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各界推薦

本書不僅條理清晰，而且飽含熱情，廣泛參考了最新的學術成果，必將作為世界史研究的一大貢獻廣受歡迎

——PETER JACKSON ( 英國基爾大學中世紀史退休教授)

這是一部催生新思維的傑出作品，是探索蒙古人參與創造的世界歷史的首選之作……作者帶領我們到了相關學術研究的最前沿。

——《全球史期刊》

蒙古的貢獻、思想與藝術

文化交流

成吉思大交換不僅促進了貿易和宗教的傳播，也帶來了思想與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交流。在文化交流方面，蒙古人自身並不總是傳播的動力，不過他們確實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參與。蒙古軍隊令人敬畏的力量保障了商路的安全，而這些商路則被商人、傳教士和唯利是圖的人所使用。因此，旅行者們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了新的思想、文化和技術，並經常將它們帶回故鄉。愛爾森關於元朝與伊兒汗國之間知識文化交流的著作，是這一領域最為詳繕的研究。下文是對蒙古帝國與更遠地區之間的思想、藝術、飲食和物質商品轉運的探索。由於篇幅有限，而這一主題足以寫成好幾本著作，所以這裡收錄的條目不僅是因為它們的重要性，而且因為其中有一些未得到正確的評價。

思想

成吉思大交換通過思想的傳播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尤其是在帝國分裂之後。在帝國分裂之前，學者、科學家以及其他有學識的人物在帝國周圍活動，伊兒汗國與元朝之間的聯繫則帶來了更緊密的 ( 至少是得到較完善記載的)學術交流。事實上，每個地區的學問都得益於在蒙古人支援下召集的國際論壇。波斯學者將波斯語鞏固為一種書面語言，並使之成為伊兒汗國宮廷和中亞的一種學問。這延續了蒙古時代之前就已開始出現的一種傾向，當時波斯語是突厥的宮廷語言。波斯影響下的文學和藝術傳入安納托利亞和印度，並成為這兩個地區的主導性風尚。

蒙古人對位於蔑剌哈的天文臺的贊助，帶來了伊斯蘭天文學與中國天文學的共同進步，因為帝國全境的學者們都從這個科學機構中獲益。納速剌丁•圖昔在這裡發現太陽系是乙太陽為中心的，比哥白尼早了近兩百年。儘管哥白尼的發現有可能也是獨立完成的，但我們也可以推測他是否以某種方式接觸到了圖昔著作的譯本。其他的工程還包括伊斯蘭曆與中國曆換算表的發明。有趣的是，天文學得益於蒙古人的支持，但這卻是間接的結果，因為旭烈兀下令修建天文臺是為了輔助圖昔為他進行星占。這種思想隨後傳播到了帝國的其他部分，據記載，中東的天文學和數學設備在十三至十四世紀傳到了高麗，而東亞的方法也進入了中東。

醫學知識開始相互混合。許多蒙古大汗都很短命，尤其是在瘟疫橫行的年代裡，但是也有一些大汗相當長壽。成吉思汗活了大約六十五歲，忽必烈汗則活了將近八十五歲。兩人都在危機四伏的寶座上度過了活躍的人生，像成吉思汗就曾不止一次死裡逃生。無疑，他們的長壽至少部分是因為得到了醫學界最好的健康護理。在帝國的地理版圖之中，蒙古大汗得到的不僅有蒙古傳統的醫療方法，也有中醫和伊斯蘭醫學 ( 其中包括蓋倫醫學)，以及藏醫和印度阿育吠陀醫學的治療方法。當一種醫藥體系無法奏效時，他們可以換用另一種體系。有一次，穆斯林醫生沒能治好合贊汗的病，他就找來了中國醫生，而他在奄奄一息時也喝了印度和畏兀兒佛教醫家的藥。不幸的是，這些似乎只是加速了他的死亡。

醫術的混合導致了醫藥的融合，新的思想和條目進入了其他體系。例如，隨著新的食物被引入中國和蒙古草原，傳統的中醫經歷了一次新成份的爆發式增加。從相關的文獻中，我們不僅能得到治病的藥方，也能知道孕婦應該避忌哪些食物。後者大概是基於偉大的中亞學者伊本•西納 ( IbnSina，卒於一○四七年)—西方傳統稱之為阿維森納 ( Avicenna)—的思想。此外還存在其他的類目。中醫可能將許多藥方看作是治病用的，而蒙古人也將它們當作晚餐，下文將對此加以討論。拉施德丁本人也是一名醫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記錄了關於中醫和其他醫術的資訊，使它們不僅出現在操作層面，而且也有了波斯語譯文。

我們也不應忽視史學的發展。拉施德丁寫出了人類最早的世界史著作之一—《史集》。我們很難相信拉施德丁獨自寫成了這部書，因為他同時還要管理國家事務和其他的專案。他的做法就像現代的政治人物一樣，與一些捉刀人和研究助手合作。拉施德丁能夠接觸到蒙古的文獻和名人，這是他無與倫比的優勢條件，他需要依靠助手來吸收所要用到的蒙古文、漢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回鶻文等多種語言的材料。儘管《史集》可能並不是拉施德丁獨自撰寫的，但無論如何，該書在編纂方法和史源的使用方面是極為突出的，從而成為研究蒙古帝國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儘管《元史》和其他漢文史料的重要性可能與《史集》相匹敵甚至尤有過之，但是它們之間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拉施德丁撰寫《史集》是為了獻給合贊汗，因此反映出的觀念對當時的蒙古人和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元史》則編纂於明朝，依據的是漢文史學傳統。因此，《元史》雖然收羅了很多資訊，但已經經過另一個政府的過濾，更多地根據漢人而不是蒙古人的興趣進行了剪裁。蒙古人在編纂《宋史》和《金史》時也參與了漢文史學傳統，而且也接觸過其他的史學傳統，例如他們參與了拉施德丁《史集》的撰寫。愛爾森對於《史集》史學編纂的先鋒性研究揭示出，元朝與伊兒汗國不僅在史料方面，而且在史學編纂與方法上都共用著資訊。在某些方面，他們所做的事情與互聯網的初衷是相同的，即學者與政府機構之間共用資訊。

地理學與地圖學也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因為蒙古治世使旅行者們能夠更為容易且安全地橫穿帝國。每個旅行者的資訊都建立在已知資訊之上。例如，柏朗嘉賓顯然像與他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只知道耶路撒冷東部而不知道印度在哪裡。而馬可波羅返回威尼斯的旅程是從中國到印度沿海再進入波斯灣。伊斯蘭世界的學者們是較為博學的，像志費尼、拉施德丁這樣的史學家或是像伊本•白圖泰這樣的旅行家提供的資訊，促進了地圖上的空白的填補。他們的著作揭示出大量關於東亞許多地區的知識，令人印象深刻。儘管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但隨著旅行者們揭露出一些神話傳說背後的真相，世上的妖魔鬼怪和奇異事物就越來越少了。魯布魯克對於長老約翰傳說的懷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當然，鑒於葡萄牙人最終在十六世紀將長老約翰認定為衣索比亞的統治者，說明有些人拒絕放棄一個美麗的故事。

當然，蒙古人在地理知識的傳播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的。蒙古人的軍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將整個帝國連為一體的驛站制度，直接促進了地理知識的增進。儘管蒙古人可能是在沒有借助地圖的情況下設立了最初的驛站，但隨著他們擴張到蒙古草原之外，他們就需要依靠地圖來規劃最佳路線，以及保證驛站間距的統一。為了達到後一目標，技師們通過設置標記來測量驛站之間的距離，由此對空間距離與帝國的疆域有了更為切實的感受。

王權與正統的觀念也在蒙古帝國這個大熔爐中發生了變化。蒙古人崛起之後，對於中央歐亞的大部以及某些更遠的地區而言，成吉思汗的後裔才是擁有天命的、唯一真正合法的統治者。在遊牧地區尤其如此，因為蒙古人的成功和威望是無可爭議的。蒙古帝國分裂後，蒙古人修改了他們的正統觀。元朝統治者必須同時成為蒙古大汗和中國皇帝，而伊兒汗則展現出波斯王統的一些外在象徵。合贊汗及其繼承者們偶爾會使用「帕迪沙」 ( Padishah)的稱號。那些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的汗國也採用了一些伊斯蘭因素，不過蒙古的權力意識形態仍然是最具主宰性的因素。在伊斯蘭世界，前蒙古時代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蒙古的陰影非同小可。隨著阿拔斯王朝的覆滅，再也沒有人能夠自稱是普世伊斯蘭帝國的統治者了。對於馬穆魯克而言，他們自身通過弑君而奪取大權，由此得來的統治權難免底氣不足。他們只能緊緊抱住絕境中的蒙古人和烏里瑪成員，以尋求支持。不過在蒙古人的眼中，馬穆魯克仍然是篡位者，甚至是奴隸。

在後帝國時代，蒙古的意識形態仍然頗具影響力。明朝不必將自身的正統地位聯繫到蒙古身上，而是可以使用漢地傳統的方法，宣稱蒙古人失去了天命。在伊兒汗國崩潰和蒙古人對中亞的統治力減弱之後，新興諸政權都利用了蒙古正統性的因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帖木兒與成吉思汗後裔的公主們結婚，將成吉思汗的三支後裔置於他的寶座之上，並且使用了「駙馬」的稱號。帖木兒的首要稱號為「異密」，而在更為宏大的場合則稱「吉星相會之主」 ( sahib qiran)。其他的突厥族群如奧斯曼和白羊王朝也保持著蒙古的模式，但將成吉思汗換成了顯赫的突厥祖先。莫斯科公國也奮力控制一種蒙古遺產，它嘗試建立草原正統來對抗其定居鄰國。

蒙古人也影響了女性的政治參與及其對於藝術、科技和宗教建築的贊助 ( 後者在本書第七章中已經有所討論)。蒙古女性對於國家大事和忽里勒台大會的參與震驚了很多旅行者，他們對此做出了評論。來自基督徒、穆斯林和儒士的評論，顯然都對女性公然頒佈政府命令一事感到很不自在。在定居王國中，偶爾會出現活躍的女性統治者，而這在遊牧民族中則是不尋常的。成吉思汗後裔諸公主都擁有自己的封地，且參與其治理。她們作為哈敦會公開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建議，而在其他的伊斯蘭國家，在統治中發揮作用的女性也不會公開地這樣做。儘管從蒙古帝國終結一直到二十世紀，女性直接參與政治與統治事務的情況減少了，但是蒙古帝國統治過的很多地區仍然延續了這一傳統。確實，受蒙古遺產的影響越強烈，女性就擁有越多的自由。帖木兒帝國及其繼承者們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因為那裡的女性仍然參與忽里勒台大會、主持公共儀式並攝政監國。

遊牧社會中女性的地位相對平等，這決定了蒙古女性從蒙古帝國初期開始就在較大程度上相對公開地參與國家事務。儘管遊牧民族不是平等主義者，但其分工和生活方式要求女性能夠承擔與男性相同的工作，反之亦然。因此，蒙古女性在丈夫或父親缺席的情況下能夠習慣性地承擔起領導職責。儘管存在寡婦嫁給亡夫的兄弟或親屬的習俗，但是她也可以回絕這樣的提親。在後蒙古時代，遊牧民族的平等主義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在朝廷和精英較為定居化的時候，女性仍然在朝廷中發揮著顯著作用。這可能與她們能為像帖木兒系這樣的駙馬君王提供合法性有關。公主們 ( 即使是很多代之後的公主)的活躍地位維持了成吉思汗系紐帶的概念。非成吉思汗系的繼承者們發現，稱「駙馬」是宣示合法性的一種便捷方法。

蒙古帝國的繼承國失去其作為繼承者的地位而建立自己的獨立認同，其中一個鮮明的標誌常常與皇室女性的地位相關聯。這在薩法維帝國、奧斯曼帝國和蒙兀兒帝國體現得最為明顯。薩法維帝國早期的皇室女性比晚期享有更多的自由。薩法維帝國早期遵循的是遊牧傳統及其之前的白羊王朝、帖木兒帝國和蒙古帝國的制度。女性在公共事務和外交事務中發揮作用。蒙古帝國和帖木兒帝國的女性很少戴面紗，而薩法維帝國的女性則戴面紗，通常以透明材質製成。隨著時間的推移，蒙古文化的影響終結了，帝國變得更加定居化。隨著紅頭土庫曼的遊牧習俗對波斯王統和宮廷生活失去了影響力，對女性地位的限制就變得較為嚴格了。

另一方面，在蒙兀兒帝國，女性在朝廷中的影響力並未出現衰退，甚至有擴大的傾向。大概是因為帖木兒系和成吉思汗系雙重的正統地位太過穩固，不會讓位於來自波斯、印度或其他地區的因素。我們甚至看到，來自阿富汗 ( 或普什圖)的妻子們擁有與成吉思汗後裔公主嫁給蒙兀兒王子時一樣的地位。她們實質上成為其部族在朝廷中的大使或者代表。不僅如此，雖然蒙古統治者擁有眾多妃嬪，但仍然只有他們的正妻對國家而言才最重要，因為只有正妻所生的兒子才有資格繼承皇位。而且，娶妻的目的不僅僅是生育子嗣或者滿足性欲，與伊斯蘭世界中的後宮 ( harem)妃嬪不同。因此，無子嗣的正妻仍然能夠在宮廷生活中發揮作用。這一傳統後來被帖木兒帝國和蒙兀兒帝國沿襲。

奧斯曼帝國出現了一種與此類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況。起初，正妻們發揮著顯著的作用。與薩法維帝國一樣，當蒙古對奧斯曼人的影響衰退時，奧斯曼朝廷中女性的地位便改變了。儘管女性在聯姻中仍然很重要，但是她們不像蒙古和蒙兀兒朝廷中的女性那樣在外交事務中發揮作用。不僅如此，妃嬪在生育子嗣方面更加受寵，這成了她們存在的理由，不過也有其他的目的。一名女性在生育子嗣之後，她的地位就與自己兒子的地位捆縛在一起。女性仍然在政治中發揮作用，但通常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幕後。

政治觀念也發生了改變。儘管忽必烈汗對儒學的使用很少，甚至不實行儒家的科舉制度，而是偏重非儒家人士，但儒學還是回歸了。一三一三年，元朝重開科舉，用朱熹的理學作為注解，以助於管理這個漢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國家。宋朝的學者們創立了理學，而元朝則將其影響擴大開來。在國際化的元帝國中，高麗的學者和官員們接觸到了理學，並將其帶回了朝鮮半島。與漢族士人之間的長期交流，以及元朝官方的支持，無疑加快了理學在高麗和其他地區植根的進程。例如，元朝官方允許外國人參加科舉考試。因此有一些高麗人在中國學習並參加科舉，一些人留在了大都，也有一些人則回到了高麗。這使得許多受過教育的高麗人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官府、社會乃至其個人的舉止。這種改變的迴響至今仍有餘音，因為這「引發了一場改變高麗社會的革命，塑造了文化規範和倫理標準的基礎以及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在二十一世紀仍然影響著韓國人」。

思想觀念的表現還有其他很多方面，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接下來是對其他方面的探索，即成吉思大交換如何改變了人們對文化、飲食和物質商品的認識，以及這如何影響了整個世界。

藝術

現在常見的蒙古人形象常常仍是穿著毛皮的野蠻人，穿越歐亞大陸放火和搶劫 ( 儘管有時是正確的)，但人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在各種類型文化的傳播以及藝術概念的重構中發揮了作用。蒙古人通過入侵、逃難和贊助等方式，刺激了文化的變化。

在安納托利亞 ( 即今天的土耳其)，由希臘文化大規模轉變為突厥文化的過程主要是在蒙古時代發生的。當然，突厥化進程始於一○七一年塞爾柱人在曼齊克爾特( Manzikirt)戰勝拜占庭帝國。後來突厥遊牧民族的穩定湧入，以及拜占庭帝國影響的消失，導致了希臘文化因素的衰退。儘管如此，從族群和文化上來說，當地居民仍然基本上是希臘人。塞爾柱蘇丹國有著顯著的波斯影響，並模仿了伊朗的官制。無論如何，安納托利亞在文化方面仍然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區，直到十三世紀二○年代仍然如此。

正是在這時，成吉思汗的軍隊確實如同穿著獸皮的野蠻人一般在燒殺搶掠，鐵騎踏過中亞和伊朗西北部。顯而易見，人們但凡能逃走就不會留下來面對蒙古人。許多詩人、學者等知識分子奔逃一千八百多英里，到達塞爾柱蘇丹國的首都科尼亞。也有一些人逃到了其他國家避難，但安納托利亞一夜之間成為文化收容所和難民知識與創作的受益者。就像把紐約的戲劇、電視和教育中心遷移到奧克拉荷馬州的圖斯拉—一個自得其樂的城市，但沒有人會將它列為美國的文化中心。二十年後，蒙古人在一二四三年贏得了闊薛答黑( Kose Dagh)之戰的決定性勝利，並征服了安納托利亞大部。這說明一千八百英里的距離不足以避開蒙古人，但是蒙古人在這裡的統治相對寬鬆，只有在發生地方叛亂時才會插手。蒙古人更鍾愛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阿拉伯文化，安納托利亞的上層文化繼續波斯化。蒙古人的到來也為安納托利亞帶來了更多的突厥人，有的是作為難民，有的是作為蒙古軍隊的成員，從而加劇了該地區的突厥化。特別是在伊斯蘭教成為伊兒汗國的國教之後，這一地區進一步伊斯蘭化。

藝術史學者越來越注意到，蒙古時代是伊斯蘭藝術的一個高峰，尤其是在伊兒汗國境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波斯和中國傳統的結合帶來了新的風格。拉施德丁編纂的《史集》每年都要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抄寫一遍，為了繪製插圖，他將很多藝術家帶到了他的工作坊中。他們的畫作中不僅有傳統的波斯主題，也結合了中國、中亞的佛教藝術和拜占庭聖像藝術，以及義大利錫耶納的藝術。這些藝術風格不僅來自對實物的模仿，在蒙古治世之下，中國、義大利和希臘等地的藝術家來到大不里士，帶來了各自的技藝。最顯著的證據就是中國山水畫技法的使用，作品以山岩為架構，包含了地勢與其他自然景物。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亞，中東風格進入了中國藝術之中—最生動的體現是瓷器，下文將加以討論。這一時期的藝術也受益於跨文化的觀念，並體現在藝術品當中。蒙古文化和佛教都不禁止表現人物和神像。因此，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允許波斯細密畫描繪先知穆罕默德—這在馬穆魯克蘇丹國是永遠都不會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波斯的藝術都變得更加國際化，我們可以將其看作藝術史上一個獨特的時期。這種交互影響擴展到了伊朗和中國之外，伊兒汗國統治下的亞美尼亞等地也效法了新的風格。

同時，在大不里士工作的也有義大利藝術家，於是這些新風格就傳到了義大利，為義大利藝術注入了新能量。蒙古帝國發生的事件也出現在了義大利的藝術作品中，例如一三二一年塔納的方濟各會士的殉道。我們不能將義大利文藝復興歸功於蒙古人，但是他們顯然產生了影響，比如在藝術方面，以及意大利商人通過與蒙古人貿易而獲得了財富。義大利商人是文藝復興的贊助人，他們為創作計畫提供了大部分的資金。在蒙古人到來之前，他們在地中海東部和黑海非常活躍，但是如果沒有成吉思大交換，文藝復興很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在某些層面，蒙古人的影響並不值得訝異。正如蒲樂安 ( Roxann Prazniak)注意到的，蒙古皇室的意識形態「直白地提出向多元宗教邁進，將藝術創作置於當下社會空間之中，而不受地域文化格局的限制」，「蒙古贊助的文化工程，強調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人文動力，以及表現客觀世界時的自然主義」。她也觀察到，義大利藝術作品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亞洲面孔，這是十四世紀的一個趨勢。不過，這可能並不完全準確，因為藝術作品中出現的蒙古人或韃靼人 ( 已成為歐洲藝術作品中一切草原遊牧民族的代表)可能表現的是義大利的韃靼奴隸。

經歷了文化轉型的不僅僅是義大利和波斯，蒙古的入侵可能也促進了高麗的文化自覺。由於蒙古的反復入侵，高麗在十四世紀以前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罕有存留，而在元代，戰爭的終止導致了某種文化復興。正是在這一時期，朝鮮開國祖先檀君的傳說出現於《三國遺事》和《帝王韻記》中。高麗佛僧與更大的佛教世界之間的交流日增，從而使高麗編纂和翻譯了佛教經典《高麗大藏經》。這是現存最完整的三藏經典，全書最初纂成於十一世紀，後毀於一二三一年年蒙古的入侵。一二三五年至一二五一年間，高麗人在江華進行重修，共雕造了八一一三七塊版，足以印刷十六萬頁。

新的思想和文化無論進入還是離開高麗都要經過中國。中國與高麗之間的物質和思想交流已經持續了很多個世紀，藝術也不例外。元朝與宋朝不同，沒有建立由官方出資的畫院。自八世紀的唐朝便已建立的翰林院，仍然聚集了大量藝術家和學者供蒙古人任用，其中包括中國中古時代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趙孟頫。也有一些藝術家拒絕了蒙古人的資助，但仍然極富創造力，發展出了「文人畫體系」，並「主宰了此後的中國繪畫」。在帝國的其他部分，翰林院之外的藝術家也得到了蒙古人的資助。忽必烈汗的曾孫女祥哥剌吉是一位藝術收藏家，也是幾位藝術家的贊助人。其他的蒙古公主也如法炮制。蒙古官員也資助製造宗教用品的藝術家。

蒙古人對中國藝術的影響與其他統治中國的異族王朝相似—出現了更多非中國產的動物。如果你見到一匹馬成為一幅中國繪畫的中心部分，而奇怪的是它卻來自外來 ( 草原)藝術，不過漢人自己也有描繪朝貢而來的馬的藝術作品。中亞藝術中有大量的動物主題，其中鹿、鷹和馬是最受歡迎的。這不僅出現在繪畫中，也尤其常出現在金屬製品上，甚至是在無處不見的鞍飾、帶飾和牌子等物品上。

元代也是書法和詩歌的創新時代，這部分是由於被朱子理學灌注了活力。理學藝術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畏兀兒人貫雲石 ( 一二八六—一三二四)。他不僅參加科舉並成為官員，同時也是一位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詩人，且兼擅儒學與散曲。他也作為最偉大的散曲作家之一而聞名於世。散曲出現於元代，由元雜劇的唱詞發展而來。

想要討論蒙古帝國引發的所有藝術變化是不可能的。但關鍵的因素在於，它允許融合性風格的出現，同時各種各樣的藝術家可以分享其想法。確實，我們很容易看到中東藝術中的中國影響，反之亦然。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蒙古帝國將中國分裂了三百年的南北雙方統一了。正如牟複禮( Frederick Mote)注意到的，南方與北方的文化氛圍有著顯著的不同。中國統一所產生的影響，使南北交流變得與東西交流一樣重要。

蒙古的貢獻、思想與藝術

文化交流

成吉思大交換不僅促進了貿易和宗教的傳播，也帶來了思想與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交流。在文化交流方面，蒙古人自身並不總是傳播的動力，不過他們確實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參與。蒙古軍隊令人敬畏的力量保障了商路的安全，而這些商路則被商人、傳教士和唯利是圖的人所使用。因此，旅行者們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了新的思想、文化和技術，並經常將它們帶回故鄉。愛爾森關於元朝與伊兒汗國之間知識文化交流的著作，是這一領域最為詳繕的研究。下文是對蒙古帝國與更遠地區之間的思想、藝術、飲食和物質商品轉運的探索...

中文版序
導言
第一部 作為催化劑的蒙古征服
1.蒙古征服與帝國的建立
2.帝國解體
3.西元1350年，一個全球化的世界

第二部 成吉思大交換
4.蒙古治世與貿易
5.新式戰爭技術
6.帝國治理與行政
7.蒙古帝國與宗教
8.蒙古帝國與瘟疫
9.移民與遷徙
10.文化大交流

專有名詞表
譯名表
王朝表
參考文獻
譯後記

中文版序
導言
第一部 作為催化劑的蒙古征服
1.蒙古征服與帝國的建立
2.帝國解體
3.西元1350年，一個全球化的世界

第二部 成吉思大交換
4.蒙古治世與貿易
5.新式戰爭技術
6.帝國治理與行政
7.蒙古帝國與宗教
8.蒙古帝國與瘟疫
9.移民與遷徙
10.文化大交流

專有名詞表
譯名表
王朝表
參考文獻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