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以有自己的哲學嗎?——直面「香港哲學」的建構與可能性。
※從身分、自由、法治到存在危機,深入香港最迫切的思想課題。
香港能否成為哲學的場所?
香港經驗能否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問題?
香港長久以來被視為文化交會之地: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在此相遇、碰撞,也彼此改變。香港的哲學思考不只存在於大學哲學系之中,更滲透於文學、宗教、政治、社會運動、城市生活與日常經驗。從新儒家、現象學、邏輯與分析哲學,到社會政治哲學,以及各種尚待命名的思想實踐,香港始終是一個值得重新理解的哲學現場。
當我們把目光從歐洲中心的哲學史移開,香港或許不再只是哲學的「邊陲」,而可能成為重新想像世界哲學的一個起點。
香港有沒有哲學?
也許,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我們準備如何開始思考香港?
作者簡介:
編者/張政遠
土生土長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日本東北大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導師、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講師、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教授。研究興趣為現象學、日本哲學。著有《西田幾多郎——跨文化視野下的日本哲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物語與日本哲學——哲學的民俗學轉向》(臺北:五南出版,2022年)等。《希哲雜誌》創辦人及主編。
作者群(依篇章順序排列)
張燦輝
白景晞
李宇森
凌零
言未竟
張楚勇
歐鴻文(Harmen Au)
劉放
張政遠
Oscen L
章節試閱
香港哲學的可能性:在流亡、身份與普世追求之間/張燦輝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早安。感謝各位出席香港哲學計劃(The Hong Kong Philosophy Project)首屆研討會。我想從一個問題開始,這個問題大概縈繞在我們許多人心頭:當香港作為自由、多元與法治的空間已經被根本改變之後,一種獨特的香港哲學是否還可能?
這個問題不會停留在學術層面。我們有些人已經離開,有些人在幾乎無法言說的處境下仍然留守,也有人只能從遠處觀望;處境不同,問題卻是同一個。它觸及我們是誰,也觸及在斷裂與失落之中,知識工作究竟還意味著什麼。
《國家安全法》於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實施,我把那一刻稱為存在論的斷裂(ontological rupture)。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死去。然而我們仍然聚集在此討論香港哲學。這是懷舊?妄想?還是說,恰恰在失落的狀態之中,某種真正具有哲學意義的事情正在發生?
我今天想論證的,是香港哲學既屬可能,也屬必要;而使它看似不可能的那道斷裂,也許正好是它得以可能的條件。這個悖論就是我想在往後三十分鐘裏與各位討論的東西。讓我先從存在論的基礎說起,也就是一種「中間性」的哲學。
一、存在論的基礎
香港一直存在於中間。在中國與英國,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新的中間性:記憶中那個失落的香港、當下威權現實下的「湘港」、以及仍然留守香港與散佈於倫敦、多倫多、台北、墨爾本各地社群的香港,三者之間。
請留意這裏的時間結構。我們回望一個必須被記住、被哀悼的香港,面對一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的當下香港,又透過散居的社群向前投射,試圖保存一些他們已經無法真正回返其中的東西。這與早期的流亡傳統有根本的差異。
唐君毅和牟宗三在一九四九年避秦離開大陸,他們失去了中國,卻在南方找到臨時的庇護,並且可以期盼最終的回歸。我們這一代人失去的卻是香港本身。我們並非等待回到另一處地方的流亡者,而是親眼目睹自己家鄉消失的一代。第一代中國流亡者失去中國,我們失去香港,我把這種處境稱為雙重流亡。
各位或許會認為,這種存在論上的無家可歸使哲學變得不可能。海德格認為思想植根於棲居。那麼當棲居之所被摧毀,當我們被迫離開,我們如何還能夠思想?
我的看法相反。這種困境並不排除哲學反思,它反而生成哲學反思。問題於是變成:當實際的棲居已經不可能,我們如何在哲學中繼續棲居?散佈於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問自己「我還是香港人嗎」,這個問題不能只交給社會學回答。它是存在論的問題,需要哲學的參與。
二、流離的認識論特權
現在讓我轉到這在認識論上意味著什麼。我想提出一個或許聽來有些挑釁的主張,就是流離帶來認識論上的優勢。
阿多諾寫過一句話,眼中的碎片是最好的放大鏡。創傷、失落與流離不只是個人的不幸,它們同時是認識論的資源。我們看到安居者看不到的東西:權力怎樣運作,自由有多脆弱,身份如何被建構起來,又如何在幾年之間被拆散。
薩依德提出「對位視野」(contrapuntal vision)。流亡者同時居住在兩個世界,失落的家園與當下的居所,在兩者的對照裏,各自的特徵反而看得更清楚。身在倫敦的香港人會注意到英國民主的局限,那是我們從前未必看得見的;同時也更深切地意識到香港曾經擁有而如今失去的自由。這種雙重視角並不造成混亂,它更像一種立體的視覺,使我們能夠感知深度。
多語的處境對香港哲學特別關鍵。粵語是親密與本地身份的語言,英語是國際交流的媒介,普通話則是被強加的政治權威語言。在三種語言之中思考哲學,等於在三個概念框架之間往返。語言承載思想,因此值得追問:什麼樣的哲學概念可能從粵語自身的語言資源中產生?當哲學問題透過粵語而不是英語或普通話來處理,它會呈現出怎樣不同的面貌?如果粵語失傳,香港哲學就無法充分展開;而這種失落正在發生,一方面來自大陸的壓制,另一方面來自海外的語言代際轉移。
還有一點帶著創傷。流離執行了一種非自願的現象學還原。胡塞爾教我們懸擱自然態度,懸擱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假定,以揭示本質結構。流亡不由分說地完成了這件事,它剝去了安穩歸屬的自然態度。曾經把言論自由視為當然的香港人,如今看見它是需要積極捍衛的脆弱成就。
三、有生產力的中間性作為方法
那麼香港哲學實際上如何進行?它的方法論承諾是什麼?我提出「有生產力的中間性」(productive liminality)這個說法,指知識社群佔據既定範疇之間的門檻位置時所產生的創造性張力。
先說比較綜合。這不止於把東方與西方的方法並置,它要求真正的創造性整合。牟宗三嘗試論證中國哲學能夠完成康德未能完成的工作。他是否成功仍有爭議,但這個方法論策略值得注意:在傳統之間進行雙向的運動。香港哲學要運用普遍哲學的工具反思香港的處境,也要從香港的經驗中提煉出對普遍哲學論述有所貢獻的洞見。我把這種取向稱為情境普遍主義。我們透過香港經驗的特殊視角處理自由、正義、身份、記憶、希望這些普遍的關懷,同時保持一種自覺,明白本地生成的洞見能夠照亮更廣泛的人類處境。
語言是另一面。多語的哲學實踐要求的不止是把哲學在語言之間翻譯,更在於發展那些從跨語言框架的思考中產生的識見。我們需要建立粵語的哲學詞彙,而這不能只靠音譯西方或普通話的術語,它要求從粵語自身的資源創造新詞。
最困難的一項與制度有關。傳統的學院哲學假定制度的穩定,我們沒有這種穩定。在香港,白色恐怖使真正的哲學探究變得危險;在海外,分散造成社群建設的困難。因此我們需要透過數碼平台運作的跨國哲學網絡,需要另類的出版途徑,也需要在傳統學術層級之外運作的新形式同儕評審。這一項在方法論上是新的,也最容易落空,因為它涉及的已經不只是想法,還有人與資源。
四、核心的主題關懷
香港哲學實際上思考什麼?以下幾個領域,是我認為最為迫切的。
憲政哲學與政治承諾。「一國兩制」的崩解,為分析憲政框架如何與政治現實相互關聯提供了即時的材料。當莊嚴的國際協議被單方面廢除,這意味著什麼?這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它同時闡明了關於憲政、國際法以及法律與權力之間關係的更廣泛問題。
語言政治與身份。粵語的邊緣化闡明了語言正義、少數語言權利以及語言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當一種承載數個世紀文化記憶的語言被貶為方言,在權力與再現的層面上,正有某種哲學上重要的事情發生。
流亡的倫理與責任這一項最為切身。流亡知識人的道德責任是什麼?離開是否等於放棄?有些離開的人感到內疚,有些留下的人覺得被遺棄。哲學必須審視這些道德上的複雜性,而不急於提供簡單的答案,並且認識到離開與留下同樣涉及艱難的抉擇,一樣受制於超出個人控制的環境。這裏沒有一個乾淨的位置可以站。
監視與自我審查同樣需要哲學的反思。當某些問題不能公開提出,人如何保持哲學的完整?自我審查如何不僅作為外部的約束,同時作為內化的習性而運作?這些問題與自主性、真實性以及主體性的社會構成相連。
還有創傷、記憶與希望的重建。如何在保持未來自由的可能性的同時處理集體創傷?如何在系統性的遺忘之下保存文化記憶?在威權鞏固之下希望是否仍然可行,這個問題不只屬於心理學。
五、實踐中的哲學
香港哲學並不只是理論。想想從二〇一九年運動中產生的「如水」哲學。如水,無形,無狀,正如李小龍所說。這裏面有對權力結構的深刻理解。傳統的運動有領導者、組織,而這些都可以被中和;二〇一九年的運動發展出無領導、流動的組織形式,像水一樣沒有固定的形狀,流入權力的縫隙,繞過障礙。這裏面也有道家的智慧,所謂以柔克剛。水看似柔弱,卻能穿石。面對極權主義,直接對抗招致粉碎,像水一樣的堅持卻可能打開新的可能。
但這一點不能浪漫化。去中心化令長期規劃變得複雜,流動性妨礙制度的建立,二〇二〇年之後的情況把這些局限暴露得相當清楚。「如水」哲學是對特定歷史條件的創造性回應,它並不是普遍的解決方案。
記憶工作是另一個層面。隨著香港的歷史經歷系統性的修改,維護另類的檔案本身就成為哲學實踐。哲學的角色超出記錄,延伸至批判的反思:什麼值得記住?我們如何記住而不把記憶懷舊化為虛假?
去殖民的實踐是第三個層面。語言的去殖民化意味著在哲學工作中堅持使用粵語;教育的去殖民化涉及重新設計課程,把香港的處境置於中心;知識生產的去殖民化則挑戰那種優先考慮西方哲學、同時把香港本土思想邊緣化為政治評論的等級制度。三者之中,最後一項阻力最大,因為它挑戰的是評鑑與升遷的機制本身。
六、三代人的挑戰
我想把我們的工作放進歷史的脈絡裏。若以流亡為線索,我們大概是來自這個地區的第三代哲學人。
第一代是唐君毅與牟宗三。他們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帶著拯救中國文化的使命逃離共產中國,哲學工作以重建為主,儒家的基礎,也重建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之中的尊嚴。
勞思光屬於第二代,態度更具批判性。他同樣是流亡者,卻對傳統持懷疑,拒絕被簡單地歸入新儒家,以保持知識上的獨立。
這條線索當然是簡化的。在勞思光與我們之間,還隔著在香港土生土長或長期任教的一輩,他們的教學與著述構成了實際的中介,只是今天時間所限,無法展開。
我們這一代面對的處境不同。我們並非在重建一個失落的文化傳統,也不止於批判地繼承它。我們的任務是在香港本身已經成為失落對象之時,思考香港哲學的可能性。前兩代人失去中國,我們失去香港。對他們而言,香港是臨時的居所;對我們而言,香港本身就是家園,而它在我們眼前死去。由此產生的哲學關懷也不一樣。他們關心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化,在西方現代性的壓力之下捍衛中國文化;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哲學能否成立,以及在威權統治之下香港的主體性還剩下什麼。
七、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讓我對挑戰保持誠實,因為我不願提供虛假的希望。
在香港,白色恐怖使真正的哲學探究幾乎不可能。大學已經被清洗,教授受到監視,學生受到恐嚇。哲學要麼退回安全而無關痛癢的技術問題,要麼以編碼的語言在地下延續,兩者都不理想。
在海外,難處是另外一些。如何在分散之中維持社群?第二代移民還會是香港人嗎?粵語會失傳嗎?記憶會褪色嗎?歷史上許多離散社群最終都同化了,我們如何避免類似的命運,我沒有現成的答案。
香港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係是另一項挑戰,而且分寸最難拿捏。肯定中國的文化遺產,同時反對中共國的政治主張;參與儒家與道家的哲學,同時拒絕它們被工具化為民族主義的資源。
八、結論:在思想之中棲居
讓我回到開始時的問題。香港哲學可能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可能性來自香港那個生產性的中間位置。至於必要性,理由其實更簡單:如果我們不做,記憶會在抹除之中散失,而香港經驗所包含的洞見也不會自己走到別人面前。香港哲學的特點,在於它能夠把流亡轉化為哲學洞見的機緣,而這種洞見超出特定的處境,卻又永遠帶著那些處境的印記。
香港哲學的未來仍然徹底開放。它取決於分散各地的知識人是否願意繼續思考、寫作、抵抗,即使結果看來毫無希望。粵語能否作為活的哲學語言存續,第二代僑居者會不會保持與香港身份的聯繫,這些都還未知;政治的發展更加難以預測。
在這種不確定之中,既有挑戰,也有機會。當我們無法在物理的空間裏居住於香港,我們仍然可以在思想與記憶之中居住於香港。這種在思想中的棲居,就是香港哲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所在。
哲學不會改變威權的立法,推翻政治的壓迫,也不會讓流亡者回家。但哲學可以維護人的尊嚴,思考、質疑與希望的尊嚴。當棲居變得不可能,棲居之所必須植根於思想。這就是香港哲學那弔詭的基礎。
我想用最近寫下的一句話作結:香港未完成,哲學未完成,我們的責任未完成。這次研討會是這段未完成旅程中的一步。我們在此聚集,地點是東京而非香港,這既見證了我們所承受的失落,也確定繼續從哲學上思考香港處境的決心。
香港哲學的可能性不是一件在理論上證明之後就可以歸檔的事情,它要在研究、教學、對話與社群裏被實踐出來。它是我們必須共同創造的東西,跨越邊界與世代,用粵語、英語以及其他語言,汲取中國的、西方的以及其他哲學傳統。因此我邀請各位,包括已經離開、在精神上仍與香港同在、站在團結立場的香港人,一同加入這項未完成的工作。
謝謝各位聆聽。期待我們的討論。
*編者按:本文為筆者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於東京大學第一屆香港哲學研討會上發表的“The possibility of Hong Kong philosophy: Between exile, identity, and universal aspiration”之中文版。會議詳情可參考本書附錄。
香港哲學的可能性:在流亡、身份與普世追求之間/張燦輝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早安。感謝各位出席香港哲學計劃(The Hong Kong Philosophy Project)首屆研討會。我想從一個問題開始,這個問題大概縈繞在我們許多人心頭:當香港作為自由、多元與法治的空間已經被根本改變之後,一種獨特的香港哲學是否還可能?
這個問題不會停留在學術層面。我們有些人已經離開,有些人在幾乎無法言說的處境下仍然留守,也有人只能從遠處觀望;處境不同,問題卻是同一個。它觸及我們是誰,也觸及在斷裂與失落之中,知識工作究竟還意味著什麼。...
作者序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哲學長久以來被歐美壟斷。
例如在歐洲,中國哲學往往只出現在漢學系或亞洲研究系之中,在哲學系裡無人問津。在日本,所謂的「哲學」(tetsugaku)主要指涉歐美哲學,而日本哲學與中國哲學則往往被歸入「思想」(shisō)的範疇。在臺灣,臺灣哲學誕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浪潮之中,但直到大約十年前,相關的「日治時代臺灣哲學」研究與出版才逐漸受到重視。
二○二○年,日本筑摩書房出版了《世界哲學史》(共九冊)。這一計畫旨在將「哲學史」從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中解放出來,並以更為廣闊的視野重新思考哲學的歷史與可能性。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林鎮國如此推薦:「這套《世界哲學史》匯聚了日本哲學界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努力,在經歷新冠疫災的全球性災難後,最終呈現出一部涵括各大文明傳統的哲學思想著作。……在不同的語系與歷史生態下,各種哲學思想交織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思想景觀。本套書不僅規模宏大,更重要的是採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讓讀者得以輕鬆理解並挑戰既有的世界哲學圖像。」
把哲學去歐洲化,並不是以獵奇的眼光來「也談」一些非西方哲學(non-Western philosophy),如印度哲學、中國哲學、朝鮮/韓國哲學、日本哲學;更重要的是,世界哲學試圖重新追問「何謂哲學」這一根本問題,並重新認識哲學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發生、展開與演變。哲學不應等同於某主權國家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談儒釋道哲學、伊斯蘭哲學、拉丁美洲哲學、非洲哲學、文化哲學、原住民哲學等。
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香港哲學」(Hong Kong philosophy)。「香港哲學」當然包括「哲學在香港」(philosophy in Hong Kong)的相關論述,例如香港的新儒家傳統、現象學運動、邏輯與分析哲學、社會政治哲學等。然而,我們所關注的並不只是整理香港曾經出現過哪些學院哲學及其門派,而是希望將香港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實驗的場所,藉此重新反思哲學的普遍性與在地性、理論與實踐,以及哲學與當今世界之種種問題。
二○二五年,東京大學UTCP(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的香港哲學研究計畫正式成立。我們談論「香港哲學」,並沒有任何官方背景或預設的意識形態,亦不預設某種「香港主體」或「香港精神」。相反,我們希望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以及出版有關香港哲學與思想的專著和論文集,呈現香港哲學思想的多元面貌,並進一步探討其哲學上的可能性與學術價值。
香港哲學叢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搞「文化港獨」,而是提供一個自由的學術平台,讓各界學者們出版有關香港哲學及其文化等研究成果,讓更多讀者一起思考香港,讓香港哲學不致花果飄零——而是開花遍地。
二○二六年秋,於駒場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哲學長久以來被歐美壟斷。
例如在歐洲,中國哲學往往只出現在漢學系或亞洲研究系之中,在哲學系裡無人問津。在日本,所謂的「哲學」(tetsugaku)主要指涉歐美哲學,而日本哲學與中國哲學則往往被歸入「思想」(shisō)的範疇。在臺灣,臺灣哲學誕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浪潮之中,但直到大約十年前,相關的「日治時代臺灣哲學」研究與出版才逐漸受到重視。
二○二○年,日本筑摩書房出版了《世界哲學史》(共九冊)。這一計畫旨在將「哲學史」從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中解放出來,並以更為...
目錄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香港哲學的可能性:在流亡、身份與普世追求之間/張燦輝
看得見或看不見:論「香港哲學」的建構問題/白景晞
什麼香港,如何哲學:香港哲學作為批判論述進路/李宇森
獨有的困境,非獨有的絕望——重新思考香港人的存在危機/凌零
構想香港——「香港」的在地經驗及其主體性概念/言未竟
從個人經驗反思戰後香港與自由/張楚勇
「香港的」還是「台灣的」雞蛋仔?——一個有關「香港的」擁有格邏輯的考察/歐鴻文(Harmen Au)
對自由的威脅——勒弗、霍耐特與香港/劉放
從香港文學反思香港哲學/張政遠
To What Extent will the HKSAR Endeavour to Uphold its Common Law System?/Oscen L
附錄 在破碎中尋出路:在離散中重建香港哲學/李宇森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香港哲學的可能性:在流亡、身份與普世追求之間/張燦輝
看得見或看不見:論「香港哲學」的建構問題/白景晞
什麼香港,如何哲學:香港哲學作為批判論述進路/李宇森
獨有的困境,非獨有的絕望——重新思考香港人的存在危機/凌零
構想香港——「香港」的在地經驗及其主體性概念/言未竟
從個人經驗反思戰後香港與自由/張楚勇
「香港的」還是「台灣的」雞蛋仔?——一個有關「香港的」擁有格邏輯的考察/歐鴻文(Harmen Au)
對自由的威脅——勒弗、霍耐特與香港/劉放
從香港文學反思香港哲學/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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