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午夜，雪已停止，馬里諾回來了。我已經把安東尼．鍾斯鎖進冰櫃裡，他的每一處傷痕，無論新舊都詳細做了記錄，準備作為我的呈堂資料。

我們開車前往國際航空服務站，站在玻璃牆後面看班頓．衛斯禮搭乘的貝爾噴射直升機匆匆降落。那架直升機俐落的停在一處木質小平台上，同時一輛加油卡車從暗處滑了出來，天上的滿月表面罩著一層面紗似的薄雲。

我看著衛斯禮爬出直升機然後迅速閃避旋轉的螺旋葉片。我看出他表情中帶著憤怒，步伐裡充滿不耐。他身形高大挺直，舉止中有種沉穩的權威感，令周遭的人畏懼。

「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鐘，」他走向我們說：「有咖啡嗎？」

「這主意不錯，」我說：「馬里諾，要我們順便替你拿一杯嗎？」

「不了。」

於是我們留下他一個人，走向夾在休息室當中的一間小接待室。

「很抱歉發生這種事。」衛斯禮柔聲對我說。

「我們別無選擇。」

「他也明白這點，這時機絕不是偶然。」他倒滿兩只保麗龍杯子。「這咖啡很濃。」

「越濃越好，你的樣子很慘。」

「我一向都這德性。」

「孩子們都回來過聖誕節嗎？」

「是啊，所有人都到齊了─當然，只缺我一個。」他沉默了半晌。「他的戲法規模擴張了。」

「如果這次又是高特，那麼我同意這說法。」

「我知道一定是他，」他說，鋼鐵般的冷靜掩飾了他的慍怒。衛斯禮恨透了鄧波爾．布魯克斯．高特。高特的犯罪天才讓他既驚懾又激憤。

咖啡不怎麼燙，因此我們喝得很快。除了眼神之外，衛斯禮沒有透露出一絲我們之間的熟稔，而我早已學會解讀他的眼神。他沒有仰賴太多語言，我呢，則變得精於聆聽他的沉默。

「走吧，」他說著碰一下我的手肘，然後我們趕上了馬里諾，他正提著我們的行李向出口走去。

我們的駕駛員是調查局HRT，也就是人質救援小組的成員。這人一身黑色飛行裝束，對周遭動靜保持警覺，並且注視著我們，表示他意識到我們的存在。可是當他打開直升機艙門時沒有向我們揮手、微笑，或者說任何話。我們從螺旋葉片底下鑽進去，我知道我將永遠把它製造的噪音、風聲跟謀殺案聯想在一起。似乎每次高特一犯案，調查局人員就在一陣狂風、金屬閃爍的混亂中到來，然後將我帶走。

我們已經追緝他好多年了，這段期間他所造成的傷害是無可估計的。我們不清楚他究竟殘害了多少人，但知道至少已經有五名受害人，包括一名曾經替我工作的孕婦，還有一個名叫艾迪．希斯的十三歲男孩。我們不確定他的狡計毒害了多少人的生活，但可以肯定我是其中一個。

衛斯禮坐在我背後，戴著耳機，我的椅背又太高了，怎麼轉頭都看不到他。艙內的燈光暗了下來，我們開始緩緩升起，橫斜著航行，朝向東北方前進。空中的雲朵飛躍而過，冬夜的海水閃爍有如明鏡。

「她被發現時是什麼狀況？」馬里諾的聲音突然在我耳機裡響起。

衛斯禮回答說，「凍僵了。」

「這表示，她有可能幾天前就遇害，只是還沒開始腐爛。對嗎，醫生？」

「倘若她已經在室外好幾天，」我說：「應該會有人在這之前就發現她才對。」

衛斯禮說：「我們判斷她是昨晚遇害的。身體就展示在那裡，倚靠著……」

「沒錯，那傢伙就喜歡這麼做，這是他的作風。」

「他習慣讓受害者坐著，或者在他們坐著的時候殺害他們。」衛斯禮繼續說：「到目前為止每個都是如此。」

「就我們所知，到目前為止是如此。」我提醒他們。

「就我們所知的受害者。」

「沒錯。他讓他們坐在車子裡，椅子上，身體靠在一個垃圾箱旁。」

「倫敦那個孩子。」

「是啊，他例外。」

「他似乎是直接被丟棄在鐵道附近。」

「我們還不知道那案子是誰幹的。」衛斯禮似乎十分肯定。「我認為不是高特。」

「你憑什麼認為他非堅持讓受害者坐著不可？」我問。

「這就是他提供給我們的指紋。」馬里諾說。

「輕蔑、嘲弄，」衛斯禮說：「這就是他的簽名，我猜想還有更深沉的意義。」

我也這麼猜測。高特所加害的每個人都是坐著，頭部低垂，雙手不是放在大腿上就是鬆垂在兩側，好像玩偶那樣。唯一的例外是一個名叫海倫的女獄警，她的遺體穿著制服，挺直坐在椅子上，頭部不見了。

「當然這姿勢……」我開始說，但是耳機裡的聲音和我們的談話節奏不太能一致，談起話來相當費勁。

「那雜種存心要看我們的笑話。」

「我不認為這是他唯一的……」

「目前他希望我們知道他人在紐約……」

「馬里諾，讓我把話講完。班頓？他的犯罪符號呢？」

「他有許多方式可以用來展示屍體，但截至目前他只選擇了一種固定方式─讓受害人坐著。這是他狂想的一部分。」

「什麼狂想？」

「要是我知道的話，凱，或許這趟行程就可以免了。」

不久後，我們那位駕駛的聲音傳來：「航管局發布了一則SIGMET。」

「那是什麼意思？」馬里諾問。

「亂流警告。紐約市風勢很大，時速二十五節，陣風三十七節。」

「那我們無法降落了？」痛恨飛行的馬里諾顯得有點慌張。

「我們得低飛，因為強風在比較高的地方。」

「你說低飛是什麼意思？沒見過紐約的建築物有多高嗎？」

我退到我的椅子和艙門之間，拍拍馬里諾的膝蓋。

我們距離曼哈頓四十海浬，依稀可見帝國大廈頂部的一絲微光。月亮盈滿，從拉瓜迪亞機場起降的飛機像飄浮的星球般飛進飛出，巨大的白色蒸氣柱從船隻煙囪升起。透過腳下似乎淹及頸部的雲朵，我看見紐澤西十二線道高速公路的車流，燈光熠耀有如珠寶，彷彿是設計大師法貝傑巧手打造了這整個城市和橋樑。

我們飛到自由女神像身後，然後經過艾利斯島，當年我祖父母在一個僵冷的冬日初抵美國時，就擠在這個島上的移民檢疫所內。他們離開了義大利的費羅納，因為我祖父身為一個鐵路工人的第四個兒子，在那裡毫無前途可言。

我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紀初從奧地利和瑞士遷到義大利的一群勤奮、熱情的移民，這說明了為何我有金髮、藍眼珠。儘管我母親堅稱，是因為拿破崙一世將費羅納讓予奧地利，我們的祖先才得以保持純正血統，我卻有別的看法。我懷疑我身上某些條頓族的特徵是源自基因的理由。

當梅西百貨、廣告招牌和麥當勞的金色拱門出現，紐約市逐漸變得鮮明起來，停車場、街道旁高高積著雪堆，即使從空中望下去都顯得髒亂。我們在西十三街繞著VIP直升機機場飛行，燈光開啟，然後輕拂過哈德遜灣的森黑水面。這時一道強風迎面而來，我們搖晃著降落在一架耀眼得足以令所有飛機失色的希可斯基直升機附近的空地。

「小心機尾的旋轉翼。」駕駛員說。

我們進入一棟勉強算暖和的小建築物裡，一個黑髮、長相聰慧、眼神疲憊的五十多歲婦女上前來招呼。她一身厚重羊毛外套、寬鬆長褲、繫鞋帶的長靴和皮手套，介紹她自己是紐約運輸警察署指揮官法蘭西絲．潘。

「非常謝謝你們趕過來，」她說著和每個人握手。「方便的話，車子就在外面等著。」

「我們準備好動身了。」衛斯禮說。

她領著我們走入冷澀的空氣之中，外頭有兩輛警察巡邏車等著，每輛各有兩名警員，引擎早已啟動。怪異的是我們讓車門敞開著，無法決定誰該跟誰搭同一部車。結果依照老規矩，按照性別，我和潘指揮官同搭一部。我開始問她關於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因為像這種牽涉層面極廣的案子，必然有許多人自認為有權插一腳。

「運輸警察署對這件事有興趣是因為，我們認為受害者是在地鐵裡遇上凶嫌的，」這位身居全美第六大警政單位三位主管之一的指揮官解釋說：「時間是在昨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

「妳怎麼知道的？」

「說來真的很巧。我們有個便衣警察當時正在八十一號地鐵車站和中央公園西側一帶巡邏，大約下午五點半的時候─我指的是昨天─他注意到有一對樣子可疑的男女從自然歷史博物館門口冒出來，然後直接走下地鐵。」

車子顛簸著駛過路面的冰和凹洞，震得我腳骨發麻。

「那個男人點了一根香菸，女的則握著菸斗。」

「有意思。」我評了句。

「在地鐵抽菸是違法的，這是他們令那位警員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他們有被開罰單嗎？」

「男的有，女的沒有，因為她的菸斗沒有點燃。那個男人把駕照出示給警員，現在我們認為那是偽造的。」

「妳說那對男女樣子很可疑，」我說：「怎麼說？」

「那個女人穿著男人的短外套，頭戴一頂亞特蘭大勇士隊的棒球帽，她的頭髮剃光了。事實上，那位警員並不確定她是女性。起先他還以為他們是一對同性戀人。」

「描述一下跟她一起的男人。」我問。

「中等身高，瘦削，五官出奇的銳利，一雙怪異的藍眼珠，紅蘿蔔色的頭髮。」

「我第一次見高特，他的頭髮是淡銀灰色。去年十月我再見到他，變成亮油油的黑色。」

「昨天的確是紅蘿蔔色。」

「今天說不定又換了一種顏色。他的眼睛真的很怪異，目光灼灼的。」

「他非常聰明。」

「很難形容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惡由心生，史卡佩塔醫生。」她說。

「請叫我凱。」

「只要妳叫我法蘭西絲。」

「這麼說他們昨天下午去參觀了自然歷史博物館，」我說：「展覽些什麼？」

「鯊魚。」

我轉頭看她，她的神情相當嚴肅，那位負責開車的年輕警員則默默應付著紐約的繁忙交通。

「目前是鯊魚展。大概妳能想像，有史以來存在過的所有鯊魚都在展出吧！」她說。

我沉默不語。

「幸好我們對於發生在這個女人身上的事能夠掌握一二，」潘指揮官繼續說：「高特─既然我們相信這是他犯下的案子，就暫且這麼稱呼他─和那女人離開地鐵之後，將她帶往中央公園。他把她帶到一個叫做櫻桃丘的區域，將她槍殺然後讓她赤裸的身體靠在噴泉那裡。」

「為什麼她會在天黑以後跟他到中央公園去呢？尤其天氣又這麼冷？」

「我們推測，可能是他誘騙她陪他到藍伯園去。」

「到那個同性戀者經常光顧的地方。」

「沒錯。那是他們的聚集場所，草木叢生，岩石遍布，錯綜的小徑不知通向哪裡，就連紐約警局中央公園轄區的警員都不愛到那裡去。無論你去過幾次，還是照樣迷路。高犯罪率的地區，大概佔公園內發生的所有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二十五，尤其是搶案。」

「如果說高特在天黑之後才帶她到藍伯園去，那麼他對中央公園必定相當熟悉。」

「一定的。」

想到高特很可能已經在紐約藏匿了好一段日子，我不禁感到挫敗。他就近在眼前，我們卻完全的懵懂。

潘指揮官對我說：「犯罪現場整晚都封鎖著，我想在我們送妳到飯店之前，妳可能會想要過去看看。」

「當然，」我說：「物證呢？」

「我們在噴泉裡頭找到一個手槍彈殼，它上面的撞針痕跡跟九釐米葛洛克手槍一致。我們還發現了頭髮。」

「在哪裡發現的頭髮？」

「就在她的遺體附近，噴泉裡頭一個鑄鐵塑像的渦卷形圖案裡面。可能是在他放置遺體的時候，一搓頭髮被勾到。」

「什麼顏色？」

「亮紅色。」

「高特非常謹慎，不太可能留下彈殼或者頭髮。」我說。

「也許他看不見彈殼落在哪裡，」潘指揮官說：「天色已黑，當彈殼撞擊雪地的時候一定非常燙。妳應該可以想像接下來他會怎麼做。」

「沒錯，」我說：「我能夠想像。」

將近午夜，雪已停止，馬里諾回來了。我已經把安東尼．鍾斯鎖進冰櫃裡，他的每一處傷痕，無論新舊都詳細做了記錄，準備作為我的呈堂資料。

我們開車前往國際航空服務站，站在玻璃牆後面看班頓．衛斯禮搭乘的貝爾噴射直升機匆匆降落。那架直升機俐落的停在一處木質小平台上，同時一輛加油卡車從暗處滑了出來，天上的滿月表面罩著一層面紗似的薄雲。

我看著衛斯禮爬出直升機然後迅速閃避旋轉的螺旋葉片。我看出他表情中帶著憤怒，步伐裡充滿不耐。他身形高大挺直，舉止中有種沉穩的權威感，令周遭的人畏懼。

「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鐘，」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