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誰是西蒙‧德‧波娃？
一九二七年的某天，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她父親對於什麼是「愛」起了場爭執。那個年代裡，社會期待所有女性都能把結婚生子當作人生夢想，而十九歲的波娃正在攻讀哲學，渴望找到一種她能同意並追隨的哲學觀。波娃的父親表示，愛就是對他人的服侍、愛慕與感激，而波娃實在難以苟同。她嚴正反對，驚訝地說愛不只是感激，不只是某種因著他人對我們付出而欠下的債。「有這麼多人不曾明白什麼是愛！」隔天，波娃在日記中如此寫著。
十九歲的她並不知道自己日後會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女性知識分子之一，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會成為人們大量書寫與閱讀的題材。光是她的信件與回憶錄內容便多達百萬字，她還發表了哲學論文、得獎小說、短篇故事、一篇劇本、旅行札記、社運文章、報導文章，更別提她的經典著作——被譽為女性主義聖經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她與友人共同籌辦社運雜誌、她的倡議運動成功促使政府設立新法、她為了阿爾及利亞人民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進行抗爭、她在全球各地發表演說、擔任公部門委員會的領導人。
西蒙・德‧波娃也是二十世紀最惡名昭彰的女性之一，她與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組成了備受爭議的知識分子情侶檔。不幸的是，整個二十世紀大半的時間裡，大眾普遍認為「知識分子」指的是沙特，而波娃只是構成「情侶」的另一人。波娃在一九八六年於巴黎過世時，《世界報》（Le Monde）的訃聞標題說她的著作「偏向通俗讀物而非原創作品」。一九九四年，托莉‧莫伊（Toril Moi） 在讀完當年市面上的波娃傳記後表示：「若有人認為西蒙‧德‧波娃的重要之處主要在於她與沙特和其他情人間的非典型戀情，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人們對波娃做出此番評論後的數十年間，又有一連串關於波娃的新發現，令原以為自己瞭解波娃的讀者深感意外。諷刺的是，這些新發現也加深了「波娃的感情史是她最有趣的一點」這樣的偏見，進而模糊了這位思想家面貌。畢竟，是她的哲學形塑了她的一生，並促使她不斷思考並審視自己的生命。波娃是這麼說的：「你無法將哲學與人生分開，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哲學選擇。」
身為公眾人物的西蒙・德‧波娃提筆寫作時，她不僅是為了自己而寫，也是為了她的讀者而寫。她相當暢銷的那幾本回憶錄可說帶有哲學上的野心，揭示著「人的自我總由他人形塑，且與他人相關」的信念。不過，波娃想表達的並不只是鄧約翰（John Donne） 所說的「人非孤島」（No man is an isalnd）而已。除了與他人之間的關連，還有另一個信念促使著波娃寫下回憶錄，那就是人的自我並不見得從出生到死亡都保持相同。自我存有是一段不可逆的「成為」（becoming）的過程，涉及自身永不休止的改變，也涉及他人的改變。
自柏拉圖以降，哲學家討論著瞭解自我對於人生幸福的重要性。蘇格拉底表示，人必須認識自己（Know thyself）才稱得上睿智。尼采說，人生在世的任務就是成為自己（Become who you are）。但波娃在哲學上如此反駁：如果女性真實的自我根本就被禁止存在呢？如果妳在成為自己的同時，人們卻因妳沒能成為妳理該成為的人——好女人、好情人、好母親——而視妳為失敗者呢？如果成為自己令妳蒙受揶揄、蔑視或羞辱呢？
在波娃的年代，女性所擁有的可能性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她在世的這些年裡（一九○八－一九八六），大學開始以相同於招收男性的條件來招收女性；女性更取得投票權，也能合法離婚與墮胎了。波娃經歷了三〇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亞狂潮、六〇年代的性革命。在這些文化轉戾點之間，《第二性》標示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時刻——女人於公共領域中思考、進而坦率談論自身的方式已有所改變了。波娃所接受的哲學教育在她的同輩之間是前所未見的；但即便如此，當她在快要四十歲時開始思考「身為女人對我而言的意義為何？」，她所發現的答案竟連自己也大吃一驚。
在那個「女性主義」一詞具有許多不同涵義的年代裡，人們寫下大量品質粗劣、關於女性的愚蠢著述，被惹惱的波娃因此寫出了《第二性》。她實在是受夠人們在女性主義一題上爭論不休了。不過，當波娃寫下日後將成為名言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一語時，她並不知道《第二性》這本書竟會對自己往後的人生及後世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已有諸多文獻深入探討這句名言的意義、探討人究竟如何「成為」女人。而本書則旨在探究波娃是如何成為她自己。人不可能有條理地書寫自己的人生，因為人生是永無休止地成為自己的過程——這是波娃在十八歲時得出的結論。當波娃閱讀自己前一天的日記時，她說，這就像是在閱讀「死去的自我」所作成的「木乃伊」。 她是位哲學家，習於思考，並永遠質問著她身處之社會的價值觀，以及自身生命的意義。
波娃認為，時間在人的生命經驗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因此，這本傳記也順著她生命的時間順序來書寫。波娃在年紀漸長後說，世界改變了，而她與世界的關係也有所變化。她寫下自己的人生以供他人閱讀的時候，她想要「展示生命的變化、熟成，還有他人及自己無可逆轉的衰頹。」生命於時光之中舒展，因此波娃希望跟隨「年歲所鬆解開來」的脈絡來寫。 在這點上，她仍與那個少女時期讀著柏格森（Henri Bergson） 的自己十分相似。柏格森說，自我並非一物，而是一段「進程」、一種有「生命的活動」 ，是一段在死亡為其劃下限制之前持續改變的「成為」之過程。
波娃之所以能成為如今的她，部分要歸因於她自己做出的選擇。但她也清晰意識到自我創造與他人形塑之間的拉扯、自身心願與旁人期待的衝突。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的哲學家爭論著人活著到底是被人看見好，還是不被人看見好。笛卡兒（Descartes）借用奧維德（Ovid） 的話表示人得「不被看見，才能過得幸福」（To live well you must live unseen） ，而沙特以大片篇幅討論他人物化的凝視（gaze）是如何將我們囚禁於次等地位之中。但波娃並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她認為人要過得好，就得被他人看見——只是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被看見。
問題是，「以正確的方式被看見」取決於觀看的人與時間點。想像一下，你是位五十出頭的女性，最近決定要寫下你的人生故事。你從童年寫起，然後是少女時代與青年時期。你在短時間內連續發表了兩本暢銷的回憶錄，裡面記載著二十一歲的你與如今已十分出名的戀人之間的對話，你很有成就並享譽國際。不過，那是五〇年代下旬，女性的自述作品還沒有到達二十世紀裡的那個分水嶺、那個女人開始公開顯露出她們野心與憤怒的時刻——更別提公開展示自己在學術上的空前成就，以及即使是著名男性也可能無法滿足的性慾。想像一下，你的故事成為傳奇，傳奇到人們開始透過這些故事閱讀你的整個人生，即便這些故事只是你生命中的片段而已。
細心的讀者老早就開始懷疑波娃在回憶錄裡的形象也許經過細心編撰，卻並不總是明白波娃是怎麼做的，又為何要這麼做。畢竟，與沙特訂下戀愛約定的故事讓我們看見的是堅持保持誠實的波娃，而她寫下《第二性》更是旨在讓人看見女性的真實處境。當波娃銳利審視的目光落回自己身上的時候，是否便不再銳利了？若非如此，為何她要將自身思想及私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藏於眾人的目光之外？為何此刻，回頭審視波娃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會是件重要的事？
答案有兩個，第一個是新資料的公開。波娃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二年間，陸續出版了四本回憶錄，其餘的著作有些也具有自傳性質，包括《西蒙波娃的美國紀行》（一九四八）、她至中國旅遊的隨筆（一九五七）、她在母親過世及沙特過世後分別發表的回憶錄（一九六四、一九八一）。此外，她也將沙特寫給她的信件整理成冊出版（一九八三）。
不過，波娃於一九八六年逝世之後的數十年間，又有新的日記及信件陸續出版。她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沙特寫給她的信件，將戀情細節攤在陽光之下，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朋友。在她死後，她的日記及寫給沙特的信於一九九〇年出版。此時，許多人震驚得知波娃不但擁有過同性戀情，對象更是她過去的學生。她寫給沙特的信也透露出他倆關係的哲學本質，以及波娃在哲學上對於沙特的影響——不過人們較少討論此事。
之後，波娃寫給美國戀人納爾遜・艾格林（Nelson Algren）的情書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人們再度發現波娃不為人知的一面：波娃是個溫柔纖細的女人，她寫給艾格林的綿綿情話甚至比寫給沙特的還要多。不到十年之後的二〇〇四年，她寫給小博斯特（Jacques-Laurent Bost）的法文書信也出版了。原來，她在與沙特訂下愛情協議後的頭十年裡就與另一個男人打得火熱，還與他保持親近直至過世。這不啻是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也打破了眾人對於沙特在波娃心裡具有崇高地位的想像。當年的沙特經歷一番掙扎，才承認波娃在他的哲學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不過，若要對波娃的人生下定論，我們似乎得先強行將沙特移出舞台中央。
過去十年，許多新書與新文獻的發表讓我們得以更為清楚地看見波娃。波娃學生時代的日記記載了她早在認識沙特前便已開始建構的哲學概念，也記載著她在與沙特相識仍不久時對他的想法；她的日記，透露了她過的生活其實與她在回憶錄中的自述相當不同。雖然她的日記已於二〇〇八年在法國出版，但尚有部分未有英譯問世，所以在學術圈之外，她人生中的這段時期並非廣為人知。二〇一八年，學者能夠接觸到的新資料更多了，包括波娃寫給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信 ——他是波娃唯一曾經同居並以親密第二人稱（tu）稱呼過的戀人。同年，七星文庫（Pléiade）在法國出版了兩冊評價極高的新版波娃回憶錄，內附未曾發表過的日記摘錄以及波娃的寫作筆記。除了這些法文資料，還有由瑪格麗特・西蒙斯（Margaret Simons）及西爾維・勒‧龐・德‧波娃（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主編的波娃選集。她們找出了許多波娃早期的文章並加以翻譯、出版或再版，有倫理學論文、政治哲學論文、還有《時尚》（Vogue）雜誌及《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的文章。
這些新資料顯示，波娃在回憶錄中確實對很多事略過不提——但它們有一部分也指出了波娃略過不提的原因。在這個媒體飽和的網路世代，人們很難想像波娃的回憶錄曾多大程度地挑戰了當代文化對於隱私的傳統界線。她的四冊回憶錄（若加上回憶母親與回憶沙特的兩本便是六冊）在讀者心中建立起一種熟悉的親密感。不過她從未承諾會全盤托出；事實上，她告訴讀者她蓄意保留了一些模糊空間。
最新的資料——她的日記還有寫給朗茲曼的信——顯示她模糊帶過的不只她的戀情，還有她在早年便已有所構思的愛情哲學，以及她的哲學對沙特產生的影響。終其一生，波娃受困於人們對於她的能力與原創性的質疑之中，有些人甚至說她的著作其實是沙特寫的。有人批評，她的《第二性》是一棟「龐然的建物」，倚靠著她從沙特《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中拿來的「兩個輕盈的假設」而建造起來。有人說她像是「引用宗教經典一般地」引用沙特。波娃有時會在作品中明確譴責這些輕視言論的不實之處，但這些言論無論是在她生前或死後都揮之不去。除了稱其著作為通俗讀物的那篇訃聞，還有另一篇訃聞語帶輕蔑地宣稱波娃「不具備創作能力」。
波娃曾遭人批評不具備原創性——今日的讀者也許會對此事感到相當驚訝。不過在當年（悲哀的是在今日亦無不同），女性作者經常面臨這樣的指控，而她們往往會也將這樣的看法內化。波娃確實有她原創的論點，她的某些論點很可能正是令沙特聞名後世的論點。有一年，因為沙特太忙了，波娃便用沙特的名字替他發表文章，結果根本沒人發現。沙特說過，《嘔吐》（Nausea）原本只是一篇抽象的哲學論文，是波娃建議將其擴寫為一部小說。他也說過，在他漫長的哲學生涯中，波娃以她嚴謹的批評與深刻的洞見，幫助他在發表前將文章修改得更為出色。四〇和五〇年代裡，波娃寫下並公開發表了自己的哲學觀點；她對沙特作出批判、最終令他改變了看法。在她後面幾本回憶錄中，她出聲為自己辯護，駁斥外界對於她的個人能力之抨擊，並且挑明了說她早在認識沙特之前就對於存在與虛無擁有自己的理論（沙特後來才寫了《存在與虛無》一書），而她的結論與沙特有所不同。可是，波娃對於自身獨立性與原創性的宣言在大多數時刻都遭到忽略，而她指出人們稱之為「沙特式」的哲學有些並非沙特原創一事，也同樣未被看重。
而這正是我們為何該回頭審視波娃的人生的第二個原因。人物傳記能夠告訴我們社會關心什麼、重視什麼；藉由與不同時代的另一個靈魂所擁有的價值觀相遇，我們也能更為深刻地理解自己所抱持的價值觀。《第二性》的批判是，許多有關女性的迷思不過只是男人對女人的恐懼與幻想之投射 ，這些迷思有許多都沒能夠將女性視為能動主體（Agent）——亦即能做出選擇、規劃人生、具有意識的人類；這群人類會愛人，也想被愛，她們遭他人貶為客體而蒙受苦難。認識沙特之前，在她與父親爭論什麼是愛的前一年，十八歲的波娃在日記裡這麼寫著：「關於愛情，有幾個地方是令人厭惡的。」 她的抗議是道德上的抗議：人們給予男性的道德標準並沒有女性的標準來得那麼高。波娃成長的傳統教導她：若要成為道德的人，就得「學習愛人如己」（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但在她的經驗中，這條規範幾乎無人遵守，人們不是愛自己太多，就是愛自己太少。無論是在書本裡或在生活中，沒有任何愛的典範符合波娃的期待。
我們並不清楚波娃日後所擁有的那些愛情是否符合她的期待，但我們知道，波娃決定（並且反覆追認這個決定）她要過著哲學式的開闊人生，一段由自身智識之價值觀領路、有所反思的人生——一段自由的人生。她寫下了許多不同形式的文學作品以實踐這個決定，她與沙特在人生長河中不斷對話來實踐這個決定。此刻，回頭審視波娃的生命是重要的，因為在公眾的想像之中，波娃與沙特由於「愛」這個曖昧多義的字眼而結合，而「愛」，正是波娃以數十年的哲學目光細查之的對象。
有許多波娃筆下的文字都在較近期才對外公開，因此即使是最具洞見的評論家，也不免將波娃形塑為拜倒在沙特魅力之下的女人。學術上，人們說波娃是「櫃子裡的哲學家」——波娃認為學術成功「與性感魅力只能兩者擇一」 ，所以宣布與哲學劃清界線（在哲學上成為「次等於沙特者」）。感情上，托莉‧莫伊說波娃與沙特的關係是「她生命中連自身的批判目光都必須止步的聖域」。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則說：「沙特未說明出處便擅自取用波娃的構想，而波娃順從地接受此事。」不過，在這對戀人初識時，波娃便已私下對於沙特有所批判；她也確實曾出言捍衛自己在哲學上的原創性，雖然這樣的態度要在她人生後半段才逐漸變得鮮明——在她看見公眾如何一面倒地誇大沙特對她的影響之後。
有些哲學家認為，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去瞭解偉大思想家的人生，因為他們的思想都已保存在著作之中。無論他們的人生是精彩是無趣，都應被存放在與哲學分開的其他領域裡。不過也有哲學家認為，人的著作得與他的人生放在一起來理解，若要理解哲學作品的真正涵義，就必須先瞭解哲學家的人生。前者「一碼歸一碼」的看法可能導致結論與史實不符，進而造成誤解。舉例來說，此種讀哲學的方式讓人們誤以為是沙特開創了存在主義倫理學（即使率先針對此主題寫作並發表論文的是波娃，而沙特在世時並未發表他的倫理學理論）。
後一種看法則可能將人化約為事件造成的後果。化約式（Reductivist）的傳記經常依循著特定的考量而寫，將意義讀進主角的人生中，而非讓這段人生自行訴說其故事。這種做法有時能帶來深刻的啟發，但也遮蔽了主角的能動性，而將他們描繪為童年或階級的產物，而非他們本人所欲成為的自我。
波娃本人一定也會抗拒「生活」與「著作」這樣粗略的二分法——說得像是她在寫作時不算在生活，而在生活中無需努力於寫作似的！波娃在哲學上的關鍵洞見之一就是，每個人都被放置在特定背景、特定軀體、特定時空與關係網絡之中，這個特定的處境影響著人們如何去想像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此處境也會隨著生命歷程出現變化。此外，波娃也指出女性的處境長久以來都受到性別歧視的影響。
因此，若要書寫波娃的人生，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另一種化約論的挑戰：在觀看波娃的人生時，除了童年經驗及其餘精神分析觀點，除了經濟、階級等社會條件之外，我們也必須將性別歧視的結構納入考量。如今，我們已知她的著作曾被刪減及誤譯，甚至根本沒有英譯本；有時，這些刪減和誤譯影響到波娃著作中的哲學嚴謹度及政治性意味。她的作品受到如此待遇，令人不禁想問：為什麼會這樣？在二十一世紀，「女性主義」此一概念仍帶有多重含意，人們為其爭論不休。某位女性的「自由選擇」對另一位而言可能是「壓迫」，某人的玩笑話對其他人而言可能是性別歧視，而這樣的歧義性正是波娃已臻成熟的哲學所欲探索的。
這本傳記並沒有嘗試為波娃「真正的」模樣寫下定論，因為任何傳記作者都無法由上帝視角來觀看人的一生。確切來說，這本傳記的創作動機來自於渴望在「將波娃的人生與著作劃分開來」及「將波娃的著作化約為其人生」兩者間的這片險地上索路前行。本書贊同「波娃的行為取決於她自身」的觀點，也跟隨著波娃的腳步承認：成為女人有一部分也意味著，你無法對於自我的所有面向都有所掌控。在《第二性》中，波娃說「女人陷於如此境地，她們所能擁有的最多也僅是極不牢靠的力量：無論她是奴隸或是偶像，決定她命運的人從來都不是她自己。」 年紀稍長後，她瞭解到她的公眾形象要求她繼續扮演西蒙・德‧波娃的角色——而這個公眾形象具有公眾力量——但她的哲學也讓她瞭解，她能做的只有持續成為自己。
這是首次取材於波娃未公開故事的傳記，記敘了她在尚未認識沙特之前逐漸長成女性知識分子的歲月。讀者在本書中將會看見波娃是如何發展關於自由的哲學並為其辯護，她如何希望呼喚讀者心中的自由而開始寫小說，《第二性》這本著作如何改變她的人生；也會看見波娃是如何希望自己身為知識分子所寫出的著作不只能喚起讀者的想像力，更能在他們生命中創造實質影響，因而開始書寫自己的人生，並投入女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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