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脈脈含情：遇見侯孝賢 ／ 執行主編蔡逸君

小學時我同學家是開戲院的，所以一到假日，小朋友們都很喜歡去他家做功課。我們在放映室隔壁的房間一邊算算術，一邊從木板牆的縫隙看電影。其實大可以下到廳內去看，但我們喜歡偷偷地看，好像這樣才有「賺到」。那時戲院是我作夢的天堂，隨著恐龍、大金剛、星星超人、閃電五騎士等等「人物」，我不知投身銀幕幾百次，跟著電影去歷險。後來在真實世界，當我戴上星星超人的面具，感覺威風八面可以打敗全世界的壞蛋，然而玩具面具製作不良，遮住視野，我摔了跤受了傷，左眼角邊...

編織：細節‧寫實‧生活 ／ 侯孝賢．演講　楊佳嫻．記錄撰文
時間：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地點：台北光點演講廳
引言：聞天祥
主講：侯孝賢
記錄撰文：楊佳嫻
拍屋頂，拍大家沒看過的部分

六月初將要上映新作《紅氣球》，這是侯孝賢第二部以非台灣地點作為電影主要視域的作品。第一部則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珈琲時光》。台灣導演拍東京的故事，拍巴黎的故事，用的也是日本和法國的演員，這對於總是強調寫實、強調細節、強調切身在地記憶的侯孝賢來說，似乎是一個令人意外的選擇。

明日將飛坎城參加影展。影評人聞天祥笑言，去年他到坎城，在路上遇見了侯孝賢三次，卻擠不進《紅氣球》放映會。最後一場，起床時已經晚了，匆匆趕到現場，正在絕望之餘，「大概是我這張台灣臉起了作用吧」，門口的法國工作人員主動問他：「你想進去看《紅氣球》嗎？」聞天祥點頭如搗蒜，「就這樣被撿了進去。」

談起拍攝《紅氣球》的因緣，侯導說：「巴黎奧塞美術館二十週年紀念，找了四個導演，除了我，還有阿薩亞斯，以及美國與智利各一位導演，每人拍三十分鐘影片。阿薩亞斯手腳最快，一下子劇本什麼都好了，但他決定發展成長片。美國以及智利後來就沒下文。後來我也決定拍長片。奧塞方面對我們沒有什麼嚴苛的要求，只說電影中一定要出現美術館本身；可能因為他們不出錢，只出場地，所以不好意思要求什麼吧（笑）。」

奧塞提供了一切關於美術館的知識，甚至包括老家具如何修復、如何把畫掛上去等技術面的東西，這對於講究細節的侯孝賢來說是難忘的體驗。「但是，最讓我驚喜的，是讓我們看了屋頂。」冬天登上美術館屋頂，寒風竄刺，但抽高了看巴黎，是另一種感覺，「而且我就滿意這個屋頂」侯孝賢說，美術館內部很多人都看過，他想拍大家沒看過的部分。

故事架構確定後，開拍前，侯導曾詢問館方，所藏畫作是否曾出現紅氣球？果然有，不過卻是畫面上遠遠的許多小紅點：「電影拍攝作業開始的時候，那幅畫已經被挑中要送到日本展覽，為了這部片，館方趕緊把畫掛上去，讓我們先拍。」電影中也有不少部分是因應美術館的場地特色，例如反射、鏡像的畫面不少，因為奧塞本為車站，窗戶又多又大，「不是我喜歡拍反射，實在是不得已啊。」

與前輩對話，拍出當代特色

《紅氣球》這個片名與意象，很快就令人想起一九五六年法國導演拉摩利斯的同名電影，同樣是紅氣球與小孩的互動，侯孝賢說：「所謂向前輩致意，絕對不是要拍一部和前人一樣的作品，而應該是以前人的精神為基礎，拍出當代特色。《珈琲時光》或《紅氣球》，我都是用這樣的態度來拍的。」

例如《珈琲時光》是為了紀念小津安二郎百年誕辰，「既然是紀念、致意，當然不能拍一個毫不相干的東西，我就想，小津的特色是什麼？──他的每一部片都在嫁女兒，那我也來拍嫁女兒，可是，小津年代的女性恐怕還是比較壓抑的，一青窈飾演的卻是當下的年輕女性，對於愛情、婚姻的看法，恐怕不會跟上一代、上上一代一樣了。」於是，《珈琲時光》中的女主角陽子懷了台灣戀人的孩子，不打算結婚，卻想生下孩子，這是當代女性可能有的想法，她們更獨立了，更可以單獨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五十年前的《紅氣球》，那氣球是小孩神祕的朋友，小孩在意它，保護它，它也緊跟著孩子，甚至會捉弄大人。最後，紅氣球在一群孩童的搶奪中被打破，侯導說：「在我看來，這其實是預示了兒童成長後不可避免將要面對的成人社會，爭奪的，殘忍的。」最後整個城市的氣球都飛向了男孩，簇擁著他飛向了天空，有一點童話的感覺。五十年後的《紅氣球》，侯導說：「其實是同一個紅氣球啊，現在它是老靈魂了。它懷念從前和孩子相處的時光，回來了，隔著一點距離，默默關照西蒙。可是，現在的小孩也和過去不一樣了，他不一定只能跟氣球玩，他有許多玩具，對於氣球不是徹底的依賴，也同樣隔著一點距離，不一定像五十年前的男孩那樣遷就著氣球。」

這種保持距離的哲學，展現在劇情中，展現在侯孝賢和前輩的經典作品之間，也展現在他對改編的看法中，尤其是改編文學作品。「文字和影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愛看書的侯導說，在他的理解，文學是描寫的，影像是呈現的，假如亦步亦趨，光是文學原著的那些形容詞就可以把人搞死！

「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頭說，有人問他深度是什麼、深度在哪裡，他說，深度就在表面。」侯導認為這段話最適合拿來定義文學，文學的深度就在字與字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契合，是拉鋸，是反詰或駁抗，營造諸種美與意義。

至於戲劇性，他說：「很多人以為戲劇性就是灑狗血，有人死掉啦，大哭大鬧啦，那些誇張、過度、拖戲之類的東西。其實不是的。」他認為，當世界按照既定軌道、主流價值來運行的時候，大家就覺得生活如常，可是，一旦偏離軌道，違背一般人認定的常態，就會有衝突，有掙扎，這才是戲劇性。


那些好的、生活的演員們

侯孝賢不怎麼喜歡使用職業演員，是影迷都知道的事情。他說：「我喜歡找生活的演員──當然，《海上花》是個例外。我喜歡親自跟演員談，談的過程去觀察，去捕捉一種感覺，然後就知道是對味，還是不對味。」但是，這並不表示他絕對不用職業演員，例如《紅氣球》的茱麗葉‧畢諾許，或者是《珈琲時光》的淺野忠信以及其他幾個配角，他們專業的程度，大大提高了電影的質感：「這些好演員的表演是忠於生活，是充分呈現這齣影片的。而非明星本身的光芒。」

侯導提及，在日本拍攝《珈琲時光》，那裡的演員都是非常專業的。例如飾演陽子父親的小林捻侍，雖然劇本上本來安排了一些他的台詞，但在一幕面對女兒的戲中，他決定了以「不說話」的方式來表達，效果意外得好。「劇中陽子的父親是親生父親，可是母親是後母，後母難為，在丈夫與前妻的子女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所以，當小林居然沉默的時候，飾演後母的余貴美子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只好在有限的空間中繞來繞去，瑣碎雜念，去填補那分空白。一個不說話，一個拚命說話，前者表現了日本父親那種壓抑的情態，後者表現了後母努力想彌縫的情態，恰如其分。」

籌備《紅氣球》時，法國製片向他大力推薦茱麗葉‧畢諾許。「我就想，好啊，見面談談。她是個爽朗的人。我們談她演出奇士勞斯基的《藍色情挑》，她提起一件好玩的事，女主角喪夫、喪女，導演曾拿出兒童鞋子和棒棒糖，要她選一個；想了一下，她選了鞋子，導演就說，好，那我們就用棒棒糖！」侯導說茱麗葉談及此事大笑，那笑聲中充分顯示：「你們最愛出難題給演員，說是要刺激演員的思考，我知道你們這些導演在搞什麼！」

這位著名的女演員為了演好這個電影角色，一改過去深沉優雅的形象，決定把黑髮染成金髮，用自己的衣服搭配出一個生活煩躁瑣碎的藝術家、職業婦女、單親媽媽可能有的形象。聞天祥即直言，看完此片，茱麗葉在他心目中美麗女神的形象破碎了。這表示，她嘗試的確實是和過去截然不同的演出。

再者，茱麗葉習慣從劇本、對白中去理解角色，可是侯導沒有固定劇本，一開始她很不能適應。於是，開拍前他把對於這個角色的想像與設定，以講故事的方式說給她聽，包括角色的父母的職業背景、連結的社會事件、女主角本身的成長經歷等等，「我會構想出比電影真正需要還超出一百倍的細節，電影裡不見得用得到，卻可以幫助演員對角色有完整的想像。」

而飾演茱麗葉兒子的西蒙，七歲，侯導誇他聰明。這小男孩曾這樣回答記者：「假使我先知道表演是這樣，我會做得更好。」由於西蒙白天還要上學，因此可以拍戲的時間不多，電影中放學之類的場景，確實取的就是小男孩從自己學校放學的景觀。而主要角色中唯一的東方面孔，飾演保母的宋方，原本就是學電影的中國女孩，在歐洲待過，在片中宋方也就是飾演學電影的中國留學生，「演自己」。侯孝賢說：「這個角色也想過要找台灣人來演。不過，現在歐洲的台灣留學生，太時髦，太漂亮，而且也沒有人在打工當保母了。」


今年是我的「職業元年」

席間聽眾問起侯孝賢和朱天文的合作關係。侯孝賢表示，正確來說，這次劇本不能說是朱天文寫的，她扮演的是討論和整理的工作。導演必須從故事發想到劇本完成，每個細節都要掌握，中間經過不斷的討論，有時候甚至一邊拍一邊調整。最後，朱天文整理出來，「我幾乎可以說是不用看了，因為每個環節都參與，所以熟悉得不得了，愈是熟悉，愈能夠在發生意外狀況時進行調度與修改。不過，雖然我是不太需要了，其他人還是需要一個大致的根據。劇本最後寫出來不是給我，是給其他工作人員的。」他強調，對他來說，那個討論的過程非常重要。

侯孝賢認為，導演如果不懂編劇，那很吃虧，會變成只是技術性人員，永遠都要依賴別人。「我有個習慣就是看到什麼就記下來，很小很細的東西也是，這都是在累積，累積得多了，有一天就會變成電影裡的一部分，就像許多知識、技術，練習得多了，就會變成直覺的一部分。」他說，作為電影人的漫長生涯中，一開始可能是靠直覺，慢慢地就會產生出一種自覺，自覺地去吸收、創造，而這種自覺讓自己不斷去累積東西，最後這自覺又變成了直覺的一部分。

細節的累積幫助藝術上寫實的處理，「就算是拍魔幻寫實電影好了，基礎一定還是寫實，而不是魔幻。」侯導特別提到在日本拍片時，有機會看到東寶電影公司的美術手冊，好厚好扎實的一本，翻開來，各種年代各種人物的髮型、化妝、服飾應該如何如何，都是非常清楚規定好的，不能違背史實。「例如日治時代的警察，台灣很多電視劇或電影，都讓警察穿白制服，其實應該是灰制服嘛，以前是黑白照片，灰制服看起來像是白的。」

侯孝賢認為自己「天生就是可以拍片」。他說當年從國立藝專影劇科畢業，那是別人的最後志願，卻是他的第一志願。「我剛開始踏入電影界，參與的都是一些喜劇的製作，例如《就是溜溜的她》、《蹦蹦一串心》之類，都很賣座。久而久之，就會想把自己成長經驗過的東西放到銀幕上去，想拍自己成長的時代，所以《風櫃來的人》等作品，少年的狂躁、追逐、廝打等等，都是我經歷過、目睹過的，是我的世界。」

座談即將結束時，侯導語出驚人地說，今年算是他的「職業元年」。因為，過去拍電影，他做的是自己最喜歡的事情，總帶著一種玩耍的、探索的心情。可是，國片內需市場一直萎縮，搞電影的人得要步步為營，「今年開始我真的得把電影當作一個工作，要處處計算，真的是『職業化』了。」他說，電影需要一整個工業來支持，各種事務中最雜的就是宣傳，宣傳必須砸下一定數量以上的金錢，否則等於看不到，而完全不宣傳的話，在當前的訊息社會中，等於不存在。「《紅氣球》也才五家戲院上映，要回收是很難的，雖然說是找到了一些宣傳的點，例如和米勒的美術展覽結合等等。」他提及，國片票房蕭條，去年國片營收占了全台灣電影營收的百分之七，算是比往年都好，「但那是因為有《色‧戒》啊。」

今年侯孝賢還當選台灣導演協會的理事長，要做一些國片的推動。他仍然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政府方面的幫助，例如各縣市的國民戲院，專門放映國片，或者如忠孝復興捷運站這樣熱鬧的地段，釋出一定比例的廣告看板，以較為低廉的價格給國片使用等等，放映地點、宣傳空間上有一定的保障，可以有效解決國片所遭遇的部分難題，而讓國片在其他方面有較大轉圜。

寫實是侯孝賢電影的基本，卻也是最困難的部分。他說，近來有個團體想拍謝雪紅的故事，找他當顧問，他問對方，電影主要語言是什麼，答曰普通話，「這是不行的，謝雪紅跑到大陸去的那個時候，一定是南腔北調，還有閩南話、日語，以及帶著台灣腔調的普通話等等，光是這個演員就很難找了。」至於著手中的新片《聶隱娘》，聞天祥說他非常期待在一片武俠氾濫的時刻，侯導可以為大家帶來耳目一新的東西。侯孝賢說，他閱讀大量相關資料，發現唐代的趣味，以及拍攝電影上的困難，還是可以從「語言」這件事情來看，「官話在當時還沒有形成，長安又是大都市，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匯聚於此，交流頻繁，一定要靠翻譯」──靠翻譯的武俠世界？確實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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