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檢疫的英文「quarantine」 源自義大利文的「quarantena」， 是「quarantagiorni」的簡寫，意思是「四十天」，這是人類對流行病最古老、也最一致的反應之一。理論上，隔離檢疫一直是小規模的，它的運作機制是把疑似患病的人跟已知健康的人給分隔開來，但這種看似簡單的區隔，卻開啟了哲學不確定性、倫理風險與政治權力可能的濫用。
雖然隔離檢疫在後勤執行上可能很困難，但它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你的體內可能有某種危險的東西—某種具有傳染性的東西—它正處於掙脫束縛的邊緣。你想看看它是否會出現，而你需要的空間與時間就是隔離。隔離是一種有效的醫療工具，但在道德、倫理、宗教問題上，它也是一種異常詩意的比喻：它是一段等待期，讓你看看潛藏在你體內的東西是否會顯露出來。
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來，隔離檢疫一直是用來在「已知」與「未知」之間建立緩衝。它延遲了我們與某種我們不理解、且缺乏天然免疫力的東西接觸。它從本質上就是一種空間性的解決方法，其核心是監測。建築師與工程師設計的隔離空間，無論是專門的醫院病房、改裝的Airstream 露營拖車、改造的汽車旅館或氣密的溫室，都是試圖消除我們與他人互動的風險。正因如此，隔離在歷史上最常發生在交流場所、入境關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物種交會的地點。事實上，某些現有的地緣政治邊界，就是因為隔離才存在的。民族國家與帝國曾經如臨大敵地想保護自己躲過即將到來的威脅，這些分界線一直留存到今日。面對恐怖的、致命的事物，我們當然會想方設法延遲它的到來，而這種延遲就是隔離。
在今日，隔離檢疫的重要性史無前例，因為我們以有利於新型病原的方式改變環境，動搖平衡。細菌與病毒光靠數量就能在與人類的關係中佔據上風，更別提它們還有更快的世代循環這項演化優勢。它們現在能在數小時內在各大洲之間跳房子、乘坐噴射飛機環遊世界，並沿著貿易與旅行網路傳播。當我們改變氣候、深入世界各地未開發的地方、砍伐雨林、干擾偏遠洞穴來破壞生態系時，我們也開始接觸野生動物，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會食用、養殖、把牠們—以及牠們的疾病—帶進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為數以千計的病毒和細菌提供了溢出（spill over）或跳躍傳染宿主的機會，進而釋放新的瘟疫。隔離是我們手上最好的、有時也是唯一的武器，幫助我們保護自己、對抗真正的新型病原。隔離為我們爭取了應變所需的時間與空間。
正式來說，人類至少從十四世紀開始，就一直在對自己與彼此進行隔離檢疫，以應對黑死病。一三七七年七月，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濱海城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制定了公認是世界上第一套具體規定隔離的強制公衛措施。當地的大議會批准了一條規定：「來自疫區者不得進入杜布羅夫尼克或其地區，除非先在姆爾坎聖馬可（St.Mark, Mrkan）小島或察夫塔特（Cavtat）鎮度過一個月，這是出於消毒目的之考量。」杜布羅夫尼克的長老並沒有在疾病來襲時關閉城門，犧牲交易帶來的經濟利益，而是建立了一道緩衝，延遲潛在感染人員與貨物進入城市的時間，直到證實安全才放行。
因此，隔離檢疫是一種古老的工具，卻在我們的現代世界重新佔據中央舞台，它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宗教起源：隔離最初只限三十天，而四十天的隔離卻為這種經驗賦予了神學上的重要性。藉由採用四十這個數字，隔離在概念上就能追溯到聖經時代。自那時起，隔離就是一段淨化的時期，明確援引了基督在沙漠中的四十天、基督教大齋節（Christian Lent）的四十天、迫使諾亞建造方舟的四十天降雨，甚至是摩西在西奈山（Mount Sinai）山頂等待十誡所花的四十天。
正如珍．史蒂芬斯．克勞肖（Jane Stevens Crawshaw）在《瘟疫醫院：近代早期威尼斯城市的公共衛生》（Plague Hospitals: Public Health for the City in Early Modern Venice）中強調的那樣，「隔離期的宗教意義並非巧合，它被選中是為了撫慰隔離者，以及鼓勵人們把隔離視為一段在奉獻中度過的淨化期。」這讓隔離既是以信仰為基礎，又具有醫療的性質，既是對靈魂的淨化，又是對身體的清潔。隔離就是為了體驗淨化、讓自己與世界保持距離，然後以重生的姿態再度進入世界，確保自己擺脫了充斥髒汙的傳染。
在二○一六年九月一個灑滿陽光的寧靜黃昏，當時離新型冠狀病毒使世界停擺還有好幾年， 路易奇． 貝爾蒂納托伸手迎接我們進入奎利尼． 斯坦帕里亞基金會（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在威尼斯的圖書館。貝爾蒂納托是一名醫生兼公衛政策專家，年屆六十，皮膚黝黑又朝氣蓬勃，巧妙弄亂的頭髮只露出一絲灰色。他曾是義大利維內托（Veneto）大區的國際衛生主任，後來也擔任義大利國家COVID-19 應變小組的首席科學顧問。他頗為熱衷於隔離檢疫這門學問，對這項工作的醫療史、未來應用及獨特的倫理責任，都鑽研甚深。
我們與貝爾蒂納托見面的這座圖書館， 是奎利尼． 斯坦帕里亞（Querini Stampalia）貴族世家的最後一位成員創立的。在他的希望下，假日時圖書館會對大眾開放直到午夜，這是為了確保威尼斯人在其他圖書館關閉時，仍然有個地方能「研習有價值的學科」。（今天，圖書館已改成在比較適中的晚上七點關門，因此我們主要是在閉館後參訪，這也導致當晚出現了一個趣味時刻。）
貝爾蒂納托與歷史學家兼奎利尼．斯坦帕里亞圖書館員安吉拉．穆納里（AngelaMunari）在館內跟我們會面，貝爾蒂納托負責為穆納里口譯。穆納里身材嬌小、行動俐落，她戴著歸檔用的白手套，引導我們穿過古老的書架和現代的辦公室，進入一個擺滿手稿的房間。這些手稿都涉及醫學、流行病與隔離檢疫，有些已有將近六百年的歷史，有些是羊皮紙、有些是紙，頁面往往斑駁並充滿汙跡。穆納里小心將手稿一一攤開，向我們展示地圖、威尼斯官方公衛命令、有點可怕的解剖圖、私人住宅的消毒流程、不明疾患的推定療法圖解等等。整個房間瀰漫著皮革封面和陳舊羊皮紙的濃濃氣味，混雜著貝爾蒂納托的古龍水香茅味，這是一款清爽的柑橘調香水，跟殺蟲劑有微妙的相似之處。我們後來開玩笑說，鑒於這座城市的瘧疾史和對抗蚊媒疾病的經歷，這款香水是很匹配的巧合。
結果證明，貝爾蒂納托和穆納里是非常理想的嚮導，我們跟他們兩人一起探索隔離檢疫的歷史與未來，而威尼斯是最適合開啟這場對話的城市。畢竟，隔離或許是在杜布羅夫尼克最早強制執行，卻是在威尼斯這裡被精煉成一門建築與空間的科學。威尼斯是一座由島嶼、運河、橋樑、碼頭構成的迷宮，它本身就是試驗新型地理控制的天然實驗室。正如珍．史蒂芬斯．克勞肖所寫的，這座城市已經成為對抗疾病傳播的
骨架，她稱之為「一種保護形式的都市空間操縱」。
就連奎利尼．斯坦帕里亞圖書館都是坐落在一座島中島上，只能透過一座又小又容易堵塞的步行橋才能抵達，正是這樣的地形，讓這座城市便於進行檢疫與隔離。威尼斯潟湖依然擁有三間令人印象深刻的檢疫站（lazzaretto）遺跡，每一間都在不同的島上，每一座島都離市中心愈來愈遠。
我們一邊討論，一邊審視攤開在桌上、不同世紀的威尼斯地圖，並觀察這座城市的隔離島在地圖上顯眼的標記。貝爾蒂納托解釋：義大利文的lazzaretto（拉撒路）就是檢疫站的意思。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這個詞（英語形式的拼寫是lazaretto）最有可能源自拿撒勒聖瑪利亞（Santa Maria di Nazareth）的變體，拿撒勒聖瑪利亞是那座島原本的名稱，威尼斯的領導者在島上建造了全世界第一座用於隔離檢疫的永久設施。
從「拿撒勒」演變成「拉撒路」（Lazarus）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拉撒路（根據《路加福音》，他是聖經裡滿身是瘡的乞丐，在一名富人的門外乞討）也是痲瘋病患者的守護神。不論是以童貞純潔的聖母，或是以獲得上帝恩典救贖的染病異鄉人來為一處設施命名，這種相互交織的語源學都是相當詩意：檢疫站是分隔純潔與危險的地方，就連它的名稱都是如此。
歷史學家認為，在一三○○年代之前，歐洲與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已經享受了幾個世紀沒有流行病的相對自由。關於黑死病究竟起源於何處，目前還沒有充分的共識，不過許多人相信它最初是在中國或中國附近爆發的。有報告指出，一種神祕疾病在一三三○年至一三五○年之間，消滅了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隨後統治元朝的蒙古人宗族滅亡，由明朝取而代之，使該假說更具說服力。目前已知的是，鼠疫在一三四六年已經到達黑海，歷史學家認為，在卡法之圍（Siege of Caffa）（卡法現稱費奧多西亞［Feodosiya］）期間，發生了一次關鍵的傳播事件。卡法是熱那亞人在克里米亞半島建立的一座重要港口，目的是與東方進行貿易。根據當時的記載，進攻的蒙古軍隊使用投石機將滿是鼠疫的屍體扔過城牆，這些屍體在街上堆積如山，把傳染病散播給義大利商人及水手。當他們逃跑時，就把疾病帶回地中海，「彷彿帶來了惡靈」。
無論鼠疫的傳播是否應該歸咎於這種可怕的生物武器，鼠疫都在一三四七年透過來自亞洲的貿易商船抵達了歐洲港口。而人們對這種疾病的恐懼始終與香料貿易帶來的巨大財富彼此拉扯。（這兩者的聯繫非常緊密，因此在一三四八年，鼠疫肆虐的亞維儂［Avignon］宗座廷中有一名官員寫道：「人們不會食用或處理任何種類的香料，除非它們已經存放一年之久。」）
因此，十四世紀的威尼斯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市：一種神祕、高傳染性的疾病開始感染整個地中海歐洲的人，危及當地的居民與他們的收入來源，而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遏制這種疾病。貝爾蒂納托指出，在這場大流行結束時，威尼斯已經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
這種疾病被稱為黑死病，因為它的病徵之一，是患者的四肢會像木炭般發黑。另外，它也會導致患者鼠蹊部與腋窩的淋巴結異常腫大。這些腫脹的形態被稱為淋巴腺腫（bubo），因此我們如今將這種疾病稱為腺鼠疫（bubonic plague）。穿刺淋巴腺腫非常可怕，當時的醫生必須使用一根插有刀片的長棍，這樣在切開患者的腫脹腺體時，才能跟湧出的惡臭、具傳染性的膿液保持距離。惡名昭彰的瘟疫醫生服裝有一張邪惡的鳥喙面具。穆納里告訴我們，這種服裝起初是在法國設計的，卻在威尼斯受到熱烈歡迎，它在當地融入了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而且經常有人在嘉年華慶典穿戴它。鳥喙面具裡會塞滿大蒜及香草植物，以便中和腐臭、腺體滲出液與死亡的氣味。（如果是新鮮切碎的大蒜，或許真能提供一些保護，因為蒜素［allicin］這種揮發性化學物質，除了使壓碎的大蒜散發獨特的氣味，也是一種吸入型抗生素。）
為了釐清為什麼正式的檢疫措施與相關設施是出現在歐洲，而非中國或黎凡特（Levant）（黑死病較早侵襲但同樣嚴重的地區），穆納里解釋，我們需要瞭解當時用於診斷疾病及健康的特殊準則。黑死病在一三○○年代首次侵襲威尼斯時，二世紀希臘羅馬醫生加倫（Galen）的想法依然是歐洲醫學論述中的主流。他提倡的假說就是「體液」說，這種學說相信血液、膽汁、痰，以及尿液，是瞭解人體健康與生理學的關鍵。
伊本．西那（Ibn Sina）是十一世紀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伊斯蘭醫生，在歐洲被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他的觀點就是建立在加倫的想法上，但有時也會產生分歧。阿維森納在他的《醫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一書中將疫情爆發的原因歸因於體液、瘴癘論（miasma theory）、宇宙影響的複雜混合，還有呼吸性傳播或水媒傳播。在這
樣的體系中，個體的生活方式和黃道圖，可能就跟他們接觸到不良空氣一樣重要，甚
至更重要。
除了這類理論之外，當時的人幾乎都是透過神學架構來理解疾病，偉大的宗教傳統往往將瘟疫侵襲歸因於神的旨意或宇宙的力量。然而，人們建議的應變方式卻眾說紛紜。威尼斯人猜想，也許鼠疫是神明為了懲罰威尼斯在商業上累積的財富—畢竟《聖經》宣揚了一種相對貶低商人的觀念，認為商人重視瑪門（Mammon）甚於上帝，還經常行騙。此外，根據醫學歷史學家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的說法，當時的伊斯蘭學者更有可能把瘟疫導致的死亡視為「神的慈悲或殉道，而非懲罰」。事實上，儘管阿維森納嘗試建構出一套傳染理論，但哈里森指出，疾病傳播可能與上帝的旨意無關這一想法「對許多穆斯林來說是極為可憎的」。相似的是，中國歷來也認為流行病是宇宙不諧的結果，遇到這種情況時，需要的是祈求神明息怒，而非建造檢疫站。
在一個對感染缺乏現代科學理解的社會中，究竟是什麼導致黑死病這個問題引發了無止盡的猜測。在這場辯論中，有些人開始主張，這種疾病是由日常生活中某種實質、某種真實的東西導致的。細心的觀察者注意到，鼠疫的傳播似乎與外國港口的人員及貨物往來有密切關聯，而這種神祕的疾病已經在那些外國港口四處蔓延了。如果疾病能以一種可預測的方式，從特定地點傳到杜布羅夫尼克或威尼斯，那麼它就是一種世俗的傳染，而不是什麼靈性的病症。隔離檢疫的概念正在成形，儘管接下來幾百年中，關於它的基本原理還是爭論不斷。（直到一八○○年代中期，羅伯．柯霍［Robert Koch］的發現啟發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病菌論，感染傳播的微生物機制才終於得到證實。）
將人員與貨物維持在徹底遠離城市的隔離狀態，使政府能利用城市本身來實地試驗這種新興醫學假說。檢疫是揭示人們感知到的身體互動、空間遠近、疾病之間聯繫的一種方式，這證明了我們應該透過流行病學的視角來理解，而非占星術或體液假說。貝爾蒂納托解釋，從這個角度來看，檢疫的接受與施行也是醫療實務現代化的早期歷史風向標之一，它顯示出人們在尋求解釋疾病來源時，對世俗及科學—而非宗教及超自然—至少抱著一種試探的信任。
威尼斯等富裕的地中海共和國會採用隔離檢疫作為官方政策，這並不是巧合。這裡與世襲君主制或封建制國家截然不同，獨立公民會選出領導人。而對公民道德的承諾以及對共同利益的投資，就體現在為城市建造一間專用的檢疫站，或是一間像奎利尼．斯坦帕里亞這樣的圖書館。這需要強烈的社群意識與共有的身分認同。因此，隔離與檢疫不僅是政治現代性及醫學理性的早期範例，也是公共精神和實證科學的早期範例。
這其實多少有點諷刺。如今，隔離檢疫常被認為是中世紀的、甚至原始的做法，但在黑死病時期，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種相當成熟且現代的方式。儘管如此，隔離檢疫在當時也和現在一樣飽受批評。我們在圖書館中回溯時光，研究了貝爾蒂納托和穆納里收集的地圖與論文、如美麗漩渦般的黑色和紅色墨水所描繪的山陵與城市、器官與循環。穆納里告訴我們，義大利不同城市的醫學院會彼此競爭，對鼠疫也有不同的解釋。
貝爾蒂納托一邊翻譯一邊點頭，並補充：這種醫學派系已經是長年的問題。當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管轄全球遏制傳染病威脅的法律架構）的最新修訂版時，貝爾蒂納托也是代表義大利的團隊成員。他告訴我們歐洲不同地區的專家充滿分歧，更別提那些更遙遠的地區了，這使談判足足停擺了數小時。貝爾蒂納托說：「關於那些衛生法規的爭論，跟五百多年前威尼斯的爭論根本如出一轍。」這是他研究隔離的歷史與未來時反覆出現的主題。在他看來，我們似乎註定要再度犯錯，卻也有幸再度成功。
他指出，即使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實務操作也跟早期的醫學理論和迷信觀念脫不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實務依舊是公衛領域的核心。穆納里指向攤在桌上的各種醫學手稿，包括一份十五世紀反對傳染理論的手稿。這些資料都說明，在腺鼠疫肆虐歐洲將近一百年之後，人們對於腺鼠疫的發生原因或如何預防傳播仍然沒有共識。在歐洲各地，應對流行病的種種措施，包括從放血等古老的醫療技術，到屠殺城市裡的所有猶太人來平息上帝怒火（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中，猶太人不僅拒絕承認基督是彌賽亞，也對基督受難負有直接責任。）等種族屠殺的恐怖行徑，最終都被證明既無效又殘忍。事實上，在一五一六年，威尼斯還建立了歐洲第一個官方「猶太人區」（ghetto），將隔離的衛生理論應用到猶太人身上，他們被強迫遷移到卡納雷吉歐區（Cannaregio）的一座小島，那裡唯一的交通路徑只有兩座帶門的步行橋，而且每晚都會上鎖。
因此，對貝爾蒂納托而言，威尼斯隔離檢疫的故事，並不是科學進步戰勝了迷信及獵巫的濃霧，而是更有警世意義，提醒我們今日仍然面臨同樣的挑戰。人民仍然常常不信任醫療當局。針對究竟該怎麼對抗傳染病散播，市府官員與宗教領袖、商人與公衛專家，或是醫生與病患之間，都還是爭執不休。無論是小販或總統，都有人支持根本未經證實的療法，外來者和少數族群也依然被不合理地視為疫情爆發的罪魁禍首。貝爾蒂納托彷彿已經預料到不久後的二○二○年，在義大利嚴峻的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提醒我們務必記住：想說服人們相信隔離檢疫、經濟停擺、佩戴口罩等公衛措施對他們最有利，需要極大的信任、領導力與社群凝聚力。而正是因為隔離檢疫承認不確定性，所以很多人認定施行隔離，就等於專家和領導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諷刺的是，如果熟知隔離檢疫的歷史起源，你會發現，如今更偏向迷信的居然正是檢疫。
地圖和手稿來來去去，舊檢疫站的樓層平面圖、解剖圖，然後是郵輪行程及飛機航線的地圖，貝爾蒂納托警告，威尼斯等城市依然與傳染病的世界息息相關。伊波拉病毒（Ebola）、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ID-19 等大流行的輪廓，在二○一六年就已經很清晰了。我們談了好幾個小時，直到日落，早已遠遠超過預計時間，最後穆納里道了晚安，把這些珍貴材料小心放回檔案庫裡。
此時，貝爾蒂納托的眼睛一亮，端出了一個驚喜：一套他委託義大利的戲服設計師所製作的特別服裝，設計師名叫伊莉莎．科貝洛（Elisa Cobello），是他朋友的女兒。他從包包裡取出兩套服裝，一套是二十一世紀的泰維克（Tyvek）個人防護裝備，就是他在非洲治療伊波拉患者時穿的那種；另一套是依照貝爾蒂納托的要求縫製的，一件黑死病時代的瘟疫醫生長袍，配有一個喙狀頭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我們談話時，這個頭盔居然一直藏在他的包裡。
貝爾蒂納托接著花了二十分鐘，在我們面前穿上這套中世紀威尼斯的瘟疫醫生服裝，同時指導傑夫如何以正確順序穿戴現代的個人防護裝備。這兩套服裝都需要遵循一套費力的穿戴步驟，即使在非緊急情況下，都不容易穿戴正確。貝爾蒂納托這麼做，並不是想表達現代醫療裝備就跟塞滿百花香（potpourri）的鳥喙面具一樣無效。完全不是這樣。相反地，他的重點是：人類在回應我們不理解的事物時（不論是黑死病、伊
波拉病毒，或是幾年後出現的COVID-19），採取的方式之一就是制定規約和程序，當我們試圖戰勝眼前的未知，這些儀式性行為會讓我們安心。從薰香草藥到乾洗手、從威尼斯的檢疫站到高級防護設施，它們都能減少接觸和限制暴露，將陌生的威脅拒之門外。
兩人就這樣全副武裝，並肩站在一起。傑夫穿著連帽泰維克防護服、戴著N95口罩及護目鏡，汗流浹背；貝爾蒂納托幾乎全身都包在他的恐怖片服裝裡。下一秒，我們聽到外面的走廊傳來一聲驚呼，是個保全人員發出的。當這奇形怪狀的兩人回望著他時，他看起來困惑不解，而且頗為驚恐。原來，當我們吹毛求疵，努力想遵循正確步驟穿上防護裝備時，我們全都忘記時間了。圖書館已經關閉將近半小時。那位保全以為他巡邏時已經空無一人，沒想到卻撞見這個文藝復興神祕儀式混搭生物危害防治的活動。
貝爾蒂納托脫下面具，保全看到他的笑容後鬆了一口氣，兩個人用義大利語交談了幾句後大笑起來。
我們在威尼斯時，跟圖書館員安吉拉．穆納里與奎利尼．斯坦帕里亞基金會的路易奇．貝爾蒂納托博士見面。照片中，傑夫．馬納夫和貝爾蒂納托博士穿戴了不同時代的瘟疫服裝：傑夫穿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個人防護裝備，而貝爾蒂納托博士穿的是黑死病時代的臨床醫生服裝。（妮可拉．特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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