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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再探孟德爾之夢？

周成功（陽明交通大學生命科學系退休教授）



每一個重要科學理論形成的背後，都有一個長期摸索碰撞的過程。只有透過對這段歷史的回顧，了解科學探究活動的始末，我們才比較容易掌握這段科學知識內在發展的脈絡。科學知識才不會淪落成一堆無趣、冰冷的教條，而是一個充滿人性活動的心智結晶。因此從科學史下手，永遠是一般人接近科學的最佳途徑，同時也是科學教育中最有效的入門方式。很可惜在中文的世界裡，大部份有關科學史的書籍都出自翻譯，而教科書中科學史的敘述多半...

（摘自第1章）

達爾文的夢

在劍橋大學就學的時候，達爾文就展現自然學家收集標本的高度熱忱。在18世紀，歐洲的自然學家四處觀察周遭的動物、植物、黴菌等各種生物，收集標本來研究大自然。他們重視觀察和歸納，通常不太進行科學實驗。這門屬於比較軟性的科學，是很多經濟寬裕的中產仕紳的時尚嗜好。

達爾文生長在富裕的家庭，祖父是有名的醫生伊拉士摩．達爾文（Erasmus Darwin），外祖父則是有名的瑋緻活瓷器公司創辦人維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本來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當時英國最好的醫學院），但是他對醫生的工作興致索然，荒廢功課。這時期他加入一個研究自然史的學生社團，培養了野外觀察研究的嗜好。在愛丁堡兩年之後，父親毅然將他轉入劍橋大學，希望他畢業之後從事牧師的工作。當時英國的牧師一定要有大學的學位。

達爾文在劍橋結交很多自然學家朋友，不時聚會並從事野外活動，自己也開始狂熱地收集甲蟲標本。1831年，達爾文從劍橋大學畢業後，沒有依照父母的願望去當牧師。命運帶他走上一條他完全預想不到的路。他加入了費茲羅（Robert Fitzroy）船長所領導的環球勘查航行，扭轉了他後半輩子的一切。

那年8月底，他收到劍橋的老師兼朋友韓斯洛（John Henslow）教授來信，告訴他皇家海軍的小獵犬號在尋找一位能擔任無薪自然學家和地質學家職位的紳士，參加他們環球調查航行。1831年12月27日，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展開這趟未知之旅。這趟環繞地球一周、為期五年的航行，讓達爾文接觸到非常繁多的生物物種及化石。他不停收集樣本、製作標本、歸納整理，連同生物與地質報告一起寄回英國。這些物種的多樣性以及地理分佈的廣泛，讓他非常著迷。

小獵犬號回到英國的時候，達爾文已經是一位聞名的自然學家了。他開始到處演講和發表論文，開始有系統地整理和分析那些數量龐大的標本，很多專家都加入幫忙。從這些經驗，他開始發展出物種起源和天擇的理論。為了支持物種不是牢固不變的理論，他進行很多育種雜交實驗與觀察。他的基本理論大約1838年就開始成形了。1839年初，達爾文被選為皇家學會的會員，很高的榮耀。同時他與大他九個月的表姊艾瑪．維奇伍德（Emma Wedgwood）結婚，艾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這樣表姊弟近親的結婚，有違他在演化論中提到的「雜種優勢、近交衰退」觀念。

1855年，一位四處旅遊、收集標本的自然學家華萊士（Alfred Wallace）發表一篇論文〈論調控新物種形成的定律〉（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華萊士和達爾文很不一樣，出身貧窮，幾乎一輩子都如此。他受到幾位旅遊自然學家（包括達爾文）的感召，先後前往亞馬遜河流域和馬來群島進行很長時間的研究，經費都是依賴販賣他所收集的標本所得。他在這篇論文說：每一個新物種的出現都不是無中生有；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都已經有親屬的物種存在。他認為這個論點，可以解釋他所觀察到的生物和化石的地理分配。達爾文的朋友認為這很接近他的理論了，但是達爾文不以為意。他還是慢條斯理地整理資料，打算寫一本叫做「天擇」的巨著。

1858年春天，華萊士在馬來群島患病，躺在床上發冷發熱，突然想起十二年前讀過的《人口論》。馬爾薩斯的這本經典提出族群的個體數目快速成長，終將超越自然資源的成長，帶來必然的災難。他想，生物物種的演化似乎可以從這個角度思考。面對自然的天敵、資源的不足，他說：「為什麼有些會死，有些會活？答案很清楚，整體來說最適者會活。面對疾病的威脅，最健康的逃離；面對敵人，最強壯、最靈敏、或者最狡猾的逃離；面對饑荒，最好的獵人或者消化系統最好的逃離，等等。然後我就想到，這自動的程序必然會改進種族，因為每一代劣等的必定會被殺死，優秀的會存活，亦即最適者存活……這樣子動物體軀的每一部份都可以依照需要修改，就在這修改的過程中，沒有修改的就死掉，於是每一個新物種的特殊形狀和清楚的隔離都可以得到解釋。我越想越相信，我終於發現我長期追尋解決物種起源的自然定律。」接下來幾天，他將他的想法寫成一篇20頁的論文，寄給達爾文。

這年6月華萊士的論文抵達的時候，達爾文自己的著作也已經撰寫了一段時間。他看到相隔半個地球的華萊士竟然提出和自己相同的演化機制，這篇論文刺激了他快速整理出一篇論文，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在7月1日舉行的林奈學會上宣讀。當時華萊士還在婆羅洲，達爾文則在辦兒子的喪事，兩人都不在現場。文章最後發表在《倫敦林奈學會學報》。

達爾文自此發憤圖強，開始撰寫一本巨著的摘要。沒想到這份摘要後來就演化成五百多頁的《物種起源》。1859年出版之後，大受歡迎，印製的1250本一下子就賣光。那年他已經50歲了。

在引言中，達爾文就如此綜合整本書的要義：「當物種生下來的個體數目遠超乎可能生存的數目，就會有不停的生存競爭；一個個體只要有稍微對自己有利的變化，在生命複雜而且隨時變化的條件下，就可能有更佳的生存機會，也就是『天擇』。以穩固的遺傳原理而言，任何通過篩選的品種就會傾向繁殖它改變過的新形式。」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演化論都是如此主張：物種數目隨著時間增加，個體爭奪有限資源，在自然篩選的壓力下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

達爾文甚至在《物種起源》中提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可能源自一個共同祖先，這是演化論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曾經在筆記本中畫了一幅「生命樹」（圖1-2），並在這頁上頭寫著「I think」（我想）兩個字。對此，達爾文曾經在寫給華萊士的信中如此說：「雖然我不會活著看到，我相信有朝一日，大自然的每一個大界都會有相當真實的族譜樹。」他說的「界」是指當時生物分類的動物、植物界和原生生物的三個界。達爾文以及當時的分類學家歸納動植物的族譜，所依據的是個體形態的相似性。單靠形態的相似性來判斷親緣性的話，誰都很難把植物與動物歸納在一起，更別說黴菌、細菌這些原生生物。

一百年後，達爾文的夢成真了，而且不但每一個「界」都有一個族譜，所有的「界」其實都涵蓋在同一個族譜中。也就是說動物、植物、黴菌、細菌等通通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這樣單一的族譜是19世紀的科學家很難想像的。

支持這單一族譜的堅強證據來自細胞裡的分子訊息。儘管一種細菌、一棵樹和一個人，怎麼看都不像，但是我們的細胞中有無數相似的蛋白質和相似的基因。親緣越接近的生物之間的蛋白質越相似，基因也越相似。這種細胞分子的共通性存在於地球上每一種生物之間。地球所有生命屬於同一起源的證據確鑿。

從這分子訊息所建立的族譜的角度來看，演化的步驟就反映在基因的變異。基因的變異造成蛋白質的變異，蛋白質的變異造成個體性狀的變異。族群中不同性狀的個體，才接受自然的挑戰和篩選。

（摘自第1章）

達爾文的夢

在劍橋大學就學的時候，達爾文就展現自然學家收集標本的高度熱忱。在18世紀，歐洲的自然學家四處觀察周遭的動物、植物、黴菌等各種生物，收集標本來研究大自然。他們重視觀察和歸納，通常不太進行科學實驗。這門屬於比較軟性的科學，是很多經濟寬裕的中產仕紳的時尚嗜好。

達爾文生長在富裕的家庭，祖父是有名的醫生伊拉士摩．達爾文（Erasmus Darwin），外祖父則是有名的瑋緻活瓷器公司創辦人維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本來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當時英國最好的醫學院），但是他對醫生的工作...

【初版序】

「為什麼」比「什麼」重要



1953年夏天，美國長島冷泉港實驗室的第18屆「定量生物學研討會」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會場的聚光燈聚在DNA身上。華生（James Watson）在大會演講，講他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剛發現不久的DNA雙螺旋模型。這是雙螺旋首次公開露臉。在另一場演講，赫胥（Alfred Hershey）發表他們著名的果汁機實驗。

生物學的學生們應該都讀過赫胥和他的助理蔡斯（Martha Chase）做的「果汁機實驗」。他們用T2噬菌體（感染細菌的病毒）進行實驗。他們想問的是：DNA或者蛋白質是遺傳物質？一般的教科書告訴我們：赫胥和蔡斯用放射性的硫標示噬菌體的蛋白質，用放射性的磷標示噬菌體的DNA；他們發現T2感染大腸桿菌的時候，進入細菌的是放射性的磷（DNA），沒有放射性的硫（蛋白質），所以赫胥和蔡斯證明了基因是DNA。

事實是這樣嗎？顯然不是。如果我們置身於1953年的這場大會，我們會聽到赫胥說：「我個人的猜測是，DNA不會被證實是遺傳專一性的獨特決定者。」他不確定遺傳物質就是DNA。

如果我們再閱讀他們九個月前發表的論文，我們會看到文中如此說：「感染的時候，大部份噬菌體的硫留在細胞表面，大部份噬菌體的磷進入細胞。」注意，文章只說「大部份」的硫留在表面，和「大部份」的磷進入細胞。可是大部份的教科書都說「硫」全部留在外頭，磷「全部」進入，所以DNA是遺傳物質。

這篇論文發表前八年（1944），美國洛克斐勒研究所艾佛瑞（Oswald Avery）醫生的實驗室也提出支持DNA是遺傳物質的論文。艾佛瑞的實驗室用各種生化和物理技術，分析造成肺炎雙球菌遺傳改變（「轉形」）的化學物質。他們在論文下結論說：「在技術的限制內，具有活性的部份不含有偵測得到的蛋白質……大部份或許全部都是……去氧核糖核酸〔DNA〕。」

艾佛瑞和赫胥都是嚴謹的科學家，深知實驗技術的限制，無法排除他們的DNA樣本中完全沒有蛋白質（或其他物質）的存在，所以不能肯定基因就是DNA。假如他們斷然宣稱基因就是DNA，他們一定飽受批評。

胡適曾經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在證據不足的時候，要維持客觀的存疑態度，不輕易論斷。這是科學家必須具備的嚴謹治學精神。艾佛瑞等人以及赫胥和蔡斯的研究結果支持DNA的遺傳角色，沒有錯，但是他們都沒有排除基因含有蛋白質或其他物質的可能性。這樣保守的邏輯論證是絕對必要，不能妥協的。

如果我們把時間再提早九年（1935），我們就會碰見剛好相反的情況。那時同樣也在洛克斐勒研究所的史坦利（Wendell Stanley）純化了菸草鑲嵌病毒，並且成功將病毒結晶起來。病毒能夠結晶，顯然純度很高。他分析晶體的化學成份，發現只有蛋白質。此外，純化的病毒依然具有感染力，所以史坦利下結論說：「菸草鑲嵌病毒可以看成一種自我催化的蛋白質……需要活細胞的存在以進行複製。」這項研究讓那個時期的科學家更相信蛋白質是遺傳物質。

現在我們知道菸草鑲嵌病毒的遺傳物質，其實是包在蛋白質中的RNA。這RNA佔病毒重量的6%，但是史坦利沒有偵測到它，顯然是技術上的不足。根據不完美的技術所得到的結果下結論是很危險的。完美的技術是很稀罕的。

教科書教我們DNA（以及有些病毒的RNA）才是基因的攜帶者，沒有錯，可以背起來。但是如果我們簡化歷史，說艾佛瑞等人以及赫胥和蔡斯證明這件事，我們就辜負了他們堅守的科學精神。這樣的科學精神正是學生亟需學習的。

這些例子凸顯閱讀原始論文的重要性。在原始的論文中，我們才可以接觸到原始的數據、推理和結論，而不是被扭曲、過度簡化或過度詮釋的結論。閱讀原始論文，我們才能設身處地從作者的角度思考，了解來龍去脈，而不只是背書本告訴我們的條文。

求知不能只是用背的。華生說過：「知道『為什麼』（觀念）比學習『什麼』（事實）還重要。」他早在大學時代就領悟到應該盡量接觸原始論文和資料，不要太依賴教科書。教科書的內容大多是根據二手或更多手的資訊，做簡化的陳述。簡化的結果常常就是誤導。難怪分子生物學領導人戴爾布魯克（Max Delbrück）會說：「大部份教科書交代科學發展史的方式都百分之百的愚蠢。」



生物學應該是這個樣子

1953那一年，我才八歲。我真正接觸DNA的時候，已經是25歲。

那時候我剛剛進入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TD）的分子生物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第一學年上了「分子遺傳學」和「巨分子物理化學」兩門核心課程，我才知道分子生物學是怎麼一回事，DNA是怎麼一回事，遺傳密碼是怎麼一回事。

出國前，我接觸的傳統生物學，像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解剖學等，大都是相當表面的陳述，缺少基本層次的理論。讓原本大學聯考選擇「甲組」（理工和醫科）的我相當失望。接觸到UTD的這些課程，才讓我產生無比的興趣與熱情。突然之間，我發現生物學應該就是這個樣子，有物理、化學和數學支撐著的生物學。

當時UTD才剛成立。分子生物學系第一屆的學生只有六位。老師的人數卻是我們的兩倍。我選擇的指導老師漢斯．布瑞摩爾（Hans Bremer），是從物理學家轉行的生物學家。系裡的老師中，他治學最嚴，我選他也是因為他的嚴格。我希望從他那裡學習自律，收斂鬆散。當時希望當他學生的還有一位美國女孩，漢斯選擇了我。我就這樣子踏入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領域。

漢斯成為學術上影響我最深的人。他親自教我實驗技巧、教我撰寫實驗記錄和科學論文，還和我逐字修潤講稿並排練演講。最特別的是他開的「論文研讀」課程。他挑選重要的論文，讓我們課前閱讀，然後在課堂中不厭其煩地討論，不放過任何細節，例如：作者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實驗為什麼用這一個技術不用那一個；數據的分析和詮釋有什麼漏洞；實驗的結果告訴我們什麼，沒有告訴我們什麼。這樣嚴謹的要求和瑣碎的磨練，是我研究生涯的最重要修煉之一。

漢斯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從德國移民到美國。他來達拉斯之前，先後在戴爾布魯克的研究所及史坦特（Günther Stent，見第2章）的實驗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系裡還有很多老師也是來自歐洲。他們或他們從前的老師，有些會在這本書中出現。

例如，我們的系主任是來自英國的克魯茲（Royston Clowes），他以前是有名的遺傳學家海斯（Willim Hayes，見第4章）的學生。來自德國的藍恩（Dimitrij Lang），以前是電子顯微鏡大師的克林施密特（Albrecht Kleinschmidt）的學生，他們兩人發展出用電子顯微鏡觀察DNA的技術（見第4章）。

系裡還有一群輻射生物學家，其中魯柏特（Stanley Rupert，見第10章）是DNA修復的拓荒者之一。1958年他在大腸桿菌中發現修復紫外線傷害的光裂合酶，這個酶在可見光的照射下可以修復被紫外線破壞的DNA。1970年代，土耳其學生桑卡（Aziz Sancar）在他指導下分離到這個酶和基因。桑卡因為這個酶，與其他兩位DNA修復酶的研究者在2015年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我剛從UTD畢業的時候，漢斯曾推薦我到加州大學柏格（Paul Berg，見「後記」）的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但是柏格說要等到隔年才有位子，我沒有等。我和另一位老師到俄亥俄州醫學院做博士後研究。柏格後來因為發展重組DNA技術，得到1980年的諾貝爾獎。

在俄亥俄州的時候，我曾做了一項四股DNA結構的研究。那時候我寫信請教剛從英國劍橋搬到美國沙克生物研究院的克里克，他看了我的文稿後告訴我，那四股DNA的模型在五年前已經有位蘇格蘭的科學家發表過了。我如果想進一步研究的話，他建議我可以進英國克魯格（Aaron Klug，見第7章）的實驗室。我沒有聽他的。克魯格1982年得到諾貝爾獎。

除了這幾位，這本書中提到的其他人物，我都只有在書籍和論文中接觸到。最早是在UTD的時候，漢斯拿戴爾布魯克1949年發表的〈一位物理學家看生物學〉（A Physicist Looks at Biology）給我們看。在這篇回顧文中，戴爾布魯克陳述他和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兩人以物理學家的觀點來看，基因應該是化學分子；但是以分子而言，基因卻太過於穩定，很詭異，似乎有違現有的物理原理。薛丁格甚至在《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書中，提出遺傳學中可能隱藏著新的物理定律。這個煽動性的想法吸引了很多菁英物理學家，積極投入遺傳學研究。戴爾布魯克等人更形成「噬菌體集團」，用大腸桿菌和噬菌體為研究題材，在細胞中的分子層次研究基因。

漢斯還給我們另外一篇史坦特於1968年發表的回顧文章〈那就是那時候的分子生物學〉（That Was the Molecular Biology That Was）。史坦特把從《生命是什麼？》到1953年的雙螺旋這段時期稱為分子生物學的「浪漫期」，因為這段期間，很多人都心懷尋找新物理定律的美夢。在接下來的「教條期」，基因的研究開始揭開明確的分子機制和理論，一切結構和機制似乎都可以用現有的物理化學原理解釋，沒有提出新物理定律的必要。戴爾布魯克等人的浪漫美夢，儘管帶領了革命的風潮，仍舊只是一場美夢。



一個逐夢的故事

那時候的我正在實驗室中打拚，只想早日畢業，所以對漢斯給我們的這些課外讀物沒有太在意。等到離開UTD好幾年後，身處於學術生涯，回顧起來才體會到漢斯的用心。他是在薰陶我們，要放寬眼界，要見樹又見林。

2005年，在我擔任國家講座的期間，台灣大學的于宏燦教授安排我去做一系列的五場演講，題目是「分子生物學的崛起」。之後，我將內容擴充，開始在陽明大學和東海大學開一門叫做「孟德爾之夢：分子生物學開拓史」的課程，給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學生選修，一直到現在。這段期間，我也曾經簡化科學內容的部份，加重時代背景（包括藝術與哲學的發展），在通識教育的學程中開課。

我用「孟德爾之夢」這個名稱的想法，是出於孟德爾告訴修道院同僚的一句話：「我的時代將會來臨。」我為了它先後閱讀了四十多本參考書籍、這段歷史中的重要論文、還有很多的網頁資料，包括紀錄影片和口述歷史。我把這些教材整理起來，加上一些延伸讀物及網路資料，提供給學生們閱讀和參考。十年下來，我開始覺得應該把這一切撰寫成書，因為雖然關於這段歷史的英文著作很多，但是中文出版物很貧乏，一直到2009年遠流出版的《創世第八天》中文版三巨冊。《創世第八天》是歷史學家賈德森的經典報導文學，講的是分子生物學三、四十年的黃金時期。我曾推薦這本書做為上課的參考書，但是發現幾乎沒有一個學生真正去讀它。那超過1100頁的內容，除了特別有心的人，一般學生或老師都會卻步。

我開始寫我的書。我要從頭說起，不只是談那三、四十年的黃金時期。我從孟德爾和達爾文開始寫起，因為基因的概念是那個時期開始孕育，DNA也在那時候被發現。從孟德爾發表豌豆論文，一直到日後遺傳密碼的解碼，基因神秘面紗的揭開，剛好歷經了一百年。這本書說的就是這一百年中的基因歷史。

這些故事中，我要注重科學方面的申述和推論。賈德森是歷史學家，不是實驗科學家。他在《創世第八天》中科學推理方面沒有達到我的期望，在課題的取捨方面也不太符合我的主觀喜好。

分子生物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仰賴很多其他學門（例如物理、化學、數學和資訊科學等）的知識和技術，特別是一些新出現的觀念和科技。有趣的是有些新儀器竟然來自平日的生活用品。例如廚房用的果汁機，就一再出現在這段歷史中。果汁機誰都會用。反過來，有些科技儀器（例如X射線繞射晶體圖學），在操作上和分析上都非常專業，就不是可以輕易解說清楚的。

最了不起的是研究者為了解決當前的課題，在沒有現成技術可用之下，自己摸索，發明出新的技術來。例如：梅塞爾森（Matthew Meselson）和史塔爾（Frank Stahl）為了測試DNA複製模型，使用超高速離心機發展出密度梯度離心的嶄新技術。這種嶄新的技術不但成就了該項研究，也成為日後相關研究技術的典範。



準備你的心靈

問題的思考、策略的選擇和結果的詮釋，都和科學家個人的背景很有關係，特別是他們的教育和經驗。對書中關鍵的人物，我會做一些背景的描述，尤其和他們的發展有關的部份。達爾文和孟德爾在同一個時期做了很多（有些類似的）遺傳研究，但是他們研究的風格非常不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兩人的學識修養非常不同。

除了個人內在的因素，外在時空的機緣也是研究成敗的重要因素。科學發現過程不像大眾想像般依循一條直線，有規劃、有條理地前進，而是有很多路線錯綜交織在時空中，充滿了錯誤、曲折、意外和運氣。你知道華生和克里克建構了三個不同的DNA模型，才得到正確的答案嗎？你知道科學家花了十四年的功夫才解完遺傳密碼，而前八年發表的理論和模型通通是錯的嗎？這些失敗的故事，都不會出現在教科書中，但是它們都可以幫助我們對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發展有正確且踏實的理解。

錯誤、歧途和失敗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當我們選擇高風險的研究時。指導老師給學生或者計畫書規劃的研究題目，通常不會是高風險的，通常有可以預期的結果。但是，當學生脫離這個課題，追求自己的夢，他就踏上陌生且高風險的發現之旅。兩個最明顯的例子是：華生和克里克的DNA雙螺旋結構，以及梅塞爾森和史塔爾的DNA半保留複製模型。這兩項研究既不是指導教授規劃，也不是研究計畫規劃的。克里克和梅塞爾森當時都還是研究生，在進行別的論文題目。他們都是抽空從事這些「課外活動」，跌跌撞撞圓了他們的夢。

別忘了，當初孟德爾的遺傳研究也是「課外活動」。他沒有論文指導老師，也沒有研究計畫。他只是修道院裡的一位修士，在沒有任何酬報下，只有院長和同僚的鼓勵（大概也幫忙吃了很多豌豆），八年中完成28000株豌豆的雜交實驗。他為了什麼？他只是為了發掘其中「應該隱藏著的大自然法則」。

這些大大小小的冒險活動在本書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我們隨著這些冒險家面對挑戰，隨著孟德爾思考豌豆雜交實驗的結果，隨著華生和克里克在來自四處的線索中抽絲剝繭，構思DNA的結構。一個謎題的解答帶來另一個謎題，一個挑戰接著一個挑戰，編織出精采的歷史。

這不是一本輕鬆閱讀的科普書籍。不管我們用何種方式進行，科學的學習永遠不是輕鬆的，永遠要花腦筋和精神的。別相信人說科學可以輕輕鬆鬆學習，那是騙人的。真正扎實的學習，永遠必須付出扎實的力氣。

將這本書捧在手上翻閱，隨時停下來思考，慢慢咀嚼和消化。碰到太艱深或太生澀的題材，不妨放下書，沖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再回來，也不妨暫時跳過，擱置起來，或者找人討論。除非你已經是專家，你一定會碰到障礙，沒有關係。如果這本書說的你都懂，你就沒學到什麼。發覺自己不懂或不解，就是進步的第一步。

讓這本書帶給你收穫與快樂，也幫助你準備你的心靈。

【修訂版序】

新的面貌與感謝

《孟德爾之夢》自從2017年出版以來，經歷修訂五刷，並授權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簡體版（書名《基因前传：从孟德尔到双螺旋》）。現在我們決定改版《孟德爾之夢》，賦予新的面貌，同時對內容進行微幅修訂。

《孟德爾之夢》所談的都是有一段距離的歷史，期間發現的遺傳原理都有定論，經得起考驗，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大幅修訂。此次增訂新版只在下列幾處內容有實質的添加：

第2章結尾處新增了一節有關達爾文演化論和孟德爾遺傳學整合的簡要歷史，交代20世紀早期的學者們如何將這兩項獨立的創論融合起來，塑造成完整的理論。這要感謝清華大學黃貞祥教授在網路專欄「GENE思書軒」指出這項缺失。

第7章後段有提到為什麼華生與克里克一開始就認定DNA雙螺旋是右旋的，有些讀者會好奇他們為什麼如此確定，因此我在這裡增加了一段史實和意見。

最後，書末附錄的〈基因的百年歷史與後續的里程碑〉也新增了近年來的幾項新突破；在〈延伸閱讀與網路資源〉裡，我刪除或更新了一些過時的資訊，同時增加了一些新內容。

修訂新版中也添加了幾幅我的插畫，包括在《科學人》專欄發表過的，希望增加一些輕鬆趣味。新版封面我還是和上次一樣畫了一幅畫，感謝美術設計謝佳穎的加工設計。這次的新版編輯，我要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的總編輯王明雪、編輯林孜懃與王心瑩，以及行銷企劃舒意雯。

最後，這些年來，承蒙各地讀者們的鼓舞和支持，謝謝大家！

【初版序】

「為什麼」比「什麼」重要



1953年夏天，美國長島冷泉港實驗室的第18屆「定量生物學研討會」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會場的聚光燈聚在DNA身上。華生（James Watson）在大會演講，講他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剛發現不久的DNA雙螺旋模型。這是雙螺旋首次公開露臉。在另一場演講，赫胥（Alfred Hershey）發表他們著名的果汁機實驗。

生物學的學生們應該都讀過赫胥和他的助理蔡斯（Martha Chase）做的「果汁機實驗」。他們用T2噬菌體（感染細菌的病毒）進行實驗。他們想問的是：DNA或者蛋白質是遺傳物質？一般的教科書告...

初版序 「為什麼」比「什麼」重要
修訂版序 新的面貌與感謝
楔子 酒館中的狂言
第1章 鴿子與豌豆
達爾文是自然學家，著重於觀察和歸納，孟德爾受的訓練則是比較嚴謹的物理和數學。孟德爾用豌豆實驗建立起的遺傳原理，大力支持了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
第2章 果蠅與黴菌
白眼突變果蠅的實驗結果，扎扎實實支持著孟德爾的遺傳論，還因此發現了聯鎖遺傳！以X射線誘發的紅麵包黴營養需求突變株，連結生化與遺傳學，成為快速方便的實驗材料。
第3章 量子與基因
薛丁格引用戴爾布魯克的模型，從量子力學的角度討論基因為何物、如何儲藏大量資訊。物理學家舔嚐到遺傳學的物理意義，遺傳學的弔詭更使他們興奮不已。
第4章 噬菌體與吃角子老虎
細菌對於噬菌體的抗性，是突變還是適應？關鍵在於有沒有基因參與，以及發生的時機。賭場裡吃角子老虎機的中獎率，剛好給了盧瑞亞實驗靈感。
第5章 灰姑娘與果汁機
基因是蛋白質還是DNA？蛋白質多采多姿，DNA就像灰姑娘般被冷落了。利用果汁機阻斷噬菌體感染的一個簡單實驗，竟然幫助DNA翻身！
第6章 鐵絲與紙板
根據X射線繞射DNA類晶體所得到的數據以及理論的演算，科學家用紙板和鐵絲構築了立體的分子模型。雙螺旋結構就此誕生。
第7章 毛毛蟲與蝴蝶
華生與克里克最擔心的是DNA結構會很無聊，沒想到他們看到美麗高雅的雙螺旋，其中隱藏著達爾文和孟德爾追尋的秘密。他們尋找毛毛蟲，卻發現了蝴蝶。
第8章 羅塞塔石碑與紙牌屋
DNA的鹼基序列如何編寫遺傳密碼？羅塞塔石碑式的策略太費時。鑽石密碼、三角密碼、無逗點密碼……這些理論模型十分美妙，卻都是弱不禁風的紙牌屋。
第9章 琥珀與乳糖
噬菌體的遺傳解析揭示鹼基序列的交換；琥珀突變幫助DNA和蛋白質共線性的建立。細菌先消耗葡萄糖再利用乳糖的現象，隱藏著基因的調控機制。
第10章 糖水與指甲
雙股的DNA如何複製？利用同位素標記是個可行的方法，但要怎麼檢視結果？指甲的密度應該接近DNA，先剪一片指甲丟進糖水裡試試看。
第11章 信使與轉接器
一定有某種物質，把遺傳訊息從細胞核帶到細胞質中的核糖體。RNA是最可能的信使。現在還缺一個可接特定胺基酸的「轉接器」，而20種胺基酸至少要有20種轉接器！
第12章 濾紙與密碼
遺傳密碼的密碼子顯然是三聯體。但是胺基酸和密碼子之間如何配對？理論空談沒有用，只能依靠實驗室裡的試管、酶和濾紙，按部就班一一解出來。
後記
附錄
基因的百年歷史與後續的里程碑
延伸閱讀與網路資源
索引

初版序 「為什麼」比「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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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酒館中的狂言
第1章 鴿子與豌豆
達爾文是自然學家，著重於觀察和歸納，孟德爾受的訓練則是比較嚴謹的物理和數學。孟德爾用豌豆實驗建立起的遺傳原理，大力支持了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
第2章 果蠅與黴菌
白眼突變果蠅的實驗結果，扎扎實實支持著孟德爾的遺傳論，還因此發現了聯鎖遺傳！以X射線誘發的紅麵包黴營養需求突變株，連結生化與遺傳學，成為快速方便的實驗材料。
第3章 量子與基因
薛丁格引用戴爾布魯克的模型，從量子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