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專文導讀──

賴又豪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

杜文苓 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聯手推薦──

王宏恩 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陶儀芬 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簡信昌 《READr》總編輯

鄭紹鈺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顏擇雅 出版人

哈 利 科技浪Podcast主持人

（依來函順序排列）

「這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書中包含許多理論驗證、測試、與工程細節，但也正是作者的全觀與細心，才有辦法支撐起『通用技術擴散理論』這個全新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並藉此解釋歷史上幾次重大的政治經濟重心轉移...

二〇一八年七月，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在約翰尼斯堡召開會議，會議主題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共謀包容增長和共同繁榮」。這個主題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比較具體。金磚五國合共約占世界四十％的人口和二十五％的經濟產出， 它們過去的峰會用過一些含糊的口號，例如「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闢更加光明未來」和「展望未來、共享繁榮」。除了二〇一八年的峰會主題，金磚五國領袖在這次會議上的談話內容，也突顯他們確信世界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技術變革──重要到值得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整個會議期間，這五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領袖宣稱，現行技術轉型是加快經濟成長的難得機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另外四國的領袖致辭時，闡述了此一想法的歷史意義：從十八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十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二十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資訊化，一輪又一輪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習近平談到最近人工智慧（AI）之類的先進技術正在不斷突破，並且表示：「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雖然那次金磚五國峰會沒有明確討論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如何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習近平這番話的涵義已悄然浮現。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中國的分析師和學者深入討論習近平談話內容，尤其是他提到的顛覆性技術創新與全球領導地位轉變之間的關聯。 中國共產黨權威刊物《學習時報》網站發表了一篇關於習近平演講的評論，詳述以往科技革命的地緣政治結果：「英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先機，確立了引領世界發展的生產力優勢……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美國從英國手中奪得先進生產力主導權。」 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在分析習近平的談話時表示，中國比美國更有機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勝出。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主要思想家對技術革命可能導致權力移轉的想法也有共鳴。拜登總統在上任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上強調，美國必須在新興技術的競爭中「掌握未來」，他並矢言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目標「不會在他任內實現」。 二〇一八年，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這個有影響力的機構召集主要政府官員、技術專家和社會科學家，研究AI對國家安全的影響。NSCAI的最終報告長達七百五十六頁，將AI的潛在影響與過去的重要技術如電力相提並論，警告美國若不為「AI革命」做好充分準備，其科技領導地位很快將被中國取代。

這些籠統的敘事高度關注矽谷或北京中關村的最新技術進步，但忽略了新興技術如何影響權力移轉。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的興衰？過去幾次工業革命塑造全球權力格局的方式，是否存在某種可辨識的模式？如果這種模式真的存在，又將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美中技術競爭？

關於技術變革驅動權力移轉的傳統觀念

國際關係學者早就觀察到顛覆性技術突破與大國興衰的關係。 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言，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涉及國家之間出現「經濟成長率和技術變革的差異，使得全球經濟格局隨之改變，進而逐漸影響政治和軍事格局。」 但是，一如現在人們對新技術如何影響美中權力格局的揣測，國際關係文獻基本上沒有解釋技術變革如何創造讓大國獨領風騷的條件。學術界仔細研究了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影響大國的全球軍事和政治霸權，但仍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甘迺迪因果鏈中的起始點：技術變革與大國之間長期成長率差異的關聯。

在那些真的審視技術變革如何影響經濟權力移轉的研究中，標準的解釋強調在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也就是俗稱的「領頭羊產業」（leading sectors）掌控了關鍵技術創新。根據這種邏輯，英國當年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生產力最強的經濟體是，因為它掌控改變其蓬勃發展的紡織業的新技術，例如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紡織機（spinning jenny）。同樣道理，德國掌握了化學工業的重大技術突破，是它後來能夠挑戰英國經濟強權的關鍵原因。從歷史分析基礎切入，領頭羊產業論認為，在重大技術變革期間，全球經濟權力的天平會傾向「最先引進最重要創新的國家」。

領頭羊產業創造的利益為什麼會主要由某些國家獲得？各方解釋不盡相同，但多數強調國內制度是否契合顛覆型技術的需求。在一般層面上，有些學者認為，新興強國之所以能夠快速適應新的領頭羊產業，是因為它們不像比較成熟的強國那樣，受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束縛。 另一些學者比較重視特定因素，例如政府的集權程度和產業治理安排。 所有這些觀點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聚焦於使一個國家能夠率先在新興產業取得重大突破的制度。例如在英國崛起這個例子中，許多有影響力的歷史敘事都強調英國支持「英雄」發明家的制度。 同樣地，關於德國領頭羊產業成功的敘事，也將鎂光燈打在德國對科學教育與工業研究實驗室的投資。

領頭羊產業模型的籠統論述，深刻影響了學術和政策制定圈子。在界定了相關領域的一些文本，包括羅伯．吉爾平（Robert Gilpin）和保羅．甘迺迪的著作中，便用了領頭羊產業模型來描繪大國興衰。 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在一篇回顧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的文章中，概括了他們的結論：「歷史上，大國是藉由近乎壟斷領頭羊產業的創新而獲得霸權地位。」

領頭羊產業論也啟發了中國挑戰美國科技領導地位的當代爭論。在關於中國可以如何利用新一輪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一場演講中，習近平呼籲中國發展成「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另一方面，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面對中國在AI等新興技術領域實力日增的情況，也認為相關競爭的關鍵在於哪一個國家能夠在新的領頭羊產業革命性突破。

是誰先做到的？哪個國家先創新的？我們看到令人驚嘆的技術突破時，傾向將焦點放在最初的驚喜發現，而這非常自然。一如習近平在金磚五國峰會的演講，現在的領袖提起過去的工業革命時，會訴諸同樣聚焦於創新時刻、關於技術進步的歷史敘事。 經濟學家暨歷史學家內森．羅森柏格（Nathan Rosenberg）這麼診斷這些以創新為中心的觀點：「新技術被採用和融入生產過程的速度受到的關注少得多，甚至完全遭忽視。事實上，新技術擴散過程往往被當成不存在。」 但是，如果沒有卑微的技術擴散工作，即使是最了不起的進步也無關緊要。

認真考慮擴散問題，就會對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興衰提出不同的解釋。以擴散為中心的框架會探討，當圍繞著創新的炒作過去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它不大關心哪個國家率先引入重大創新，而是將重點放在為什麼有些國家在適應和大規模應用新技術的成就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正如下一節所概述，此一替代理論指引了一條關鍵，也就是在技術變革時期支撐大國領導地位、與眾不同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那些讓與基礎技術有關的工程技能和知識基礎得以普及的制度。

二〇一八年七月，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在約翰尼斯堡召開會議，會議主題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共謀包容增長和共同繁榮」。這個主題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比較具體。金磚五國合共約占世界四十％的人口和二十五％的經濟產出， 它們過去的峰會用過一些含糊的口號，例如「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闢更加光明未來」和「展望未來、共享繁榮」。除了二〇一八年的峰會主題，金磚五國領袖在這次會議上的談話內容，也突顯他們確信世界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技術變革──重要到值得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整個會議期間，這五個...

跳脫創新迷思—從《科技與大國崛起》思索AI時代的美中競爭與台灣布局

賴又豪、杜文苓

面對川普2.0時代來勢洶洶的關稅大戰，強調「讓美國再次偉大」與「製造業回流美國」，使強權間的競爭不再僅止於先端技術的創造、管制與運用，本土製造能力亦躍上檯面，影響全球科技供應鏈佈局。而隨著國家權力與科技發展越發緊密交織，當前的兩大強權美國與中國都更加積極地想贏下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人工智慧競賽。

值此科技地緣政治競爭劇烈的關鍵時刻，大國較量究竟誰勝誰負？又將如何影響全球的科技發展與擴散？各家論述眾說紛紜。而過去幾年來，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學者傑佛瑞．丁對相關議題的分析，則已然成為不可忽視的聲音。尤其是他在二○二四年出版的新書《科技與大國崛起》中，嘗試對技術變革如何牽動全球權力格局提出新的解釋途徑，進而向主流論述發起挑戰。

於是一時之間，從學界到政策圈，從軍方到產業界，這本書在西方世界儼然是剖析美中AI競爭前景的必讀之作。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看懂本書，並在台灣的脈絡中提煉其政策意涵？

重新定位科技競爭：一場關於技術擴散的長跑

首先，作者的出發點是要探明「技術變革與大國興衰」的互動中一段沒有被充分釐清的因果鏈。重大技術突破可能帶來經濟實力的消長，並進一步重構全球的政治與軍事權力版圖。然而在這個「技術→經濟→政治／軍事」的權力流向中，作者認為第一組關係，也就是科技發展究竟是怎麼讓某些國家在經濟生產力上甩開對手，始終還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解答。

而他全書想要挑戰的理論對手，則是既有研究的標準解釋：「領頭羊產業」（leading sector）機制。

所謂的領頭羊產業，指的是在關鍵技術突破後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而這個理論認為，大國經濟霸權的秘密，在於其多大程度上能主導這些產業的技術商用開發，也就是主導「創新」（innovation）從而壟斷利潤。對這套因果機制的擁戴者來說，科技變革期的競爭就像一場百米賽跑，重點是支配為數不多的領頭羊產業，藉由技術創新突破，趁這些產業還在爬升期的短促機會窗口中，盡可能地攫取利益。

但對作者來說，這項競賽不是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而最終的贏家，端看是否建立了讓創新中心與應用產業相互扶持的機會。

依照他支持的「通用技術」（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擴散理論，最終能夠領先群雄的將是那些更能把通用技術擴散（diffuse）到各個產業部門的國家。而過往幾次工業革命的通用技術包括蒸汽機、電力與電腦等，他們都具備幾項特徵：「持續改進」的潛能、跨產業的「普遍應用性」以及與其他技術創新匯流的「互補性」，並在技術傳播的過程中帶動了整個經濟體的生產力成長。

換言之，這個理論認為經濟實力的消長，不會在領頭羊產業出現技術創新時迅速兌現。關鍵在通用技術誕生後的「擴散」，亦即各行各業廣泛採用並融入生產的悠長過程。於是往往要歷經數十年的醞釀，伴隨著各產業的勞動力調整、組織適應與其他技術的互補創新，技術變革對各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才會充分顯現。

作者的分析幫助我們看到新興科技發展中，在技術創新條件以外的社會作用力。類似的討論在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領域或許不令人陌生。例如，在技術史的經典研究中，發明天才愛迪生的成功，不在於單一元件的發明，而在能結合技術、經濟與科學各個要素，並能轉化成為消費者所用的商業系統。托馬斯．休斯（Thomas P. Hughes）在《美國的電氣化過程：系統建構者》（The Electrification of America: The System Builders）一文中， 即強調技術發展的影響在於建立系統。當愛迪生發明高阻抗燈絲，也需計算如何建立一個跟煤氣燈照明一樣的經濟系統，把技術發展鑲嵌於經濟、政治、社會與科學脈絡中，將產品推出到市場，使技術具備通用性。

而當我們將這個社會性關注放在國與國之間的科技競爭脈絡下，作者特別注意國家制度是否擴大了工程技能和知識庫的教育和培訓系統等「通用技術技能基礎建設」（GPT skill infrastructure）。透過詳實的案例研究，運用時間序橫斷面模型分析，作者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崛起，到第二次革命美國躍居領先，再到第三次革命期間日本對美國的挑戰，發現歷史證據更支持的是擴散理論：那些更能夠廣泛地在各產業中傳播通用技術的國家，最終成為、或維持了他們的經濟霸權。

那麼，這些國家做對了什麼？作者指出，既然關鍵不在創新而是擴散，那麼需要的就不只是少數的英雄發明家，而是源源不絕的工程師大軍，是這些應用新技術的普通「微調者」與「執行者」，才能將通用技術應用到不同產業之中。於是，哪個國家更能廣植相關的工程技能與知識的教育／培訓系統，更能制度性地扎根與充分利用這條「技能基礎建設」路線，就成了勝負的分水嶺。在此，歷史鎂光燈所聚焦的，是應用機械趨勢的集體發明，是技術傳承的默會知識，是促進跨產業廣泛使用的工具系統，與其交會的人才培育體系和蓬勃的技術採用（而非創新）活動。

當代政策啟示：AI競賽的前景判讀與戰略建議

本書進而挑戰了美中AI競爭前景的主流預測。在作者眼中，美國瀰漫著一股中國很快就會成為世界AI首強的焦慮，並認為這個黃金交叉可能在十年內發生。而原因是，中國在AI的科研投資與技術突破上進展飛快。此時，敏銳的讀者應該已能猜到問題何在。

這些對「中國崛起」的警示，過度偏重在獨尊技術創新的領頭羊產業機制。但歷史告訴我們，AI若是一種通用技術，其對經濟權力格局的影響，目前恐怕還處於早期階段。而無論是AI工程師的勞動力規模、相關教育機構的質與量，乃至於產學連結的深刻程度，美國現今仍是在技能基礎建設上明顯佔優的一方。

於是依照通用技術擴散理論，作者認為目前更有條件贏下這場AI經濟競賽的，不是中國，而仍將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霸主：美國。

這也正是閱讀本書的價值所在：它提供我們一個嶄新的視角，來理解新興科技是在「何時」及「透過什麼方式」重構了全球經濟的實力版圖。於是，儘管像二○二五初DeepSeek的橫空出世在第一時間引發市場震盪，面對將此稱為「中國的史普尼克時刻」，意指中國AI實力已迎頭趕上美國的流行說法，你或許不會再那麼容易照單全收。畢竟若回顧歷史，沒有任何國家能永遠壟斷通用技術的創新突破；真的需要擔憂的，或許是AI在中國的跨產業應用，會不會比其他國家來得更廣泛、勢頭更兇猛。

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反覆強調，AI政策不能只停留在激勵研發，更該長期投注於擴大技術應用的人才庫。如果他的建議正確，除了關注美中競爭，我們也必須自問台灣的「技能基礎建設」是否完備？譬如根據數發部統計，在二○二四至二○二六年間，光是資訊服務業每年新增的AI人才需求就高達五千至六千人。 那麼從高教、技職、在職培訓到海外攬才，台灣是否有辦法補足全產業需要的相關勞動力缺口？

事實上，我國政府也意識到人才供給的挑戰。因此行政院自二○一八年起兩期「台灣AI行動計畫」都將增加應用端人才納為政策主軸。在民間，譬如台灣人工智慧學校也十分關鍵，為各產業的AI導入提供培訓。而本書的分析進一步提醒我們，「AI產業化」固然重要，但長遠而言，真正決定經濟競爭力的，恐怕會是這些「產業AI化」努力的深度與廣度。

為此，除了推升創新，台灣的政策制定者在中長期更應考慮以全產業為尺度，積極推動「擴散導向」的AI戰略。

潛在盲點？審視中國制度能力評估與出口管制

只不過，也請讀者不要忘記，這些前景預測與政策建議，只有在本書論證成立的前提下才會是有效的。因此在接受作者的理論之前，我們建議讀者先抱持批判性的視角，並在閱讀時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本書的論證是否成功？舉例來說，如果作者旨在證明權力消長取決於「擴散」而非「創新」，那在各個歷史案例中，被挑選出來比較的「通用技術」與「領頭羊產業」是否具有代表性？標準為何？是否公允？而用於支持「通用技術擴散最能解釋經濟成長差異」的證據是否充分？即便擴散論成立，又為什麼聚焦人才端的「技能基礎建設」，是衡量擴散能力的最佳指標？

檢驗衡量指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反思作者對美中AI競爭的研判。事實上，即便先順著本書邏輯，「美國的AI工程人才庫勝過中國」的宣稱也絕非沒有爭議，畢竟已有諸多統計顯示中國的STEM學科畢業生數量冠絕全球。因此，作者在書中有關美國AI從業人口與教育訓練品質遠超中國的舉證，就值得讀者細加評判。

此外讀者也可以思考，我們在解讀美中擴散AI的制度能力時，是否也必須考量其他條件？

即使是作者也承認，包括技術標準、技轉制度、貿易及融資自由、市場競爭程度等，還有許多人力資本以外的因素，也可能影響通用技術的跨部門傳播。而從無人機、電動車、太陽能、儲電到工業機器人，中國向來給人的印象反而並非長於創新，而是技術的商用普及與產業應用。無所不在的行動支付等數位服務，則提醒著我們，中國龐大的人口始終是其他經濟體難以匹配的競爭條件。當前，他們的企業正在競相將DeepSeek等模型融入到產品與生產流程之中，這不僅源於市場競爭驅力，也是其創始人梁文鋒與習近平會面的後續效應，由此也可窺見中國領導人如何以國家力量來為擇定的技術擴散「推波助瀾」。

針對中國制度能力評估的可能挑戰，作者有無、如何做出回應？回應是否令人信服？尤其中國大量製造導致產能過剩，搭配傾國之力的補貼政策與低價傾銷策略，國家在通用技術擴張的控制與主導角色不僅變形，甚至非常突出。另一方面，從社會信用系統到新疆的大規模監控，中國威權體制結合科技監測是否更容易取得質量兼具的個人資料，從而增長其在AI訓練上的相對優勢？若將視角轉往美國，川普大幅削減科研預算與移民／留學生政策的緊縮動盪，又會如何影響美國的AI人才供給與產學合作生態？持續變動的美中政策發展，為這場新興科技賽局所注入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同樣是讀者行經相關章節時必須留意之處。

最後，縱使本書的理論建構成功，仍不代表我們就能對其政策偏好照單全收。舉例來說，作者顯然對AI晶片等關鍵科技的出口管制高度存疑，認為這道政策取徑仍執迷於獨佔新興產業中的短期技術優勢。但即使先接受作者的理論主張，只要我們都承認AI的訓練與推論需要大量算力，而算力又高度仰賴晶片支援，那麼晶片就是AI在各產業落地時的關鍵硬體條件。

以邊緣AI（edge AI）為例，即便這類應用僅是將訓練完成的小型模型部署到終端設備，仍然仰賴專門設計的高效能晶片系統。於是從設計、製造到封裝，整個硬體供應鏈的完整性，將深刻影響手機、電動車乃至工業自動化等領域的AI應用與擴散速度。

在當代的通用技術擴散競爭中，晶片恐怕仍是重要性絲毫不亞於「技能基礎建設」的戰略競爭物資。如此看來，出口管制不僅未必如作者所述，僅為壟斷創新而存在，因為若要有效削弱中國「產業AI化」的能力，持續強化管制晶片及其關鍵製程技術的出口，恐怕是即便像作者這樣的通用技術擴散論者，亦難以忽視、甚至必須慎重支持的政策方向。

跳脫創新迷思—從《科技與大國崛起》思索AI時代的美中競爭與台灣布局

賴又豪、杜文苓

面對川普2.0時代來勢洶洶的關稅大戰，強調「讓美國再次偉大」與「製造業回流美國」，使強權間的競爭不再僅止於先端技術的創造、管制與運用，本土製造能力亦躍上檯面，影響全球科技供應鏈佈局。而隨著國家權力與科技發展越發緊密交織，當前的兩大強權美國與中國都更加積極地想贏下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人工智慧競賽。

值此科技地緣政治競爭劇烈的關鍵時刻，大國較量究竟誰勝誰負？又將如何影響全球的科技發展與擴散？各家論述眾說紛紜。而過去幾...

導　讀　跳脫創新迷思——從《科技與大國崛起》思索AI時代的美中競爭與台灣布局
作者訪談　贏得馬拉松，而非短跑
第一章　引言：新時代的開展
第二章　通用技術擴散理論
第三章　第一次工業革命與英國崛起
第四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與美國崛起
第五章　日本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對美國的挑戰
第六章　軟體工程技能基礎建設與電腦化的統計分析
第七章　美中AI競爭與第四次工業革命
結　論　在AI競爭中回顧
致　謝
附錄一　質性分析附錄
附錄二　量化分析附錄
註　釋

導　讀　跳脫創新迷思——從《科技與大國崛起》思索AI時代的美中競爭與台灣布局
作者訪談　贏得馬拉松，而非短跑
第一章　引言：新時代的開展
第二章　通用技術擴散理論
第三章　第一次工業革命與英國崛起
第四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與美國崛起
第五章　日本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對美國的挑戰
第六章　軟體工程技能基礎建設與電腦化的統計分析
第七章　美中AI競爭與第四次工業革命
結　論　在AI競爭中回顧
致　謝
附錄一　質性分析附錄
附錄二　量化分析附錄
註　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