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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偏見，發現中國近代史的新面貌〉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桶法

李鴻章曾以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十九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二十世紀中國變化更為巨大，首先，政治體制從帝制走向共和，又從共和走向共產與民主對峙的局面；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家族制度逐漸崩解，男女雖未完全臻於平等，但婦女受教育者愈來愈多；農人仍是多數，但工商業蓬勃發展，人口往城市集中的現象更為明顯。然而中國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確實不同，多數的日本人，對於「近代（modern）」一詞，通常是懷抱著正面的印象，可以讓日本人聯想到明治時代所流行的「文明開化」；在中文的場合，至少在回顧中國歷史時，「近代」一詞所伴隨的往往是沉重、屈辱的印象。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近代」，是一個屢受外國侵略，面臨著國家、民族存亡危機的時代。

即使邁向現代或者說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體制，中國對外並未逃脫外侮，內部並未擺脫紛爭與貧窮，到底清末以來中國面臨那些問題？民國的成立又為何不能脫離困境？中國近代以來變化的過程，不僅中國人有義務去了解，亞洲的日本人甚至更多的外國人對此課題亦深感興趣。美國方面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持與帶領下，出版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序列，其中第十冊、第十一冊晚清篇，第十一冊及第十二冊是中華民國史（台北：南天出版社，1987、1999出版），這四大冊集結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論述。個人方面如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撰寫《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等

書，引起不少的討論；然而通俗而全面的論著相對有限。

◎三大論史特色，一改中國近代史的悲情敘述

本書為日本講談社於二○○四年至二○○五年間出版的「中国の歴史」叢書，此系列的十二部作品，反映了日本學界當時中國史研究成果的集體著作，時間自夏王朝開始，下至清末民國，以御繁為簡的寫作方式，重新引領人們認識中國歷史的發展。日本學者有為大眾著書的傳統，這既是一套大眾讀本，又兼具學術性；本書《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為第十冊，由菊池秀明撰寫。菊池秀明（一九六一年～）是日本東洋史學者，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部博士，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太平天國。外國人研究中國史一般而言較無法全面且精準掌握中國時代的脈絡或精髓，然而菊池秀明卻能精準掌握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脈絡，既運用史料，又能跳脫學術論述的框架，本書有幾個特徵：

其一，具有獨特的視角：首先以南方邊地吹來的新時代之風的視角，來剪影這一時代。中國從秦漢以下的王朝，一直以北方為重鎮，雖然隨著運河的開通，南方的經濟與文化逐漸重要，但政治上仍然呈現北重南輕的現象，近代以來南方所帶動的影響愈來愈重要。作者觀察到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都興起於南方大地，而後向北發展。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運動等改革運動及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領者，有愈來愈多人出身南方各省。

由於作者專研太平天國，對於太平天國崛起的因素及其影響提出獨到的見解，書中提到：「軍紀嚴明的背後，也是利用唯恐觸犯天父的恐懼心理，而讓太平軍實現了領先於當時的高度道德水準。」、「太平天國所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以及《資政新篇》的內容，作為中國所追求的兩個烏托邦理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前者﹃大同﹄的烏托邦理想，由清末維新變法派所繼承，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實際推行。後者的近代化路線，則是由清末的洋務運動開始施行，並連接著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更為重要的是，抵抗列強干涉這一點，在隨後的中國歷史上，不斷的重演。」對於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以日本學者的觀察，不是站在日本民粹的立場，認為：「明治天皇在開戰後表示：﹃這回戰爭，是大臣的戰爭，而不是我的戰爭﹄，拒絕派遣特使前往伊勢神宮和孝明天皇陵墓報告。換言之，甲午戰爭走向開戰征途的決定，已經凌駕了天皇個人的意志。」對於洋務運動方面認為：「洋務運動之中，自始至終貫徹到底，對儒教文化毫不動搖的自信，也顯示出了孕育出古典文明的中國社會，在面對並接受異文化時的態度和方式。甲午戰爭後，﹃日本模式﹄被大肆宣傳之事實，可以看出經過兩次鴉片戰爭都未曾動搖的﹃中華﹄自信，在經過這場戰爭失敗的衝擊過後，終於出現了變化。」對於九一八事變的情勢，作者提到：「關東軍的作

戰行動能夠順利推展的主要原因，在於張學良所率領的東北軍採取不抵抗並撤退的方針。」這些觀點都頗有見地。

其二，御用史料的能力甚佳。菊池秀明除了對太平天國的史料有充分的了解外，對於影響中國文學甚大的魯迅之相關作品，如《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也能如數家珍。中日關係中，尤其是與中國歷史有關的細微日方史料，這是本書的一個亮點。書中提及的日本軍閥政治家桂太郎田中等，也可與戴季陶《日本論》中的評述參證，更能掌握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戰論》的意念。除了嚴謹的史料之外，作者也參酌一些稗官野史的資料，並引述一些小故事，增加全書的可讀性。

其三，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敘述。菊池秀明指出：「了解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從中學習，不拘泥於任何偏見和既成的觀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真實的中國—我們面臨著許多的課題要解決，而中國確實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的社會。」確立了本書的大方向，談到甲午戰爭之後清廷前往來日本的學生愈來愈多，菊池秀明分析，日本被選為留學國家的最大理由是，中國為引進歐洲的學問、技術，而以日本的經驗為參考。此外，日本確立了立憲君主制，比起採用共和制的歐美各國，清政府更能夠放心地派送留學生。但是：「到日本的留學生們，由於日本與中國在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受到了文化上的衝擊。首先，他們吃不慣日本的食物。其次，中國留學生最害怕的，莫過於日本的地震和澡堂。」

書中對人物的觀察，著重洪秀全、孫文、袁世凱、末代皇帝、胡適、魯迅、蔣介石、毛澤東等人，從生活到實際的影響，如談到孫文時指出：「不管孫文擁有多少缺點，或是最後的結果如何的未臻完全，無庸置疑的是，孫文確實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進。」提到蔣介石則指出：「蔣介石與將近二十位的同志、部下成為結拜兄弟，在他掌握權力的過程中，非常細心地構築起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也不吝於褒許袁世凱，認為：「他是一位具有卓越的記憶力與觀察力，並充滿﹃敏銳好奇心「的人。」

本書並未對中日戰爭詳加敘述，也未觸及國共內戰之課題，反而以︿邊境的街道和人們——香港、臺灣和上海﹀，做最後的結尾。菊池秀明認為，這三個地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處在中國世界的邊緣，曾作為殖民地或租界接受外國的統治，社會積累了與異文化交流的經驗事實。這三個社會都是象徵近代的地方，無論喜惡與否，它們都帶有中國其他地區沒有的特性。

正因為這裡是中國世界的邊境，也可以說是聚集了近代中國隱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的地方。香港、臺灣和上海，這三個地方，不僅聚集了近代中國隱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直到今天，這三地也依然是聚集中國隱藏的可能性和能量最多的地方。還原歷史原貌，探究每一個事件的真實意義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許多戰爭，外來的侵略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等；內部的戰事也未曾間斷，如：太平天國戰役、辛亥革命、南北戰爭、北伐戰役、中原大戰、國共內戰等，不論對外或內部的戰役都帶來極大的影響，作者雖未一一細數，但已能掌握其間所帶來的衝擊，可惜有關中日戰爭僅稍微提及，亦未探討國共內戰，此其美中不足之處。此外，災難有雙重的構造，其意義需要透過歷史演進的過程才能顯露出來，中國歷史上的永嘉與靖康之難，都是歷史的災難，但同時也帶來南方文化的發展。加拿大的民國史專家拉里（Diana Lary）於《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一書提到：「戰爭帶來破壞性極大，這個效應在戰爭結束後，通常還會繼續影響著人們，那就是家庭的離散。」或許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而言，戰爭對被移民地區的人文與地域的發展產生了質變與量變，中國西南地區如果沒有抗戰時期的遷徙，大學的數量仍然有限、教育與文化或許仍然受忽視，經濟的發展或許仍然是邊陲；台灣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大撤退，大陸中原文化不會迅速在台灣茁壯，人們可能無法直接而全面地欣賞到中國過去精緻文化的作品。作者以政治及軍事史為主軸，未能加強論述，此為本書另一可加強的地方。

不論如何，以一位日本的東亞史學者而言，已屬不易，全書最後，菊池秀明引用魯迅先生說的：「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認為此話適合與本書中的那些革命者，也表現了前途迷茫的混亂情況下，不斷尋找革命前途的近代中國的足跡。目前社會上愈來愈重視大眾史學（普及史學），然而歷史的敘事除趣味性之外，重要的是還原歷史的原貌，並能多一點關懷才有其價值。作者身為日本人，能擺脫過去日本看待中國的優越感，而將感情放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上，提供一個看待中國歷史的新角度；畢竟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今，中國已成為一個必須慎重以對的全球大國，同為東亞住民，臺灣讀者更需要有別於以往的片面認知，從更多元的方向認識中國，這是本書值得引進與推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