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碑石的篆刻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碑、墓記、碣、摩崖、石經等文字石刻中，西漢時期的作品發現甚少，絕大部分是東漢時期創作的。

碑系長方形石刻，由趺、碑身、碑首三部分組成。趺即碑座，碑身刻文，碑身的上端是碑首，碑首往往有題額，也稱碑額。

漢代碑文多為隸書，碑額多為篆書。漢碑一般為方趺，個別也有龜趺的。碑首有圭形和圜形之分，漢代多為圭形碑首，在碑首和碑身之間有圓孔，圭首和圜首也有有圓孔的。漢碑一般沒有紋飾，但也有在碑首刻龍和四神圖像的。

墓記也稱始於東漢時期，當時未成定製，也未見有自稱墓誌的。有的略近方形，有的長方形，也有圭形似碑的。

墓記置於墓內，或刻於墓內石壁上。還有刻於墓祠內的。石經的碑身為長方形，兩面刻字，形制與碑相似。另外，還有附刻於建築物上的文字，如闕身上所刻的題記，以及墓室「黃腸石」上的刻字等。

碑刻的內容大體可分為頌功、記事、墓碑和墓記、契約、經典五類，其中以頌功、記事及墓碑和墓記三類發現較多。

頌功的碑刻，有些除記頌某人的功德外，往往在碑陰及碑側，刻有資助立碑的門生故吏的姓名和資助錢數。

著名的頌功碑刻有：《劉平國碑》記述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等人開山建關的事跡，所以也稱《劉平國開道記》；《西狹頌》記頌武都太守李翕平治理西狹閣道的事跡；《裴岑紀功碑》記頌敦煌太守裴岑戰勝匈奴呼衍王的事跡；《曹全碑》記述郃陽縣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跡，碑陰刻有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資助錢數；《張遷碑》記張氏祖先及張遷為榖城之長時的政績，碑陰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資錢數。

記事碑刻包括事件、詔書、奏文、公文文書等內容。

著名的有：《乙瑛碑》記述漢魯國相乙瑛請求於孔廟置卒史執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對乙瑛的讚辭；《禮器碑》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和製作禮器等活動，碑陰及兩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和資助錢數；《張景碑》記述張景包修堆在堤壩上準備搶修用的土堆等設施，以免其本家世代勞役的事。

墓碑、墓記刻有逝者的姓名、籍貫、生平經歷、死亡日期、家族世系，以及對逝者的頌辭。墓碑立於墓前，碑陰和碑側常刻有門生故吏的姓名，有的刻逝者的家族世系。

著名的墓碑有：《鮮於璜碑》記述鮮於璜的生平經歷，最後官職為雁門太守，碑陰記述其家族世系；《孔宙碑》記述孔宙生平事跡，碑陰開列門生、故吏、弟子、門童等姓名籍貫。

墓記置於墓內，其特點是有四言韻文，以頌揚逝者並表哀悼，例如：《馬姜墓記》記述馬姜生平和家世，姜為賈仲武妻，伏波將軍馬援之女；《許阿瞿墓記》，記述五歲的許阿瞿的死亡年月日，以及對逝者的哀悼；《繆宇墓記》記彭城相繆宇的生平。

除了碑和墓記，還有碣、摩崖、石經等石刻。碣為立石刻字，形制在方圓之間，上小下大，無嚴格規制，著名的如《裴岑紀功碑》等。

《裴岑紀功碑》全稱《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碑高一‧三九米，寬〇‧六一米，無額，隸書六行，每行十字。記載了敦煌太守裴岑擊敗匈奴呼衍王侵擾、克敵全師的一次戰役。此事史書皆不載，故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此碑隸法簡古雄勁，兼有篆意，為著名的漢碑之一。字體系以篆入隸，圓勁古厚，氣勢磅礴。字形較他碑為長，寬博大度，章法茂密。

摩崖系利用天然崖壁刻石，現存最早的摩崖為東漢時期的褒斜道石刻。褒斜道是古代由關中越秦嶺入蜀的交通要道，石刻主要是記頌開通此道的功德。

褒斜道石門的東西兩壁及附近，現存古代摩崖石刻百餘品。其中以漢魏刻石為主體的十種，世稱「石門十三品」。記頌東漢開通褒斜道事跡的有《鄐君開道碑》、《楊君石門頌》等。

《鄐君開道碑》又稱《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俗稱《大開通》或《開道碑》。記載了漢中太守鉅鹿鄐君奉詔開通斜棧道的巨大工程。

此碑書法結字方古舒闊，因自然石勢作字，字之大小及筆畫的長短、粗細皆參差不整，沒有波磔，天真樸拙而很有氣勢，保留了早期隸書的許多特點。

《楊君石門頌》全稱《漢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內容為漢中太守王升表彰楊孟文等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

此碑字跡放浪形骸，天真自然，書法古拙自然，富於變化。每筆起處以毫端逆鋒，含蓄蘊藉；中間運行遒緩，肅穆敦厚；收筆復以回鋒，圓勁流暢。通篇字勢揮灑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隸中草書」之稱。顯示出上承篆隸，下啟行草的特徵。

《楊君石門頌》對後世影響很大。中國最大的綜合性辭典《辭海》初版封面上的「辭海」二字就源於漢代石崖摩刻《楊君石門頌》。

漢石經通稱《熹平石經》，是東漢靈帝時刊立的。從西元一七五年始刻，到西元一八三年完成，歷時九年。這部石經是東漢學者、書法家蔡邕倡議建立的，並親手參與經文的書寫。這是中國有石經之始。

漢石經因為是熹平年間始刻的，所以後人習慣上稱《熹平石經》，與其他朝代所刻的石經加以區別。此外還有稱《一字石經》、《一體石經》、《今字石經》的。因為漢石經只用隸書一種字體書寫，以區別於魏石經，因為魏石經是用古文、篆、隸三種字體書寫的。

《熹平石經》共四十六塊，全部用隸書書寫，碑石正反兩面刻字。石經立在洛陽太學講堂東側的瓦屋裡，並且有專人看守。幾經動亂，原碑早已無存。自宋以來，常有殘石出土，據說現已集存八千多字，字體方正，結構謹嚴，是當時通行的標準字體。

《熹平石經》碑高三米多，寬一‧五米。所刻經書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和《公羊傳》、《論語》。除《論語》外，皆當時學官所立。石經以一家本為主而各有校記，備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於後。《周易》、《尚書》、《儀禮》三經校記不存，無可考；《魯詩》用魯詩本，有齊、韓兩家異字；《公羊傳》用嚴氏本，有顏氏異字；《論語》用某本，有毛、包、周諸家異字。

《熹平石經》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訂誤正偽，平息紛爭，為讀書人提供了儒家經典教材的範本。開創了中國歷代石經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佈經文範本的做法，自漢代創例後，又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宋石經、清石經。同時，佛、道等諸家也刻有石經，構成中國獨有的石刻文獻。

漢代刻石書法藝術成就很高，書體基本上是方整小篆，從而形成了漢篆體方、筆挺，結法密的特點。尤其是方折筆勢，從書法發展來說，它是秦篆過渡到漢篆，以至漢隸的重大發展。儘管這些刻石的字數不多，但它是研究中國漢字字體演變的重要實物資料。

就碑刻書法而言，碑刻在西漢時，極為罕有，到了後西漢後期突然大增，即到了東漢，隸書逐漸成熟，東漢前期的隸書碑刻和刻石，由於它是承襲了西漢末期的書風，所以其筆畫無波勢和有波勢的兩種風格並存。

到東漢中期以後，由於當時樹碑的風氣很是盛行，石刻漸多。這時期的漢隸比起東漢初期，其點畫撇捺顯明，已完全脫離了篆意，已變為純粹的隸書了。到了漢桓帝、漢靈帝時，隸書定型化，即漢隸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時期。

這個時期，漢碑的精華，包括筆法、結體、風韻和格調，而且是大力加工和異彩紛呈的時期，因而書法日趨精巧了。這種法書出自森嚴的官定標準書體，成為漢隸的極盛時期。並且遺留下許多碑版，漢末以來陸續有所發現。

由於在東漢時期樹碑立傳之風很是盛行，碑版書法多種多樣，筆法互異，體態不一，風格亦不一，但都屬成熟的隸書，成為後人學習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當多。倘按風格神韻，大致可分為五大流派：

屬於工整精細，法度森嚴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後碑》、《禮器碑》等，是隸書的正宗。

屬於飄逸秀麗，圓靜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廟碑》、《韓仁銘》等，這一派是漢隸的精品。

屬於風神縱逸，爛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門頌》、《楊淮表》、《封龍山頌》等。

屬於方整寬厚、茂密雄強一派的有《張騫碑》、《鮮於璜碑》、《衡方碑》等。

屬於氣度寬闊，厚重古樸一派的有《郙閣頌》、《魯峻碑》、《夏承碑》等。

墓碑在漢代占據主要地位，在中國東漢初期開始流行起來。從那時起，立碑的習俗就一直延續到現代。所以，至今保存下來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石碑，成為中國古代書法發展演變的可靠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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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是東漢文學家、書法家，他不僅功在《熹平石經》，還創造了書法中一種特殊的筆法「飛白體」。相傳是蔡邕受了修鴻都門的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的啟發而創造的。

「飛白體」的筆畫有的地方呈枯絲平行，轉折處筆畫突出，在書寫中產生力度，使枯筆產生「飛白」，與濃墨、漲墨產生對比。利用「飛白」使書寫顯現蒼勁渾樸的藝術效果，使作品增加情趣，豐富畫面的視覺效果。當然書法的功力在「飛白」中也能充分體現出來。

漢代碑石的篆刻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碑、墓記、碣、摩崖、石經等文字石刻中，西漢時期的作品發現甚少，絕大部分是東漢時期創作的。

碑系長方形石刻，由趺、碑身、碑首三部分組成。趺即碑座，碑身刻文，碑身的上端是碑首，碑首往往有題額，也稱碑額。

漢代碑文多為隸書，碑額多為篆書。漢碑一般為方趺，個別也有龜趺的。碑首有圭形和圜形之分，漢代多為圭形碑首，在碑首和碑身之間有圓孔，圭首和圜首也有有圓孔的。漢碑一般沒有紋飾，但也有在碑首刻龍和四神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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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金石之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

文化是立國之根，最終體現在文化的發展繁榮。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我們要認識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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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金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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