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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一日之虎，垠燦如永恆

撰文＝詹偉雄

The fact that many a man who goes his own way ends in ruin means nothing. The only meaningful life is a life that strives for the individual realisation - absolute and unconditional - of its own particular law……He must obey his own law, as if it were a daemon whispering to him of new and wonderful paths.

「許多走自己路的人，最終都走向了毀滅」這一事實並不重要。唯一有意義的生活，是個人為實現——絕對而且無條件地——其自身特定法則而奮鬥的生活。⋯⋯他必須遵守自己的律法，就好比它是一個魔鬼，向他低聲講述嶄新的、美妙的道路。

——卡爾．榮格（Carl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17: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They climbed fast, lived hard — and died young.

他們攀登迅速，生活艱苦，卻英年早逝。

——《每日郵報》（Daily Mail）, 《寧為一日猛虎》書評標題，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Remember, the mountain does not know that you are an expert’. The mind needs to trick itself into knowing that the mountain will fall to the expert.

「切記，山不會知道你是專家。」你得想辦法騙自己，確信山會對專家屈服。

——約翰．波特（John Porter），《寧為一日猛虎》，頁五三七

這本書是一本奇特的書，它是一本傳記、一冊懺悔錄（confession），也是一闕輓歌（elegy），讀者讀完了，說它是一部回憶錄（memoirs），也非常恰當。

我們有理由相信：它的文體分類如此猶疑不定，暗示著作者寫它之時，也處在心神恍惚的狀態。故事的主人翁是英國早逝的登山好手艾利克斯．麥金泰爾（Alex MacIntyre），他在聲名正旺的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二十八歲青壯之際，攀登喜馬拉雅最著名的「大牆」安娜普納峰（Annapurna）南壁，被一顆從上方高速落下的石塊擊中，當下隕命，像是一列播放的膠卷突然被剪斷了後續，徒留讓人錯愕的白畫面和連綿的機器噪音；而這本書的作者約翰．波特（John Porter）當時正留守在基地營，他透過高倍望遠鏡頭目睹了麥金泰爾墜入冰河的剎那，久久不能自己。

那趟旅程，波特、麥金泰爾與另外一位夥伴荷內．吉里尼（ René Ghilini）正準備以「輕量速攀」的三人組方式，擴增他們「純淨登山」（pure alpinism）書頁的關鍵篇章，安娜普納峰南壁在喜馬拉雅山區是「至尊」一般的顯著存在，左右寬三英里、拔高一．五英里，山巔俯瞰著翠綠的溪谷和農舍；然而就像所有意外一樣，暴風雪與陡峭的雪溝並沒有擊倒登山者，而是天外飛來的一擊，大自然索討回它過往給予的恩賜，就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

波特深深地被麥金泰爾的死亡所折磨，他是美國人，因為寫碩士論文來到了英國，在里茲大學登山社結識了艾利克斯，他比這年輕人大上八歲，是攀岩與爬山這些興趣與體力活的領路人。他們的友誼長達十年，一齊遠征過中亞、印度、南美好幾回，共同體驗過大山與岩壁給出的身心靈洗禮，也遭遇到和波蘭登山隊交誼與面對異文化衝擊的超齡成長經驗。其間，麥金泰爾以他大膽的決心和更多的高海拔實戰，在安娜普納南壁的行程裡，給予作者莫大的壓力和啟示：這位昔日的小老弟，眼看著即將離我絕塵而去，「我深深覺得自己是個奇蠢無比的大外行」，在該行的兩次高度適應攀登中，波特都跟不上麥金泰爾的腳步，正式登頂前因為腹瀉體力不支，只能在基地營遙祝他們能成功歸來。沒有料到的是：波特最終成為艾利克斯的死訊報信者。

多年來，這個夢魘和他多次糾纏，他想把故事寫出來解除掉這個心理毒素，但麥金泰爾的母親吉恩（Jean）阻止了他，她無法再次面對失去兒子的歷歷往事，她央求待她過世（彼時已罹患末期的癌症）之後再出版。波特應允了，因此這本《寧為一日猛虎》的正式出版已來到二○一四年，距離麥金泰爾在安娜普納南壁下的死日，已有三十二年之遙。和一般的登山者傳記不一樣，身為讀者，我們看到的麥金泰爾故事和波特自己的一樣多，它是一闕二重奏的輓歌，一個倖存一個早逝，彼此辯證搏纏，但對話的主題是一貫的：登山如此致命，尤其「純淨登山」的致命機率更高，那麼行動者不害怕嗎？他們是被生命中的哪塊部分說服了，理由說得出來嗎？

「寧為一日猛虎，不作千年馴羊」（Better to live one day as a tiger than to live a thousand years as a sheep）是一句圖博古諺，被麥金泰爾母親吉恩選作南壁兒子紀念碑上的提詞。她和兒子的女友在一九八三年徒步走到安娜普納南壁的山腳下，藉著這段行腳，回顧、體察了艾利克斯生命最後一段光景。時隔多年，這塊紀念碑被雪崩給沖刷了，波特知情，和朋友們於二○一二年又爬上彼段遠征的高點，重新為麥金泰爾安放了一座新碑。相比上世紀八○年代初期，現時的國際登山社群已經沒有多少人認識麥金泰爾了，但他當年以身試法、拳拳主張的「純淨登山」思維已成為現今攀登界的主流哲學底蘊。一日猛虎和千年馴羊的對比，說的是大膽挑戰風險的創造性勇氣之可能收穫，和只追求可控風險與山頭數量的庸碌功名之間，一種毫不猶豫的價值選擇。但我們也知道，每當死亡的訊息傳來，遭難者的心智也從來不為社會所理解，彷彿山上與山下，是兩個從未有過溝通的異星球。

波特寫作《寧為一日猛虎》，是少數能在兩個星球之間，破譯兩邊思維倨傲難解之處的一本心靈報告，這故事折騰他超過三十年，喜愛登山的我們為它讀上三天，是一樁完全划算的生命哲學投資。

上個世紀八○年代，是現代高海拔登山的盛世，當所有的十四座八千米巨峰都被人類攻克，探險的興頭並沒有從此緩和，反而更高昂了起來。原本，在追逐登頂八千山頭的早期，登山隊伍紛紛採取「圍攻」（siege）的策略，透過分段補給、職權分工、周全計畫，以保有攻頂者體能、降低攻頂者風險的「類作戰」運籌，來取得首登八千山頭的冠冕。但到了七○年代末期，「迴避風險」的策略被「迎向風險」的信念所取代，波蘭登山隊的沃伊切赫． “歐提克”．克提卡（Wojciech ‘Voytek’ Kurtyka）是這一路哲學的領航員，而本書作者與麥金泰爾所處的北英格蘭登山社群也是這套路數的擁護者。當他們首度和克提卡一齊參與了阿富汗班達卡峰（六八五○公尺）無人攀登過的東北壁（兩千三百公尺）攀登之後，這群小夥子便正式挑戰起英國傳統攀登天王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曾組隊以圍攻方式成功登頂安娜普納南壁與聖母峰西南壁）的權威位置，在英國大搖大擺起來。

新興世代認為：靠著雪巴人運補架設高地營、鋪設固定繩、輸送氧氣瓶，阻斷了大山和人的自然遭遇，非但品質十分不純粹，而且因為在高海拔地區停留太久，反而會減弱登山者體能，增加事故發生率；與之相對的，是他們在阿爾卑斯山多方嘗試過而且成效不凡的輕量速攀方式，不帶帳篷和大量食物、瓦斯，只攜帶必要的技術裝備和夠止飢的乾糧，用最快速的方式上山也用最快的速度折返，而一旦過程中有變化，他們也主張用露宿和平日就得操練的體能強渡關山，克提卡稱這種必要的自我訓練為「受苦的藝術」（the art of suffering）。

不僅如此，他們還歇斯底里般地強調登山路線的選擇，它必須是一條沒人爬過的線，而且認定此線上的攀登難關、挑戰以及與其相伴的絕美地景，將會反映著登山者的人格與風格。麥金泰爾在自己與道格．史考特合寫的《希夏邦馬：西南壁首登》一書裡所寫的一句標語：「雄心指向山壁，風格成了執迷」（The wall was the ambition, the style becamethe obssession）成了這一世代的座右銘。大牆直上、新路線、冬攀⋯⋯，取代傳統的大兵團遠征，兩、三個人用著丐幫拮据式的人類學旅程完成整段攀登任務，才是值得謳歌的生命體驗。

自此，高海拔登山進入了另一頁混雜著美學、哲學或玄學的激越篇章，這段時期最著名的兩趟路線，是兩座都以英文「Shining」為別稱的大岩壁山二人組攀登，分別是一九七六年，英國二人組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與喬．塔斯克（Joe Tasker）領銜爬上有「輝耀之山」（The Shining Mountain）之稱的強卡邦峰（Changabang，印度境內，六八六四公尺）之西壁（一千五百米高，這趟行程故事被臉譜Meters書系收錄為此套山岳文學選集的第一本，書名就叫《輝耀之山》）；以及一九八五年，由克提卡和奧地利夥伴羅伯特．蕭爾（Robert Schauer）攀登亦有「閃亮之牆」（The Shining Wall）暱稱的加舒布魯姆四號峰（Garsherbrum IV，巴基斯坦境內，七九二五公尺）西壁（二千五百米高）。雖然這趟遠征並未登頂，在離山頂約兩百米之處，二人組遭遇連續暴風雪而被迫撤退，但整趟攀登行程的紀錄發表後，被譽為喜馬拉雅登山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攀登。

如果沒有在一九八二年被安娜普納南壁的那顆飛石擊落，麥金泰爾極有可能與克提卡比肩，一同成為二十世紀的大師級人物。他們在班達卡峰一見如故，隔年又連袂爬了強卡邦峰南壁，一九八○再度成功登頂道拉吉里峰（八一六七公尺，尼泊爾境內，世界第七高峰）的東壁，全部都是新路線首登。在山岳文學作家柏娜黛．麥當勞女士（Bernadette McDonald）書寫波蘭登山隊「冰雪戰士」（ice warriors）的諸篇英雄式報導中，總會看到照片裡有一位大捲髮、澎澎頭的瘦高英格蘭人，像是誤入的異鄉人，那個年輕小子就是麥金泰爾。

和一般的武勇型登山者不一樣，艾利克斯雖然生活內容非常波西米亞，有「髒艾利」（Dirty Alex）的渾號，但他大學唸的是細緻的經濟與法律，結業成績一流，因此有非常高超的洞察力和處事智慧。在博德曼卸任英國登山協會（BMC）總召集人之後，麥金泰爾接任，經由本書作者波特的近身觀察，這位主角並沒有因此耽誤自己的爬山計畫，而且還把登山者口中貶斥為無能官僚的BMC經營得有聲有色。他遠征時總是帶著一只卡式錄放音機隨身，放著當令的英式搖滾樂，和酒精來匹配，然而當他寫起文章時，讀者絲毫不會覺得他是個躺在基地營曬太陽的懶漢，而是位執行「Mission Impossible」任務的高效探員。本書中的文中之文——第十一章〈小伙們回歸〉中插入的〈冷得令人心安〉，可以瞥見其不凡的寫作才華。當他來到安娜普納山腳下時，他和夥伴只帶了一支冰螺栓、兩根岩釘、一圈繩子和另一圈垂降用的繩皮、輕量化睡袋、一頂露宿帳和四天份的食物與瓦斯，多年的遠征攀登，大自然已把二十八歲的他磨練成一個老道的人。

十九世紀末，英國山岳會陣中的頭號菁英艾伯特．馬默里（Albert F. Mummery），是第一位挑戰東方喜馬拉雅山脈的好手，可惜的是，他來到世界第九高峰南加帕爾巴特（Nanga Parbat，八一二六公尺，巴基斯坦境內）山腳下，還在進行探勘巡查時，就遭到雪崩的掩埋，享年僅三十九歲。當年馬默里引人注目的是他有卓越的攀登技術能力，也有斑斕的文采，在經典作《我於阿爾卑斯和高加索的山中攀登》（My Climbs in the Alps and Caucasus）一書裡，他看到登山界英式傳統裡崇高的一面：「這項運動的核心之處，並非在於登上頂峰，而是如何在困難中搏鬥，並且克服它。」當時光來到麥金泰爾這一世代，技術難度更高了，裝備和組織的更新也與日俱進，然而，人們總是挑選更難的路徑和更高風險的攀登方法，仍然期盼自己能從死神的手指間滑壘而過。這本書的作者，曾經是麥金泰爾繩伴的約翰．波特是少數倖存的里茲大學登山社社員（這本書出版後，獲選英國山岳會會長），他也不免對這一用生命交換某種外人難以想像報酬的行當，投以懷疑。在那一趟最後與Dirty Alex的山行之旅裡，他察覺到朋友放大自己能力和野心所帶來的不詳預感，但這感受是受自己前一年兩度在聖母峰與死神擦身而過的恐懼而來。他回憶起當年一位不爬山的工程師朋友，問了他一個迷人的問題：如果你出發上山時有X人，下山回來時有Y人，那麼用Y減去X，你們最終得到什麼？

波特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回答，讀者讀到後半自然就會遇到；當然，讀者也可自己得出自己的見解；但是在世俗的生活哲學裡，也許某種執迷和定見，比起各種分析式的答案，更接近人類處境的真相吧。英國是近代登山運動的濫觴國，也是現代足球運動的首發地，有一次，英國老牌球會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戰後傳奇教頭比爾．辛奇利（Bill Shankly）接受記者訪問，談到足球在英國人生命中的角色，他說：「有些人說，足球之於你，是一種攸關生與死的事物，我說：『聽好了，它比生與死更重要。』」（“Somebody said that football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to you, I said listen, i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能當一天的老虎，也就是接近永恆了；一樁恐懼死亡的人生，應該是永遠都還沒活過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