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一：1935-1979外交風雲動》

中美談判展開

　　斷交之初，最重要的事當然是中美談判。蔣彥士部長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正式接任，楊西崑次長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午飛往華府，蔣總統和孫院長在此以前就指示我要負責今後關係的談判。我在十二月十八日深夜就寫了幾項必須解決的問題，包括：未來辦公室的名稱、分支單位、功能、人員地位、政府所有的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軍售、信用貸款、文教交流活動、貿易談判如配額問題、科技合作包括核燃料供應、司法互助、民航及海運、電信與衛星、投資、安全防衛，以及美國法律上有關「外國代理人登記」的豁免等等。稍後，我在三天內逐一拜訪國防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央行、原能會、新聞局和他們的首長，洽商如何使談判結果能符合其願望。

　　我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逐日和安克志大使商榷善後事務。十九日安氏亦向我表達在台北的美僑強烈的不安全感，我說明我國對於在華美僑沒有任何不滿，我們一定設法使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品質得到保障，不因外交關係的終止生變。我也提出六件事：首先是保僑，希望旅美僑胞不致因斷交而受到中共騷擾，如強迫換領護照；其次是保產，我政府在美國的存款以及各地的不動產，請予妥善保護；第三、切勿因美已與中共建交，而去遊說目前仍與我維持邦交的國家跟進，日前外電報導美駐韓大使來天惠正致力拉攏中共與韓國之關係，實極不妥；第四、維護條約協定效力，除五十九項外尚有若干行政性及技術性之安排與諒解，盼能一併包括在內；第五、設立新機構，我盼使用「中華民國聯絡辦事處」名稱，小甘迺迪參議員於一九七三年已在參院做此表示，希望能使用，至於十四處領館盼均能保留，所有工作同仁均相互給予外交待遇；最後，是繼續提供軍售，因華國鋒、鄧小平近日均發言不許美國提供武器予我，更形敏感，盼美方速採取具體行動。

　　安克志對第一、三兩點表示無困難，二、四兩點盼我方能提供清單，第五點最為困難，因美方擬成立一個「公司」，第六點雙方軍事單位已在磋商。他表示將立即報告上級。我對美方擬成立「公司」一點，表示絕無接受之可能，請美方慎思。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安克志再度來部看我，表示美方特使團正在積極籌組中，但該團能停留時間甚短，將來真正談判將由大使館擔當，主要是由副館長浦為廉公使負責，他將在使館結束後續留台北擔任新機構副主管。安氏繼續說明昨日所談已詳細報告政府，但是有關名稱除我方所提「聯絡辦事處」及美方所提「公司」之外，不知尚有其他可能使用之名稱？我說中方對名稱較美國更為重視，因儒家思想「名不正則言不順」，如不用「聯絡辦事處」，至少要用「代表團」（Mission）。

　　我也提到我國的安全問題，假如中共對台使用核子武器，我是否仍在美國的核子傘防護範圍？安氏表示，美政府日前已公開表示關心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定，自然包括台灣在內。安大使並建議我們，應發動友好的國會議員在國會中通過維持台灣安全的決議案。

安排雙方代表人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安克志大使又來告知，美國代表團由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領，包括國務院法律顧問韓瑟爾（Herbert Hansell）、太平洋總司令魏斯納（Maurice Wiesner）上將、副助理國務卿蘇里文、副助理國防部長阿瑪寇斯（Michael Armacost）及若干助理。該團乘專機訂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抵台北，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離開。盼能安排晉見總統、院長、外長以及其他相關首長。我詢問該團來此的主要使命是否有明確的指導綱領，安氏表示尚未獲悉，但盼能晉見總統。

　　外交部此時已為未來談判草擬了一公報稿，是依照我們盼望的談判結果撰寫的，所以我向安克志建議，代表團離華前發表公報，並表示最好雙方早日商討公報稿。我也基於沈大使在十九日會晤郝爾布魯克助卿時，郝氏表示「今後中美關係的安排，多將仿效日本的先例」一節，鄭重指出中美關係與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前的中日關係截然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我們草擬的公報稿包括：美國政府承認台灣從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美國將立法保證持續履行其在協防條約下的義務，美國將繼續供應我國安全所需的武器，中美雙方將以立法措施使雙方現存條約協定能繼續有效，雙方應在對方首都設立非官方代表機構及分支機構，其人員應享同於外交領事人員之待遇，並得與對方政府機構充分接觸。這份稿子反映了我國的主要立場。

　　我國方面參加談判的代表團，也由政府核定由外交部蔣彥士部長、國防部宋長志總長、我、經濟部汪彝定次長、交通部朱登皋次長、外交部北美司王孟顯司長、新聞局宋楚瑜副局長、外交部條約司錢愛虔司長、外交部情報司金樹基司長等九人。以後陸續增加顧問諮詢人員，有國關研究中心蔡維屏主任、研考會魏鏞主委、國防部葛敦華次長、駐美軍事採購團溫哈熊團長、民航局毛瀛初局長、國防部聯五葉昌桐次長、丘宏達教授、丁懋松律師。另外尚有幕僚人員胡為真祕書、章孝嚴科長及王愷科長。蔣部長是代表團團長，我是主談人。蔣部長非常周到，在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中午和下午都約了參加談判同仁和學者專家座談，交換對未來談判的意見。二十四日中午，在信義路聯勤俱樂部餐敘，一位剛到黨部擔任主管的較年輕朋友，慷慨激昂地表示，美國如此虧待我國，其代表團在華期間要不斷發動反美示威遊行，以示我國民意，可迫使美方接受我方意見。蔣部長徵詢我的看法，我表示萬萬不可如此，外交談判是專業工作，不是憑藉威脅或示威。我一再表示請讓我們不受干擾地談判，千萬不可引進群眾。蔣部長裁示不要遊行，但是黨部仍在暗中安排，以致美代表團抵華時受到嚴重騷擾。

美代表團來台立場

　　安克志大使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來部看我，提到美代表團可能在二十九日提早離華，我問他美方在如此短暫的停留，對於討論議程有無先做準備？安氏表示並無，他問是否可依我前幾天所提的六項議題。我即指出十六日凌晨安氏報告蔣總統，卡特總統將派其信賴的顧問，賦予全權來華討論兩國未來關係，但現在安排似未盡相符。安氏表示，副國務卿是為此一問題來，只就廣泛大綱磋商，細節不擬討論。我說中美未來關係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在此一短暫時間完成；代表團來去匆匆，恐將予人缺乏誠意之感。我也指出，中美雙方對於未來關係的基本原則可能有不同看法，如美方來此只是送交一份已擬妥的安排，我們無法接受，則代表團來台北實在是多此一舉。我的這些話，不幸就是以後發展的寫照。安大使仍建議我不要在此時就下斷語，是否待代表團離華後再做評斷。

　　在華府，克里斯多福副國務卿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代理國務卿身分約見沈劍虹大使話別，態度友好，說明他來台北只能討論未來關係的架構，無法討論細節。而楊西崑次長於二十四日會見蘇里文副助卿，蘇已表示美國將成立一機構，由退休大使擔任主管，有兩個月過渡時間。換言之，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底以前，雙方要設立非官方機構，並接收原來的大使館業務。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離任中情局長的布希在《華盛頓郵報》以「我們與北京的交易：完全付出，沒有利益」為題撰文痛批卡特。他說：「美國不可思議地全盤接受中共三條件，拋棄一名忠實友人。在吾人歷史上首次在和平時期，無理由也無利益地廢除一個與盟邦的條約。」

　　當然，國會對於卡特在休會期間，不顧國會決議的作為極感不滿，無論參議員或眾議員，不分民主黨或共和黨都對卡特大加撻伐。十二月二十七日《國會季刊週報》報導國會普遍不滿，將衍及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第二階段協定的批准。

　　這些朋友對我們的善意，對我國民心士氣極具鼓舞振奮的作用，卻也使得心胸狹隘的卡特把一切的帳都算到我們頭上。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二：1979-1988華府路崎嶇》

首次官方會晤

　　我到華府以後第一個重要的官方會晤，是在一月十二日下午去在台協會晤見國務院亞太助卿伍夫維茲（Paul D. Wolfowitz）。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曾在耶魯大學任教，在國務院擔任過政策設計局局長，並沒有中國背景，舒茲接任國務卿後何志立助卿請辭，才將他調來擔任助卿。伍氏是位謙謙君子，接下來三年多我和他有很密切並友好的互動。

　　那天見面伍氏第一句話就是：「上月十八日和你在電話中談話，非常愉快，今日晤面再一次向你致賀。」我想起來李潔明處長於十二月十八日在官舍為我餞行，突然間電話鈴響，他拿起話筒沒說幾句話，就交給我說：「是你的電話。」我接起話筒剛喂了一聲，那頭傳來聲音說：「我是保羅伍夫維茲，歡迎你來華府。」我很驚訝，和他稍事寒暄結束了交談。我問李君是否他安排的，他說不是。由這件小事我瞭解伍氏心思細密，將是一位極佳共事的優秀外交官。

　　伍氏在談話中重申去年《八一七公報》時的美方六項保證，但是他也說明未來的交往美方不能有官方性質，而且必須切實保密，希望我們不要太重視形式。我說明履任前各位長官均一再叮囑要與美國政府密切合作，避虛就實，以低姿態努力工作。我說明在赴任之前曾和新聞界的負責人有很長的談話，說明了若干新聞報導和揣測，對於國家可能造成傷害，請求他們協助，對軍售消息除美國政府已發表者，不作揣測或報導，對雙方高層接觸不作報導，其他可為中共用以傷害中美關係的敏感性事項也勿報導。

　　我也說明自己是深盼增進中美關係，其中經貿、文教、科技、觀光等無敏感性的關係，我會全力推展並予報導。至於有些事項敏感性不高，如引渡協定的締訂，可以積極進行；而有敏感性的問題如軍售等，則應審慎推動並避免任何報導。

　　接著我提到舒茲國務卿將於二月前往大陸訪問，對於高層訪問我國都很關心，只怕對我國的權益造成傷害，特別是四天前的《華盛頓郵報》報導國務院曾邀請專家討論中國問題。伍氏表示此為國務院一系列的討論會之一，參加者相當平衡，《華盛頓郵報》稱與會者表示美國應爭取中共以免其投向蘇俄，但實際上與會者都認為美國不應為一哀求者，故舒茲此行應以美國利益為先，不必遷就中共。

　　接著在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和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主任席格爾和他的助理勞克思（David Laux）會晤。席氏是老友，在我駐美期間的前三年多擔任白宮職務，最後兩年接伍夫維茲擔任亞太助卿，可以說是我駐美期間交往最多的官員。他是一位正直誠信的人，也是我極為尊敬的友人，可惜他英年早逝，在我回國工作不久就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我對席氏表示來美前蔣總統曾指示要向雷根總統致意，也特別表示我方絕不會做任何可能使雷氏困窘的事，並且交代我要全力配合雷氏的工作。席氏表示雷根總統對蔣總統深有欽慕之情，此所以雷氏對我國關切問題，如舒茲訪問大陸，均指示應提早知會我方。中美間由於實際困難無法有官方關係，但仍可維持最密切的交往。席氏也代表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法官向我致意，他盼望能及早和我見面。

　　席氏接著說他知道我在美國國會內有不少友人，他希望我能在適當情況下使他們瞭解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方面，做法上是有限制的。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和其他美國政府官員也時常要我向參、眾議員進言。

　　我在來美之前，就曾請我在各國政界重要人士為我撰函介紹他們駐在華府的大使會面，除了我國有邦交的大使之外，亞洲、歐洲重要國家的大使都知道我的抵達任所。當時華府的外交團有一百二十多位大使，由於人數太多，外交團在抵任、離任時並不相互拜訪。不過我考慮到我國特殊的處境，仍逐一地去拜會邦交國的大使，他們中間有的也來處回拜。至於無邦交國家的大使，有些也歡迎我去拜會，有的則表示盼望在社交場合中會面。大約兩、三個月後，華府主要的外交團成員我都認識了，這在以後的社交場合是十分有助益的。

媒體鼓勵與警惕

　　我在華府工作的第一年一共做了三十九次演講，絕大多數在外埠。處內年長資深的同仁告訴我，在過去五十年間，從來沒有一位駐美大使或代表有如此多的邀請。在第一年以後，美國的外交關係協會和世界事務協會（World Affairs Council）每年一定要安排我到全美各地給他們的分會演說，總在十次以上。就他們而言，我是「廉價勞工」，因為我不但不收演講費，連飛機票和旅館費都自理；就我而言，這些協會提供我良好的機會，把我國的情形讓美國各地的菁英明瞭，所以雙方都有所得。

　　我到華府不到半個月，《聯合報》華府辦事處主任施克敏寫了一篇專欄報導〈錢復重建北美事務協調會〉，文中指出：「錢復的就任，大大提高了北美事務協調會全體人員的士氣。」「此外，錢代表似已體認到，在華府這個世界政治首府，關係複雜、人際錯綜、勢利險惡，因此事無大小，若走單一路線，極其危險。因此，錢代表已著手擴大接觸面，使協調會更耳聰、更目明。」

　　在我到華府工作四十天後，《台灣日報》華府特派員續伯雄以「小花臉錢復的蜜月」為題撰了專文。（「小花臉」一詞出自我對記者們談到，斷交時美國特使來華受到示威群眾的羞辱，把帳記在我的頭上，替我畫了小花臉想要我在華府出醜，伯雄兄說這是我適時自我警惕的一個外號。）文中提到「錢代表跟記者閒談時，便有三嘆，一是沒想到華府地區這麼大，出門一個來回，車程至少需一小時。二是美國每個地區都同等重要，恨不能把人撕成數片，可以分頭並進。三是由台北的官變成華府的民以後，美國朝野中許多人仍看我是官，但身在華府，沾不到官的半點好處，卻有官的一切不便。」「但他也有兩項鼓舞的發現：一是駐美辦事處上下同仁的工作能力與合作精神，比過去的瞭解更高一籌。二是美國友人支持協助的誠意超出了想像之外。」

　　一年以後，《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以「歲暮天寒訪錢復」為題寫了一篇專訪，結論中他指出：「中美之間沒有邦交是個現實，而且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錢代表坦然地說，從事外交，他是個現實主義者，面對冷酷的現實，他從不逃避，也不沮喪，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在惡劣的現實中，挽救、維護他所代表的國家利益。」「錢復在華府工作，不過短短的一年，說成功未免言之過早，若說已奠定良好的開始，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演繹下去，也可以說是成功了一半了。錢代表該感到欣慰的是，公正的中美人士一致認為，在過去一年，錢代表和他那美麗端莊的夫人田玲玲女士，已為中華民國在美國樹立了良好的新形象。這形象所代表的是中華民國和西方文化的結晶，他們所表現的智慧、理性、高度的文明與教養，象徵著中華民國的新希望和優秀年輕一代的興起。」

　　這幾位媒體界的先進現在大多已退休或未退休，但是他們在華府長久居住和工作的經驗是我所不能及的。他們對問題的看法非常深入，可能比當事人的我還要透徹，這是我一再引用他們文章的主要用意。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三：1988-2005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

外交一定會花錢，但不是「凱子外交」

　　在立法院的各種質詢中，最使我反感的是，有些委員拾某些不負責任媒體的牙慧，汙指我國的外交是「凱子外交」。每次聽到這種指責，都會使我的血液衝到頭頂。當然，在早二年，李登輝總統新任，希望有些可以立即見到的政績，指示外交部積極爭取建交。外交部也很努力，在不到二年的時間，和六個國家建立邦交，當然也用了些錢，引起國際上的重視。許多外國媒體也刊登我國與中共競相以經濟援助方式，爭取與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文章。

　　事實上，我在一九九○年接任外交部工作時，本部年度預算是新台幣一百二十三億元左右；一九九六年，我離任時，外交部的年度預算是新台幣一百三十五億元左右。六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十。可是這筆預算中，屬於外交部本身和一百二十多個駐外單位人員基本需求的人事和業務費，大約是一百億元左右。作為機密計畫使用的是「國際事務經費」，在這六年中大約編列新台幣二十至三十億元上下。但是這筆經費並不是完全供外交部使用，以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度）外交部的預算為例，這個機密項目共編列三十三億四千萬元，其中十六億四千萬元是由行政院支配供教育部、文建會、僑委會、新聞局乃至於世盟、亞盟等機構專案申請時撥用。外交部本身可以動用的只是十七億元，依當時的匯率約合美金六千萬元。我國在當年有三十個邦交國，因此如果平均分配給每個邦交國，也只有美金二百零七萬元。然而在實務上，我們對於落後地區國家發生重大天災人禍需要援贈時，也要在這筆經費中支付。當然，我們要拓展新的友邦需要援贈時，同樣也要在這筆經費中支付。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們和中非共和國復交，當時在野黨的立法委員大肆批評是金錢外交，實際上他們是根據一項外電報導而做批評，這項報導是有動機的，換言之，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第三者的利用。我不得不出面澄清，建交絕對不是以他們所說的新台幣三億一千萬元（約合美金一千一百五十萬元）所換來的，而且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完全不花錢是不可能的，就像是新增設一個大使館就要花費相當的金額――館舍、館車、雇員等在在都要花錢，但是這絕對不是他們所指的金錢外交或凱子外交。

　　我的澄清獲得媒體的聲援，當年七月二十五日《工商時報》二版「政經論壇」刊出陳思文先生的文章，題目是〈「金錢外交」不是罪大惡極〉。他呼應我的說法指出：金錢如果用在提供經濟或技術援助，既可以幫別人紓解貧困，又可增加友邦，有甚麼不可以？

　　陳先生看法很正確，因為一九四○、一九五○年代我國經濟尚未起飛，預算和國際收支的短絀，都有賴聯合國和美國的援助才能化解財金危機，邁向經濟開發成長之路。現在我們的經濟被國際譽為「奇蹟」，民眾生活大幅改善，應該對落後地區國家施以援手。只可惜國內在富裕以後，把「錢」看的特別大，特別重要，而且變得十分自私，「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為也」。在野黨的民代不斷以最尖酸刻薄的言詞，批評政府將「納稅人的血汗錢」作為援外之用，他們認為政府首長都是一批厚臉皮、想做官的人，可以肆意羞辱，不知其中仍有很自愛、審慎任事者。我每聽到他們具有侮辱性的質詢，就十分強烈的反駁，因為我認為官位毫不重要，人格才是重要。有時長官和同僚常勸我不要在意民代的作秀，我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無法認同。

國際間對台灣的期許

　　二○○○年大選結果，在野黨執政了，對於友邦的需求常有窮於應付之感。花了錢要對國人保密，可是外國媒體常將大筆大筆的援款曝光，使執政者十分困窘。事實上，自二○○○年起，外交部每年的預算都在二百八十億元以上，是我擔任部長時的一倍有餘。這些年來，部內和外館的固定開支都沒有調整，外館的業務費、交際費還有刪減，所增加的一百四十幾億元當然都是用在「機密」方面，幾乎是我任內的九倍。

　　我在回到外交部工作之後就體會到，回饋國際社會是我國必須做的工作，因為連《紐約時報》也在一九九○年十一月十日以〈台灣――太大了不能予以忽視〉（Taiwan: Too Big to Ignore）題撰寫社論。破題的第一句話就是：「台灣現在是亞洲最有力的工業與貿易國家之一。台灣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投資者，其企業已購併若干美國公司。」

　　看到國際上對我們的期許，再看已開發國家對外援助的數額，日本居首位，一九八九年援外總額是八十九點五億美元；美國次位七十六點八億美元；接下來依次是法、德、義、英、加、荷等國。最令我吃驚的，就是常被國際間和我國相提並論的新加坡援外總額高達四億多美元，平均每位新加坡國民負擔一五三美元，占該國總預算的百分之二。我國在同年除機密預算部分的一千七百萬美元，加上普通預算的國際合作和國際災難人道救濟經費一共是三千九百五十萬美元，是星國的十分之一，平均每位同胞負擔不到二元美金，占我國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三。這是十分令人汗顏的數據，我在立院報告以及公開演講中，一再將這些數據提出，但是委員們不予理會，媒體不願刊登，仍是不斷的批評「凱子外交」、「凱子外交」，使我痛心至極。

　　我國的富裕當然也會引起邦交國的期望。各國的元首、總理、外長經常來台北訪問，帶來他們的國家建設計畫。李登輝總統是一位寬厚的長者，他總覺得這些計畫對於改善友邦人民的生活很有助益，應該給予正面回應。我向他坦誠報告，政府實在沒有力量，可否准許我來和這些領袖深入討論。絕大多數的情形，他都俯允我的請求。

「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和友邦領袖會晤時，一定坦白的告訴他們，雖然在國際上都認為我國富有，但是我們是「藏富於民」，政府在預算上相當拮据。近年來由於推動「收購公共設施保留地」和「六年國建」，政府支出大幅增加，過去歷年執行年度預算的歲計賸餘全部投入外，還要發行公債。現在每年政府總預算中為了支付舉債所列入的「還本付息」科目，占總預算的比例已超過百分之十以上，今後還要逐年增加。此外，國家在民主化以後，教育和社會福利預算也必須大幅增加，地方建設的費用也不斷上升，這些都對外交預算發生排擠作用。我就將外交預算的支出分配詳加說明，指出部長可以動用的經費平均每個邦交國大約是二百萬美元。在此範圍內，我一定全力協助，超過這個數額，我實在無法為力。但是我們的企業家是有實力的，如果閣下能鼓勵他們去投資，也可以達到國家建設的目的。不過企業家投資考量有三：一是安全，包括政治安定和投資保障；二是有獲利機會，也就是投資環境的良好；三是生活，包括人身安全、子女教育和生活舒適度。我願意邀請有可能前往貴國投資的企業家們和閣下會晤，或由閣下指定專人做一個投資說明會。

　　我的說明幾乎都能得到友邦領袖們的體諒，他們很樂意本部協助辦理投資說明會，國內的企業家們，特別是工業總會和工商協進會的負責人士，都充分支援踴躍參加。每次訪問結果，有時會有國內的企業前往投資，也有時會有投資訪問團前往那個國家去考察。我這樣「小氣財神」式的處理，從來沒有引起任何一次的邦交危機。

　　我從這些經驗中所獲得的教訓是：我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和建設的確是有成就，國際媒體也對我國的成就給予好評，「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也是邦交國非常瞭解的；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很想能由我們取得大筆的開發資金，因此會有大額經援請求的提出。來到台北後，我以很誠懇的態度向他們說明我國財政實際的窘境，並盡可能配合他們建設所需的民間投資，這是他們可以接受的做法。外交上最忌「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一個友邦獲得大量支助，雖然我們全力設法保密，但是消息總會外洩，沒有得到的友邦認為我們沒有給予重視，邦交就可能動搖。九○年代後期曾有花費巨款和一個國家建交，為其鄰近的友邦知道，要求比照辦理，我們無力辦到，結果一連串三個友邦先後斷交，就可以證明花大錢辦外交不是好的做法。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一：1935-1979外交風雲動》

中美談判展開

　　斷交之初，最重要的事當然是中美談判。蔣彥士部長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正式接任，楊西崑次長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午飛往華府，蔣總統和孫院長在此以前就指示我要負責今後關係的談判。我在十二月十八日深夜就寫了幾項必須解決的問題，包括：未來辦公室的名稱、分支單位、功能、人員地位、政府所有的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軍售、信用貸款、文教交流活動、貿易談判如配額問題、科技合作包括核燃料供應、司法互助、民航及海運、電信與衛星、投資、安全防衛，以及...

【自序】

總序

去年五月天下文化出版《錢復回憶錄．卷三》，引起讀者相當正面的反應，有人想買卷一、卷二卻都絕版了，只能改買電子版，天下文化有鑑於此，就在今年重印卷一、卷二，和卷三合為「典藏版」。

我對讀者的反應只能說：感恩。我當初寫書的初衷是對幾位愛護我的長輩對我期許的一種回報，也想為中華民國近、現代史留下一點微小的紀錄。這三本書，除了根據我多年的日記，主要依賴我遵照胡適先生教導的要勤於蒐集資料：我經手的文件，這些文件我在上世紀末開始整理，裝成框函，在我寫完三本書後，我一算裝了一百五十多箱，今年四月初我將正式把這些文件送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庋藏。因為我在寫書過程中對於資料取捨頗費苦心。書的篇幅不能太厚，因此很多重要的事件未能寫入回憶錄，我祈盼未來能有學者檢閱這些文件，也許再可以出幾本有用的書。

我要再度感謝天下文化高希均創辦人、王力行發行人，兩位不為利潤只是想方便讀者。此外天下文化編輯團隊為「典藏版」所作的努力，不是言詞的感謝可以表達的。

二○二一年三月於台北

【自序】

總序

去年五月天下文化出版《錢復回憶錄．卷三》，引起讀者相當正面的反應，有人想買卷一、卷二卻都絕版了，只能改買電子版，天下文化有鑑於此，就在今年重印卷一、卷二，和卷三合為「典藏版」。

我對讀者的反應只能說：感恩。我當初寫書的初衷是對幾位愛護我的長輩對我期許的一種回報，也想為中華民國近、現代史留下一點微小的紀錄。這三本書，除了根據我多年的日記，主要依賴我遵照胡適先生教導的要勤於蒐集資料：我經手的文件，這些文件我在上世紀末開始整理，裝成框函，在我寫完三本書後，我一算裝了一百五十多箱，今年四月...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一：1935-1979外交風雲動》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出版文集、傳記、回憶錄的用心　高希均
總　序 自　序 第一篇　成長及求學 第一章　溯源 第二章　抗戰中的少年時代 第三章　建中與台大歲月 第四章　負笈美國耶魯 第二篇　進入外交部 第五章　外交啼聲初試 第六章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 第七章　蔣公與我 第八章　接任北美司司長 第九章　釣魚台事件 第十章　退出聯合國 第十一章　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
第三篇　行政院新聞局
第十二章　擔任新聞局長
第十三章　行銷中華民國
第十四章　整頓廣電出版
第十五章　七次國外訪問
第十六章　蔣公逝世
第十七章　尼克森訪問大陸之後
第十八章　蔣夫人評尼克森的一篇文章
第四篇　重返外交部
第十九章　東南亞外交變局
第二十章　母親逝世
第二十一章　美與台海兩岸的關係
第二十二章　打開歐洲外交大門
第二十三章　中美斷交
第二十四章　軍援北葉門
【附錄一】　錢復紀事
【附錄二】　錢復英文著作
【附錄三】　錢復獲國內外授勳獎章
【附錄四】　人名索引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二：1979-1988華府路崎嶇》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出版文集、傳記、回憶錄的用心　高希均 總　序
自　序 第一篇　從《台灣關係法》到《八一七公報》 第一章　接任外交部政務次長 第二章　《台灣關係法》下的中美關係 第三章　拓展東南亞國家關係 第四章　發展歐洲關係 第五章　初訪中美洲 第六章　參與對日工作 第七章　《八一七公報》風暴始末
第二篇　中美外交新篇章 第八章　履任駐美代表 第九章　父親逝世 第十章　經營中美外交 第十一章　駐美的最後一年 第十二章　江南命案 第十三章　援尼游案 第三篇　歷史新頁的展開 第十四章　軍品採購 第十五章　經貿問題 第十六章　亞洲開發銀行案 第十七章　台幣匯率案 第十八章　蔣總統逝世 第十九章　返國接掌經建會 【附錄一】　錢復履歷 【附錄二】　錢復英文著作 【附錄三】　錢復獲國內外授勳獎章 【附錄四】　人名索引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三：1988-2005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
出版者的話　見證台灣政經風雲年代：1988—2005――《錢復回憶錄》第三冊聞世　高希均 總　序 自　序
第一篇　經建經驗 第一章　經建新兵 第二章　經建計畫 第三章　房地產、股市與投資公司 第四章　改善投資環境 第五章　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第六章　全民健保的規劃 第七章　推動重要公共工程 第八章　涉外事務 第九章　政治性問題
第二篇　三返外交部 第十章　外交業務的興革 第十一章　中沙斷交與中東關係 第十二章　與東協國家、澳紐和南太平洋的交往 第十三章　加強對南非邦交與多次訪問非洲 第十四章　中韓關係的變化 第十五章　開拓舊蘇聯與東歐關係 第十六章　對歐洲國家的聯繫 第十七章　強化與中南美邦交國關係 第十八章　改善對美關係的努力 第十九章　參與聯合國問題
第三篇　國民大會 第二十章　參選議長及第三屆第一次大會 第二十一章　國家發展會議 第二十二章　為修憲做準備 第二十三章　第三屆國大第二次會議 第二十四章　兩次大會間的活動 第二十五章　第三屆國大第三次會議 第二十六章　國民大會的停止運作
第四篇　監察院 第二十七章　監察院的設置和演變 第二十八章　監察院院長的功能 第二十九章　第三屆監察院職權的行使 第三十章　三一九槍擊案 第三十一章　為涉外事務出國訪問 第三十二章　公務生涯的終結
後　記
【附錄一】　各界迴響 李光耀來函／鄭念來函／吳豐山來函／沈呂巡專文：《錢復回憶錄》讀後――一些親歷的旁證及感想
【附錄二】　錢復紀事
【附錄三】　錢復英文著作
【附錄四】　錢復獲國內外授勳獎章
【附錄五】　人名索引

《錢復回憶錄典藏版•卷一：1935-1979外交風雲動》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出版文集、傳記、回憶錄的用心　高希均
總　序 自　序 第一篇　成長及求學 第一章　溯源 第二章　抗戰中的少年時代 第三章　建中與台大歲月 第四章　負笈美國耶魯 第二篇　進入外交部 第五章　外交啼聲初試 第六章　《在華美軍地位協定》 第七章　蔣公與我 第八章　接任北美司司長 第九章　釣魚台事件 第十章　退出聯合國 第十一章　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
第三篇　行政院新聞局
第十二章　擔任新聞局長
第十三章　行銷中華民國
第十四章　整頓廣電出版
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