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春風遠矣：敬悼余英時先生

唐小兵

2021年8月5日對我是晴天霹靂的一天，剛到辦公室沒多久接到一個友人電話，告知余英時先生於8月1日淩晨於普林斯頓在睡夢中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一歲。放下電話，與余先生有關的各種記憶與細節紛至遝來，萬千心事誰訴？我情不能自已而致痛哭失聲，恍恍惚惚中度過一整日。窗外綠意蔥蘢，濃陰匝地，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暑期校園裡，陽光穿越濃密的樹葉灑落在地，斑駁的光影彼此錯落，不遠處是如茵草坪及靜靜矗立的第一教學樓。這靜謐悠遠的場景都會讓我不斷回想2018年7月15日的普林斯頓余府周圍的草坪與陽光，也是一樣的綠意彌漫，陽光溫煦，仿若世外桃源，更像是新冠疫情來臨之前的黃金時代的最後一刻。我當時在先生家逗留的兩個小時，會在今後的人生不斷被細細回味。我發了微信朋友圈哀悼後不斷有朋友勸慰我不要太難過，都說余先生是高夀且無病無痛夢中離世是有福之人，而且他一輩子著作等身影響華人學界至深且巨，精神生命早已永恆。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仍舊覺得心裡面彷彿突然崩塌了一大塊，空空蕩蕩茫然無歸。餘先生活著，我們的心裡就會有一個遙遠的掛念，同時也是一種巨大的安慰，這些年每次跟他簡短通話都會讓我感受到鼓舞，那種潤物無聲讓人如沐春風的溫暖，是只有真實接觸過先生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的。如今，春風遠矣！

說實話，不像我的一些同齡人尤其同門學友很早就接觸余先生的作品，我是很晚才開始閱讀余先生的著作。我記得應該是2002年的上半年，因偶然機緣與許紀霖老師通信，新聞系本科畢業在一所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書的我，無知者無畏，向許老師提了好些關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如何融合的大而無當的問題。許老師在回信中建議我除了李澤厚，要多閱讀錢穆、余英時等學人的著作來深度瞭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從那一刻起，余先生的名字就開始在我的心靈裡紮根，我也有意搜求余先生的作品來閱讀。等我2003年秋天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讀研，余先生的作品就成為我們這些研究現代中國思想史的青年學子的必讀作品。我還記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版後，在許老師的課堂上我們專門討論過一次，此外，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課堂上，我們也跟隨著許老師深入研讀和討論過余先生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余先生的治學兼有考證細密和義理豐贍的特質，而其史學語言又清雅曉暢，要言不煩，節製錶達中自有一種綿密的引力，自然最能夠讓我們產生強烈的共鳴。

從研究生時代起，余先生就成為我高山仰止的學界前輩，其學術、思想與踐履型人格都成為我輩楷模。不過，儘管如此，我從未想像會有跟余先生私下交流的緣分。他是遠在大洋彼岸普林斯頓小鎮的一代史學宗師和人文巨匠，而我則是一個藉藉無名的青年學生（後來留校任教成為青年教師），我們之間橫亙著千山萬水的距離。我追隨著先生的腳步，讀他的新作、新的文章和訪談，也常常從師長輩那裡聆聽關於先生行止言談的吉光片羽，常常為之會心愜意並深受啟迪。2011年12月17日是余先生曾經專門研究過的民國知識分子領袖胡適（見《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誕辰120周年的日子，那一年我愛人從湖南初到上海，任職於《東方早報》文化部，深度參與了對於胡適的紀念專輯的採訪與寫作。當時報社部門領導提出要訪問余英時先生，初到上海工作的她自然沒有門徑去採訪先生，不得已從之前訪問過余英時先生的友人李宗陶處找來先生的電話與傳真號提供給她。我們將擬好的採訪問題傳真給余先生，年事已高的余先生潛心學術寫作，一般不接受訪問，但一來因為與《東方早報》專刊「上海書評」有深厚的情緣，二來也因為擬定的問題激起了他老人家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談談對他影響深遠的胡適的興趣。他作了詳細的書面回應並傳真給我們。一來二去，甚至可以說張冠李戴，我就與余先生算是有了一些「緣分」，偶爾也會打電話問候和請教於他。儘管從未謀面，他對於我卻極為親切和信任，常在電話裡跟我談治學之道、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狀況和家國天下情懷。我記得有一次他推薦我要做好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就得認真研讀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2009年博士畢業留校任教，根據系裡安排，我講授了一門面向歷史系學生的必修課中國文史原著講讀」，所用的參考書就是余先生先後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學生從書中獲益良多，可惜2014年秋天後余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全面下架，我的學生也因緣際會而擁有了「禁書」，這是讓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擁有」。一扇從余先生的作品去瞭解中國歷史文化的視窗就此關閉了，但有心求知向學的年輕人總會想方設法，突破文網去尋找余先生的作品和文章來研讀。去年秋天，我給研究生開設「中國文化史專題研究」的選修課程，與近二十位同學共同梳理了從錢穆先生的著作到余英時先生的作品再到王汎森、羅志田等前輩的著述的學術脈絡和方法傳承，推薦學生精讀了余先生《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等作品，也可謂從學生身份到教師身份，對余先生所傳承和發揚光大的中國思想文化史學術傳統的自覺接近。余先生學問如大江大海，我和學生能夠從中汲取滄海一粟管中窺豹，也足夠滋養一生了。

2017年秋天，我獲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機會，剛到波士頓就跟余先生通了電話，他很高興我能夠到其曾經任教過的哈佛大學訪學，並歡迎我去他家做客。因為獨自帶著小兒明峻訪學，他又在公立小學上學，很多假期哈佛燕京學社都有周密而妥帖的安排，再加上我初次到美國，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大通，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一直遷延到第二年夏天返回中國之前，我才得償所願攜家人終於踏上了通往普林斯頓之路。不過，在那之前，我常有機會與先生通電話，談天說地信馬由韁，但其實往往不脫治學與家國，這種常常是隨性所至卻每有創獲的交談，成了我在波士頓最珍惜也最奢侈的精神生活。2018年7月15日的下午，依照約定時間我終於可以去我心目中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鎮普林斯頓拜訪先生，心情自然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歡愉與忐忑。我記得從新澤西住所出發去普林斯頓的那一個午後，是朋友Marvin駕車帶我們全家去的。路上風雲突變，大雨滂沱，車子是從一片水霧迷濛中前行，前行的道路依稀難辨，路途之中接到余先生的夫人陳淑平老師的電話，囑咐我們注意安全，晚一點到達也沒有關係（之前約定了下午三點登門拜訪，余先生一般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而下午接待訪客），這讓我們特別感動。這種細節之中的真誠關切，最能彰顯民國文化滋養出的一代知識人待人接物的溫情與周到。

等我們快到普林斯頓小鎮時，天色為之一變，雨後天晴風和日麗，藍空如洗，綠草盎然，那一刻真感覺有如神啟般的感恩與驚異。我們兜兜轉轉終於找到了幽靜如桃花源的餘府，陳老師早已站立在草坪上等候我們了。我們一行五人，除了我們一家三口，還有同在哈佛燕京訪學，早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且此時正好又回到了普大短期訪學的徐蘭君教授，以及紐約的朋友Marvin。神清氣朗穿著短袖淺藍色襯衫的余先生在門口等候我們，我終於見到了先生！那一刻的心情難以言表，既興奮、歡欣又充滿著珍惜之情。我深知有太多的人想拜訪余先生，而余先生年近九十，仍舊筆耕不輟，新作不斷，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彌足珍貴，而他願意拿出一個下午來跟我這個從遙遠的故國來的青年學者漫談，這是一種怎樣的信任、關切和提攜後學的長者情懷！門外草坪上是一個養著金色鯉魚的小水池，陳老師引導我們短暫駐足，觀看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魚兒，也告訴我們附近時常有鹿兒出沒。落座後，我們就跟余先生自然地交談起來，陳老師也端上了精心準備的茶點和茶水。讓我極為感動的是，余先生、陳老師為我們一家人分別準備了禮物，給小兒明峻的是余先生晚年長期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吉祥物——一隻棕黃色的毛絨小老虎，給我愛人的是一個印著“Knowledge is power”字樣的青白相間精緻瓷碟，而給我的則是余先生親自為我撰寫的一幅字，抄錄的是陳寅恪先生1964年給其晚年最器重的弟子蔣天樞教授新著寫的序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講述了歐陽修撰寫五代史記而改變了五代十國那種澆漓士風，讓士大夫重返一種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的醇正之風氣中，並重申了文化比權力更有尊嚴、學術比政治更有生命的主旨（余先生曾經在一個訪談中提及，作為一個畢生致力於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學人，他寧可出現在他人嚴謹學術著作的註腳裡，也不願意出現在某一天報紙的頭條中。這透露了余先生的出處與取捨，也是他一生能夠給後世留下如此博大精深的學術成果的奧秘）。當陳老師將這個條幅在我們面前展開時，我內心極為感動，甚至羞愧於自己何德何能，哪配德高望重堪稱士林領袖的先生花費如此精力和心血寫下這一幅字？！那一刻，我分明感覺到了先生對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學人的期許，字裡行間都是一生為故國書寫歷史的余先生的文化關切與淑世情懷（我不由想起余先生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脫口而出的一句經典名言：「我在哪裡，中國歷史文化就在哪裡！」）。這一次拜訪余先生本來是完全隨意無目的的，直至到了啟程拜訪余先生之前不久，台灣《思想》雜誌錢永祥先生得知我有這個計畫，特意囑咐我對余先生做一個關於五四百年的訪問，並言《思想》雜誌雖然每一期都刊登對兩岸三地乃至歐美華人學者的訪問，但創刊至今尚未能夠有幸訪問余先生。我因為研究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與知識分子史的緣故，之前讀到過余先生關於五四的多篇名文，深感先生對於五四精神與歷史內涵的闡發，常別出心裁而又深具史識且能開闢出一些可以深耕細作的研究新論域。作為《思想》多年的作者和讀者，受惠於這本雜誌的思想與學術啟迪很久，自然應當飲水思源義不容辭。匆促之間，我連問題都沒來得及好好準備事先提交給先生，而且是到了新澤西之後才跟余先生電話中提及這個臨時多出來的訪問計畫。余先生稍一考慮就爽快答應了。如今追憶，幸虧錢永祥先生臨時給我安排了這個任務，讓我得以在餘府寒暄之外，可以用一個小時的時間集中地向先生請教關於五四百年的歷史源流與因果流轉。預定兩個小時的拜訪時間匆匆消逝，我們不想讓先生太疲憊，就決定辭別了，在餘府門口，我們一行與余先生、陳老師合影，留下了美國之旅最珍貴的影像記憶之一，我也請余先生在我從中國帶過去的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扉頁上題簽。在辭別之際，余先生很鄭重地告誡我不管時代如何巨變，世道如何艱難，都要將真正的知識與文化傳遞給下一代，用他廣為流傳的話來說，就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這一情景與他寫的陳寅恪先生贈蔣天樞的條幅彼此交錯疊加，我深切地感覺到了中國讀書人守先待後薪火相傳為中國文化托命的「學脈」之真義。如今面對書架上對我微微笑著的先生的照片，我想起先生已經遠行，再也不能當學術與人生遇到難題時可以請益他時不禁悲從中來。話雖如此，臨別時余先生的贈語如醍醐灌頂更如空谷足音長久回蕩，人之相交，貴在知心，真誠所致，念念不忘。

二○二一，春風遠矣：敬悼余英時先生

唐小兵

2021年8月5日對我是晴天霹靂的一天，剛到辦公室沒多久接到一個友人電話，告知余英時先生於8月1日淩晨於普林斯頓在睡夢中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一歲。放下電話，與余先生有關的各種記憶與細節紛至遝來，萬千心事誰訴？我情不能自已而致痛哭失聲，恍恍惚惚中度過一整日。窗外綠意蔥蘢，濃陰匝地，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暑期校園裡，陽光穿越濃密的樹葉灑落在地，斑駁的光影彼此錯落，不遠處是如茵草坪及靜靜矗立的第一教學樓。這靜謐悠遠的場景都會讓我不斷回想2018年7月15日的普林斯頓余府周圍的草坪與...

致讀者

在世界文壇，魯迅的《阿Q正傳》已經是不朽之作，對幾代的中文讀者衝擊尤其強大。今年是這本小說正式問世的100週年，本期發表趙尋先生的長文，適時對魯迅筆下阿Q這個人物的倫理─政治涵意，提出與100年來的通行看法大異其趣的分析。由於中共奉阿Q為底層人民的代表人物，阿Q的革命「倫理」深深影響了中國革命的自我想像。趙尋參考亞里斯多德對憐憫以及阿倫特對社會革命的批評，檢討阿Q的殘忍倫理的政治後果。這篇文章在「魯迅作者」之間應該會引起爭論，但是爭論阿Q的政治倫理，豈不最能證明《阿Q正傳》不衰的現實意義嗎？

其實1922年在文學史上並不尋常，當年問世的名著，除了《阿Q正傳》，還有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竹藪中〉），喬伊斯的《尤里西斯》，艾略特的《荒原》，褚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等等。如果有作者願意共襄盛舉，我們很希望能邀請到相關的文章以饗讀者。

余英時先生在去年8月去世後，《思想》即盼望以合適的方式來紀念與追思他的成就。余先生一生主張民主與自由，不過除了若干少作，並沒有專著陳述他的自由主義信念。在本期的專輯「余英時與自由主義」中，王邦華、陳祖為兩位教授探討余先生在90年代接觸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後的一些回應，揣度余先生晚年會如何界定儒家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以這種方式重現余先生的政治觀點，向余先生致上敬意，格外有其價值。

同樣出於敬意，唐小兵先生追述他跟余先生交往的點滴，特別記錄下余先生對大陸上像他這樣的新一代學人的期望，令人感慨有加。小兵先生一向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知識人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裡的種種命運，有一份深刻的同情。文章的結尾處從個人角度思考「人生的完成」這個挑戰，讀來也令人動容。

在本期《思想》的編輯工作接近尾聲時，傳來張灝先生過世的消息。張先生跟余先生一樣，都對當代中文世界的人文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後來者莫不曾經受惠於他們的觀念啟蒙乃至於人格的示範。張先生曾經在《思想》14期發表過〈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義道路：從公共知識分子談起〉，在20期發表〈政教一元還是政教二元？：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政教關係〉；在19期我們也發表過李懷宇先生的訪談〈張灝：探索時代〉，請讀者自行參考。

張灝先生於4月20日去世之後，上海的郭克先生在封城中撰文，趕上本期的出刊。郭克想起他最後一次跟張先生通電話，問張先生最近在研究什麼問題。張先生緩緩回答：為什麼在中國「人」會被神化？郭先生回顧張先生看出從軸心時代的先知到啟蒙知識分子，多有一種「精神氣質」，稱之為「人極意識」。軸心時代的先知尚受到超越意識的限制，但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極意識」則已無止境。這種人極意識，正是中國思想一貫地將人「神化」的源頭與動力。到了近代職業革命家帶領社會革命，這種「人極意識」就一發不可收拾了。這正是張先生晚年一直關注的大問題。

張先生所謂的「人極意識」，另一個說法即是「人類中心主義」。在疫情中，人類中心主義應是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尷尬吧。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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