，也沒有固定職責；當然有重大問題可接受會長諮詢。我記得當時也有副會長十好幾位，都是世界級的名家，其中有卸任的前會長。副會長的陣容理論上要能代表五大洲。普瑞契特敦請林老，正是要代表亞洲地區。前一位副會長川端康成逝世，亞洲已無人了。

經過連番促駕，尤其是陳裕清以福建同鄉、文章晚輩的身分，講了一陣這是為了「吾國與吾民」（正是林老名著之一），林先生最後同意了。他明白，雖然他自己不需要多些頭銜，但為了增強聲勢，台灣需要，亞洲作家們也需要他。

會議席上，普瑞契特提名後，大會一致通過。林語堂當選副會長，「四人幫」想要在筆會中「驅逐」中華民國代表的詭計更難施展。

那次大會結束後，蘭熙和我奉命轉飛倫敦，專程拜望普氏伉儷，表達我們筆會的謝忱。在他府上享用了一次純英國式的下午茶。就在那次停留後，知道普老無意尋求連任，下一屆會長候選人呼聲最高的，便是小說家尤薩，希望我們予以支持。

三、

尤薩的大名雖早有所聞，但我只讀過他一些英文節譯的作品，印象不深。說老實話，在朱炎從馬德里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之前，我們筆會裡並沒有一個人成本大套研究西班牙文學的人。

尤薩在秘魯出生，讀過軍官學校，到西班牙留學。青年時期就立志寫作，二十幾歲寫的《城市與狗》一舉成名。秘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政府、政黨、軍隊、大地主，甚至於教會，都成為腐惡勢力的共同體，一般平民看不出前途在哪裡。因此，普遍的民情，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有強烈的「反現實」的心態。

又因為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經濟上長期依賴美國，經濟影響間接支配了政治和文化，老百姓對政府不滿，連帶著也就有反美的傾向。一九六○年代以來的冷戰時期，拉丁美洲各國的政府大都親美；而民間則是普遍地左傾，對共產主義懷著幻想。古巴的卡斯楚政權好比插在美國後園的一支匕首。為了赫魯雪夫在古巴部署飛彈，甘迺迪一度下了動員令，新聞界稱之為「最接近第三次大戰的危機」，可見情況之嚴重。

在這種氣氛之下，尤薩早期作品也呈現「抗議」的精神，被歸類為「激進派」，到今天仍有人這樣說，其實這是不夠全面的觀察。他寫的三十多部作品中，已有六種中譯本。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裡，大可體會出他對寫作的熱中、對文學的理想、以及對青年作者的期待。對尤薩而言，毋寧應該用「成熟」來取代激進之說。

諾貝爾獎評審單位瑞典皇家學院在頒獎詞中說，尤薩之獲獎，是為了要表彰他「描繪權力結構的技巧，以及對個人之抵抗、反叛、挫敗賦予鮮明的輪廓」。如此云云，其實套在許多別的得獎人頭上也未嘗不可。擔任過各種名目不同的評審委員們大概都難究會使用籠而統之的用詞，有些「文藝官僚」等因奉此的味道，也就不必細考究了。

真正認識尤薩，應該仔細讀讀他的作品，並細細分析他的生平經歷。

四、

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中華民國筆會在台北主辦了一次規模很大的亞洲作家會議，可惜各方仰望的林語堂先生已於三月間病逝。

八月間，我們的代表團飛往倫敦，出席國際筆會第四十一屆年會。出發之前，我們已有決定，投票支持尤薩出任總會長。那次去開會的，是陳裕清、殷張蘭熙、陳紀瀅、余光中、黃張心漪和我。再加上就地參加的楊孔鑫。
選會長時，每一單位一票，我們因為剛剛辦了亞洲的會議，與許多東方同學代表相熟；在會場外聊天，我們替尤薩打氣，已有「知音」的味道。

各方對尤薩的印象都挺好。他正當盛年，英俊瀟灑，玉樹臨風，有點兒像電影明星保羅‧紐曼。雖已聲華藉甚，但談吐溫文爾雅，了無倨傲之態。當時他應聘在劍橋大學分講「拉丁美洲文化」，受到學生們歡迎。

尤薩順利當選了會長，他是最年輕的、也是第一位從第三世界選出來的總會長，會內會外「耳目一新」。

就在這時候，我們已默默進行邀請這位新出爐的會長到台灣來，希望他能親歷目睹台灣這座燈塔並非徒擁虛名，如果他能站出來講公道話，無論是見諸筆墨或出於口舌，自然將有很大的好處。那年頭的台灣，最需要的便是國際知名人士給予的道義支持。


五、

時光荏苒，轉眼又過了一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間，菲律賓筆會召開太平洋作家會議，我們和尤薩在馬尼拉相會。緊接著是在澳洲雪梨舉行的國際筆會第四十二屆年會，尤薩初試啼聲，主持大會。台北去參加的作家是殷張蘭熙、王藍、殷允芃和我，都和尤薩有過接觸；但對於來訪一事，他似乎一直沒有拿定主意。

位居南半球的雪梨，十二月下旬正是盛夏，澳國筆會在海灘上舉行迎賓晚會。在晚霞落日映照下，我們再度提出邀請。「你是新任會長，照理應到每一個會員國裡去和文友懇談。從倫敦來東方不容易，你已到過馬尼拉，應該看看台北，我們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蘭熙的激將法可能最有用，「你是否也誤聽了某些宣傳，認為台灣是沒有創作自由、不值一顧的地方？」

尤薩經過一番考慮，終於決定接受邀訪，成為第一位訪問台灣的國際筆會會長。

尤薩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飛抵台北。我們筆會執行委員會先開了一個歡迎會，與會者有曾虛白、馬星野、陳紀瀅等十來人；那些前輩多已作古。後來蘭熙在她家中舉行自助餐會，邀請了幾十位中、青年作家，尤薩講了一些客套話，沒有深談，但氣氛很親切。

十二月二十八日，嚴家淦總統接見尤薩，由蘭熙和我陪同晉見，這是他台北之行的高潮。我原來猜想這只是禮貌性的拜會，沒料到結果意外之好。

我的本業是新聞記者，進總統府的經驗是有的。和嚴總統以前也見過，但陪貴賓去見總統卻是第一回。我們進了客廳等待之時，一位穿白制服的海軍武官低聲對我說，「總統今天日程很忙，後面還有好幾位外賓等候晉見。所以希望尤薩會長的會見不超過十五分鐘」。意思是我有責任在十五分鐘之內提醒客人起身告辭。

引見來賓落坐之後，尤薩簡略說明了國際筆會的性質和工作（其實這些有關資料，連同尤薩的略歷，事前都有書面先送到府裡）。然後總統垂詢了一些有關秘魯的情形。

過去我在若干不同場合聽過嚴總統的演講和報告，知道他有第一流的口才；聖約翰大學出身，在政府首長中更以英語精嫻而出名。那一天，我們領教了他的談鋒和博識多聞。他還談到歷史上一大謎團，秘魯的馬雅文化，突然中斷，留下若干遺蹟，至今無人能解釋真正的原因。嚴總統提出的問題，尤薩也說不準答案。這彷彿中國作家去訪問一位外國元首，人家大談「殷墟古物」，不能不令人折服。

嚴總統講到台灣的土地改革推行成功的經驗，重點是在運用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使農民受益，地主也並未吃虧。「有時間的話，最好讓你到鄉間去實地參觀」。總統主導了談話的全程，一直談了四十五分鐘，連我也忘了「十五分鐘告辭」的任務。

記得老友王昭明的回憶錄中，有一段記載十分生動。當陳誠主持行政院時，尹仲容是經濟部長，嚴家淦是財政部長。院會中討論重經建議案，先由尹部長說明，他的學問極好，專業知識扎實，準備也很充分。但發言時鄉音甚重，多用專有名詞和許多硬邦邦的數據，間或引用外文，各首長都不容易進入情況。陳院長不得不說，「本案似尚有待進一步研究」。如此則很可能暫告擱置。

嚴部長及時起立作補充說明。據王昭明的印象，嚴先生說明案情的重點，立案的依據和理由，得失分析以及數據等，實質上與尹先生所說的大致相同。可是，嚴部長口齒清晰，敘述時每能化繁瑣為平易，列舉數字則取其重點，必須引用外文名詞時立即作清楚的解說。一席話畢舉座為之了然。院長也就裁示通過。

在台灣經濟起飛過程中，尹、嚴二公都是重要的推手。王永慶的台塑王國，就是得到尹仲容的鼓勵指導而來。依王昭明所見，嚴先生在口才上有他人不及之長。

嚴家淦是在兩代強人元首之間的「過渡」總統，但從那次陪見中體會到，他以總統之尊，不惜花費偌長的時間，向一位外國作家解說我們的成功經驗，這豈不正是「立足台灣，放眼天下」的具體實踐？

尤薩辭出後曾到「土地改革館」聽取簡報，好像也去過近郊農家；我沒有同去，未知其詳，但知道他的印象很好，離台之前他曾對我們說，「如果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能享受到台灣老百姓生活這樣的安定、富足與自由，我們就不會搞甚麼社會主義革命了。」

他這番坦誠的表白，令我們感到安慰和自豪，畢竟事實是最好的說明，台灣的確有值得讓人讚嘆羨慕的地方．．．（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8期十二月號）

作者簡介：彭歌
一九二六年出生。本名姚朋。曾任《臺灣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編輯，《中央日報》社長，中華民國筆會會長，《香港時報》董事長，並曾任教於政治大學、臺灣大學、師範大學等。現已退休。著作包括：散文《憶春臺舊友》、《一夜鄉心》、《三三草》；小說《殘缺的愛》、《在天之涯》；譯作《積極思想的驚人效果》、《改變歷史的書》等七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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