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她的第三隻眼〉

十二歲時，我第一次出國旅行。跟著父親遊歷東南亞。雖然坐了飛機，也拿到生平第一本護照，我卻以為自己還沒有離家。馬尼拉、新加坡、曼谷、香港或吉隆坡，對我沒有差別。我當時想，他們有寺廟燒香，台灣也有寺廟燒香，他們有熱呼呼的夜市，台灣也有熱呼呼的夜市；那些開發中國家的特色，全部在我家後院可以見到。我以為，遠方，該是更奇異的景色：古老的城堡，白色的教堂，鵝卵石小徑，大理石女神雕像，雕花圓柱，巨幅油彩畫。或更直接地說，我認為的遠方，其實就是西方。

以我對遠方的好奇，那種想要吸收異國文化的熱切，文學成了非常理所當然的方法。我於是大量閱讀外國文學，藉由西方作家的眼光，去認識他們的世界。在童年的時光，政治思考還未正式進入我的世界，我閱讀，只是為了閱讀，我毫不猶豫地跟隨那些作家的腳步，走進西方每一座客廳、每一個房間、每一間咖啡館，傾聽那些作家想要我聽見的談話與見解，認識那些作家想要介紹給我的面孔。想像中，我品嚐了無數道西方的佳餚與美酒，還能回味無窮。

十五歲，我正式踏上西方土地旅行。我絲毫沒有生澀旅人的不安，不覺得應該有任何鄉愁。我站在大英博物館看C˙S˙路易斯的手稿，就像在看我父執輩的親筆字跡那般自然；美麗的佛羅倫斯也沒能使我尖叫，因為我在夢裡已經不知神遊過了幾百遍；我甚至學會偷偷在心中對同伴的過度興奮擺出不以為然的神色，藉此想要托高自己對西方文化的熟悉度──當然，這是一個孩子自以為是的虛榮心。迄今，我對西方文明的理解都不過是皮毛而已。

然而，這些與西方的接觸經驗，帶來的並不是我對西方文化的更加親近，卻是逐漸的疏離。以前，在閱讀那些西方文學書籍時，我與西方作家站在同一邊，去觀察他們的同胞與其生活。我躲在作家的背後，被觀察的對象反看回來的時候，他們見到的是一個自己人在搖筆桿做紀錄，他們見不到一個異國人默默觀看的眼神。去到西方，我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一向被我觀看的對象，現在具有反看回來的能力。那個眼神直接，冷漠，好奇中帶有殘忍，理性中含有分析，喜愛中具有排拒。

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東方才一直是西方觀看的對象。那也是第一次，我發現了我在世界的身分── 一個亞洲女人。

但是，我的西方之旅並沒有因此結束，只是開始變得不是那麼優雅、充滿香氣。我依然跟著作家的腳步走。只不過，我脫離了小時候喜愛的文學，選擇了批判觀點的學習。在那些理論主義的觀照下，我的亞洲女人身分成為一個思想的刺點，一個需要革命的存在，一個必須特別小心才能避免扭曲的成長，我因此長期覺得必須為這個身分捍衛、辯解，不能放鬆就這麼自然然活著。

直到，我在美國北方一個下雪的午後，遇見一位台灣女友，她當時身穿桃紅色棉襖大褂，翻出來的袖口是亮面紫緞，手裡拿著兩冊西方人寫的女性主義經典，一頭烏黑直髮的她正與一群美國人討論「亞洲女人」。如同一個劍客，她俐落使用一些詞彙，姿勢非常漂亮；落後的，邊緣化的，被壓迫的，陰柔的，未開發的，被殖民的，傳統的，屈辱的，苦難的，包袱的，努力現代化的。每一個詞彙都含有新與舊的對立、不同價值的掙扎，聞上去都充滿悲憤而絕望的氣味。亞洲女人，邊緣中的邊緣，弱勢中的弱勢。聽見的美國人猛力點頭同意。

頃刻，我領悟，亞洲女人這個身分，此處，比較像是一個可以被知識份子調情的文化概念，一個值得書寫的理想題材。那是書本與讀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種感情的身分認同，倒不如說只是一種純粹知性的認知。雖然夸夸言談者是一個亞洲女人，但，那個出身只給了她發言的方便性，並不能夠樹立其言論的全面代表性。亞洲女人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擁有清楚的相貌和堅實的生活，而不只是抽象的數字、概念、名詞，她們的生命形態應該如同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種類繁複而多樣，活潑旺盛而充滿鬥志，渾然天成而不需詳加解釋。

尤其，這幾年，我有機會在亞洲較頻繁地旅行，我更逐漸看清這個出身邏輯的缺陷。亞洲，當它是一個地理名詞時，那是指涉一大片多麼廣袤無邊的土地，包含了高原、高山、平原、丘陵、島嶼、火山、河川、沙漠、叢林等等許多截然不同的地理樣貌；而亞洲作為一個文化形容詞時，又是涵蓋了多少民族、多少國家、多少文化又多少宗教。身為一個東亞的華人，亞洲更容易被我簡化，意思是我常常將一張長著狹長烏黑杏眼的黃臉孔，毫不深思地就當作亞洲的唯一長相，而忘了亞洲人也能有黑皮膚、雙眼皮、深眼窩、高挺身子，甚至擁有綠眼睛、藍眼睛。我天經地義的身分，讓我更輕易忘記省思亞洲的真正意涵。就像我小時候，以為遠方就是西方，我也以為「我」就是東方。

同時，我終於理解，寫東方主義的薩伊德或愛談亞洲女人的曲明霞（Trinh Min Ha），都與我的台灣女友一樣，是站在美國天空下發言的。他們對話的對象其實是西方，而不是活在東方的東方人。

繞了一大圈，想要擺脫西方對東方一廂情願的迷思，結果還是活在西方文明的魔咒下。

馬來西亞的檳城，一位想要描述自我定位的華裔女子對我再三強調：「我不是中國的華人。」她在張弼士古宅博物館工作。張弼士老先生號稱南洋第一位華人資本家，他在南洋各處建了五座華宅，正名的妻妾有八位，更有數不清的無名情婦。宅院正廳掛著張老先生於十九世紀末拍攝的人像照，他身穿西方仕紳服飾，頭戴硬式高禮帽。看起來疲倦而蒼老，一點也不像書本上介紹地那般風流倜儻，英俊健碩。從外表，這名女子和我幾乎一模一樣：華人，女性，同等高度，苗條，類似的教育程度和家族背景。活在二十一世紀初端，我們不用再委屈為一個垂垂老矣的老頭子做妾（雖然，不少亞洲女人仍需要如此），只因為父母跟他借了一大筆錢或懾於老先生權勢。我們獨立思考，下判斷，自行執行許多關於生命的決定。

但，在相同的表面之後，她與我都隱隱覺得彼此仍有種說不清楚的差異。那不僅僅是個體與個體的區別，更是歷史文化、國家環境的交錯影響。隔離馬來西亞與台灣的南中國海，比起太平洋或印度洋似乎是一個太小的規模。可是，她離我的距離，不比奧國的薩爾茲堡來得更近。

她也是我的「遠方」。

而我應該如何進入她的世界，我問我自己。因為我是如此急切地想要結識她，了解她對生命的期待與要求，什麼人讓她傷心，什麼事令她發笑，什麼經驗教她念念不忘，她最喜歡和最討厭的活動又各是什麼，乃至於她的星座、她的上帝，和她對男人的觀感。我於是要求她說故事。她的故事。跟隨她話語的腳步，通過她專注的眼神，我讓自己像個無知的孩童，被領入每一座她進入的客廳、每一個她待過的房間、每一間她喝過茶的茶館，認識她認識的人，傾聽她與別人的交談，參觀她櫥櫃裡的衣服，碰觸她心愛的收藏品。

我進入她世界的同時，我意識到，我也回到了童年的世界。那尚未全部被理性觀點控制、充滿想像力的世界。那時候，文學是一種認識世界的牢靠方式，總是密密麻麻說了許多，又像是什麼都沒有說，然而，實際上卻又什麼都說了，而且說得比誰都詳盡。文學曾是我的第三隻眼，幫助我看見我的凡人肉眼所不能看見的東西。

聽她的故事，這雙蒙上陳年塵埃的第三隻眼，逐漸被重新擦拭，發亮，恢復清晰視線，試圖將她的世界盡收眼底。

我並不想假裝自己是她失散多年、從未謀面的姊妹，只因為我們都是所謂的亞洲女人，我尊重她獨特的存在，不願妄加評斷。我也不掩飾自己在聽完故事之後依然懵懂得厲害。然而，當我與她並肩站在那座中國大宅深院的二樓樓台，靜靜聽她娓娓道來她的世界，頭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亞洲女人這個鬼魅似的身分抗辯。她和我，兩個人，就如兩株從亞洲土壤冒出來的花草，在熱帶太陽下，輕輕隨風搖晃，享受就這麼活著的簡單事實。無須向任何人交代。

關於自己，她拉拉雜雜說了一堆。回頭，我仔細想想，她其實又像什麼都沒說，但是，我卻有種我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的感覺。

〈後記：她的第三隻眼〉

十二歲時，我第一次出國旅行。跟著父親遊歷東南亞。雖然坐了飛機，也拿到生平第一本護照，我卻以為自己還沒有離家。馬尼拉、新加坡、曼谷、香港或吉隆坡，對我沒有差別。我當時想，他們有寺廟燒香，台灣也有寺廟燒香，他們有熱呼呼的夜市，台灣也有熱呼呼的夜市；那些開發中國家的特色，全部在我家後院可以見到。我以為，遠方，該是更奇異的景色：古老的城堡，白色的教堂，鵝卵石小徑，大理石女神雕像，雕花圓柱，巨幅油彩畫。或更直接地說，我認為的遠方，其實就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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