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散與紛亂之中,重新追問香港與自由的關係。
※從個人經驗、社會制度到思想哲理,深掘開放社會的根基與困境。
香港的「開放」是在遵守共同及公正的規則基礎上,尊重差異、接納批評,並讓思想和活動持續交流的一種社會傳統。
然而,當政治走向極端,人們被迫或選擇離開熟悉的地方,知識、文化與共同生活的經驗也會隨之分散。
對香港而言,離散是近年許多人親身經歷的時代處境,也是回望戰後香港歷史時無法迴避的課題:當人們遠走他方,原本支撐自由生活的價值與傳統,還能如何延續?
《開放社會與離散》收錄三十五篇文章,從戰後香港的公共廣播、管治倫理、大學教育與中西薈萃的文化傳統出發,與波普、海耶克、鄂蘭、歐克秀、以及當代的中華憲政/儒學等思想家的政治哲學對話,探討自由、法治、寬容與公共生活的思想和制度的根基,回望香港如何形塑了戰後幾代人的思想和實踐。
作者簡介:
張楚勇
2022年中退休前,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他追尋學問的範籌集中在近現代的政治和人文思想。退休後主要居住於倫敦。
目前是美國歐克秀學會(Michael Oakeshott Association)的會長(President, 2025-2027),並於2026-2028年再次出任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
主要學術著作有:Hayek and Post-War Chinese Liberalism: Beyond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Palgrave Macmillan, 2024),《弗雷德里希.海耶克》(聯經,2018),The Poetic Character of Human Activity:Collected Essays on the Thought of Michael Oakeshott(Lexington Books, 2012, with Wendell John Coats, Jr.),The Quest for Civil Order: Rule, Politics and Individuality(Imprint Academic, 2007)。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洪清田(退休獨立知識人,曾在香港創辦青年文學獎,發表過十册「香港學」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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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代序 反思香港與自由
「我不相信,沒有個人經驗的思想過程是可能的。任何思想都是經驗的反思。」——鄂蘭
自由之自覺
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一書,到今天仍被視為是華文世界中關於自由思想的傑作。張氏在一九五四年為該書撰寫序言時說:「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得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
為什麼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個人權利是「無法出讓」的呢?張佛泉在書中作出的以下解釋至為關鍵:「『無法出讓的權利』之說,其道理並不在人曾有此權利,因之不可以出讓,乃因人一朝有了自由之自覺,即無法將此自覺出讓。人既已自覺為一主體,即使有意將權利之形式出讓,無奈自由之自覺卻依然還在。至此,人權已無法與生命撕拆得開。故人在歷史過程中,未至自覺自由階段,尚有被奴役可能,但一朝意識到自由,便已無法再將它排除。人權不但無法由人拋掉,甚至無法為他人所否認。摧殘人權(一如屠宰人群)是可能的,但否認人權則不可能。因一朝不承認人係權利主體,此人便先已自外於人之社會。」
佛泉先生在這裡說的「自由之自覺」,是一認識的過程,是人在思想上進行反思的結果。人可以是活在自由的國度而不自覺,所謂「相忘於江湖」。在去國流亡,「相忘於江湖」變成「相濡以沫」的時候,人自覺的主體對過往未知其所以然的經驗進行哲理上的反思,從而建立了自由之自覺的認識,這也許正是佛泉先生寫《自由與人權》的貢獻。
《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是一本文集,分五組文章,共三十五篇。大部分文章寫於二○二二年後,一個政治紛亂、大批香港人離散至外地的年代。
文章雖然具體內容每篇不同,卻有以下的連貫性:那就是在這紛亂離散的時代,反思和回顧戰後香港相對自由開放並抗拒極端政治的傳統,以及這傳統延伸出來的理念、價值、制度和實踐。文章的反思,很多時候是透過閱讀相關課題的一些主要著作進行,或回顧作者在香港的親身經歷。
要對這傳統進行系統、深入和尋根究底的反思,是認識上的大課題。但要對戰後香港開始「自由之自覺」的思考,卻毋須先有一完整和全面的計畫才能進行。反思也有不同的層次。文集中,有些文章觀察具體的、生活的現實經驗;有些則追問和分析這些經驗和傳統背後的理念、價值和制度;也有些試圖尋根究底地努力反思其知識上的哲理以及人文的根據。
文集的文章及其反思,難免片段零碎,不能跟《自由與人權》系統地提出「自由之自覺」相提並論。但作為開始,我希望能較深刻地認識到,這傳統是怎麼在香港漸冒出來,並盡量釐清其賴以存在的前提、土壤及其蘊含的觀念、價值和不足,從而進一步了解戰後香港與開放社會、香港人與自由的關係。
華人社會與英式自由
來自倫敦經濟學院的艾格思(Joseph Agassi)和賈維(I C Jarvie),是二十世紀自由思想和科學哲學家波普的門生。他倆在一九六○年代初、中期,曾先後在香港大學哲學系任教,並引用過波普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於一九六九年出版了研究戰後香港社會的專著《香港:一個過渡的社會》(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賈維後來在一九七○年代,也出版了反映香港電影及從中透視出香港社會特色的專書研究(見《香港之窗:香港電影工業和香港觀眾的社會學研究》〔Windows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這些著作關注的一個重點,正是觀察和分析,戰後十幾二十年來的香港社會,是否正從一個以華人移民/難民為主的殖民地,發展為一個現代的開放社會。
《香港:一個過渡的社會》提到,戰後的香港雖然主要是個華人社會,但除了新界的傳統村落,香港和傳統的華人社會是有重要分別的。
艾格思和賈維指出,儘管戰後香港的華人承襲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但由於當時的香港,特別是佔主導地位的市區,因為戰爭、政治、經濟和家庭團聚等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個移民/難民社會,缺乏傳統華人的宗族、本土士紳官吏階層和制度等作為中介,其邁向現代社會時的潛在可塑性,和傳統華人社會頗不一樣。加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式傳統、價值、制度和習慣,在社會的上層有壟斷地位,因此能在整個香港,尤其是菁英階層和正規的體制中佔主導位置。
這些移民/難民在香港出生的下一代,其成長過程自然受到家庭和中華文化的影響。但在教育、流行文化、專業工作以及公共領域中的正式制度裡,不論是語言、理念、價值和行事標準,在相當程度上都是英式或西式的。因此,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兩代的華人相比,不單在文化、思想、習慣上開始不同,他們的關注焦點和視之為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愈來愈以香港為中心,並且中西夾雜。一九六六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觸發的抗議和數以千計年輕人在九龍街頭的騷動,賈維認為正是這種社會轉變的反映。
在政治思想史的領域內,有一種說法我認為是不無道理的,那就是在現代之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不論中外,主要是以追求善治社會作為最高目的。無論是古希臘柏拉圖(Plato)在《理想國》(The Republic)主張的哲王,還是古典儒家那大學之道明德至善的追尋,皆有類似的要求。但當歐洲進入十六、十七世紀,個人地位逐步上升的現代,以遵守公正的共同規則來保障個人自由的思想和制度,取代了古典時代對至善社會的追尋,自由成為了現代社會的政治範式。其中英國更被認為是西方不少自由思想和制度的重要發祥地。在中華世界,自從嚴復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有系統地將西方的論自由和社會發展的現代經典翻譯到中國後,自由也成為中華文明現代化的一大價值。
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社會中,香港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它被英國殖民者直接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不少英式的,和自由傳統有關的制度和實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甚至主導著香港的發展。這是中國大陸和臺灣所沒有的。新加坡這個華人佔多數的社會也曾是英國殖民地,但馬拉裔和印度裔的居民為數不少,加上獨立後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地以選舉/家長威權制的方式一直治理著新加坡,公權力對社會和個人的限制和干預,相對於香港而言,反而是更多。
認識個人自主性的學習
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五○年代下半在香港出生後,一九六○年代在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官立小學讀書,一九七○年代先後在天主教和聖公會辦的中學就讀,然後於一九七七—一九八○年問學於非常英式的香港大學哲學系和政治系,並於一九八○年代初至中,分別在港英政府的香港電臺和政務職系從事公共廣播和公共治理工作。
一九八○年代下半至一九九○年代中,我和妻子到了倫敦工作並生兒育女。我之後半途出家,回到香港的大學從事教與學的工作近三十年,直至二○二二年中退休後,返回英倫與子女家人團聚。我在香港的經驗,可說是既得益於其戰後的經濟起飛、幾十年逐漸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以及中西薈萃的環境。退休前,我和香港更經歷了好些年的大規模的社會政治抗爭運動。
現在細心反思我在香港的學習、成長和工作經驗,香港在戰後能逐漸發展成東亞地區一個自由開放的大都會,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不少英式的價值、傳統、制度和習慣,在香港得以實踐。另一方面,實行革命黨國體制的中國大陸,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烏托邦社會工程所帶來的浩劫後,在開放改革政策下,於一九八○年代與英國就香港一九九七年歸還給中國的談判中,提出了保留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和普通法制度,並實行「一國兩制」。這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向點滴社會工程的一大轉向,也成為了香港的自由傳統能夠跨越一九九七年的根據。
上述的外在社會條件和我個人的香港經驗,使我退休後這些年,念念不忘戰後香港逐漸成形的自由傳統這課題。而我年輕時在香港大學的學習經驗,現在回想起來,對我重視自由開放也許是至為關鍵。
撫心自問,我在香港大學就讀學士課程的三年,並沒有認真讀書。
那時是一九七○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火紅年代的後期,我和運動的活躍同學一樣,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學生會的「放、認、關、爭」(即: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的活動中,只是花最低度的時間在功課學業上。即便如此,我在香港大學哲學系的受教經驗,讓我深受啟發。這經驗協助我建立個人的自主意識,明白到自由的人文精神對人之所以為人、對文明的發展,真是至為重要。
英國伊頓(Eton)公學校長科里(William Cory)曾經說過:「你到一家了不起的學校,最重要的就是學會自我認識。」要認識自我,便得既要有自我,同時也要學好認識的過程和要求。正是透過這過程和有關要求,主體的自我才得以逐漸確立。
科里認為,求學,不光是要取得知識,因為一般人大多能記取到相當分量的資料和知識。對他來說,求學,主要是在面對批評的挑戰下,磨練心智的認識。科里說:「到一家優秀的學府,是去學習藝能和習慣。學習專注的習慣,表達的藝術;學習短時間內,把握好新的知識立場;學習很快理解他人的思想,養成接受自己的立場被責難和否證的習慣,同時懂得有分寸地表示同意或異議。學習同時是要學會就是毫釐之差,也能準確分辨出來,並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可能範圍裡能達到的成果。學習就是學會有品味,分清優劣,既保持清醒頭腦,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懼。」(引文來自歐克秀〈詩在人類交談中的心聲〉〔“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儘管香港大學哲學系和伊頓公學沒有關係,但我一九七七-一九八○年在哲學系的學習經驗,使我對科里那番話,大感共鳴。
那時,哲學系是個細小的部門,老師好像就只有六、七個,全部都是英國學者。他們大概不是頂尖哲人,但在其專注的學術範疇內,個個都稱職,對相關學科的傳世經典和最新有分量的文獻都很熟悉,並且擁有自己的見解和有理據的立論。
在我修讀的哲學課中,系內學習的方式和風格,現在回想起來,是有以下幾個重點的。
首先,老師們授課或進行討論時,多是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例如在知識論的課程中,開宗明義的一個問題,很可能就是:「我們是如何真的知道的呢?」
接著,從探索這問題出發,老師會引導我們去認識對這問題的各種不同但同樣是經典——也就是受得起時間考驗,到今天還是最有分量和相關——的回應。
例如,以心物二元為前提的經驗論者,認為要把求知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對象截然區分開來。於是,對他們來說,回答這問題的關鍵,便是主體的認識和所知,如何真的反映或把握住那客觀存在的、被認知的對象的真實。但是,不認為心物最後是二元的唯心論或唯物論,卻會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思考。前者認為所謂反映和把握住那客觀存在的、被認知的對象的真實,說到底還得依賴認知的心靈主體去進行。因此,問題的重點反而是,心靈主體如何才能內在並整全地,尋得認識上最連貫、通透的認知模式。至於唯物論者,他們指出,認知主體的視野和前提,不是憑空抽象地爆出來的,而是受其身處的種種外在的客觀條件和規律影響甚至決定。所以,怎樣發現、展示和掌握這些外在的條件和規律,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
再者,在這學習過程中,老師要我們直接閱讀有關課題的經典文獻,並特別重視導修課(編按:討論課、課堂討論或研討課)同學的論文表述,以及由此引起的討論。在論文表述及其後的討論中,不管我們採納了哪一種觀點立論,包括老師自己或經典大師的,老師都會採取批判的角度,挑戰我們各人的主張,迫使我們進一步澄清或提出更強的論據,捍衛及改善自己的立場,否則便得另覓蹊徑,重新探索自身對有關問題的理解和再建立自己的看法。
科里說,求學,主要是在面對批評的挑戰下,磨練心智的認識。在哲學系的學習讓我第一手接觸到這經驗。
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我們在學習如何有焦點地作出尋根究底的思考。以經典為參照本,是要求我們向文明目前達到的最高標準學習並作出回應,以建立自己的看法。在這情況下,我們面對的批評和挑戰,往往是最有力又難以一筆勾銷的。著重導修的討論,不斷學習努力聆聽,不怕批評,同時又得嘗試清楚發展出站得住腳的觀點。這樣的「自我認識」的學習,意味著人是應該努力透過認識這個世界,以建立自身的主體自覺和觀點。其中最經得起考驗的探索方法,是要我們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了解世界和接受批評,並和一同學習的人互相詰難討論,認為個人觀點的建立,得向文明最好的標準作參照、補充、甚至超越。個人觀點的建立,離不開學友間相互批評和開放辯論的討論發展出來,當中不能唯我獨尊,更須不卑不亢地「既保持清醒頭腦,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懼。」
這種建立「認識自我」的個人主體性,尊重和傳承文明那和而不同的多元成果,強調自由開放的批評討論和學習,以建立自己的觀點,大概很難用直接的方式,展示是怎樣促使戰後的香港逐步變得自由、包容、充滿自我的性格和創意。但這種學習精神,就其風格和特色說來,顯然是和人文博雅教育以及自由思想很是一致,也是開放社會的基石。
餘話
香港大學哲學系的教育讓我發現自我。透過學習經典,從批評詰問中,鍛鍊自主的心智思想,嘗試建立站得住腳的個人觀點,進入人文教育的殿堂,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認識世界,提醒自己要開放心靈,謙卑地認識人之所以為人光輝之處。就個體而言,這是人自主性的建立。從推己及人的層面看,是自由文明社會基點的確立。在殖民地大學有此學習經驗和反思,許是始料不及。
這種人文教育是菁英式的,而且得依賴西學東漸。這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廣至眾多香港人,成為大家的第二天性,實在難說。這也是這種自由開放的人的教育在香港單薄之處。
殖民香港的自由傳統的最大不足,也許就是沒有政治自由。波普界定政治自由為公民可以用和平手段更替政府,向執政者問責。在這個意義上,香港人從來沒有政治自由。殖民政府那仁慈家長式的守護香港整體利益的治理手法(請參閱文集中〈不偏不倚的治理倫理〉一文),在戰後的確讓香港大部分時間安定繁榮,也使香港人多年來享有少受公權力干涉生活的消極自由。但政治自由長期缺席,使香港人在現實政治上非常缺乏經驗。回歸後香港更不能不直接面對一個強大的黨國威權體制。二十世紀後期出現的香港民主和選舉運動,不時也出現過大規模的政治參與,但這還是未能避免二○一九年發生的大衝突和挫敗。香港正為此付出代價。
本書的這些反思,也許離不開密涅瓦貓頭鷹(Owl of Minerva)的局限。我從不敢確定,思想上的反思能夠改變世界。但當政治行動家改變世界的嘗試,往往帶來始料不及的結果時,能有貓頭鷹的認識,幫助我們在自由的自覺上知其然也嘗試知其所以然,或許也不應太過自責了。
本書大部分文章,曾在《綠豆》、《灼見名家》、《端傳媒》、《獨立媒體》、《眾新聞》、《明報》、《政治思想史》等處發表。文章版權屬作者所有。
作者在此多謝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葉浩教授為文集寫序。葉浩在臺灣推廣政治哲學,是我學習的榜樣。
香港大學學長洪清田君多年來倡議的香港學,其觀點分析在風格、層次和立論上也許和我有很大分別,但其對中華文明如何與現代價值共融的思考,對我是既有啟迪,也反映出我們的共同關懷。他對此念茲在茲的精神,我十分敬重。他為文集撰寫的跋,記錄了半個多世紀前,他在香港大學學生會創辦的青年文學獎的早期情況,也反映了當時香港大學生推動和爭取創作自由,以影響社會的努力。我作為這活動的第六屆主席,也獲益良多。
最後,假若沒有「香港哲學叢書」的邀請,《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便不會在此出版,和讀者見面,我特別要多謝叢書各編委的鼓勵,使我完成文集。
謹將此書獻給珍愛自由的人。
二○二六年七月寫於英倫
代序 反思香港與自由
「我不相信,沒有個人經驗的思想過程是可能的。任何思想都是經驗的反思。」——鄂蘭
自由之自覺
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一書,到今天仍被視為是華文世界中關於自由思想的傑作。張氏在一九五四年為該書撰寫序言時說:「以前我們讀英美人『無法出讓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說,輒將它輕易放過,實在並未懂得。只有當空前未有的極權統制在大陸上暴興之際,我們纔得了悟英美人何以要講『無法出讓的權利』。」
為什麼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個人權利是「無法出讓」的呢?張佛泉在書中作出的以下解...
推薦序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哲學長久以來被歐美壟斷。
例如在歐洲,中國哲學往往只出現在漢學系或亞洲研究系之中,在哲學系裡無人問津。在日本,所謂的「哲學」(tetsugaku)主要指涉歐美哲學,而日本哲學與中國哲學則往往被歸入「思想」(shisō)的範疇。在臺灣,臺灣哲學誕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浪潮之中,但直到大約十年前,相關的「日治時代臺灣哲學」研究與出版才逐漸受到重視。
二○二○年,日本筑摩書房出版了《世界哲學史》(共九冊)。這一計畫旨在將「哲學史」從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中解放出來,並以更為廣闊的視野重新思考哲學的歷史與可能性。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林鎮國如此推薦:「這套《世界哲學史》匯聚了日本哲學界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努力,在經歷新冠疫災的全球性災難後,最終呈現出一部涵括各大文明傳統的哲學思想著作。……在不同的語系與歷史生態下,各種哲學思想交織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思想景觀。本套書不僅規模宏大,更重要的是採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讓讀者得以輕鬆理解並挑戰既有的世界哲學圖像。」
把哲學去歐洲化,並不是以獵奇的眼光來「也談」一些非西方哲學(non-Western philosophy),如印度哲學、中國哲學、朝鮮/韓國哲學、日本哲學;更重要的是,世界哲學試圖重新追問「何謂哲學」這一根本問題,並重新認識哲學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發生、展開與演變。哲學不應等同於某主權國家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談儒釋道哲學、伊斯蘭哲學、拉丁美洲哲學、非洲哲學、文化哲學、原住民哲學等。
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香港哲學」(Hong Kong philosophy)。「香港哲學」當然包括「哲學在香港」(philosophy in Hong Kong)的相關論述,例如香港的新儒家傳統、現象學運動、邏輯與分析哲學、社會政治哲學等。然而,我們所關注的並不只是整理香港曾經出現過哪些學院哲學及其門派,而是希望將香港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實驗的場所,藉此重新反思哲學的普遍性與在地性、理論與實踐,以及哲學與當今世界之種種問題。
二○二五年,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簡稱UTCP)的香港哲學研究計畫正式成立。我們談論「香港哲學」,並沒有任何官方背景或預設的意識形態,亦不預設某種「香港主體」或「香港精神」。相反,我們希望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以及出版有關香港哲學與思想的專著和論文集,呈現香港哲學思想的多元面貌,並進一步探討其哲學上的可能性與學術價值。
「香港哲學叢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搞「文化港獨」,而是提供一個自由的學術平臺,讓各界學者們出版有關香港哲學及其文化等研究成果,讓更多讀者一起思考香港,讓香港哲學不致花果飄零——而是開花遍地。
二○二六年秋,於駒場
序 記住那個曾是開放社會的香港,就是對黑暗時代的一種抵抗/葉浩
身為王家衛的忠實影迷,難免有一個從他鏡頭與敘事底下來認識的香港。剛上中學時愛上了《阿飛正傳》,尤其是片中那天花板上不停轉動的老式風扇,覺得那跟主角想收起翅膀卻又不甘願著地的永劫回歸好搭,而且吹的是一股股隱隱作祟於謎樣身世中的南洋風情。《花樣年華》則總是讓一套套線條流利的旗袍先是穿梭過夾雜上海話的麻將聲,再路過海外出差帶回來的炫耀性舶來品,才能讓曖昧的情感在討論武俠小說情節當中瀰漫開來。而《一代宗師》更是直接將一條掛滿招牌的尋常街道,隱喻成一個聚集了大江南北各地武術的江湖。有人來這裡追求眼前路,有人則被迫忘掉身後身。這一個香港,百年來接納過不同年代的離散者,也見證著各種人物的安身立命和風流雲散。
不過,負笈英國多年也讓我有幸認識鏡頭之外的另一個香港。那是一個最好的英式教育和中華文化可熔於一爐,甚至可集於一身,讓人散發獨特的中西合璧氣質的人文薈萃之地。事實上,我求學過程中所見識過最好的英文書寫及中文造詣,就來自同一位香港大律師同學身上。他的大氣不同於急於展現泱泱大國子民的民族驕傲,談吐間在中西方經典之間時游刃有餘,也會因為旁徵博引而切換語言且一派從容,從中散發出來的讀書人氣質又不同於那種省狀元身上的霸氣或出身書香世家的貴氣。個人稟賦當然是重要因素,但香港的獨特性肯定也造就那種獨特氣息的一部分。
多年後,因為擔任聯經出版社Wings思想家書系的共同主編,才有機會認識撰寫《費雷德里希.海耶克》的楚勇老師,再次感受到了類似的獨特氣質。同樣是中英文造詣一流,目前定居倫敦的本書作者是一位享譽國際的政治哲學學者。他專研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史,尤其是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波普(Karl Popper)這三位長年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的政治思想家,而近年也關切鄂蘭(Hannah Arendt)關於極權主義的診斷和反思,也如同他的研究對象那樣,是一位在著書立說之外也靠寫作來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雖然種類不一且議題繁多,但事實上有一個貫穿的主題,那就是:自由開放的傳統才能造就最燦爛的文明,且能避免覆沒性災難;於組織是如此,於國邦乃至一個民族亦是,或更具體地說:對大學來說是如此,對香港也是,對整個人類共同生存的世界更是如此。
相較於經常出現於大銀幕上那一顆相當耀眼卻也總是泛著殖民色澤的東方之珠,楚勇老師筆下的香港首要是一個讓流亡到香港的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之法治社會。人人在不犯法的前提底下享有最高度的言論、結社、出版自由,也是在這樣的條件底下才能讓錢穆和牟宗三等人得以共同創辦新亞書院並催生一個自由開放的學術傳統。
誕生於香港的新亞書院無疑是華人世界中的一塊學術淨土。眾多因國共內戰而顛沛流離的學者,不僅在此得以嘗試融合儒家思想與民主憲政理論,學子也能在學習最先進的西方思想和社會科學的同時親炙新儒家的思想大師們。若按本書引用的余英時回憶錄之說法,那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筆下的新亞書院和香港,像極了波普所勾勒的那一種自由開放、鼓勵批判並容許個人犯錯的「開放社會」。尤須注意的是,致力於科學哲學研究的波普主張:真正的科學精神就是相信所有的「定律」都是尚未被證實為誤的「假設」,而且再多次的證據也不能證實那是絕對不可挑戰的「真理」;反之,只要一次相反的證據或說「反例」出現時,就會被證明為誤或說「否證」(falsified),信者就該承認錯誤並放棄原先所堅持的想法。據此所設想的開放社會,即是一個以上述科學精神作為公民精神之核心內涵的理性社會。其前提當然是開放的制度,言論自由以及批判精神。
波普的開放社會論無疑為民初一度盛行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之說,賦予了更堅實的哲學基底。只不過,把這兩位先生說成同一個人的兩面,不見得對所有人都有說服力。畢竟,有人就有江湖,就有政治,許多證據顯示科學家社群其實跟其他社群在本質上並無根本差異。容錯與承認錯誤,都不容易,遑論知錯必改,而且是即刻就改。
更多時候,現代社會的公民就像鄂蘭所描繪的黨國體制下庸庸碌碌且被動的人民那樣活著,甚至以身為國邦機器的齒輪為驕傲。他們或許奉公守法,但不一定會想自行做判斷國邦機器的方向是否正確,是否正在輾過無辜的族群,更不見得會勇於承擔道德責任,拒絕同流合污,或採取更激烈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來抵抗政府的惡行或惡法。他們會把「法治」(the rule of law)理解為一種對公民的守法要求,抑或政府必須「以法治國」,而不是英國法律傳統底下所理解的那種對於立法者和執政者的要求,其要旨正如楚勇老師在〈威權政治與法治〉那篇文章所闡釋:「立法者在制定共同規則時,旨在維護公正,保障公民的權利和個人自由,嚴格界定公權力的運用。」
本書提及余英時曾讚許香港為一個「徹底的法治」社會時,指的正是這種以保障個人自由為依歸並嚴格界定政府的公權力行使的意思,而不是那種掌權者為了鞏固自身利益或長期執政而進行立法並要求人民嚴格遵守的「以法治國」。單純把法律當作統治工具,藉以恫嚇人民並剝奪個人自由,或藉此來展現統治者意志的一黨專制國度,恰恰是本書所捍衛的開放社會之反面。
楚勇老師的二分法,事實上是取自歐克秀的洞見。後者最著名的想法之一是提出一組作為對照的「公民聯合體」(civil association)和「企業聯合體」(enterprise association)概念來分析現代歐洲國邦。公民聯合體是一種以自由為前提和目的的組成,法治國邦即是此一聯合體的具體結果。企業聯合體則是以特定目的為前提的一種存在,威權體制國邦即是其中一種體現方式。歐克秀的洞見在於,這兩種聯合體有其各自的運作邏輯,但在現代國邦當中兩者愈來愈難以各自運作,互相滲透常有,而且企業聯合體愈來愈有滲透入公民聯合體的趨勢。
身為國際知名歐克秀研究者的楚勇老師,也不吝指出三種情況來讓我們更進一步掌握歐克秀的想法。一是法治國邦在歷史總有遭遇外敵,必須同仇敵愾、團結對外的時候。二是即使威權體制國邦也難以做到全面掌控,讓人民絕對服從的時候。三則是現代科技及其伴隨而來的管理技術,亦有讓政治野心家操作單一意識型態或民族偉大復興理想的機會,讓企業聯合邏輯進入本該由公民聯合邏輯運作的領域。而操作過度的時候,即使不以政治災難告終,也可能會出現來自公民的反撲。
本書讀者不難發現,收錄於此的文章亦可置於上述的歐克秀思想框架當中來閱讀。例如,談及大學教育的許多篇章可見楚勇老師殷切盼望大學能在傳授特定專業知識之外,也進行人的文明教育,而且讓不同學科的人能學習彼此對話並共同追求一種通達的學問。併入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曾是一個結合英國導師制和中國書院傳統的獨特機構,本身既是人類的共同文化成果,傳承文化的機構,也是一個在華人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來的自由開放傳統。其意義與公民聯合體相通,但目前正遭受到各種企業聯合體邏輯的入侵,包括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企業與以培養效忠黨國體制精神的愛國教育。
換言之,歐克秀的概念也是本書關於大學、香港乃至現代社會變遷的分析工具,而不讓曾是一個開放社會的香港淪為奠定於單一語言和文化、單一意識型態的封閉社會,就是楚勇老師振筆疾書的主要動力。關於其他思想家的討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支持了如此的關懷。此時唯一可多說的或許是,全書在捍衛開放社會的同時,也展現了對於各種激烈性制度改造(包括革命)的抗拒。這些措施不僅本身是一種企業聯合體的邏輯,會侵蝕作為開放社會基底的公民聯合體之運作,更是一種對人類文明秩序的直接干預,不僅粗暴,歷史證據也提醒我們那總是帶來巨大的災難。
但歷史也告訴我們:那一個接納大陸各方離散者,讓中西文化得以兼容並蓄的香港乃至本身即是儒家文化底蘊能開出自由開放傳統的新亞書院,既是歷史的偶然性成果,也是計劃不來且難以複製的一種成就。更重要的是,這歷史成就意味著對自由的渴望不是舶來品,開放社會也並非外來產物,而英國思想傳統意義上的法治也曾經在香港是一個具體的實踐。《聖經》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一節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本書談論的開放社會不是未見之事,而是確鑿的曾經與實踐,且遠比波普筆下那個理想化的科學社群更能當作盼望的實底。
記住這一點,就是對抗時代之黑暗的最重要力量。如果筆者沒有誤會,本書的所有篇章都是為了讓讀者記住這一點。有時候,身後身跟眼前路是同一件事。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哲學長久以來被歐美壟斷。
例如在歐洲,中國哲學往往只出現在漢學系或亞洲研究系之中,在哲學系裡無人問津。在日本,所謂的「哲學」(tetsugaku)主要指涉歐美哲學,而日本哲學與中國哲學則往往被歸入「思想」(shisō)的範疇。在臺灣,臺灣哲學誕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浪潮之中,但直到大約十年前,相關的「日治時代臺灣哲學」研究與出版才逐漸受到重視。
二○二○年,日本筑摩書房出版了《世界哲學史》(共九冊)。這一計畫旨在將「哲學史」從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中解放出來,並以更為...
目錄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序 記住那個曾是開放社會的香港,就是對黑暗時代的一種抵抗/葉浩
代序 反思香港與自由
第一輯:戰後香港的自由開放傳統
公共廣播服務:何國棟(James Hawthorne)與香港電臺及BBC北愛電臺
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與積極不干預政策
不偏不倚的治理倫理
讀《唐君毅與香港》:為中國留下文化種子
「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余英時與戰後的香港
自由主義者的安身立命:讀王耀宗自傳
波普與戰後香港的自由傳統
海耶克與戰後中華自由思想
第二輯:極端政治與離散的閱讀
「去留肝膽兩崑崙」:鄂蘭對極權政治的思考
鄂蘭: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讀鄂蘭思考現代政治
法西斯主義及威權政治的威脅
威權政治與法治:現代國邦的兩種形態
世道紛亂:政治上的「敵、友」思考
世道紛亂:「敵人」與有限政治
離散與經典:向《自由與人權》學習
《自由與人權》和「無法出讓的權利」
哲人與流亡:序《滄海橫流要此身》
第三輯:政治的哲理思考
洞穴、巴別塔、人文交談——從譬喻看歐克秀的哲學和政治思想
社會理論和政治思想
沒有被選上的政道——兼論張君勱
修己與治人的關連與區分——徐復觀論儒家與民主人權
治人與公德
自由的言論與寬容
第四輯:人文回望
紛亂時代的政治與行政教育
學何以大?:我對大學教育的一些看法
歷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出席「香港歷史日」之後
第五輯:個人經歷的香港反思
從第三世界到中西薈萃:一個第二代香港人的自白
香港一九七○年代末學生運動的個人反省
我閱讀李敖的那些年
擦身而過的文化大革命:寫在文革五十週年的前夕
青文書屋與我們的啟蒙年代
活著.在深水埗
蘇屋村
從香港電臺不再轉播BBC回想我的公共廣播服務經驗
跋/洪清田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序 記住那個曾是開放社會的香港,就是對黑暗時代的一種抵抗/葉浩
代序 反思香港與自由
第一輯:戰後香港的自由開放傳統
公共廣播服務:何國棟(James Hawthorne)與香港電臺及BBC北愛電臺
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與積極不干預政策
不偏不倚的治理倫理
讀《唐君毅與香港》:為中國留下文化種子
「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余英時與戰後的香港
自由主義者的安身立命:讀王耀宗自傳
波普與戰後香港的自由傳統
海耶克與戰後中華自由思想
第二輯:極端政治與離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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