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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財金系講座教授、湖南大學金統院特聘教授海外院長╱沈中華

厚朴投資董事長╱方風雷

中國世界經濟學學會理事、經濟學家╱王福重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

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常務副會長╱衣錫群

中央匯金副董事長╱李劍閣

女王伊麗莎白直指萬曆皇帝

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國被視為具有雄才大略、承先啟後的君主，儘管她是一位女王。在她當政的45年（1558∼1603年）裡，英國經歷了殘酷的宗教戰爭，王室內鬥不斷，這個不起眼的落後農業島國，卻在她的帶領下，發展成為具有海上霸權的歐洲強國。她推崇重商主義的理論，熱衷莎士比亞的演藝，她敢挑釁當時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國，一舉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她鼓動英國人到海外拓展，開啟了英國的殖民地貿易。她終身未嫁，沒有為王室製造繼承人。

令我們感興趣的，主要倒不是女王的艦隊或者是她的私人生活，而是她繼承了其父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開端，為英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打造了一個新局面。

英國的中世紀和中國有點相像，社會重農輕商，尤其反對不勞而獲。直到十五世紀，英國人口總共不到五百萬，倫敦只有幾萬人。貴族莊園主的經濟自給自足，沒有發展「信用」的迫切需要。當時世界上金融最發達的地方是威尼斯，英語中的「現金」、「債主」、「信用」、「帳單」這些詞，都是從義大利商人那裡學來的外來語。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英國王室，乾脆實施了《反高利貸法案》，不允許民間搞什麼借貸。唯一的例外是住在倫敦城裡的猶太人，他們可以不受此法案的制約，但也因此被認為天生是貪婪小人，不受重視。所以不論是法律，還是良心，商人們對從事信用活動都很糾結。

亨利八世是英國國王中的異類。為了離婚，他和羅馬教皇吵翻了天，最終脫離了天主教的管轄，搞了個英國的國教。他自己是個名牌控，為了買法國人製造的那些高檔奢侈品，搞得聲名狼藉。亨利八世索性把《反高利貸法案》改一改，允許借貸，只要能付利息就行了，這樣自己也獲得了揮霍的自由。

伊麗莎白一世堅持父親實施的權宜之計。1571年的新法，設定收取利息上限為10％，在此水準之下，貸方必須遵照合同還本金付利息。為此，倫敦城裡的那些金銀匠們當然很開心。他們屋裡的小金庫，總堆著富豪們存儲的真金白銀，過去它們只是作為支付用途的準備金，現在可以被借進借出，以錢生錢。在一個穩定的制度下合法放貸，各種借據存條隨即應運而生，便利了國內和國際貿易。在今天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女王的時代，那可是挑戰了王宮內外的傳統觀念。順便說一句，女王去世後，這部《反高利貸法案》的利息條件又被收緊，直到1854年才被徹底廢除。

女王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600年的最後一天，給予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皇家特許。西方的東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紀最多曾達13家，第一家獲得王室特許的就誕生在英國。這家公司逸聞趣事多多，對近代東西方經濟活動的影響，是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比肩的。許多重要的經濟學思想的誕生與完善，都參考了這家公司實際的作為。

為什麼說女王授予東印度公司皇家特許是一件大事？首先，因為到東方去做買賣實在是風險很大的賭博，而且風險到底有多大，誰也說不清。人所共知，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很會做亞洲人的買賣，但是英國人去東方買賣什麼呢？沒有人能預知結果，甚至船隊一年後能不能回來都沒譜。其次，公司制組織方式是英國人剛從外邊學來的，既有股東，又有董事會，還要通過什麼選舉，遵守什麼程序。它的船長和大副，實際上相當於今天的公司管理層，一旦離開了英吉利海峽，誰知道投資者的運氣由誰來掌握？再次，英國人艦指東方，跨越大西洋進入印度洋，肯定會遇到來自早期海上貿易強國的挑戰，前途未卜。簡而言之，東印度公司就拿這樣一個疑問重重的方案，企圖得到樞密院和女王的同意，貼上皇家特許的標籤。女王沒有猶豫。她以自己的信心，為一個民族開拓東方市場的雄心背書。

就在伊麗莎白女王當政的十六世紀，明末的中國出現了一位為世人熟知的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時稱萬曆皇帝。萬曆皇帝在位48年（1573∼1620年），和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基本上是同代人。

在他登基前的15年即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朝廷的允許在澳門定居，與大陸通商，南美與日本的白銀也開始大量流入中國。當時的大明是「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然而，並不平靜。萬曆皇帝的對手是誰？是夾在君王與百姓之間的一層特權文官。直接的原因是皇帝想立的太子，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出自自己心愛的妃子鄭貴妃。堅持祖宗章法不能變的官僚們，就是不給皇帝這點面子。

那麼，皇帝的王土王民當時是個什麼狀況？有些西方人認為，中國在十三世紀就已經停滯不前了。例如法國歷史研究大師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就說，蒙古人成吉思汗占領中原，農耕文化受到嚴重打擊，失去了現代化發展的潛能。但是，更多的人看明代，認為那是中國在大唐之後達到的又一個高峰。加拿大的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教授說，大明神話般的財富令歐洲人癡狂。沿著傳統道路走下去，中國經濟在全球沒有競爭對手。和它相似的那些農牧國，如奧斯曼帝國、俄國、印度，遠比它鬆散落後；歐洲新興的那些海上強國遠在天邊，工業革命的種子尚未播種。明嘉靖皇帝（1522∼1566年，世宗）以後，在全國各地出現大批市集，貿易興旺，可以稱為中國式城市化、商業化早期革命。紡織業、冶鐵業、製瓷業等行業呈現規模化發展，銅錢、銀兩作為交易工具被廣泛使用，現代信用融資組織亦有了萌生的土壤。

東方帝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停滯不前，亦可能發生政權與社會的劇烈變革。

假設明朝末年出了一位李世民，他會不會像在大唐一樣，修明政治，富足經濟，並打開宮門，迎接來自歐洲的文化和商業使者？假設傳統的朝廷也出了一位像伊麗莎白一樣的女皇，她會不會對通商和海戰也有事必躬親的興趣，派出船隊跨越南海直達印度洋？

《明史》說萬曆皇帝在中期以後，「不視朝，不御講筳，不親郊廟，中外缺官亦不補」。《萬曆十五年》書中提到，無聊之際，皇帝會在宮中和太監們一起以擲銀為戲。他在地上畫一個圈，太監們用銀葉向圈裡投，投中了就能得到皇帝的一個銀錠賞錢。皇帝從未有過好奇心，問一問這些白銀是從哪裡來的，他也不想分心煩神，了解帝國越鬧越大的「銀荒」是怎麼回事。

大英帝國正雄心勃勃，展開貿易的風帆，一路向東再向東；大明皇朝卻內政外交失策，財政逼仄，一路下落再下落。風雲際會，領導者的膽識高低，將決定東西方兩大帝國的前程與命運。

白銀飄洋過海，製造大明王朝巨額順差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很開放，特別是漢、唐兩代，經濟文化交往方面曾留下無數美談佳話。可是到了明中後期，就在西方世界進入白銀潤滑的跨洋貿易階段時，中國卻實行了「閉關海禁」，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這就是歷史，現在我才明白並不完全是這樣。明中期的「海禁」，禁止的是那些未經朝廷允許的貿易，而不禁「官倒」（編按：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詞彙，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買倒賣的投機者）；「閉關」是從國防治安上考慮，懲戒地方勢力與倭寇，防範外邦思想理念的入侵。但「閉關」從來關不住民間貿易，尤其是在沿海地區。到了隆慶元年（1567年，穆宗），朝廷開始對海上貿易基本放行。

應當說，正是在明末清初，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對外開放貿易拉開了序幕。對此最好的一個證明，就是漂洋過海的白銀流動。談到「白銀時代」的世界經濟版圖，特別是貨幣財富分布，少不了明清時期中國這邊的風景。

英國出土的中世紀銀幣，又小又輕又薄，有時還會被剪成四瓣，一塊銀幣四次花。劍橋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些亨利八世時代的金幣，拿在手中，幾乎感覺不到它們的分量。這都說明，在新大陸的白銀和黃金到達歐洲之前，金銀在這個國家還極為珍稀。不但民間很少有大件的奢華器具傳世，就是當成貨幣，人們也要精打細算。但十六世紀後，情況一下子變了，銀子多得可以被製成各種日常用具和裝飾擺設，而且精美無比。

更多的銀子當然是被用在了國際貿易中。發了財的西班牙就如同今日的美國，成了一個「世界貨幣」的供應國。以前的跨國貿易，主要是以貨易貨，譬如因此而流芳百世的華夏「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到了十六世紀，白銀作為貨幣被廣泛接受，兩個與西班牙不相干的國家做生意，都會用西班牙銀幣來結算。南美白銀產量不斷提高，西班牙帝國在國民財富總量上變得越來越富有，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和它相比，它是當時世界上名副其實的第一強國。

但是，此時的西班牙人卻開始感覺有些不爽，為什麼呢？因為銀子太多了！突然之間，人們手裡握著銀子在市場裡亂逛，和今天紙幣印多了就要貶值一樣，西班牙人發現銀子越來越不值錢。正在此時，東方市場進入了歐洲人的視線。

最早打開東方之門，是1514年就到了中國南海的葡萄牙人，他們發現了這個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被描繪富有的國家。十六世紀初的歐洲人根本無法想像，世界上還存在著如此巨大的人口與市場，更沒見過像江浙一帶這樣富庶的地方。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門的居留權，可以在廣東從事貿易。三年後也就是156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兼併了葡萄牙王權。正是在這個年代，歐洲與中國的生意紅火起來。按德國學者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 Age）一書中的考證，到了萬曆時代，中國白銀的價格比在歐洲高出一倍：如果後者買一單位黃金需要12單位的白銀，在前者只要6個單位。拿南美洲開採的白銀作為貨幣，換得中國的絲綢與茶葉，在歐洲能賣到10倍於成本的價錢，利潤豐厚無比。荷蘭人的東印度洋公司曾留下記錄，從中國運回的貨物價值，才相當於商船從歐洲出港時，所帶白銀價值的四分之一。不誇張的說，在南美，以當地人生命為代價，歐洲人淘到了白銀；而到了中國，他們淘到的則是黃金。

以中國為目的地，西方人找到了白銀環遊三大洲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從當時世界白銀的第一產地、坐落在祕魯安地斯山脈，海拔四千多公尺群山中的波托西（Potosi，位於南美洲玻利維亞的一座城市），將銀子拖運到東海岸港口裝船，運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和西班牙的賽維爾（Serilla），然後轉運到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再從那裡出港繞過非洲，經過印度洋，最後運到中國的南方港口。另一條是從波多西往西再往西，經太平洋將白銀運達菲律賓的馬尼拉。明代時，這裡曾是中國出口貨物的集散地，一手交銀一手交貨，白銀最終會被運到中國的福建、廣東。除南美產出的白銀外，日本當時也是產銀和銀貿大國。當時中國進出口交易的中心，除馬尼拉外就是京都。

有些西方人，想像大明的皇帝肯定和西班牙的國王一樣，都對金銀財寶朝思暮想。其實從明末到清初，朝廷對銀子並沒有歐洲人這麼高的信仰。銀子稀里嘩啦的流入大明銀庫並積存在那裡，主要是由於外貿出現了巨額順差（編按：是指於某時間內〔通常以年度計〕該國的出口相比於某國的入口大）。西方人想從大明進口的東西太多了，但中國人從西方進口卻沒有那麼多的選擇。他們從北美買回紅薯、玉米等農作物，從南亞採購食品香料，從東南亞帶回熱帶優質木材。史書記載，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以來，細木家具成為時尚。由於出口平衡不了進口的價值，歐洲人只能用白銀來彌補收支差額。有一種估計說，到1600年左右，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000噸。還有人認為，明末的幾十年間，每年會流入100到200噸白銀。一個世紀下來，中國就吃進了上萬噸白銀。據測算，明代後期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國內自產白銀的10倍，占歐洲從新大陸開掘出白銀總量和日本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和英國人在與西班牙、荷蘭的爭霸中攫取了大量白銀不同，大明僅靠民間的出口就積累了大量銀子，成了白銀南來北往的最大歸宿。沒想到，大明居然成了當年公認的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只不過巨大的出超收入並不是以外匯的形式存在國外，而是以白銀的形式全部沉澱在了國內。

相比而言，英國在白銀時代初期還是國際貿易中的小國，倫敦不過是白銀之旅的中繼站，中國積累的白銀也沒有在英國人那裡留下多少紀錄。但是兩百年後，正是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成為中英衝突的導火線。

「中國製造」兩百年前就賺遍全世界

與大量白銀流入大明相對應的，是同樣價值的貨物出口到海外。如果僅看白銀的全球之旅，那些如潮水般湧進中國的銀子，幾百年後已經跟著退潮的海水消逝得無影無蹤。整個時代的貨幣遺存，主要就體現在一些文字和數字上，只有少量的古舊銀幣可供考證。

中國文化出口從白銀時代開始。西方的傳教士和葡萄牙商人，相當成功的把中國無形的傳統和人文風貌變成了有形的文化輸出，最有代表性的形式當然就是書籍和版畫。

據1800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簡史》的列表，截至十八世紀末期，西方出版的中國主題的學術性圖書已達八十多種，各種遊記、筆記更多如牛毛。1719年，第一本關於中國探險的小說已在英國問世。孔孟及春秋各派學說都被翻譯成西文。

明末清初器物的出口，使原先西方對中國的憑空想像，逐漸有了實物的載體。最早從事大規模中國商貿的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對這個由7個小小的地區組成的聯邦共和國來說，商船卸下來的不僅是利潤，也證明著遙遠的東方帝國的確名不虛傳。

明末時，中國大規模生產的能力令西方人深感驚訝。這種生產並未脫離傳統工藝，也未出現新的生產關係，好奇的西方人稱之為工業性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別於後來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1976年，在英屬聖赫勒拿島的附近海域，發現了一艘161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獅」號。它滿載著來自中國的商品，但不幸的是沒有能夠到達目的地。根據有關的裝船資料，它運載的是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和東南亞諸國出產的香料。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一大批青花瓷（現保存於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仍然保持著原有的光潔。除了損毀瓷器的碎片，這一艘沉船清理出的完整無損的瓷器，比四百年來西方保留下來的同時代瓷器總量還要多。據另一記載，十七世紀初年，一個大型貿易船隊平安抵達荷蘭，他們帶回的瓷器共有一萬多件，總重超過50噸，可見中國生產能力及出口規模之巨大。

從絲、棉、瓷器、火藥、硫黃、鋼、鐵、水銀、銅、麵粉、栗子、茶葉、風乾食品、家具及其他珍奇物品，排山倒海般的從福建港口駛向菲律賓的馬尼拉。在那裡經轉載後，歐洲人的商船從馬尼拉駛往遠方的消費大國，包括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一位荷蘭的富商讚嘆道：「中國的貨品既可以滿足一位百萬富翁的獨特需求，也可以滿足百萬家庭的普通消費。」不少出口物品被西方人一代一代保留下來了，如瓷器、彩繪的牆紙、雕漆家具，但大部分物品被消費或後來損毀了。今日若去參觀一些保存較好的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城堡，可以看到在一、兩個房間內，擺設著精美奪目的大件瓷器，四面牆壁都是用中國風情的壁紙裝飾的，還有許多明末清初匠心獨具的實用家具。

除了規模，「中國製造」備受青睞的是它們獨特的材料和上乘的品質。最近有英國友人來訪，大家談起中國人現在是西方名牌的粉絲，不知何時中國名牌才能夠打入西方的消費市場。其實這件事，四百年前的中國人就已經做得非常漂亮了。比如明末生產的青花瓷器，牌子就可以叫「景德鎮」，在荷蘭、英國、法國的市場上都很吃香。擁有這個牌子的壺碗瓶盆，就是身分的象徵。它們還會成為油畫題材，進入藝術的殿堂。明代匠人肯定也沒有料到，他們的手工製作流傳至今，竟成了價值連城的古董藝術品，而且和金融資產配置扯上了關係。

有了中國人的用具，隨之而來的是引入中式生活習慣。儘管英國人在對華貿易上落後了葡萄牙人、荷蘭人一百年，但他們在移植中式品味上卻開風氣之先。比如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做中英轉口生意，它把中國的喝茶情趣帶到了英國，「茉莉花茶」是其中的一大名牌。從17世紀起，下午茶成了英國人的特殊愛好。據東印度公司的運輸記錄，為了迎合英國民眾的興趣，東印度公司在採茶季節要保存近一年的茶葉庫存。不論是社會的上層還是普通家庭，英國人都會在家裡放一套「康熙年制」的瓷器茶具，有些甚至還為茶葉盒上了鎖，很時髦也很考究。許多紳士還會像中國文人那樣穿上一件手繡的絲坎肩（坎肩是無袖無領的上衣）在街頭炫耀，那感覺恰似今天淑女手中拎了個名牌包。

在白銀時代，皇朝輸出了「中國製造」，換回了大把外國貨幣；用祖宗的文化「入侵」了歐洲，同時阻攔西方啟蒙思想在民間的傳播。這種不對稱的交流為日後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埋下了伏筆。

女王伊麗莎白直指萬曆皇帝

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國被視為具有雄才大略、承先啟後的君主，儘管她是一位女王。在她當政的45年（1558∼1603年）裡，英國經歷了殘酷的宗教戰爭，王室內鬥不斷，這個不起眼的落後農業島國，卻在她的帶領下，發展成為具有海上霸權的歐洲強國。她推崇重商主義的理論，熱衷莎士比亞的演藝，她敢挑釁當時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國，一舉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她鼓動英國人到海外拓展，開啟了英國的殖民地貿易。她終身未嫁，沒有為王室製造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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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銀在世界飄蕩，直到到了中國，他才找到安生立命之處

實踐大學財金系講座教授、湖南大學金統院特聘教授海外院長╱沈中華

九把刀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沈佳宜；沈從文在《邊城》中，描述在湘西鳳凰城的苗族悲劇愛情故事，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翠翠」；周星馳拍了一部台灣人無緣看到的電影《美人魚》，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美人魚；這些都表示當人在外闖蕩，但心的深處都希望有一停泊可依靠的地方，以安置他的心靈。如果，銀是一個男人，他的沈佳宜、翠翠及美人魚是什麼？它希望可停泊依靠之地又在何方？

答案是中國。

自十五世紀開始，銀在世界飄蕩，直到到了中國，它才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銀在別處並未受到重視，在十六世紀，西班牙征服者摧毀了阿茲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馬雅文明，將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廣闊土地納入自己的版圖；西班牙在中美墨西哥發現了銀礦，從此銀由中美洲，逐漸漂過了大西洋流到歐洲，銀雖然也受到歐洲人的喜愛與重視，但並未到痴迷的程度。此外，銀的迅速增加使國際銀價大跌，使其在歐洲購買力下跌。

但是，中國人對銀有一份狂戀，由於金的極端稀少，在中國大地，凡是與商業往來相關的重要人士，所有物與事均以銀衡量。例如，在1620年宋徽宗時代的《金瓶梅》一書中，西門慶的大房將潘金蓮賣掉的價錢是20兩白銀；明萬曆9年，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首創規定老百姓必須用銀繳稅，不許實物抵減，正式建立了銀本位。1895年，清朝在日本馬關條約賠的是2億兩白銀（庫平銀）；辛丑條約中，清朝賠款白銀4億5,000萬兩。而在日常生活中，大俠吃完飯、喝完酒，付錢時說不用找了，給的是碎銀；賣金的地方叫銀樓，存、借錢的地方叫銀行，民國初期銀行發行的紙鈔叫銀元劵，在中國，銀就是一切。

所以當西班牙人發現，銀在中國的購買力遠超過西方，很自然的，銀便越過印度洋來到了中國。當西班牙人用銀交換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時，發覺中國的東西太便宜了，銀終於找到它安身立命之處。

從此銀大量的輸入到中國，而中國不需要別人的東西，是貿易順差國，貨幣供給量的上升，帶來明朝景氣的繁榮。

1870年是銀轉換價值的一個關鍵的年代，隨著銀礦的發掘，氰化法過濾雜質萃取白銀的發明，歐洲各國逐漸實施金本位。在國際上，金銀比價由過去固定的1:15，開始上升，銀日益被邊緣化，各國對銀的態度也影響中國的購買力。

《綠野仙蹤》的作者法蘭克‧鮑姆（L. Frank Baum）是一個小記者，也是銀本位制度的忠實擁護者，鮑姆說：「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個銀本位的國家，但自從國際間放棄白銀本位後，中國貨幣的對外購買力大貶，而桃莉絲和她的朋友（美國的白銀政策），給這個脆弱的瓷器城（中國）帶來了驚嚇和破壞。」

美國曾有過四次購銀法案，曾短暫使銀價起死回生。在美國中西部農民及銀礦主要求及抗議示威下，1878年通過《布蘭德─艾利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1890年《謝爾曼白銀購買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1918年的《畢特門法案》（Pittman Act）與《1934年白銀購買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 of 1934）；支持1934年法案的參議員認為：「銀價提高，中美貿易可以增加10倍，中國經濟會振興，還能銷掉美國過剩的汽車與小麥……」。

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的投機客把購銀法案視為套利的機會，將銀運往美國。在上海的金融歷史博物館，一張圖片道盡購銀法案的影響──一個苦力雙肩背拉著一箱銀，送往要到美國的輪船。一個不生產銀的國家竟還出口銀，銀的輸出使貨幣供給下降，更惡化中國已衰退的經濟，而央行總裁及財政部長當時應立即加收杜賓稅，抵消美國在全球吸銀的非市場化貨幣政策。

頹頹老矣的銀已不再吸引世人的目光，但傷害他最重的人，正是他曾最愛的人：中國。最後的一根稻草是1933年，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廢兩改元政策，兩是銀兩，元是廣義貨幣之代稱。中國的貨幣發行不再用黃金及白銀做儲備，從張居正開始的中國銀本位，正式宣告結束，世上最後一個銀本位國家走入歷史。

今日只有一些少數民族，如苗族、土族、白族等仍然大量用銀作為裝飾品，他們「無銀不婚」，沒有銀，男人娶不到老婆，銀仍受到重視，但只有商品價值。

銀見證了中國的歷史演化，它曾經在中國風光無限，但它畢竟不敵黃金的燦爛與稀少性；今天，中國在市場上大量收購黃金，中國也不要它了，銀曾經倚門而望的中國，終背棄它而去。沈佳宜、翠翠及美人魚的影像也漸漸模糊遠逝消失，只存在夢境中。

本書作者李弘在大學攻讀金融，研究所時期則在劍橋鑽研歷史。本書描述中國近代金融史，引述故事極富趣味又符合史實，令人讀了無法罷手，而照片收集極為豐富，更顯示作者的用心，想必定長期耕耘此領域。本書是值得一讀的好書，我鄭重推薦它。

（本文作者沈中華為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曾榮獲美國艾森豪獎學金，擔任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委員、臺灣銀行與金控獨立董事、臺灣大學教授、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系主任、中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系主任、香港金融局訪問學者、美國舊金山及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訪問學者、荷蘭中央銀行訪問學者，以及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硏究所硏究。）

推薦序二

金融造就日不落國，讓中國近代史轉向

厚朴投資董事長╱方風雷

多年前，日本一位財金官員與我聊起他的困惑：「日本經濟一度居世界第二，政制體系亦算成熟，為何金融市場卻不夠發達？」我跟他說，那是因為你們不講英語。

我所言之意，當然不僅指語言。語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其背後是人類置身其中的歷史、文化和生活實踐。我向許多好友推薦過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著的《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English-Speaking Peoples）。自工業革命以後，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語國家相繼雄霸世界兩百餘載，絕非偶然。縱觀當今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在哪裡？紐約、倫敦、香港，以及近年來機構投資者十分活躍的新加坡。這些金融市場均有深厚的英語文化背景。

哲人有言，觀天下大勢，無論政、軍、經、文，雖紛繁複雜，但其源概出於歐洲。特別是金融，得讀懂英國。大不列顛是一個思考的民族，為世界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英國人創造思想，美國人付諸實踐，按中國傳統文化說法，即一個立言，一個立功。如果想要洞悉全球金融市場，把握監管趨勢，不僅要關注美國，更要研究英國。

現代世界諸多制度均為英人古老規則之延續，當今世界兩大主要法系之一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就源於英國。普通法制遵循判例的特點，使得法律的形成和演變，能內在於市場運行之中，更能適應複雜多變的金融發展要求，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學界普遍認為，普通法制對投資者保護程度比大陸法制更高。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制國家的資本市場，一般都比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制國家更發達。

時至今日，英國對全球規則的制定依然舉足輕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英國經濟學家麥克．泰勒（Michael Taylor）提出的「雙峰」（Twin Peaks）理論基礎上，英政府對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撤金融服務局，代之以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監管局，開啟「雙峰」監管模式，受到各國廣泛關注。美國財政部一份報告指稱，這一模式「可能會是未來最理想的監管結構」。其加大行為監管力度、增強審慎監管的前瞻性思路，對金融監管改革及未來金融業發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所以，我稱英國為「老謀深算的金融規則制定者」，乃名副其實。所謂「老謀」，指其淵源深厚，謀略老到；而所謂「深算」，則謂其考慮縝密，設計精良且具前瞻性也。

李弘女士的這本《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回溯東西方，特別是英、中兩國金融演變、互動的歷史，為我們了解世界金融規則之淵源及背後理念，提供了嶄新視角。

李弘是五道口首批畢業生，學術功底深厚，且一直在金融改革大潮的浪尖行走，對國內外金融業發展有透澈認識。她背後還有兩位英國先生的支持，一位是她在劍橋大學深造時的導師──克裡斯多弗．阿蘭．貝利爵士（C. A. Bayly），其為劍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暨聖凱薩琳學院院長，擅長英帝國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貝利教授研究了大英帝國時代下，英國人制定的規則如何蔓延至全球不同角落。其著眼點並非倫敦，而是那些受西方影響的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如何以當地傳統和視角磨合外來規則，從而提出東西方互動共同塑造現代世界的論點。因其對歷史學的突出貢獻，貝利教授被授予爵位。還有一位是她的丈夫──一位很有品位的英國男人，他不僅在英國歷史、文化、金融專業知識方面，還在日常生活上對李弘的寫作給予了默默支持。

相信這本《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能給讀者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在圖文展示和時空穿越中，了解英國，了解世界，也了解我們自己。

（本文作者方風雷出生於中國湖南，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在哈佛大學商學院進修高級管理學課程。1993年開始參與籌建中國首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成為「第一代中國本土投資銀行家」。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副總裁、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執行總裁、中國工商東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等職。之後，創辦厚朴投資管理公司，目前擔任董事長。）

推薦序一

銀在世界飄蕩，直到到了中國，他才找到安生立命之處

實踐大學財金系講座教授、湖南大學金統院特聘教授海外院長╱沈中華

九把刀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沈佳宜；沈從文在《邊城》中，描述在湘西鳳凰城的苗族悲劇愛情故事，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翠翠」；周星馳拍了一部台灣人無緣看到的電影《美人魚》，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美人魚；這些都表示當人在外闖蕩，但心的深處都希望有一停泊可依靠的地方，以安置他的心靈。如果，銀是一個男人，他的沈佳宜、翠翠及美人魚是什麼？它希望可停泊依靠之地又在...

前言

一切皆屬「未來」：金融仍在改變歷史

報考大學時，我選擇的是考古系，結果沒考上，陰差陽錯，跑去學金融，接著進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還涉足過非銀行金融領域。後來回過頭又去歷史岸邊拾貝，還是靠「新聞」引了路。什麼新聞？就是百多年前的古舊《倫敦畫報新聞》（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真正感到自己的歷史知識貧乏，應對不了各方的壓力，是在16年前。那年，我們一個3人小組，在老闆方總的領導下，開始幫助中國石化啟動改制上市項目。很多人都相信，資本市場是個有魔力的地方，只要公司上了市，就能一夜成名，踏上現代企業制度頒獎的紅地毯。可現代企業制度具體是什麼樣，大家都模模糊糊。1997年的中國石化，這家由行政劃撥拼裝（以行政命令移轉經營權）起來的大企業，擁有120萬個員工，上萬個下屬企業，卻瀕臨破產邊緣，眼看著就要解散。這樣的公司怎麼能上市？還想去紐約、倫敦，真是天方夜譚。在辦公大樓四面兜圈的走廊裡，我憂心忡忡的跟在方總身後，不依不饒的討教：「怎麼讓中國石化一年之內變出30億的淨利潤？」方總頭也不回的說：「你們去查英國石油公司1984年上市的招股書（編按：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發行股票時，必須就發行中的有關事項向大眾公開的邀請性法律文件），就從那裡面找到答案。」

就這樣，我們重遊了一家英國國企1980年代、40年代、20年代，回顧了它曲折的過去和神氣的90年代。回想起來，那只是一種走馬看花，而忽略了英國一百多年的公司制度、金融市場、商業理念演變的過程。即便我的興趣再大一點，當時的書籍也實在有限。真希望有一本小書能隨便翻翻，幫我們找到捷徑，能夠方便的回溯西方以及東西方金融交往的長長久久。

從版畫看歷史，從歷史看金融

我有一個興趣，是收藏西方製作的中國題材舊版畫，因此我常常在舊書店裡翻找《倫敦畫報新聞》。讓我詫異的是，早在相當於明末清初的年代，英國就已經出現了不少以財政金融為題材的版畫。

這也就是說，我多年對西方金融史的好奇心，啟蒙卻是「童書」式的版畫。兩年前，《財新》雜誌電子版主編繼偉先生要我為雜誌寫點什麼，希望是圍繞著我的金融本行寫。所以，我選擇1588年前後。縱覽東西方金融演變的歷史，並把這一路的演變劃分成五個時代，即：白銀時代、英行時代、分流時代、集權時代和精英時代。

在充滿傳奇的白銀時代，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和大明的萬曆皇帝，親手為我們推開現代金融的第一道大門。看到西班牙人和南美原住民，辛辛苦苦為全球貿易創造出第一筆世界貨幣。1588年，更強悍、更野蠻，也更精於組織的英國人攆走了西班牙人，成了世界貨幣的新主人。跟著嘩嘩流入東方的白銀，我們來到萬曆九年（1581年）的大明，見識了首輔（編按：是指首席內閣大學士，名義上無宰相之職，實有宰相之權）張居正以「一條鞭法」命名的白銀賦稅改革。1600年，英國女王授予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特許權，原本荷蘭人拿手的東西方貿易，在英國人手裡登峰造極。1699年是中國人應當銘記的年份，那一年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達廣州，中國人從此遭遇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大麻煩。

從1694年開始，一紙皇家特許令開啟了英格蘭銀行（簡稱英行）時代。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英行手握特權，建立了英國的國民債務體系和全球金融信譽。出於公共利益的目的，1844年的《銀行法》把它一分為二，同時，英行的一紙鈔票被議會確認為法定的貨幣。英國人創造了奇蹟，不僅控制了世界貨幣，而且連續幾個世紀為全球金融貿易訂立規矩。全球霸權，靠的不僅僅是經濟實力，更靠規則的操控力。1913年，美國學會了英格蘭銀行的這套遊戲，成立了聯邦儲備系統，有了全國統一的貨幣。在兩個講著同一語言的老對手之間，世界的金融霸權開始了又一次轉移。

1840年開啟的時代，中國人都會刻骨銘心，但刀鋒並不是金融。從西方統治者的視角看，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大分流的時代。18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1794年，來華覲見乾隆皇帝的英王喬治三世特使馬嘎爾尼勳爵，發現東方有一個大市場，但不幸坐落在一艘豪華的龍船上，停泊在巨浪即將來襲的太平洋岸邊。1840年，英國和大清為鴉片和白銀開戰，待塵埃落定，1847年，上海出現了第一家英資銀行。一邊是西方科技為世界經濟加速，資本為「全球化」鍍金；另一邊，卻是1895年東方帝國可悲的甲午敗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和世界大潮分流岔道的大清朝廷，自己的末路財政，竟然懸於它所痛恨的西方人給予的外債施捨上。

以1897年通商銀行成立為里程碑，中國人終於踏上了財政金融集權之路。這是一個極為艱難混亂的時代，因為直到下個世紀中期，貨幣發行、國家信用、銀行信貸等並沒有集於良政之手，而是為列強、官商、革命黨、軍閥和貪腐的國民政權操控。此間的大事件包括：1928年財政部長宋子文主持成立中央銀行；1933年依據法律「廢兩改元」，再推法幣，結束了千年的貨幣混亂；以及1948年底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壟斷國家貨幣發行，集中統一全國財權。

經歷了世紀大危機與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在這個時代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從1933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1944年形成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立，實質上都是利用財政、貨幣、信貸等手段，加強了權力對國內國際經濟的集中控制。

最後，迎接我們的是星光閃耀的精英時代。首先被請上舞臺的就是紐約的老J．P．摩根，1912年他參加了國會聽證會，能言善辯的他把一場聽證會變成了個人的演講會，贏得了滿堂彩。金融的燈光從此更多的聚焦在聲名顯赫的個人身上。

「二戰」後，央行的體制機制與世界霸權相對定型，和平年代為金融發展提供了最友好的環境。1980年代末雷根和柴契爾夫人上臺後，企業家和市場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1999年，美國終止了1933年推出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標誌著金融家影響力空前強大。

1971年在瑞士達沃斯創立的「世界經濟論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世界在聆聽包括來自金融界的各路精英，以個人的名義為人類的命運集體發聲。1987年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主政美聯儲，金融創新駛入快車道。擁有智慧財產權、財富和各種特權的精英們，連結著市場、機構、社會、政府和國際社會，他們的思考與舉動，日益成為解讀金融乃至世界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從歷史解讀過去，從金融看見未來

在梳理的過程中，我儘量遵從導師克利斯多弗．貝利勳爵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裡教給我們的思考方法。第一，要把世界看成是多中心的。在西方史學偏重大英帝國和列強的時代，貝利教授帶我們去看了中東、東南亞、東亞、南亞和北非，它們在不同的社會領域、經濟生活中保持著活力與創新力，它們和「現代世界」共同誕生。把世界看了近百年的語言學家周有光老先生說：「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我想，他也是指同一個方法。第二，時代為什麼發生了變化？是物質決定的還是精神決定的？是政府推動的還是市場推動的？是靠精英引領，還是靠大眾的激情？貫穿著什麼樣的文明基因，又給後人留下了哪些文化積累？就是在金融這樣一個細分的經濟領域，也迴避不了這個「第一推動力」的問題。貝利認為，經濟的發展似乎不能證明它總是先於其他因素起步，不同的社會領域在不同的時間裡，以不同的程度相互影響，相得益彰。

我最敬愛的一位智者是資中筠先生。她提到過一件事，是美國一位歷史學教授對中美學生拜師的比較。對同一個為什麼學歷史的問題，美國學生說是為了興趣，中國學生說為了救國。為興趣讀歷史，我在英國時也感受到這種奢侈。那裡每年出版的歷史題材的書籍，排山倒海，收羅了各種或時髦或早已褪色的話題，還時不時在暢銷書榜上占據鼇頭。優秀的年輕人雲集在優秀大學的歷史系，他們並不一定想成為歷史學者，但對過去充滿好奇。其實，為興趣讀歷史絕不會讓人止於興趣。日本的歷史名家池田大作說過，當今正是需要樹立正確歷史觀的時代，「深刻而正確的歷史觀，就是對未來人類最好的饋贈」。我們在為興趣看歷史熱鬧的時候，應當要記住這句話。

前言

一切皆屬「未來」：金融仍在改變歷史

報考大學時，我選擇的是考古系，結果沒考上，陰差陽錯，跑去學金融，接著進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還涉足過非銀行金融領域。後來回過頭又去歷史岸邊拾貝，還是靠「新聞」引了路。什麼新聞？就是百多年前的古舊《倫敦畫報新聞》（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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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銀在世界飄盪，直到到了中國，他才找到安生立命之處╱沈中華
推薦序二　金融造就日不落國，讓中國近代史轉向╱方風雷
自　　序　一切皆屬「未來」：金融仍在改變歷史

白銀時代──
銀兩作為支付工具，實體貨幣誘發實體戰爭
女王伊麗莎白直指萬曆皇帝
白銀飄洋過海，製造大明王朝巨額順差
「中國製造」兩百年前就賺遍全世界
銀本位推翻明朝，卻造就大英帝國
貨幣觀念啟蒙時代：中國人避、西方人迎
女王特許，這家公司讓英國躍居強國
東印度公司炮火金融，統治印度
鴉片扭轉貿易逆差，大清大英衝突難免
銀價波動了東印度公司，促成鴉片戰爭
多行不義，公司統治時代終結

英行時代──
央行本來只服務國王，後來為何服務全民？
英王沒錢，促使倫敦成為商貿金融中心
英法戰爭催生英格蘭銀行，央行誕生了
替政府發債、替政府發鈔，中西想法不同
咸豐印「鈔票」換打臉，皮特首相卻打勝仗
咸豐徵厘金促亡國，皮特徵所得稅得霸業
銀行其實沒幫到工業革命
十八世紀就有「泡沫」，連累股份制企業發展
倫敦紳士資本主義的兩張臉孔
世界金融中心為什麼是倫敦？
央行本來很自由，何時開始有了公共責任？

分流時代──
貨幣與稅務告訴你清末民初為何中國四分五裂
金融為什麼誕生在英國、而非中國？
大清帝國只有民間金融，皇帝不需要金融
大清國不買舶來品，哪需要國際貿易
國家支持的販毒——鴉片戰爭打開五口通商
中國土地上流通外國貨幣，同治皇帝忘了金融
赫德，在清朝當官的英國人，財金改革救中國
洋務運動幫不了資本形成，肥地方瘦中央
外國銀行們在中國發行鈔票，國家主權何在！
大清的新精英階層與金融現代化
李鴻章終於上了金融課，大清終於有戶部銀行

集權時代──
貨幣幫你建國、害你亡國，問蔣介石就知道
有了金融，英國用錢打開中國，不用槍砲
財政部長梁啟超的壯志與未酬
袁世凱憑甚麼取代孫中山？就憑他借到錢
英國首強地位為什麼被美國取代？
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貨幣還沒統一
中國難道沒有銀行家了嗎？有，陳光甫
中國的華爾街怎麼從天津變上海？
世界從此美國說了算，但財金對策聽凱因斯的
貨幣崩盤，國民黨丟了大陸
非金非銀本位，人民幣的信用奇蹟

精英時代──
20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不由政客主宰
政客治理一國，金融精英主宰世界
統治世界的央行行長們
金融巨頭們呼風喚雨，不小心淹死自己
啥都不缺，就缺人品，所以必須監管
客戶利益至上，金融業者忘了嗎？
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概念都能包裝成金融商品？
大而全的金融超市，大到不能倒的麻煩
另類投資基金，靜水深流的大贏家
金錢流動如何改變二次大戰之後的世界
我們說的不是金融，是信用！

後記 精英的時代也過了，我們要自己掌握金融命運

推薦序一　銀在世界飄盪，直到到了中國，他才找到安生立命之處╱沈中華
推薦序二　金融造就日不落國，讓中國近代史轉向╱方風雷
自　　序　一切皆屬「未來」：金融仍在改變歷史

白銀時代──
銀兩作為支付工具，實體貨幣誘發實體戰爭
女王伊麗莎白直指萬曆皇帝
白銀飄洋過海，製造大明王朝巨額順差
「中國製造」兩百年前就賺遍全世界
銀本位推翻明朝，卻造就大英帝國
貨幣觀念啟蒙時代：中國人避、西方人迎
女王特許，這家公司讓英國躍居強國
東印度公司炮火金融，統治印度
鴉片扭轉貿易逆差，大清大英衝突難免
銀價波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