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十字軍遠征與歷史
舊共識
對於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寫作的歷史學家來說，只有為了收復或保衛耶路撒冷而從西歐發起的宗教戰爭，才是真正的十字軍遠征。在其他戰場（伊比利半島和波羅的海地區）的戰役，或對付內部與教會為敵者（例如異端人士）的戰役，可以籠統稱之為十字軍遠征，但因為性質不同，幾乎未被納入考慮。十字軍遠征被認為隨著巴勒斯坦、敘利亞境內的最後據點，於一二九一年落入伊斯蘭之手而結束，儘管還是有人對中世紀更晚時據認是此運動垂死掙扎階段的那個時期感興趣。宗教動機鮮少受到關注。史學家承認那或許是個因素，但覺得那引發道德反感，反倒對巴勒斯坦、敘利亞、賽普勒斯境內的移居地標誌著歐洲殖民主義第一階段一說更感興趣。教宗發動十字軍遠征或許有其政治動機，響應其號召而加入者或許表面上顯露虔誠的宗教信仰，暗地裡卻想藉此過上更好的生活。十字軍遠征是個安全閥，讓已開始人滿為患的西歐釋放掉多餘的人力。軍事修會則被認為與其說是修道會，不如說是大型金融機構，負責管理歐洲境內的龐大地產，好為他們在東方的征戰提供資源。
這一歷史觀點有其一貫的脈絡，且為一般大眾所信持，但此說所依據的假設有待商榷。第一個假設的歷史悠久，也就是只有一○九七至一二九一年在近東打的宗教戰爭，才是真正的十字軍遠征，已被稱作傳統論。第二個假設，即十字軍遠征基本上是為了獲利和移居，則在一九二○、三○年代才被普遍接受，如今被稱作逐利論。本書所呈現的十字軍遠征較沒那麼吸引人且較錯綜複雜，而且不是公眾所認可的十字軍遠征，但我相信那較接近史實。
傳統論
英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富勒（Thomas Fuller），在其一六三九年的《聖戰史》（The Historie of the Holy Warre）裡，認定十字軍遠征只出現在單一戰場（近東）和單一歷史時期（一○九七至一二九一年）。富勒把真正的十字軍遠征放在距其遙遠的過去，流於武斷且矛盾。他寫此書時，基督徒與鄂圖曼土耳其人在地中海打得正激烈，那是他難以視而不見的戰事，而且他也知道已在馬爾他島（Malta）上建立軍事修會的醫院騎士團（Knights Hospitaller）積極投入此戰；事實上他的著作出版不到六年，就會有一個旨在保衛克里特島的十字軍聯盟形成，而此騎士團會加入該聯盟。其實他未認為未來一定不會有十字軍遠征，甚至認為說不定會有一場旨在收復耶路撒冷的新十字軍遠征，儘管他覺得那根本不現實。不足為奇的，他的上述定義當時未得到普遍接受。路易．馬因堡（Louis Maimbourg）在《十字軍遠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 1675）中，知道戰爭已在非人力所能左右下轉到歐洲土地上，戈特弗里德．馮．萊布尼茨（Gottfried von Leibniz）在《征服埃及計畫》（Projet de conquête de l’Egypte, 1672）中則提出一雄心勃勃的計畫，欲發動聖戰征服埃及，儘管他的計畫得用到法國的官軍。
傳統論的建立者是思路和富勒一樣的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領袖。諸如狄德羅（Denis Diderot）在其一七五一至一七五二年的《百科全書》中也討論過征討異端分子的戰役，以及波羅的海地區的征戰；伏爾泰（François de Voltaire）一七五六年的《風俗論》和大衛．休謨（David Hume）一七六二年的《英格蘭史》也論及；威廉．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在其一七六九年的《歐洲的社會進步》（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中強調穆斯林的文化優越之處時，增添了另一個元素；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在一七七六年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都把十字軍遠征局限於東方和中世紀中期。如果我們把替馬爾他醫院騎士團做宣傳者，例如在一七二六年的《醫院騎士團史》（Histoire des chevaliers hospitaliers）裡為其宣傳的勒內．德．韋爾托（René de Vertot）擱到一邊，高級知識界裡的共識肯定會是十字軍運動早已絕跡，因而已是明日黃花。儘管其中有些作家認知到此運動令歐洲受益，但在他們看來，它仍是說明中世紀迷信與愚蠢的絕佳例子。
有一點，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那就是這些思想家在運用一武斷的定義，以便藉此將此運動斥為說明中世紀愚蠢的例子，同時掩蓋住此運動最晚近的化身。例如狄德羅在其《百科全書》中免不了將馬爾他島說成「基督徒抗敵戰爭的中心」，但在一篇論醫院騎士團的長文中，幾乎未提到一二九一年後的戰事，儘管他花了大量篇幅談該騎士團的結構和組成。但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做法得到一嚴肅學者追隨，那就是具有懂阿拉伯語、波斯語這項過人之處的弗里德里希．維爾肯（Friedrich Wilken）。他的《十字軍遠征史》（Geschichte der Kreuzzüge）共七卷，問世於一八○七至一八三二年，被學術界視為以文本為基礎的學術研究、客觀精神典範。約略同時，啟蒙運動的觀點經沃爾特．史考特（Walter Scott）之手普及開來，其著作會產生比其所應有還大上許多的影響力。史考特有四部長篇小說涉及十字軍遠征和戰士。《巴黎的羅貝爾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 1831），以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的君士坦丁堡為背景。另外三部以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為背景。《撒克遜英雄傳》（Ivanhoe, 1819）和《訂了婚的姑娘》（The Betrothed, 1825），與大後方的情勢有關，但《護身符》（The Talisman, 1825）以巴勒斯坦為背景，以一蘇格蘭騎士和薩拉丁（Saladin）之間的友誼為中心鋪陳。薩拉丁在此小說中喬裝改扮，以多到令人眼花撩亂的種種假身分現身，包括替英格蘭國王理查治了病的一名高明醫生。這些長篇小說裡的十字軍戰士，勇敢、富有魅力，但也十分自負、貪婪、幼稚、粗野。其中只有少數人真的被宗教理想或十字軍理想打動；大部分人出於驕傲、貪心或野心而參加十字軍。其中最糟糕者是軍事修會的修士，他們或許勇敢且守紀律，但也傲慢、享有特權、腐敗、耽溺酒色、不守規矩。
另一個中心思想，即穆斯林在文化上占上風，在其他長篇小說裡只暗暗提及，在《護身符》裡卻隨處可見。在為該小說的後來版本寫的導論中，史考特說道：
（英格蘭國王）理查一世狂放且慷慨，是騎士精神的典範，具有此類人的種種放肆無度作風和同樣荒謬的過失，其好戰性格與薩拉丁的性格南轅北轍。在此小說中，這位信基督教的英格蘭君王，表現出東方蘇丹的所有殘酷和暴力，而薩拉丁則展現出歐洲君王的深邃智慧和審慎。
史考特受到威廉．羅伯森強調伊斯蘭文化優越性的影響，把十字軍戰士描寫成落後、未開化，粗暴攻擊較文明、較先進穆斯林之人，自然不是件難事，但他的描述犯了時代錯置之病，因為他把十字軍戰士擺在一時空環境裡（中世紀中期），把他們的對手擺在另一個時空環境裡（十九世紀）。在史考特筆下，薩拉丁披上他的偽東方外衣，顯然是個現代自由主義歐洲紳士，相形之下，中世紀西方人的形象肯定始終很差。
《護身符》是史考特甚受喜愛的十字軍遠征小說，當紅程度僅次於《撒克遜英雄傳》。此小說被多次改編為劇本，譯成多種歐洲語言。它給英國、法國、義大利的畫家提供了靈感，其筆下的薩拉丁影響了數代的作家和政治人物。威廉．尤厄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一八七六年憤怒於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亞據認犯下的暴行，說他們的表現大大不如「敘利亞那些具騎士精神的薩拉丁」。大馬士革境內破敗的薩拉丁墓，開始成為歐洲人的重要觀光景點，例如威爾斯親王一八六二年就走訪了該墓。但誠如後面會提到的，一八九八年德皇威廉二世向薩拉丁致上過當的敬意，才讓他成為黎凡特地區公眾注目的焦點。
史考特帶批判性的浪漫手法和將十字軍遠征局限於中世紀中期的東方，如今仍普見於暢銷的歐美著作裡。以英語寫成最得讚賞的十字軍遠征歷史著作，史蒂芬．朗希曼（Steven Runciman）的《十字軍遠征史》（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1951-1954），和史考特如果更加了解這段歷史所會寫成的著作，幾乎不會有兩樣。朗希曼筆下的十字軍戰士，勇敢且閱歷豐富多采，卻往往幼稚、粗野，思慮始終非常膚淺。在娛樂界，另一個彰顯史考特之影響的例子，是二○○五年上映的《王者天下》（The Kingdom of Heaven），整部片裡殘酷、貪婪、懦弱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宣說對穆斯林不共戴天的仇恨。十字軍戰士、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和耶路撒冷周邊基督徒移居地的大部分領袖的想法，和這些神職人員的愚蠢、狂熱如出一轍，這個移居地則被描寫成張開雙臂歡迎從貧困、壓抑的歐洲出走且積極進取之移民的「新世界」，如同十九世紀的美國。在狂熱、偏執的氣氛中，一群觀念不同於流俗的人發誓打造一個讓所有宗教能和諧共存的環境。他們與薩拉丁搭上線，雙方都追求寬容、和平的未來，但基督徒這邊的狂熱分子從中作梗，絕不讓基督教與伊斯蘭有和平共存的一天。
逐利論
拿十字軍運動來趁機發財一說，十八世紀思想家其實未特別感興趣。事實上，他們的論點之一是此運動使西方財政拮据，妨礙了經濟發展。對狄德羅來說，「這些可怕戰爭」帶給歐洲的後果，是「歐洲諸國人口減少、隱修院財源廣進、貴族貧困不堪、教會紀律蕩然、農業受鄙視、現金短缺、令人惱火的事層出不窮」。愛德華．吉朋的看法則是：
（它們）抑制而非促進歐洲的成熟。數百萬葬身東方的人，其生命和勞力原本可得到更好的運用，改善他們的母國。若如此，積累的工業資本和財富會大量投入航海和貿易。拉丁人會得益於與東方諸氣候區真誠、友善的往來而致富、變開明。
史考特筆下的十字軍戰士是貪財之人，但對近代十字軍逐利論的發展影響更大者（儘管是無心的影響），本身最反對此觀點。約瑟夫．弗朗索瓦．米修（Joseph François Michaud）一心想重振法國在宗教、君主制上的往日榮光，在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二年間寫下他的六卷本巨作《十字軍遠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以化解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的惡行。一如啟蒙運動思想家，他只著墨於十字軍在東方的征戰，儘管他似乎不否認其他戰場的存在：他認為十字軍征討阿爾比派（Albigeois）一事不值一顧，純粹因為它不在他所關注的敘事範圍裡。另一方面，他知道十字軍運動在一二九一年之後許久方興未艾，但他深信到了十七世紀，該運動殘存於作家心裡多於存在於現實裡。
他相信十字軍遠征令所有投身其中的歐洲國家致富，相信在這些國家中，法國受惠最大。在他看來，十字軍遠征是矢志抵抗伊斯蘭的較優越天主教文明的體現。他的《十字軍遠征史》法文版，到了十九世紀末已出了十九版，而且被譯成英文、德文、義大利文、俄文，其中的愛國主義成分特別打動建造帝國的歐洲人（這些愛國主義辭令後面會談到）。米修的觀念被用於歐洲人的各種殖民冒險活動，受倚重程度超乎尋常。
但隨著帝國主義本身於二十世紀受到譴責，諾曼．丹尼爾（Norman Daniel）之類不留情的批評者，有了大展身手的機會，例如丹尼爾就在一九六○年出版的《伊斯蘭與西方：一形象的形成》（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中大展身手。在這些人眼中，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伊斯蘭較低劣觀，是以十字軍遠征時期產生的偏執觀念為依據。帝國主義遭揚棄，但把十字軍遠征與帝國主義掛鉤之事仍在。到了一九二○、三○年代，十字軍遠征已被拿掉道德成分，而被馬克思派和自由派經濟史家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解讀。這兩派經濟史家都相信十字軍運動是歐洲經濟史上的一個轉捩點。他們從帝國主義者那兒承繼了十字軍運動是殖民主義早期例子之說，認為如此波瀾壯闊的活動，只有靠經濟力推動才能產生。
新帝國主義者其十字軍運動即殖民主義原型一說，成為大部分人認可的正統觀念，但研究十字軍遠征的專家學者在此說的發展壯大上毫無貢獻。一直無人研究十字軍遠征的經濟效應，無人以此運動的經濟史為主題著書。諾曼．豪斯利（Norman Housley）已指出，連義大利商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都尚未有令人信服的專題論著問世。談到殖民主義的源起，當然不能不談十字軍遠征和隨之建立的移居地，特別是位於伊比利半島和波羅的海地區的移居地，而且十字軍遠征的想法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造帝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十字軍戰士普遍為了逐利而征戰東方一說，依舊沒有建立在證據上的理由予以支持。此說似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盛行於研究十字軍遠征的歷史學界，首倡者是以色列人，尤其是喬舒亞．普拉爾（Joshua Prawer）。對普拉爾來說，把十字軍戰士說成原型殖民主義者，與猶太復國運動對大離散（Diaspora，古猶太人遭巴比倫人逐出故土）後應許之地的歷史的解讀，毫不違和。
黯淡期前的「黃金時代」
出於不切實際的浪漫情懷，想探明十字軍運動和此運動與帝國主義之密切關係的心態，催生出眾多傑出且多產的歷史學家，尤以在法國、德國、瑞士境內為然。他們只著墨於十字軍東征，主要因他們在發掘、編修史料方面的努力而為人所知。如今沒有人能將路易和勒內．德．馬斯．拉特里（Louis and René de Mas Latrie）、埃瑪努埃爾．雷伊（Emmanuel Rey）、保羅．賀利昂（Paul Riant）、梅爾西奧．德．沃居耶（Melchior de Vogüé）、亨利．德拉博德（Henri Delaborde）、查爾斯．科勒（Charles Kohler）、約瑟夫．德拉維勒．勒．胡（Joseph Delaville le Roulx）、萊侯特．羅爾里希特（Reihhold Röhricht）、漢斯．普茲（Hans Prutz）、海因里希．哈根邁爾（Heinrich Hagenmeyer）的著作，或拉丁東方學會（Société de l’Orient Latin）贊助的出版品，視而不見。這些人所協力打造出的輝煌學術研究期，從十九世紀中期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一九二○、三○年代，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卡米耶．昂拉爾（Camille Enlart）與保羅．德尚（Paul Deschamps）的建築研究、考古研究。黎巴嫩和敘利亞此時歸法國治理一事，有助於他們兩人的研究工作。接下來進入停滯期，偶爾才有修正性著作打破沉寂，例如卡爾．埃德曼（Carl Erdmann）論十字軍運動起源的《十字軍遠征想法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dankens, 1935）、克羅德．卡昂（Claude Cahen）論拉丁人安條克公國的《十字軍運動時期的敘利亞北部和安條克的法蘭克公國》（La Syrie du nord à l’époque des croisades et la principauté franque d’ Antioche, 1940）。當然，幾乎停滯不動的數十年中，為下列著作問世提供了有利條件，諸如勒內．格魯塞（René Grousset）的多卷本通史大作《十字軍遠征史和耶路撒冷的法蘭克王國》（Histoire des croisades et du royaume franc de Jérusalem, 1934-1936）、史蒂芬．朗希曼的通史大作，以及美國學者的「威斯康辛十字軍運動史」計畫，這是指一九五八至一九八九年肯尼思．塞頓（Kenneth Setton）主編出版的《十字軍遠征史》（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這些美國學者受到德國學術著作影響，不贊同格魯塞的米修派口吻。但這套「威斯康辛史」花了數十年才完成，許多撰稿人來不及寫下他們約定的章節就去世了，為此不得不至少找一名格魯塞的弟子幫忙撰文。
早期的復興跡象：拉丁東方的歷史
停滯期結束於一九五○年代。此時，歐洲人的帝國正漸漸落幕。為回應紐倫堡審判報告，「戰爭正當」論重獲關注，此外，針對核武嚇阻，出現了爭辯。在接下來大增的研究活動中，東方的拉丁人移居地的結構和社會獲得重新評價，但最重要的是，由於這影響了十字軍遠征研究的其他每個分支，關於十字軍遠征的共識受到質疑。
改變即將到來的第一個證據，出現於一九四○年法國歷史學家暨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專家克羅德．卡昂，他出版史上第一本詳細分析安條克公國的著作。數年後，法國的讓．理夏爾（Jean Richard）和以色列的喬舒亞．普拉爾開始改寫耶路撒冷王國的歷史，為該國歷史提供了一個脈絡一致的體制發展模式，但他們的探討方式如今漸漸讓位給漢斯．邁耶（Hans Mayer）和史蒂芬．提伯爾（Steven Tibble）的草根性專題論著所提出的一個較多元的觀點。理夏爾和普拉爾在十字軍移居地之法律、體制、經濟、社會方面的研究成果，曾叫人振奮雀躍，如今，要傳達這份感受已不可能。但他們兩人對拉丁東方之社會本質的看法差異，反映了過去一百五十年的帝國主義。晚近有人把普拉爾說成反殖民主義的領袖，但用來支持此說的諸多證據，有許多可作另一種解讀。他在相對較年輕時定居英屬巴勒斯坦，在那裡，反抗不列顛帝國主義觀念的同時，吸收了那些觀念。另一方面，理夏爾曾師從勒內．格魯塞，是以米修為始祖的一系列法國歷史學家的最後一位。
對於黎凡特地區移居地裡征服者、被征服者間的關係，普拉爾和理夏爾看法不同。普拉爾，連同英格蘭歷史學家奧托．史麥爾（R. C. Otto Smail）認為，那些移民一輩子都與原住民異地而居，不相往來。普拉爾和史麥爾激烈抨擊一百年前埃瑪努埃爾．雷伊所提出而仍為理夏爾所信持的以下看法：在黎凡特地區已發展出一個「法蘭西─敘利亞社會」，在該社會裡，西方人和原住民混合，產生具獨特文化的東西。在史麥爾看來，移民是統治階層，因語言和宗教差異而與他們所統治的人民各過各的生活，擁有「法蘭克人領地的最高權威」。2普拉爾的看法更為激進，使用「種族隔離」一詞來形容大多聚居於城鎮的移居者與鄉間居民的隔離情況。
理夏爾的探討方式，誠如史麥爾所認知的，反映了在法蘭西建造帝國過程裡至為重要的文化整合（照法國條件整合）的目標，而普拉爾與史麥爾所想定的隔離，則重現了英國治理者所往往希望在自己和其統治的原住民間維持的距離。晚近的學術著作贊成理夏爾的看法。考古方面的進展和對史料的重新評價，已使「法蘭西─敘利亞社會」一說更有說服力。但在此應指出的，原型殖民主義的議題，普拉爾之類歷史學家非常看重的議題，如今鮮少有人提及。在以色列，情況已變成將十字軍遠征後建立的移居地視為該國歷史裡正面的一部分。羅尼．艾倫布魯姆（Ronnie Ellenblum）看出了一項演變：
從「猶太人」對（十字軍戰士）歷史的解讀（聚焦於一○九六年萊茵蘭猶太族群遭屠殺一事），轉變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十字軍遠征的解讀（主要將這些戰爭視為日後猶太復國運動的反向預示），最後轉變為將十字軍遠征解讀為我國歷史的一部分，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我自己歷史的一部分。
傳統論之外的主張
據傳統派定義，只有那些為了收復或保衛耶路撒冷發動的遠征，才稱得上真正的十字軍遠征，但一九三○年代，卡爾．埃德曼已表達了有別於此的另類看法。他認為十字軍遠征一詞應適用於所有為了上帝而打的悔罪性戰爭，只是直到他的著作譯成英文後（《十字軍遠征想法的起源》，一九七七年），他的看法才廣為傳播。如今他被視為第一位泛論派（generalist）。另一種探究方式，如今人稱平民論（Popularism），由保羅．阿爾凡戴里（Paul Alphandéry）和阿爾方斯．狄普龍（Alphonse Dupront）提出。兩人出版了《基督徒與十字軍遠征的想法》（La Chrétienté et l’idée de croisade, 1954-1959），認為十字軍遠征的本質與廣大小農、都市無產階級裡受預言、末世論影響的團體有密切關係。對傳統派觀點最直接的質疑，一九五○年代初期就已存在於不少人心中，但由喬納森．賴利─史密斯在《何謂十字軍遠征？》（What Were the Crusades?, 1977）裡公開表達出來。堅持此觀點者，如今人稱多元派（Pluralists），主張不只在地中海東部地區打的戰爭是真正的十字軍遠征，在其他許多戰線上的戰爭亦然。他們對於遠征的目標較不關心，但誠如賈爾斯．康塔斯伯（Giles Constable）所說的，他們問「十字軍遠征如何發動和如何組織」。他們提供了一個據以確認十字軍遠征的模式，其方法是把焦點擺在界定此類戰爭屬性的法律標準上：教宗代表基督發出的宣告，包括即使目標非耶路撒冷或聖地巴勒斯坦，仍將出征與解放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明確掛鉤的宣告；戰士立下的特殊誓言，戰士立下此誓後隨之享有某些俗世、屬靈方面的特權，尤其是教宗的大赦。
多元主義誕生於模式盛行的那段時期的尾聲時。一如所有模式，多元主義在焦點從共相轉為殊相時失靈。有些重要的歷史學家一直在思考要不要以別種方式來定義十字軍遠征，較年輕的研究人員則已對約二十年前達到高峰，而今已欲振乏力的辯論失去興趣。但多元派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擴大了視野。大部分通史作家原來往往對一二九一年後的十字軍遠征著墨甚少，對一四六四年後的十字軍遠征則往往隻字不提。如今，從十字軍遠征的角度描述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某些對抗鄂圖曼土耳其人的海戰、陸戰，以及重新評估十字軍運動對海外帝國（尤其是葡萄牙的海外帝國）的貢獻，已是稀鬆平常。此外，在多元派眼中，伊比利半島、西歐內陸、波羅的海地區、巴爾幹半島、北非境內的戰場，如今與東方的戰場等量齊觀。對那些地區之情勢的研究得到推動，且受益於研究過十字軍遠征的歷史學家的探究成果，而且伊比利半島與黎凡特地區的比較，或普魯士、羅得島兩地修會─國家的比較，如今可以放在一個脈絡一致的知識架構裡進行。另一個影響則是在一般大眾經過伊斯蘭聖戰士的宣傳猛轟，而更加堅信十字軍運動是明確反伊斯蘭的行動之時，穆斯林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且已稍稍退出舞台中心。
對逐利論的質疑
隨著關於定義的辯論漸漸平息，另一個議題受到關注。逐利論者相信十字軍戰士赴東方一般來講為了逐利，此說法的缺陷之一是少有證據支持。於是，有些歷史學家自然而然把重點擺在其他可能驅使十字軍戰士赴東方的因素，從而如諾曼．豪斯利所說的，思考「最初驅使人參加十字軍、後來在他們踏上征途時讓他們繼續走下去的形形色色目標、希望、信念、恐懼」。這些史學家的探究方式與人稱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ty）的某種社會─文化人類學有相似之處。在這種人類學裡，學者擱下他們的族群中心傾向或政治傾向，從研究對象與其文化之關係的角度，而非從研究對象與學者自己文化之關係的角度，探究該對象。這意味著從人們與其所置身之世界的關係的角度，認真看待人們以自己、以他人為主題寫下的東西，認知到會激發他們行動的力量，包括構成馬可斯．布爾（Marcus Bull）所謂之「人們……所棲身之精神空間」的許多無形的力量。它們包括記憶和緬懷，以及布爾所謂的「那時可能還未找到發揮的機會，但這時能占據中心地位的潛在假設和直覺」。面對生活在數百年前、往往似乎在自發情況下參與激烈且令人無法自拔之活動的男男女女，我們要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方法之一是通過關係緊密之團體的集體意識來進入（但前提是這些團體未被過度組織化或未受到太嚴密的控制），家族始終受到某種程度的關注，原因就在此。
這一探究動機的方式，被我取了「有情同感」（Sentient Empathy）這個老實說不怎麼漂亮的名稱，呼應了在歷史學其他領域裡（如今在這些領域裡宗教信仰得到比以往更為認真的看待）和其他學科裡（例如文學、社會人類學、心理學）的新發展。對「心態」（mentalités）的關注，這個晚近中世紀史學研究方法的特點之一，已預示了此一探究方式的出現，但它易招來如下的批評：研究者正走上比人類學家所處遠更危險的境地，因為人類學家一般來講關注陌生但倖存於世的文化。另一個潛在的缺點，乃是在使用心理學見解或文學研究專家所發展出來的見解時，可能使用起該領域之作家所使用的模式。執著於已被證實是大量形形色色之證據性資料的東西，可能在未經縝密規劃下產生野心過大且流於草率的計畫。另一方面，在理解上的確已有進展。在喬治．狄比（Georges Duby）研究馬孔內（Maconnais）地區的名著《十一、十二世紀馬孔內地區的社會》（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 siècles dans la région maconnaise, 1971）裡，十字軍戰士只有短暫現身，因而這麼說有一點點牽強，但狄比從逐利角度審視了十字軍戰士（在此中他犧牲證據以迎合理論和頗有見識的猜測）。此外馬可斯．布爾考察了教宗在法蘭西西部鼓吹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得到響應時的背景，拿他們兩人的審視、考察成果來比較，還是能從中得出發人深省之處。布爾是在《騎士的虔誠和俗人對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回應》（Knightly Piety and the Lay Response to the First Crusade, 1993）裡考察了此背景，在該書描述了土地、家族利益、慣常的忠誠、宗教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是較有證據支持且體現細微差異的相互關係。
不同的看法
十字軍遠征史的幾乎每個部分都得到深入而密集的研究，是過去五十年的特點之一，而這有一部分得歸因於從事研究者的暴增。舉某個主題為例，一九六○年認真研究軍事修會的學者大概只有二十人，但晚近出版的《中世紀歐洲軍事修會辭典》（Dictionnaire européen des ordres militaires au Moyen Âge），撰文者達兩百三十八人，儘管並非人人是專家。但與此同時，歷史學家和一般大眾之間已出現一道鴻溝，由於遜尼派聖戰主義的興起，一般大眾更加堅信舊看法。歷史學家駁斥只有中世紀中期在黎凡特打的仗才是十字軍遠征這個沿襲已久的看法，並正視十字軍戰士的想法和動機時，赫然發現他們眼中的真實衝突與其他幾乎每個人眼中的衝突相牴觸。但新認識不因此而減損其說服力，本書的用意之一就是帶讀者了解這個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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