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估總體經濟風險，或是當風險轉變成真實衝擊時，企業主管很難做出判斷：這些紛亂是短暫的動蕩、永久的轉變，還是只是個假警報？總體經濟運作體系將展現韌性，重返我們熟悉的狀態嗎？還是這場衝擊將永久改變經濟的運作方式？企業領導人知道，志得意滿可能付出慘重代價，因此往往有必須採取行動的壓力。但是一場衝擊往往同時含有真危機和假警報這兩種可能性。過去短短四年就出現了一連串假警報：
2020年，當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極度的不確定性時，「新的大蕭條」說法開始流行。這種敘述喚起人們回想1930年代的大蕭條，它預測將發生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還要糟的經濟崩潰：一場深度、持續多年的經濟衰退，伴隨著美國主權債務危機，最後甚至會出現美元崩盤。但是，從新冠肺炎衝擊的強度無法看出它會對經濟造成什麼結構性損害，也無法反映政策當局對抗這場危機的能力和意願。2021年末，美國經濟已經恢復至接近疫情前水準。2023年初，美國的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剔除通膨影響）比疫情前的高峰還多出5％，相當於增加超過1兆美元。
2021年，在強勁復甦令許多災難預言者措手不及之後，主流的看法卻又轉向。傲慢與悲觀往往相伴而生，因此「重現咆哮的一九二○年代（Roaring Twenties）」這種說法突然興起。現在，人們預測疫情期間封鎖經濟時興起的數位服務工具，例如提供視訊會議平台的Zoom和提供遠距醫療服務的Teladoc，將會大幅提高生產力，成長幅度甚至可能超過1％。疫情被視為催化劑，最終將能實現科技長久以來難以達到的成長效應。但這一切沒有發生，高價買進疫情概念股的投資人，最終不得不承受虧損。
2021年和2022年，當後疫情期間的通膨高峰比預期來得更高、更晚時，關於通膨機制將出現結構性改變的假警報響起。這個說法認為通膨將永久轉向，變得更高、更具波動性，並認為後疫情時代的通膨狀態會像1970年代一樣，當時通膨預期失控，對經濟造成結構性傷害。儘管通膨很有可能在未來出現上行風險，但後疫情時代的物價飆漲並未顯示出預期中的結構性變化，只不過是反映週期性的特殊供需失衡，並賦予廠商短暫的訂價權而已。整體來說，這導致通膨升高，但並非是結構性的轉變。果不其然，美國通膨在之後不到一年內減少了6個百分點，打消人們對出現類似1970年代通膨失控情形的擔憂。
2022年，聯準會以數十年來最快的速度調高利率以對抗通膨，新興市場危機與連鎖反應的假警報響起。市場普遍預測，美國利率上升和強勁的美元，將使新興市場貨幣承受壓力，導致新興市場更難償還債務，進而引發違約和資本外逃。但實際情形是，許多新興市場已成功減少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而且經濟管理能力提升，例如部分新興市場央行決定搶在美國之前提高利率。此外，許多新興市場根本沒有遭受西方已開發經濟體遇到的挑戰，因此儘管在美國的升息循環高峰期，新興市場也沒有出現系統性危機。
自2022年初至2023年，「已開發國家將無可避免步入經濟衰退」的說法出現，著名的領導人談論經濟颶風，預測機構的模型也顯示經濟出現衰退的可能性大增。快速攀升的利率重挫股市，許多人認為經濟也將受到衝擊。權威人士聲稱，為了控制通膨，必然導致失業率升高，而失業率是經濟衰退的關鍵決定因子。雖然下一波衰退必然會發生的觀點始終成立（景氣循環是自然且必然的現象），但事實是，在「即將步入經濟衰退」的警報響起18個月後，儘管聯準會持續堅定的抑制通膨和過高的勞動力需求，美國的失業率仍然接近歷史低點。
除非企業主管清楚了解各種衝擊良性總體經濟的挑戰，否則他們很難在經濟情勢與相關訊息不斷激烈擺盪下保持穩健。衝擊與危機確實會構成威脅，但對假警報的過度反應也同樣危險。了解總體經濟風險，包括正面與負面的可能變化，以及週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變化的區別，對掌控這些威脅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看看汽車製造商的經驗。汽車製造商因為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類似「經濟大蕭條」的嚴重衰退，因此在2020年初砍掉半導體訂單。當事實與預測相反，經濟開始快速復甦時，汽車製造商急忙再下單，卻發現落在晶片供應鏈的末端，導致汽車供給出現瓶頸、無法應付需求以及價格上漲壓力，這些因素實質上加劇了疫情後的通膨。同樣的，被「Zoom經濟」（Zoom economy）沖昏頭的投資人，在2021年以高價買進疫情明星股，結果在2022年疫情明星股股價大跌時被股價重擊。假警報可能是代價甚高的總體經濟陷阱。
除了金錢損失，誤判情勢還可能在領導力上付出代價。如果高階主管把總體經濟的波動傳導到整個組織裡，可能會傷害領導階層的威信，因為策略、營運以及溝通突然改弦易轍會讓員工困惑。追逐頭版重要新聞，輕易聽信警報和預測，可能會損害企業領導人的信譽。
所以，有效掌控總體經濟風險有其價值，但一般的總體經濟學卻無法幫助企業主管應付這項重要的工作。儘管總體經濟學這門學科披著科學外衣、使用充滿希臘字母的公式，但卻沒有提供企業領導人能依賴的準確工具。前文提到的假警報，全都不是精進的總體經濟模型得出的論點，也沒有出現在閃爍的預警儀表板上。相反的，總體經濟學反而是導致問題的禍因之一，它造成人們對多變的資料做出不經思考的反應。
企業主管必須用更務實的方式來應對總體經濟風險。如同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總體經濟學的核心在於判斷，不是預測。正如我們書中的主張，良好判斷是優質決策的基礎（避開高代價陷阱），也有助於減少策略及營運的波動（促成更平穩的領導）。沒有人能控制經濟波動，但領導人可以選擇關注什麼焦點。
壞消息是，總體經濟衝擊會持續出現，企業領導人將不得不做出困難的決策。好消息是，更好的總體經濟判斷可以學習，這也是本書的承諾。那麼該如何學習呢？
如何評估總體經濟風險
我們能夠避開假警報嗎？前文所說的例子純粹是事後諸葛嗎？讀者應該了解一點：沒有人能總是正確的判斷總體經濟。事實上，本書的一個主題思想是：我們必須棄絕「科學確定性」這個不實的觀念。話雖如此，如果有正確的分析習慣，企業領導人還是很有可能正確判斷前面提到的每一種假警報，關鍵在於採用一個更重視情境變化而非僵硬的理論、更重視判斷而非單純預測的方法。在面對那麼多災難預言和那麼多假警報的狀況下，我們也需要更樂觀，但不要過度樂觀，而是要理性樂觀。
我們使用一個折衷方法，把總體經濟學視為一組敘事。這種方法建立在審慎的使用資料上，並結合脈絡與歷史，目標不是要得出一個確定的事實，而是要做出情勢判斷。與其說這是一套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心態；對習慣性的唱衰保持懷疑，並以理性、樂觀的態度應對風險。我們認為，有效的總體經濟風險評估是由三個好習慣組成，以下概述每一種習慣，並會在第二章提供詳細說明。
第一個習慣是擺脫「模型至上」心態。別把經濟學想成是一個生成結論的系統，經濟學是一種辯論。總體經濟模型在預測準確方面一直表現得非常糟糕，它們很少能帶來真知灼見，反而經常是假警報的源頭。令人驚訝的是，儘管錯誤的預測已經堆積如山，世人仍然普遍相信複雜精細的模型能產生準確的答案。模型之所以不可靠，是因為總體經濟的動態取決於情境，但模型卻依賴很小的樣本。舉例來說，二戰之後，美國只歷經過十二次經濟衰退，每一次的原因都高度特殊且複雜。因為這些特殊性以及局限性，科學的模型本身往往非常不科學。這不代表我們不該再建立模型，但企業領導人不應該把模型視為可靠的洞察來源。
此外，當最需要預測的時候，預測最不可靠。危機時刻，企業主管會迫切希望了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定義上來說，危機會產生極端的資料，因此在預測最有價值的情況下，模型卻必須在已知的實證範圍外做出推斷。
勞動市場資料（總薪資和失業率）的快速變化值得特別一提，因為模型通常以失業率來衡量經濟衰退以及總體經濟疲軟程度。2020年初的短短兩個月內，失業率從3.5％飆高到近15％，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失業率高峰還高出近5個百分點，因此，大蕭條般的慘況將再現的預測看似有理。但是，儘管結構性改變的跡象看似明確，但最終事實證明，這只是假警報。
評估經濟風險主要是做出判斷，不是預測，除非領導人學會做判斷，否則不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實際上就是在相信某種預測。
如果第一個習慣是擺脫模型思考，第二個習慣就是懷疑看待輿論中的總體經濟災難預言。負面新聞經常把種種動盪解釋成災難性後果，企業領導人必須穿梭在接連不斷的負面新聞頭條當中。過去幾年，假警報充斥，前文只是列舉其中的少數。切記，每一次真正的危機背後，都有許多假警報。
為什麼會有負面偏誤呢？很簡單：災難預言很吸睛。財經記者很少有機會撰寫有關於性、犯罪或名人的報導，但危機和崩潰的論述能合理的取代這些新聞，引人注意，吸引點閱，尤其是在主流和專業的電視、平面及網路媒體。不過，就連最受尊崇的媒體也會放大負面新聞，對負面新聞推波助瀾，權威專家與評論員也是如此。財經新聞也難逃將新聞變成娛樂的習慣。
於是，假警報被擴大宣傳，麥克風總是被交到聲音最大的悲觀者手上，他們懂得如何吸睛：自信滿滿的把可能性不大的風險從邊緣拉到舞台中心。企業主管如果不自己做出判斷，就抵擋不了鋪天蓋地的災難預言。
第三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習慣：經濟折衷主義（ec-onomic eclecticism）。經濟折衷主義指的是一種思考方式，擺脫那些假設可以透過單一可靠視角來評估風險的著名理論、學派或理念。相反的，折衷思維更重視情境，關注因果關係與敘事的一致性。用來評估風險的工具很廣泛，不只來自經濟學，也來自相關的學科。有時候，主題分析架構（thematic framework）能幫助我們了解風險；有時候，歷史事件能為我們提供啟示；有時候，就連封閉型式模型也能提供幫助。在本書中，我們多次提到的概念「制度環境」（regimes），指的就是經濟體系如何運作的敘事。
跟隨我們探索風險的面貌時，讀者將會看到我們如何以務實且靈活的態度，利用我們認為能夠提供洞見的工具。經濟折衷主義讓我們可以透過研究總體經濟風險的驅動因素、脈絡、型態以及分布特徵來評估風險。這種方法的一個優點是讓我們認知到動態與驅動因素可能改變。因此，在本書中，我們聚焦於「什麼樣的條件之下才會發生真正的危機」，而非只是問危機是否會發生。
當15％的失業率導致總體經濟模型偏離方向時，出現了「新冠疫情導致蕭條」這個假警報。那麼是什麼推動強勁的復甦呢？是一系列混亂的驅動因素。政策當局和政治人物積極行動，保護流動性和資產負債表；消費並未崩潰，而是轉向網路；在開發疫苗方面，科學表現得比預期的更快、更好；各國學會如何在教室、機場、辦公室裡與病毒共處。想要判別經濟復甦潛力，與其靠模型，不如依賴敘事和判斷。
因此，總體經濟學無法像物理學這樣的「獨奏者」一樣，可以單獨做到精確分析，但它卻能在樂團當中表現出色，我們必須引用更廣泛的觀點及方法，才能讓它發揮作用。我們將在第二章更詳細的論述，這種折衷方法很適合具有好奇心的人。根據我們的經驗，許多企業主管及投資人都是這樣的人。具備好奇心與判斷力的企業領導人不會被專注於數字計算與使用模型預測的人嚇倒，這些人對風險與情境的掌握可能遠遠不及領導人。經濟折衷主義不會在用模型得出「真理」之後就試圖終止辯論，經濟折衷主義鼓勵辯論，因為辯論是產生良好判斷的基礎。
領導就是應對不確定性，如果未來高度可預測，那麼領導就沒什麼特別的，只要執行就行了。評估總體經濟風險也一樣，涉及結合種種知識、技巧與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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