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跋（節錄）

越界的地域哲學與就地游牧思考

以中文實踐法國哲學，這意謂什麼？這可以做為一個哲學問題被提出並成為在歐洲之外從事哲學的人回返自身的質問嗎？難道這個問題不該僅停留於幕後，而非如同正式問題被嚴肅地提出來？問題似乎沒這麼簡單。因為這並不涉及一種哲學理論的單純引進，也不是由一種哲學理論到另一種之間的化約比較。確切來說，這個問題想問的是：做為一個亞洲人以他的母語來述說法國哲學時究竟該有什麼效果產生？這些效果，哲學或非哲學的，首先應該是語言論述上的。企圖重複法國哲學的效果，但卻不是在法文語境而是在中文平面上，如果意識到語言學轉向、後殖民論述與全球化理論所給予的啟示時，問題將變得非常複雜與困難。對於思想運動而言，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原典的粗糙移植與僵化複製。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研究時，必須召喚的是一種純粹重複。這裡採用的是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一書的意義，重複並不召喚同一性（identité）與一般性（généralité），相反的，重複總是離不開一種稀有的差異。這種對差異與重複的要求並不是一種偶然，在德勒茲那裡我們看到了差分（différenciation）與微分（différentiation），在德希達那裡我們看到了延異（différance），在李歐塔那裡我們看到了紛爭（différend），在傅柯那裡我們看到了異質拓撲學（hétérotopologie）。在法國思想的核心中，與其展現僵化乾枯的忠誠，涉及的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跟無窮的越界，其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更新與革命思想本身。因此當我們試圖要在一個有別於法文的環境裡實踐這種不斷自我越界且越界一切事物的思想時，問題將變得非常危險與狡獪。我們應該去要求忠實於誕生在它自身的背叛與它自身越界中的思想嗎？這裡沒有任何辯證法的可能，因為這門哲學僅能被再生產於這種極端的條件下。簡言之，去解釋、評論這種思想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的，必須去從事一種超越練習（exercice transcendant），其允許我們實踐這種哲學的就地經驗。

這是什麼經驗？一種思想的活體經驗。它首先在法語中被給予，然後現在將在中文中重複。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獨特經驗是否可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在於這種異者性（étrangéité）是否早已內在於作為思想基本元素的經驗裡面。以中文述說法國哲學將置身於雙重的異者性中，其中之一是思想本身的內在性條件，其不止息的自我解疆域化，另外之一則源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相遇，這是界限及域外條件。這裡較不涉及其中之一對另一的佔有，或者對已知事物的合法化，而是企圖在語言中召喚雙重的異者性，同時解疆域化思想與既有的語言。尼采曾說，古希臘的第一批哲學家就如同「去國家化的異者」（des étrangers dépaysés），即使到今天這仍然是哲學家的身分：我是異者。哲學家在自己國家中的「去國家化」並不只是地理學的，而且透過他們所述說的異者語言來定義。但這並不意謂他們只是說著有別於國人所認識的語言，因為哲學家就是那些述說自己母語卻如同是奇怪或異者語言的人。用德勒茲的話來說，就是在語言中發明新的語言。哲學家迫使他的語言重置於流變之中。他好像是異者化的土著（autochtone étranger），操作一種就地思想運動，一種母語的流變─異者（devenir-étranger）。因此，並不是從某一思想中攫取與另一思想共有的普遍性，也不是將它們共置於四不像的比較與會通之中。內在的異者性是哲學的基本元素之一。法國哲學毫無疑問是亞洲的異者，但並不只因為它是西方思想，而是因為它自身就誕生在自己的異者性裡，誕生在它自己的解疆域化作用中。去國家的國家，解疆域化的領土，未知的土著，異者化的母語……。從事法國哲學時，這便是必須被給予的效果。

異者並不是某種跟我無關之物，而是就地解疆域化者，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在其自己的語言中如同一個異者」。每次我們企圖要消解某一哲學的異者性，必然成為摧毀其思想強度的災難。必須相反的，在一種異於這個思想的語言中重新誕生哲學的異者性，換言之，它的解疆域化運動必須在這個也是異於此哲學的語言中再度激起。

這是純粹的問題化場域，我們意圖解疆域化一種自我解疆化的思想。換言之，與其簡化思想的異者性，必須將其倍增與加乘，將異者性置入一種雙重鏡像的遊戲之中。將異者性放進自身的循環裡，這就是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的效果。如果德勒茲與瓜達希肯定哲學是一種地域哲學（géophilosophie），這是因為思想必然會將自身抽離到距自己最遠之處的這個意義之下。不只是離自身最遠，而且成為一種去國家的異者以利於就地誕生的嶄新思想。用傅柯的語彙來說，這就是異質拓撲學，它奠立在一種將內部置於外部且反之的強度性操作之中。

地域哲學是一種內在性的異質拓撲學，概念在此透過一種碎形關係相互連結以達成它們的無窮解疆域化作用。地域哲學因此較不是一種可定位與向量化的地理學，而是一種促使思想從宇宙一端逃離且在另一端冒出的超越練習，一種由域外到域內，由內部到外部，由比所有外在更遙遠到比所有內在更深邃的思想運動。一種流變為大寫異者的大寫土著邏輯。透過對傅柯思想的分析，德勒茲寫到：「就域外（「抽象風暴」）闖入觀看與述說之縫隙而言，思考隸屬於域外。對域外的召喚是傅柯一再重現的主題，而且這意謂思考並非一種天生能力之運作，而是必須突然闖進思想中。思考並不取決於一種能結合可視與可述的優美內部性，而是產生於能凹陷出間隙與逼迫、肢解內部性的域外入侵。」毫無疑問的，不只是對於傅柯，這個作為異者與解疆域化作用的抽象風暴正是法國思想的必要條件，而同樣也基於這個理由，幾年後德勒茲與瓜達希再度強調：「對自身，且對自己的語言與國家流變為異者，這個就是哲學與哲學家的本性，他們的風格。」

哲學地促使自身流變為異者，或許這就是法國思想最弔詭的命題，且正是在此湧現哲學的獨特強度。如果異者性是這種思想的核心，則愈強化異者性就愈哲學。然而，異者性並不由地理意義上的陌生思想所引起，而是大寫土著的流變─異者。在中文裡這個由思想力量所給予的原初異者性必須被引導到另外一種異者性，其特屬於中文這個環境，在此同樣涉及一種流變的問題。

然而，什麼是這種在中文思想裡的流變─異者？重要的並不是我們能否去解釋作為某種理論的法國哲學，而是能否在中文鋪設一塊思想平面，其允許土著思想的流變。一方面，這是這個異者思想的現實化，另一方面，這個思想則透過解疆域化觀念及其語言來「反實現」（contre-effectue）中文的哲學場域。

在中文從事思想的流變─異者，這是一種必須一再被從事的思想實驗。其涉及異者思想與華語之間的相遇，但並不是以華語同化異者的思想，也不是企圖將其收編（incorporer），而是「以嶄新、獨特、有趣取代真理的表面性，且其比後者更苛刻」（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嶄新性、創造性與改變總是比表面真理所要說的更為重要。至於哲學史通常是平淡無奇的，「它僅是一種幾近負面的條件整體，其促使某種逃離歷史的實驗成為可能」（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因此並不是去述說其歷史，而是去促使這個實驗在中文成為可能，去發現且創造一個介於異者思想與土著母語間不可區分的場域。從事哲學，並不是去透過一般性意見促使其變得可以被理解，而是去促使動搖、位移、改變、激怒，以及使陳腔濫調閉嘴，以利於流變。「是為了刺痛他們，如同牛虻刺痛一匹馬一樣」，蘇格拉底說（Platon, 1997: §3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