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委託旅行」到「救贖之旅」
之1、不尋常的委託者
我的旅行大多因閱讀而產生，有追尋作者如凡爾納、聶魯達、達爾文、海明威；也有造訪書中之地如《西班牙星光之路》、《希臘神話》、《天方夜譚》、《中非湖區探險記》、《極地》；其中有些寫成一篇篇「旅行敘述」（travel narrative），集結成《人生的旅行存摺》。
然而，我的閱讀旅行也觸及台灣，如《尋找台灣特有種旅行》，此書編輯期間，遠流總編輯曾文娟（現為時報文化總編輯）傳簡訊給我，說有位李女士在政大書城巧遇業務，想委託人生書的作者帶她完成一個人生夢想：前往美國追尋愛迪生。
此事自然引起我的好奇，在出版社安排下與這位「愛迪生迷」見面了，才知她希望趁還走得動時，探訪愛迪生的生平重要里程碑。是的，旅行要及時，本想推托給旅行社──不知何時，旅遊已成為退休與老化過程的一部分（我的偏見），但她不以為然。的確，對於一個曾走過二十多國的跟團者而言，取得旅行自由是一種嚮往。
愛迪生迷做過功課，知道我曾就讀紐澤西理工學院（NJIT），而愛迪生先後兩個「發明工廠」都在紐澤西；同時，她也贈我一枚愛迪生紀念郵票和一片描述青年愛迪生的傳記電影《Edison the Man》（一九四○）作為見面禮，還提到收藏了二十多部愛迪生留聲機，可見是個不尋常的讀者啊。
然而時任媒體發行人的我，公司才剛轉售給手機業者，根本不可能挪出長假，只好婉謝了。誰料數月之後，我竟毫無預備地失業了；這種失業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讓人措手不及而失去存在的意義（類似報廢），此時雖有數家媒體欲禮聘，我卻毅然抉擇人生未曾有過的經驗：應邀到中興大學和南華大學講授「體驗經濟時代的旅遊」，與青年學子相互交鋒學習，試圖活出意義來。
授課期間，李女士又好幾次約見，意志堅強得令人佩服，我才稍知這位極可能是愛迪生在台最強粉絲的背景：家庭主婦，古典樂迷，偶然看到上述電影後，對留聲機產生好奇，說巧不巧便在古董店遇上，從此展開二十多年蒐藏，更不時啃讀愛迪生事蹟與趣聞軼事，進而萌生追尋念頭……
有次見面，李女士又贈一片描述聶魯達與小島「郵差」發展友誼的電影《郵差》（IL POSTINO），更加觸動老文青的心弦──有這樣的讀者，生命何憾之有？
但不免心生疑竇：家人無法陪同嗎？待我與他們見面後便釋然了，追尋近月，還需做許多功課，對懸壺濟世與事業忙碌的家人確實有難處；對不開車、不會說英語、不用谷歌地圖的人，更是寸步難行。
再一例。近日因版面需求愛迪生郵票，一時找不到，只好厚顏聯繫愛迪生迷可有多餘，才知彼時餽贈的是聶魯達紀念郵票，還提醒「再過四個鐘頭便是愛迪生逝世七十九週年紀念日」（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凌晨三點二十四分），不禁佩服她追索過去的能力。
翌日便收到愛迪生郵票，備註「您樂意留下是我的榮幸」。
上述事例或有助於讀者拼湊委託者形象，但基於不多問是一種情懷，我所知也甚少；雖說本書編輯廖宏霖代表讀者表達好奇，但李女士再三叮嚀，能寫的僅止於此，或在本書適當處再補述一二旅途中她不經意透露的故事吧。
還有，吾友，勿再追問旅行耗資了，所費當然不貲，但愛迪生迷認為旅行的價值不是從費用來衡量，而是為其付出的心力。夢想無價。
之2、尋找愛迪生的「為什麼」，找到自己的意義
當被迫離開曾經努力付出的工作後，傷心迷惘的我正渴望一次「治癒旅行」，忘卻世道之不堪，便啟動追尋愛迪生的考量：一面閱讀資料，一面想像他的童年、少年、就業、創業、結婚、重大發明等各個時期形象，試著排列各種可行性，最後決定以「大事記」方式追尋，因為愛迪生年少離家，移動頻繁，許多故事因年代久遠而隱晦不明，須像考古般挖掘許多資料再比對古今圖資，例如年少時把地窖充當實驗室的休倫港（Port Huron）老家、年輕時在紐瓦克（Newark）創業的電報機製造廠。
但這樣的「考古旅行」就無趣了，面對冰冷無趣的遺址遺跡遺物，我更想追尋愛迪生如何與創意相遇，也想刺探他的價值觀、家庭生活和商業模式，與他人的競合關係，再對照到今天……我驚訝地發現，許多中小企業創業者皆有重蹈覆轍的慣性。
創業者若要跳脫這種歷史輪迴，恐怕要拉大視野，在百年企業前提下去思考，找到一種方式重新想像自己的事業。譬似做麵包，不只是做麵包，還要有意義地做麵包，讓麵包成為知識文化的載體，不就成了「媒體」嗎？如此便可以將麵包師傅重新定義為「文化的傳遞者」──過去我們將世界的麵包文化帶到台灣來，未來我們要將台灣的麵包文化帶到全世界，再以「世界麵包之都」作為願景，工作的意義就出來了。
在上述邏輯之下，許多工作都可以重新被想像和定義；旅行亦然，不只是風景觀光，更是「觀國之光」，若進一步推敲「為什麼」，旅程便會形成一種我所謂的「思辨旅行」，一場不停尋找「為什麼」的旅行，一場與「為什麼」搏鬥的奧德賽之旅。這種推理小說式的智力旅行，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不在乎何地何景、有無觀光標籤，取而代之的是叩問、反覆思索與意義的尋索，旅行視野更加開闊。畢竟在今日的意義世界，眼睛所見「風景」無論是自然或人造皆是冰山一角，水面下其實有更龐大的冰體、複雜的知識體系值得探索。
譬似「為什麼發明這件東西？」我總是這樣叩問發明與社會的關係，若能找到「愛迪生的為什麼」，觀看愛迪生的發明便會真實而有趣多了。以電燈的「發明」為例，對世界最大的影響不是電燈本身，而是電力系統的布建，這才是愛迪生偉大之處，促使世界進入電氣時代，啟動許多新技術被發展出來，提升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卻打破日落而息的常規，讓夜間工作成為常態……
再進一步思索，電氣的普及也促使許多電器的發明，減少了家務勞動，解放了婦女時間，讓女性對男性壟斷的世界有更多參與，促成兩性平權的大躍進。
若能這樣糾纏一個地方，反覆思索一件事物的來歷與轉折，把發明變成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一道道「風景」，便能浮現新技術背後的時代風貌和發明家的心理圖景──他們如何觀察社會需求、如何面對挑戰、又如何開創自己的發明世界。這場思辨過程，最終把發明家的心理圖景和自己的生命體驗結合，昇華成另一種「地景」，再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詩和遠方」。本書想邀請讀者試試這種旅行方法。
不同於以往，這次是「有任務的旅行」，也是「科普旅行」，於我個人更是「尋找意義的旅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把某些改變視為「讓生命騰出空間接受更多體驗」的一個人生難得機會，就要使這些令人不安的改變變得有意義，職場挫敗就成了一種祝福。
二○一四年四月，我接受委託，啟程赴美。我絕沒料到，一本書竟牽引了一次「不尋常的旅行」，不禁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文學不是全然無用的！
之3、人生的命運都是「選擇」造成的
追尋愛迪生途中，資訊不停湧入，常常因為某個線索、某個逸想就走上「岔路」，不過，仍大致與發明主題相關，例如摩斯電報實驗基地、萊特兄弟飛行場，或是梅爾維爾寫作《白鯨記》的故居。這些人都具有塑造意義的能力，啟發了我更大的人生視角：在人生下半場，要從追求職場成功轉向追求價值與意義；旅行亦然──人生苦短，應該追求有意義的旅行。
但稍稍遺憾的是，委託者心中只有愛迪生這個迫切的摯愛，以致與許多美國文化經驗失之交臂。
旅行就是這麼一回事，當內心有強烈的主題預設，便會形同框架，妨礙我們的視野，但你可能會質疑，旅行豈可沒有主題、沒有目的地？或有之，但在移動中，真正的旅人多半不會按表操課，因為他為出發而出發，不在乎去過哪裡。這是旅行觀念與旅行理由不同所致，沒有孰高孰低，只有結果迥異的視野和體驗而已。
以《郵差》為聶魯達錄製小島的聲音為例：「海灘小浪／拍打礁岩的大浪／峭壁的風／灌木叢的風／爸爸的憂傷漁網／教堂的鐘聲＋神父咆哮聲／島上星空／老婆肚子裡的胎兒心跳聲……」同一位郵差，因受過大詩人的薰陶，洞察力取代了視力，熟悉不過的小島便有了迥異的視野，生活經歷變成了「風景」，若再將之隱藏在一個個「隱喻」之中，便是大詩人所謂的「詩」了。在這樣的詩意中旅行，真美。
「為什麼不寫下來呢？」黎明柔在中廣訪我時問。總編輯文娟也鼓勵我，用一整本書解釋「委託旅行」。但事情從來不會那麼簡單，所以，翌年我再度赴美，一個人，用我的思辨旅行重新走一次，順便追尋之前遺漏的題材，比如愛迪生的偉大母親、讓愛迪生灰頭土臉的光電奇才特斯拉，以及錯身而過的一些小遺憾──以紐約為例，踏查「李鴻章樹」、巴布．狄倫唱片封套場景等。獨自旅行猶如書寫，讓人視野更加清晰。
返台不到一個月，正當我沉迷互聯網時代萬神殿級人物的創業故事，突然接到一通電話──來自世界麵包冠軍吳寶春師傅的邀約，希望我協助他將麵包店企業化、品牌化、國際化。其實我們的結緣早在二○○八年，他參加路易樂斯福世界盃麵包大賽，我商請常駐巴黎的美食作家謝忠道就近協助、採訪。
是的，誠如亦師亦友的詹宏志點撥：「一定要在媒體嗎？」弦外之音就是改變自己的用途、階段性重新定義自己、考慮更多的行業。於是，我決定效法抬約櫃的祭司勇敢地將腳踏入約旦河，因為我已經明白個中道理：人生多數時候只能先跳下去，奇蹟才會發生，就像高空彈跳的信心，只管跳，閉著眼睛也行，不要想太多。點撥，是一種不同視角、不同思路的提供，也是本書想要呈現的價值。
在職場多年，從基層到決策者，我對自己的定位，不是指使別人做事，而是幫助大家做更好的決定，找到工作的意義，雖然工作就像推「薛西弗斯之石」上山，但我們可以使過程變得有意義。我想我可以勝任寶春師傅的邀請。
於是，我鼓起勇氣進入烘焙業。「林子裡有兩條分歧的路，我選擇了人煙稀少的一條……」這是美國詩人佛洛斯特寫的〈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我的解讀是：人生的命運都是「選擇」造成的。
但此行，到最後，竟是踏上通往神祕奧妙的「第三極」──自己內心深處的「地心探險記」。所以，本書也是一位旅行者的群體記憶和個體記憶的結合。
記得行程結束那一晚，站在鱈魚角（Cape Cod）仰望星空，突然浮現王爾德名言：「我們都在陰溝裡，但有些人仰望星空。」是的，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當個仰望者。
感謝上帝的保守，一路走來或可用一個難以定義卻意味深長的字來形容：「Serendipity」，有譯為：偶然、際遇、機緣……皆不盡然，此字源自英國作家華爾波（H. Walpole）在某個機緣意外買到一幅渴盼的肖像畫，接著又意外邂逅期待的裱框、徽飾，接二連三的意外與驚喜讓他聯想到波斯傳說《錫蘭三王子遊記》（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描述錫蘭三位王子的旅行際遇、處事機智與意外帶來的驚喜）。
為了強調這種「錫蘭式際遇」，華爾波在字尾加上ity，擴充涵義為「偶然發現驚喜的能力」（偶發力）。如今，此字常用於科學的突破、感情的奇緣……更多發生在日常，如同李女士讀到我的書，如同留聲機的發明，如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如今老之將至，不免心生詩人葉慈：「That is no country for old men.」之嘆，老人「不過是一件廢物／一件破衣掛在木杖上」，能做的就是「靈魂拍掌而歌，愈歌愈激楚」，是的，本書就是一位老派旅人的靈魂拍掌而歌。
我一向視「不尋常的旅行」為救贖與重生的途徑，過程就像與天使摔跤（創世紀32:24）得到祝福一樣，現實的困惑、愁煩、不安、自怨自艾，甚至內心創傷都在這場旅行後霧消雲散不見了。本書就是見證。
但本書觀點並不代表我的最後定論，請了解，我一直在旅行和增廣見聞中。
最後，要感謝愛迪生迷李女士的委託旅行，促成本書的誕生；更要感謝寶春師傅的知遇，待我如伯樂。
追尋愛迪生
回憶一九八○年留美生活：紐瓦克之6
人生，從一個圍城到另一個圍城
記得年輕時讀名家的旅行書寫，常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寫著寫著就走入記憶深處呢？
是迷途？或有意為之？
頗似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踏查原始部落後書寫《憂鬱的熱帶》之自問：「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把這些無足輕重的情境，這些無甚重大意義的事件詳詳細細地記錄下來呢？」
又言：「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所欲追尋的真理，只有在把那真理本身和追尋過程的廢料分別開來以後，才能顯出其價值。」
這個原因直到近幾年成為滄桑世故的旅人才領悟。因為自己的書寫也常常不知不覺走入記憶深處，把無甚重大意義的事件記錄下來，成為回溯寫作，尤其是舊地重遊的旅行；有時似是對記憶的整理，有時似是對記憶的修改或刪除，或可說是一種情境記憶的創作吧，讓旅人不由心生警戒，難道老之將至？
但，人生可有路徑從現實走入記憶深處呢？
答案是，書寫。猶如柏拉圖形容的「寫作是回憶的拐杖」，讓吾人得以行過死蔭幽谷找到人生波瀾壯闊之景。
再回頭談談，留學生涯中人人皆有之的經驗：開車旅遊。汽車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美國文化的載體。
一部車擠上五人是常有之事，攜電鍋旅行也不是沒有過。投宿汽車旅館時，派出一男一女取得房間鑰匙後，一票人再魚貫潛入，女生們睡床鋪，男生們打地鋪，那時候也不覺得有違良心道德，就像某些人跑到超市卸貨場「撿拾」塑膠箱當床墊和置物櫃，或找我一起在過期品、即期品垃圾車中「撿食」。
然今天回想起來，不免不解，為什麼從未想到去離紐瓦克不遠、位於愛迪生市的「門羅帕克愛迪生中心」？
就這樣，留學兩年，在車上收音機放送的告示牌流行歌排行榜陪伴下，跑了東岸不少地方，例如尼加拉瀑布、水牛城、波士頓、華盛頓特區、亞特蘭大、奧蘭多（迪士尼世界），可如今最深刻的回憶卻不是那些城市景點，而是一九八六年八月與L和J一起前往賓州威廉波特為中華少棒打世界冠軍賽加油吶喊的情景。開賽前老美用擴音器播放紅透半邊天的搖滾教父史普林斯汀吼唱的〈生於美國〉（Born inthe USA），其中有段歌詞說：
來到一個擁擠的城鎮
他們給我一支來福槍
把我送到外國的土地上
去殺了黃種人……
最後一句意有所指，可事與願違，結局是十二比零，中華隊大勝美西隊，榮獲第四十屆世界少棒冠軍，讓我們想像的國族自尊和自豪瞬間膨脹如熱氣球升空，興奮地暫忘人生的艱難，例如為了張羅此行旅費（包括賓州蘭卡斯特拜訪阿米許），我去應徵老美不屑做的學校自助餐廳封閉式碗盤輸送帶之臨時清潔工，因為要夠瘦小夠卑微才鑽得進去，這是校方唯一允許外國留學生合法打工的機會。我甚至幻想過，如果美國政府允許我洗碗盤維生，我願意留美數年洗遍五十州，這樣的旅行書一定很有趣吧？
若想了解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去看場球賽便知什麼是同仇敵愾的情緒了。
扯遠了。不過，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一向是美國的立國基礎，而史普林斯汀很擅長捕捉這兩種主義召喚的情緒，寫進字裡行間，這首歌有各種解讀，被誤解和不當引用是常有之事，例如作為雷根連任競選主題曲。實際上，此歌是在表達越戰老兵受到社會排斥的悲涼與抗議，如今在許多場合卻常作為準國歌播放。或因缺乏國族共鳴，我認為此歌遠不如成名作〈生來奔跑〉，這首歌敘述的正是一個用生命說故事的音樂人，或說社會底層的年輕人，在社會邊緣的心聲，充滿希望、夢想與失落感。
前幾年，英國女歌手愛黛兒哀傷吟唱〈像你一樣的人〉（Someone Like You），讓許多人淚流滿面，我卻無多大感受，若有傷感也是來自「我的時代已逝」之喟嘆，可見每個人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背景音樂，正如同一本好書若打動我們，有時候會有一種靈魂被洗滌的感覺，幫助我們撥雲見日，照見原本看不見的未來。
這就是我在紐瓦克「流動的饗宴」，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All things docome to an end），我的室友與同學畢業前不約而同都有一種迫切危機：趕快找到工作，或攻讀博士，最後成為Taiwanese Americans（台美人）；惟我自忖不適合「美麗新世界」，便放棄博士班入學許可，加上昔日同窗來鴻，隱約透露台灣社會即將有一場劇變而興奮，但身旁同學對島嶼風雨飄搖卻憂心忡忡，擔心島嶼太小放不下他們的夢想，但我想我回台灣就可以明白了，便至紐約辦事處申請one-way ticket（青輔會提供留學生返國服務的機票），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結束了我的美國夢返台，恰恰趕上了台灣的不確定的年代。
幸或不幸呢？
多年後，偶拾錢鍾書小說《圍城》，不禁嚇出一身冷汗。若早幾年讀，說不定就不出國留學了；若留學期間讀，可能就不返台了。誠如錢夫人楊絳的注解：「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通過這本小說的提醒，我才洞悉人生其實是由一個又一個「圍城」構成的；好不容易離開圍城，又進入另一個圍城。好小說具有預言性，又是一例。
返台倏忽三十多載，從一個公司到另一個公司，從一個產業到另一個產業，從單身到結婚再到生子，從昨天到今天，生命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皆是從一個「圍城」到另一個「圍城」，皆是一次又一次的經驗未知，更是自我的無窮探索，我想這就是旅行的真諦：不只是認識世界，也是認識自己。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