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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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經典唯一法文直譯版
對卡繆而言,生在這荒謬世界的人,唯一真正的角色是生存,
對生活、反抗與自由有所覺醒。――美國文學巨擘William Faulkner
「生命的意義在於過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一句話改變後人對於存在的思考。
卡繆分析現代知性的趨向,以「荒謬」解讀人的存在與這個世界,
透過哲學論述、文學批評及藝術來詮釋荒謬的概念。
在他筆下,神話中悲慘命運的受難者,成了反抗命運及覺醒的人類精神的象徵。
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因得罪眾神,受懲罰必須將巨石推到山頂,但到達山頂後巨石又自動滾落山腳。
薛西弗斯得一再重複這個徒勞的過程。
這則神話在存在主義盛行的時代,由哲學家卡繆提出了新解,對五、六○年代的思潮影響甚鉅。
卡繆認為,不斷推動巨石上山,正象徵著人類的「生命過程」——出生、生存的掙扎與奮鬥,最後死亡,世世代代都經歷這個過程,沒有終結。這樣的生命究竟有什麼意義?
在本書中,卡繆以洗鍊文筆探討存在的荒謬感,同時展現出與籠罩著生命的黑暗戰鬥,以及向現實挑戰的決心。而神話中悲慘命運的受難者,在卡繆筆下成為與命運抗爭及覺醒的人類精神象徵。
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
「我曾經處於苦難與陽光的中途。」卡繆在《非此非彼》一書中如此寫道。
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康士坦丁省,靠近蒙多維鎮一處以栽植葡萄為主的地區。在阿爾及爾度過貧困的童年;小學及中學老師皆看出他天資聰穎,是可造之材;未成年即罹患肺結核,隨著他稱之為荒謬的悲劇性感受,始終懷抱著絕望的生存欲望──以上種種皆形塑了卡繆的人格。他寫作、成為記者、創立劇團與主持文化機構,並參與政治。他在《阿爾及爾共和報》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當時穆斯林的悲慘生活,使他不得不離開故鄉。二戰結束之際,他擔任法國地下報刊《戰鬥報》的總編輯,該報是新聞界的里程碑。
對卡繆一生所作的總評,最言簡意賅者或許是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所言:「卡繆說過,對出生在這個荒謬世界中的人來說,他唯一真正的角色是生存,並對他的生活、反抗與自由有所覺醒。」而卡繆本人也解釋過他如何構想與看待他的全部作品:「我首先想要表達的是否定。而且出於三種形式:小說,比如《異鄉人》;戲劇,比如《卡里古拉》、《誤會》;思想,比如《薛西弗斯神話》。我還考慮到這三種形式可以表達的建設性價值,於是有《鼠疫》、《戒嚴》、《正直的人》、《反抗者》。我已經隱約預見第三個層次,我將圍繞在愛的主題進行創作。」
一九五七年,卡繆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這項殊榮不僅表彰他在著述上的傑出成就,無疑也是因為他從未停止對抗一切意欲摧毀人的事物。就在眾人引頸期盼他的新寫作之際,一九六○年一月四日,卡繆在一場車禍中遽然辭世。
譯者簡介:
沈台訓
清大社人所畢業。自由編輯與書籍翻譯。法文譯作有《喜歡與討厭美國的100個理由》、《雨傘小販溺水事件》等。
名人推薦:
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 作家暨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面對荒誕謬誤的世界,庸碌、無意義的生活日常,我們是不是能夠誠實地面對自我,勇敢地迎向命運。還是只能隨波逐流,做一個單向度的人?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貧農家庭,出生不久,父親就被徵召入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身亡。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成長過程相當艱辛,做過許多雜役苦工,之後卡繆又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暴動,面對二十世紀兩次毁滅性的兵燹巨禍,對他的思想有深刻轉化及影響。
卡繆的創作大多以三段的奏鳴曲形式發表:小說、哲學隨筆與劇本。卡繆的核心思想,在於從精神上反抗無可避免的荒繆,這個觀點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文集《反抗者》中表露無遺,卡繆從來不從「偉大」與「崇高」中探討生命,而是從「人」的生存情境去觀看,從歷史殘酷的循環中揭露,所謂的「反抗」,並非形而下、物理性的對抗,而是採取非暴力的精神能量去深化「反抗」及「存在」的意義。同時代另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與抉擇,是面對荒繆可採取的手段之一,而卡繆反而強調苦難中的幸福。
不過要理解卡繆的思想價值,就必須了解他眼中的「荒謬」是什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後,歐陸流行黑格爾及馬克思式目的論的歷史主義,這種哲學思潮相信歷史有一種看不見的理性規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朝著某種有意義的目的前進,即使在歷史行進的過程中充滿不公、殘酷與苦難,就終極神聖目的而言,所有的不幸都微不足道。歷史主義目的論者深信歷史本身就是啟示,一切的意義於抵達終點時皆會顯露。卡繆通過作品,揭露掩蓋在歷史合理性下的虛假,歷史主義所預設的虛幻目的,在他的眼中,除了荒謬,還是荒謬。
於是,所有的一切……世界、歷史、國家、政府、社會與其所創造,終將歸於荒謬,對於汲汲營營追求意義的人來說,面對荒誕無常的生活,「存在」這件事勢必充滿屈辱、停滯、猶豫與衝突,最終,人對於「存在」無感,或是絕望,只能選擇麻木不仁、行屍走肉的苟且,或是走上反抗,在反抗的否定中肯定自我與存在。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無謂的盛宴》(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 2014),正呼應了卡繆的哲學觀點:所有形式的反抗都有價值。人從生活日常中,清醒地覺察生命的荒謬,拒絕消極地逃避背離,進而接受荒謬,起身反抗。從人的角度理解,我們要勇敢面對生命的不合理;以群體的角度切入,正視無理及不公,堅定地拒絕獨裁、貪腐、瀆職,甚至是目前社會普遍歡迎的「小確幸」,都是卡繆哲學著眼所在。
完成於一九四二年《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正是我們理解卡繆思想從認識荒謬到接受無意義、反抗荒謬的重要著作。當被眾神之王宙斯永罰制約的薛西弗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執行苦役――將巨石推至山頂,然後連人帶石的滾回山腳;卡繆卻要我們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卡繆通過的哲學設計,用快樂來諷刺無止境的磨難,没有成果的徒勞,嘗試合理化不合理的荒謬,因而在書中,荒謬被提昇到至高點。不過也在這不合理中,薛西弗斯勇敢而堅定地保持信念,以行動抗爭,寧可奮力向上,努力迎向青天與陽光,而非瑟縮地躲在黑暗的谷底自怨自艾。薛西弗斯角色的隱喻,正是有深度、有自覺的反抗者。
通過《薛西弗斯的神話》,讓我們學會在拒絕荒謬後,仍在行動中堅定信念,唯有熱情地反抗,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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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荒謬,才有反叛! / 南方朔
如果要論近代思潮,很多人都會承認,發軔於兩次大戰之間、在第二次大戰後壯大的存在主義可能影響最大。以前的思想家,不論國家或派別,主要都是在探尋一個普遍性的真理,那是「理性主義的大時代」,但兩次大戰的經驗卻顯示了這種普遍理性反而走到了不理性的方向,於是人們的思想遂開始轉向,開始關切人的實存狀態、生命的主觀感受、理性的弔詭、人類的悲劇宿命、人類的終極主體性等問題。存在主義替哲學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哲學不再是專業哲學的禁臠,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哲學開始進入文學藝術和影劇,也開始進入了咖啡館,它造成了整個時代精神的改觀。
在存在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卡繆所著的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無疑具有一種定音的帶頭作用。卡繆並不是專業的哲學家,他是北非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使他很早就洞澈了理性主義的荒誕虛假,於是他對生命的熱情使他走向了反叛的道路。但卡繆所說的反叛,並不只是政治社會的反叛,而是更加本質性的反叛。他把反叛的概念拉高到了生命哲學的層次。理性是欠缺的,世界是荒誕的,生命是荒謬的,而人類已無處可去、無路可逃,只有義無反顧走向世界,去和命運碰撞。人只是在悲劇性的實踐過程中,才可以從碰撞的火花中照亮自己。存在主義的思想就是在卡繆和沙特的帶領下,使它走向現代實踐哲學的新方向。可惜的是,卡繆和沙特這對夥伴後來因為意見不合而鬧翻,成了近代人文思想界最大的公案之一。但無論如何,卡繆和沙特都屬二十世紀新人文主義的代表。
如果我們反省人類思想的演化,從神權到理性主義時代,人們都認定了有一種全稱式涵蓋了一切的範疇,可以形成一種定義的秩序,但真實存在的世界顯然不是這樣的。於是到了二十世紀,思想家們遂開始逐漸轉向,不再把理性視為顛簸不破的範疇,且開始懷疑「凡存在即是合理」的假設,而往人的意識、心理、主觀的生命情境及感受、非理性現象,以及生命的動能等方向轉移。二十世紀的哲學現象學、尼采哲學等都已透露出這種轉向的痕跡。而到了存在主義興起,這種轉向才開始表面化並通俗化,形成了新的時代氣氛。而存在主義之所以發展快速,則和它的主要領航人並不是學院哲學家,而是文學家、散文家,甚至表演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他們不是專業的哲學家,才可能用直觀的方式,以優雅的散文掌握到生命哲學的本質,提綱挈領、動人肺腑。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之所以對存在主義有一種定音的作用,並廣泛的被視為形同存在主義的一則宣言,道理在此。
人們都知道希臘神話裡薛西弗斯的故事,他因為忤逆了天神而受到懲罰。它必須永遠推著巨石上山,但到了山頂,當大功告成之際,巨石就立刻滾落山下。他必須周而復始做著這樣的動作。薛西弗斯的神話究竟有什麼喻意?它是忤逆和懲罰的原型?是人生徒勞的悲劇寓意?或者就是一則壯烈的史詩?但卡繆卻不然,它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說:「但薛西弗斯展現一種更高的忠誠之心:否定諸神,扛起巨石。他也認定一切都很好。這個此後再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他來說既不荒瘠,亦不徒勞。組成那顆石頭的每個微粒,幕色籠罩的山陵的每片礦岩,它們本身便是一個世界。朝向山頂的戰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因此在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的故事只是最後的結論和注腳,它真正在談的,其實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和反抗哲學。世界是荒謬的,生命也有太多矛盾,那就是人的實存狀態。卡繆不像齊克果和雅斯培等有神論存在主義者,他不想透過信仰的跳躍,跳回到上帝的懷抱,用上帝的力量來化解人生的荒謬壓力。在這個上帝已不存在的時刻,人們只有踽踽獨行,去蔑視人生的荒謬。卡繆在這本書裡是藉著討論荒謬、克服荒謬,在催生一種新的英雄主義,那就是人被荒謬所照亮!這也是他的反叛哲學之奧義。
因此對於這本卷帙不大,但有劃時代意義的散文體哲學著作,我們實在需要再三精讀反芻,然後我們才可能進到那顆偉大的心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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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沈清楷
薛西弗斯被諸神處罰,將石頭推到山頂,然後石頭又自動滾下,日復一日。有什麼懲罰比毫無意義的重複、徒勞無功,更能帶來痛苦?這種注定無法逃脫、毫無意義的生命,是否值得活?如果這樣地活著是沒有意義的,為何不去死?薛西弗斯遭受到的懲罰,是讓他活在無意義的荒謬當中,除了重複勞動,還有經年累月不斷擴大的無聊,反觀人類自身朝九晚五、日復一日的勞動,這難道不是人類生命的寫照?如果薛西弗斯代表著人,而卡繆建議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這豈不是更荒謬?還是這是一種荒謬手法的操作,諷刺他所遭受到的痛苦,用快樂詮釋痛苦,讓荒謬更加荒謬?
論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1942)在小說《異鄉人》(1942)之後同年出版,剛好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劇作《卡里古拉》(1944)、《誤會》(1944),共同構成「荒謬循環」。《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的對薛西弗斯著名的詮釋,但實際上卡繆對這個故事的闡述只占這個文集的很小篇幅。它的重要在於,一方面,卡繆在二十九歲首度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也預示了他作品中「荒謬循環」到「反抗循環」的轉折。另一方面,它呼應著西方對「現代性」的反省,和尼采、海德格、沙特一樣,質疑著西方「理性」,當現代政治、歷史以「理性」之名,散播著許多虛假的意義,而不得不讓人懷疑、直到令人作噁,才發覺人被無意義的瑣碎勉強地拼湊著幻想的自我與自由,而虛無正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處。
卡繆借助「荒謬」去連結存在哲學、文學的作家,如齊克果、卡夫卡、杜斯妥以夫斯基等,藉由他們去探觸、挖掘人的存在處境:虛無、焦慮、絕望、痛苦等。對卡繆而言,荒謬隨處可見,從道德的虛假、政治的謊言、生命的無常、對永恆的失望、還有在自己身上莫名而來的惡意……荒謬感看似是不合理、難以忍受的,卻是生命的真實。它不是無意義本身、也不是非理性,荒謬感是意義與非意義之間的衝突,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用卡繆的話來說,荒謬感來自於一旦人追求意義、召喚著幸福與理性,而世界對他的回應卻是「無理的沉默」。荒謬感生於這種衝突與無解的矛盾對立,並在人內心充滿期待與希望與令人失望的世界中的反差而被撕裂著。
荒謬感的出現,就是發現了「應該要有意義的生命中的無意義」,但是,荒謬感並不屬於那些活在無意義中毫無感覺的人,因為他們早已將無意義當作意義,無視於荒謬而變得無所謂;荒謬感亦不屬於對意義毫無興趣的人,對他們而言,荒謬感則是多餘的,甚至可能用自身的荒謬指責他人的荒謬。
荒謬感是「屬於那些追求意義的人」,當他發現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自身的處境並不自由,荒謬感反而帶有一種意識上的清醒,讓人脫離一種蒙昧的快樂,睜大眼睛面對生命荒謬的痛苦。荒謬的出現在於它意識到:「怎麼會這樣?」因為無能為力解決巨大的疑惑,人被存在的衝突感所撕裂,當想要清醒地面對荒謬的存在,企圖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想掙脫宿命的無意義時,卻一再陷入更深沉的絕望中;既然絕望是必然的、希望是不可能的,追求希望不正是荒謬的表現?難道,絕望就因此是有意義的?絕望面對無意義的無能為力,我們卻又賦予其意義,這又是多麼自相矛盾,思索絕望的意義,可能只是陷入更深的絕望中,而一旦人試圖賦予絕望意義,便再度證成了荒謬,終究只能在無意義中荒謬地永恆輪迴著。
看來毫無出路。我們是否用了更巧妙的蒼白論證,塗抹在荒繆之上,而非面對它?如果荒繆是帶有苦楚的清醒,荒謬感所喚醒不會只是自戀地滿足對無意義的挖掘,或是荒謬地構作一個無意義的世界,好讓自己可以安穩並痛苦地活在自憐當中。荒謬感拒絕悲觀地被自己否定的東西所否定,拒絕簡單推論迴避自己:「因為」荒繆,「所以」人生不值得活;「因為」荒繆,「所以」要死……荒謬無法藉由「因為──所以」進行思想的跳躍。
荒繆作為存在的事實,對卡繆而言,荒謬感是意識到荒繆的真實性,是自身存在感的起點,而並非終點,如何面對生命的荒謬才是重點。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跟隨著卡繆,一起「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如果生命注定是無意義的,沒有出路的,薛西弗斯不願意預知了可能的懲罰或不幸,就任由生命索然無味。悲劇英雄展現一種生的意志,從而展現快樂的反抗、自由的追求。是否可以想像薛西弗斯將死神綁在的冥府,有多麼快樂?薛西弗斯深知要付出代價,或許可能的懲罰在行動的一開始就注定了,但這無法阻擋他體驗生命的甜美、活出生命的可能、展現生命的熱情。只有自由的追求,才是對抗宿命的荒謬唯一的方式。因為,預知宿命的不幸,無法否定它生的快樂。
如果那塊被推上山的巨石,象徵著薛西弗斯的痛苦和重複的無聊,他所背負的痛苦,並不是他自己的,這是他人加諸於他身上的痛苦。它正一點一滴的侵蝕他的意志。諸神希望薛西弗斯在荒繆中痛苦著,並企圖讓薛西弗斯認為這就是自己的痛苦。不過,他是清醒的,因為他深知他既是痛苦,卻不能把痛苦視為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只是肉體的痛苦,卻非意識上的痛苦。痛苦的真實來自於他人在自己身上具體的壓迫;痛苦的虛假在於把這種他人加諸的痛苦當作源生於自身的、本質的痛苦。
我們試圖去「想像」他的快樂。他不會將諸神對自己的剝削視為正當;他也沒有被虐人格,從而服從壓迫者的意志,同情、讚美懲罰他的人,並向他悔悟,然後將他人加諸自己身上的痛苦當作快樂;他的快樂不是被迫後的、不得不轉化的快樂,而「樂在工作」;他的快樂也不是奴隸意志的快樂:屈服後,自我合理化的快樂。諸神的惡意就是要他痛苦,甚至要薛西弗斯快樂地肯定加諸在他身上痛苦。而重頭到尾,薛西弗斯就帶著反抗的快樂,在意識上展現自由意志,以及對生命的肯定。
從薛西弗斯的結局來看,他的自由是否只是幻想?意識上的清醒是否足夠擺脫宿命?還是另一種自欺?悲劇英雄不是結果論者,也拒絕生命無意義的投機,而投入安穩而沒有過程的生命。就卡繆的作品來看,透過荒謬感而產生意識覺醒,還只是「個人」的,而透過「反抗」背後的共同價值,才將自我與他人連結起來,這是《反抗者》(1951)所思索的事情。但是,如果反抗是可能的,個人的意識覺醒必須是前提。意識清醒是對無奈現狀最基本的反抗,拒絕在荒繆的創造性模糊中渾渾噩噩。
薛西弗斯看著石頭滾下山,他彷彿變成了那顆石頭,而我們變成了薛西弗斯,我們朝向石頭走去之際,陰暗濕冷冥府中重複、無聊勞動的痛苦折磨,無礙於意識的清醒、心中的自由:大地的芬芳、天空的浩瀚、海洋令人目眩的變化,以及陽光在皮膚上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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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西弗斯得一再重複這個徒勞的過程。
這則神話在存在主義盛行的時代,由哲學家卡繆提出了新解,對五、六○年代的思潮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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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
「我曾經處於苦難與陽光的中途。」卡繆在《非此非彼》一書中如此寫道。
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康士坦丁省,靠近蒙多維鎮一處以栽植葡萄為主的地區。在阿爾及爾度過貧困的童年;小學及中學老師皆看出他天資聰穎,是可造之材;未成年即罹患肺結核,隨著他稱之為荒謬的悲劇性感受,始終懷抱著絕望的生存欲望──以上種種皆形塑了卡繆的人格。他寫作、成為記者、創立劇團與主持文化機構,並參與政治。他在《阿爾及爾共和報》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當時穆斯林的悲慘生活,使他不得不離開故鄉。二戰結束之際,他擔任法國地下報刊《戰鬥報》的總編輯,該報是新聞界的里程碑。
對卡繆一生所作的總評,最言簡意賅者或許是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所言:「卡繆說過,對出生在這個荒謬世界中的人來說,他唯一真正的角色是生存,並對他的生活、反抗與自由有所覺醒。」而卡繆本人也解釋過他如何構想與看待他的全部作品:「我首先想要表達的是否定。而且出於三種形式:小說,比如《異鄉人》;戲劇,比如《卡里古拉》、《誤會》;思想,比如《薛西弗斯神話》。我還考慮到這三種形式可以表達的建設性價值,於是有《鼠疫》、《戒嚴》、《正直的人》、《反抗者》。我已經隱約預見第三個層次,我將圍繞在愛的主題進行創作。」
一九五七年,卡繆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這項殊榮不僅表彰他在著述上的傑出成就,無疑也是因為他從未停止對抗一切意欲摧毀人的事物。就在眾人引頸期盼他的新寫作之際,一九六○年一月四日,卡繆在一場車禍中遽然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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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社人所畢業。自由編輯與書籍翻譯。法文譯作有《喜歡與討厭美國的100個理由》、《雨傘小販溺水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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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 作家暨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面對荒誕謬誤的世界,庸碌、無意義的生活日常,我們是不是能夠誠實地面對自我,勇敢地迎向命運。還是只能隨波逐流,做一個單向度的人?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貧農家庭,出生不久,父親就被徵召入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身亡。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成長過程相當艱辛,做過許多雜役苦工,之後卡繆又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暴動,面對二十世紀兩次毁滅性的兵燹巨禍,對他的思想有深刻轉化及影響。
卡繆的創作大多以三段的奏鳴曲形式發表:小說、哲學隨筆與劇本。卡繆的核心思想,在於從精神上反抗無可避免的荒繆,這個觀點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文集《反抗者》中表露無遺,卡繆從來不從「偉大」與「崇高」中探討生命,而是從「人」的生存情境去觀看,從歷史殘酷的循環中揭露,所謂的「反抗」,並非形而下、物理性的對抗,而是採取非暴力的精神能量去深化「反抗」及「存在」的意義。同時代另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與抉擇,是面對荒繆可採取的手段之一,而卡繆反而強調苦難中的幸福。
不過要理解卡繆的思想價值,就必須了解他眼中的「荒謬」是什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後,歐陸流行黑格爾及馬克思式目的論的歷史主義,這種哲學思潮相信歷史有一種看不見的理性規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朝著某種有意義的目的前進,即使在歷史行進的過程中充滿不公、殘酷與苦難,就終極神聖目的而言,所有的不幸都微不足道。歷史主義目的論者深信歷史本身就是啟示,一切的意義於抵達終點時皆會顯露。卡繆通過作品,揭露掩蓋在歷史合理性下的虛假,歷史主義所預設的虛幻目的,在他的眼中,除了荒謬,還是荒謬。
於是,所有的一切……世界、歷史、國家、政府、社會與其所創造,終將歸於荒謬,對於汲汲營營追求意義的人來說,面對荒誕無常的生活,「存在」這件事勢必充滿屈辱、停滯、猶豫與衝突,最終,人對於「存在」無感,或是絕望,只能選擇麻木不仁、行屍走肉的苟且,或是走上反抗,在反抗的否定中肯定自我與存在。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無謂的盛宴》(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 2014),正呼應了卡繆的哲學觀點:所有形式的反抗都有價值。人從生活日常中,清醒地覺察生命的荒謬,拒絕消極地逃避背離,進而接受荒謬,起身反抗。從人的角度理解,我們要勇敢面對生命的不合理;以群體的角度切入,正視無理及不公,堅定地拒絕獨裁、貪腐、瀆職,甚至是目前社會普遍歡迎的「小確幸」,都是卡繆哲學著眼所在。
完成於一九四二年《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正是我們理解卡繆思想從認識荒謬到接受無意義、反抗荒謬的重要著作。當被眾神之王宙斯永罰制約的薛西弗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執行苦役――將巨石推至山頂,然後連人帶石的滾回山腳;卡繆卻要我們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卡繆通過的哲學設計,用快樂來諷刺無止境的磨難,没有成果的徒勞,嘗試合理化不合理的荒謬,因而在書中,荒謬被提昇到至高點。不過也在這不合理中,薛西弗斯勇敢而堅定地保持信念,以行動抗爭,寧可奮力向上,努力迎向青天與陽光,而非瑟縮地躲在黑暗的谷底自怨自艾。薛西弗斯角色的隱喻,正是有深度、有自覺的反抗者。
通過《薛西弗斯的神話》,讓我們學會在拒絕荒謬後,仍在行動中堅定信念,唯有熱情地反抗,在無盡的黑暗與絕望中,或許,希望就隱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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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荒謬,才有反叛! / 南方朔
如果要論近代思潮,很多人都會承認,發軔於兩次大戰之間、在第二次大戰後壯大的存在主義可能影響最大。以前的思想家,不論國家或派別,主要都是在探尋一個普遍性的真理,那是「理性主義的大時代」,但兩次大戰的經驗卻顯示了這種普遍理性反而走到了不理性的方向,於是人們的思想遂開始轉向,開始關切人的實存狀態、生命的主觀感受、理性的弔詭、人類的悲劇宿命、人類的終極主體性等問題。存在主義替哲學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哲學不再是專業哲學的禁臠,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哲學開始進入文學藝術和影劇,也開始進入了咖啡館,它造成了整個時代精神的改觀。
在存在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卡繆所著的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無疑具有一種定音的帶頭作用。卡繆並不是專業的哲學家,他是北非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使他很早就洞澈了理性主義的荒誕虛假,於是他對生命的熱情使他走向了反叛的道路。但卡繆所說的反叛,並不只是政治社會的反叛,而是更加本質性的反叛。他把反叛的概念拉高到了生命哲學的層次。理性是欠缺的,世界是荒誕的,生命是荒謬的,而人類已無處可去、無路可逃,只有義無反顧走向世界,去和命運碰撞。人只是在悲劇性的實踐過程中,才可以從碰撞的火花中照亮自己。存在主義的思想就是在卡繆和沙特的帶領下,使它走向現代實踐哲學的新方向。可惜的是,卡繆和沙特這對夥伴後來因為意見不合而鬧翻,成了近代人文思想界最大的公案之一。但無論如何,卡繆和沙特都屬二十世紀新人文主義的代表。
如果我們反省人類思想的演化,從神權到理性主義時代,人們都認定了有一種全稱式涵蓋了一切的範疇,可以形成一種定義的秩序,但真實存在的世界顯然不是這樣的。於是到了二十世紀,思想家們遂開始逐漸轉向,不再把理性視為顛簸不破的範疇,且開始懷疑「凡存在即是合理」的假設,而往人的意識、心理、主觀的生命情境及感受、非理性現象,以及生命的動能等方向轉移。二十世紀的哲學現象學、尼采哲學等都已透露出這種轉向的痕跡。而到了存在主義興起,這種轉向才開始表面化並通俗化,形成了新的時代氣氛。而存在主義之所以發展快速,則和它的主要領航人並不是學院哲學家,而是文學家、散文家,甚至表演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他們不是專業的哲學家,才可能用直觀的方式,以優雅的散文掌握到生命哲學的本質,提綱挈領、動人肺腑。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之所以對存在主義有一種定音的作用,並廣泛的被視為形同存在主義的一則宣言,道理在此。
人們都知道希臘神話裡薛西弗斯的故事,他因為忤逆了天神而受到懲罰。它必須永遠推著巨石上山,但到了山頂,當大功告成之際,巨石就立刻滾落山下。他必須周而復始做著這樣的動作。薛西弗斯的神話究竟有什麼喻意?它是忤逆和懲罰的原型?是人生徒勞的悲劇寓意?或者就是一則壯烈的史詩?但卡繆卻不然,它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說:「但薛西弗斯展現一種更高的忠誠之心:否定諸神,扛起巨石。他也認定一切都很好。這個此後再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他來說既不荒瘠,亦不徒勞。組成那顆石頭的每個微粒,幕色籠罩的山陵的每片礦岩,它們本身便是一個世界。朝向山頂的戰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因此在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的故事只是最後的結論和注腳,它真正在談的,其實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和反抗哲學。世界是荒謬的,生命也有太多矛盾,那就是人的實存狀態。卡繆不像齊克果和雅斯培等有神論存在主義者,他不想透過信仰的跳躍,跳回到上帝的懷抱,用上帝的力量來化解人生的荒謬壓力。在這個上帝已不存在的時刻,人們只有踽踽獨行,去蔑視人生的荒謬。卡繆在這本書裡是藉著討論荒謬、克服荒謬,在催生一種新的英雄主義,那就是人被荒謬所照亮!這也是他的反叛哲學之奧義。
因此對於這本卷帙不大,但有劃時代意義的散文體哲學著作,我們實在需要再三精讀反芻,然後我們才可能進到那顆偉大的心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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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沈清楷
薛西弗斯被諸神處罰,將石頭推到山頂,然後石頭又自動滾下,日復一日。有什麼懲罰比毫無意義的重複、徒勞無功,更能帶來痛苦?這種注定無法逃脫、毫無意義的生命,是否值得活?如果這樣地活著是沒有意義的,為何不去死?薛西弗斯遭受到的懲罰,是讓他活在無意義的荒謬當中,除了重複勞動,還有經年累月不斷擴大的無聊,反觀人類自身朝九晚五、日復一日的勞動,這難道不是人類生命的寫照?如果薛西弗斯代表著人,而卡繆建議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這豈不是更荒謬?還是這是一種荒謬手法的操作,諷刺他所遭受到的痛苦,用快樂詮釋痛苦,讓荒謬更加荒謬?
論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1942)在小說《異鄉人》(1942)之後同年出版,剛好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後的劇作《卡里古拉》(1944)、《誤會》(1944),共同構成「荒謬循環」。《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的對薛西弗斯著名的詮釋,但實際上卡繆對這個故事的闡述只占這個文集的很小篇幅。它的重要在於,一方面,卡繆在二十九歲首度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也預示了他作品中「荒謬循環」到「反抗循環」的轉折。另一方面,它呼應著西方對「現代性」的反省,和尼采、海德格、沙特一樣,質疑著西方「理性」,當現代政治、歷史以「理性」之名,散播著許多虛假的意義,而不得不讓人懷疑、直到令人作噁,才發覺人被無意義的瑣碎勉強地拼湊著幻想的自我與自由,而虛無正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處。
卡繆借助「荒謬」去連結存在哲學、文學的作家,如齊克果、卡夫卡、杜斯妥以夫斯基等,藉由他們去探觸、挖掘人的存在處境:虛無、焦慮、絕望、痛苦等。對卡繆而言,荒謬隨處可見,從道德的虛假、政治的謊言、生命的無常、對永恆的失望、還有在自己身上莫名而來的惡意……荒謬感看似是不合理、難以忍受的,卻是生命的真實。它不是無意義本身、也不是非理性,荒謬感是意義與非意義之間的衝突,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用卡繆的話來說,荒謬感來自於一旦人追求意義、召喚著幸福與理性,而世界對他的回應卻是「無理的沉默」。荒謬感生於這種衝突與無解的矛盾對立,並在人內心充滿期待與希望與令人失望的世界中的反差而被撕裂著。
荒謬感的出現,就是發現了「應該要有意義的生命中的無意義」,但是,荒謬感並不屬於那些活在無意義中毫無感覺的人,因為他們早已將無意義當作意義,無視於荒謬而變得無所謂;荒謬感亦不屬於對意義毫無興趣的人,對他們而言,荒謬感則是多餘的,甚至可能用自身的荒謬指責他人的荒謬。
荒謬感是「屬於那些追求意義的人」,當他發現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自身的處境並不自由,荒謬感反而帶有一種意識上的清醒,讓人脫離一種蒙昧的快樂,睜大眼睛面對生命荒謬的痛苦。荒謬的出現在於它意識到:「怎麼會這樣?」因為無能為力解決巨大的疑惑,人被存在的衝突感所撕裂,當想要清醒地面對荒謬的存在,企圖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想掙脫宿命的無意義時,卻一再陷入更深沉的絕望中;既然絕望是必然的、希望是不可能的,追求希望不正是荒謬的表現?難道,絕望就因此是有意義的?絕望面對無意義的無能為力,我們卻又賦予其意義,這又是多麼自相矛盾,思索絕望的意義,可能只是陷入更深的絕望中,而一旦人試圖賦予絕望意義,便再度證成了荒謬,終究只能在無意義中荒謬地永恆輪迴著。
看來毫無出路。我們是否用了更巧妙的蒼白論證,塗抹在荒繆之上,而非面對它?如果荒繆是帶有苦楚的清醒,荒謬感所喚醒不會只是自戀地滿足對無意義的挖掘,或是荒謬地構作一個無意義的世界,好讓自己可以安穩並痛苦地活在自憐當中。荒謬感拒絕悲觀地被自己否定的東西所否定,拒絕簡單推論迴避自己:「因為」荒繆,「所以」人生不值得活;「因為」荒繆,「所以」要死……荒謬無法藉由「因為──所以」進行思想的跳躍。
荒繆作為存在的事實,對卡繆而言,荒謬感是意識到荒繆的真實性,是自身存在感的起點,而並非終點,如何面對生命的荒謬才是重點。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跟隨著卡繆,一起「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如果生命注定是無意義的,沒有出路的,薛西弗斯不願意預知了可能的懲罰或不幸,就任由生命索然無味。悲劇英雄展現一種生的意志,從而展現快樂的反抗、自由的追求。是否可以想像薛西弗斯將死神綁在的冥府,有多麼快樂?薛西弗斯深知要付出代價,或許可能的懲罰在行動的一開始就注定了,但這無法阻擋他體驗生命的甜美、活出生命的可能、展現生命的熱情。只有自由的追求,才是對抗宿命的荒謬唯一的方式。因為,預知宿命的不幸,無法否定它生的快樂。
如果那塊被推上山的巨石,象徵著薛西弗斯的痛苦和重複的無聊,他所背負的痛苦,並不是他自己的,這是他人加諸於他身上的痛苦。它正一點一滴的侵蝕他的意志。諸神希望薛西弗斯在荒繆中痛苦著,並企圖讓薛西弗斯認為這就是自己的痛苦。不過,他是清醒的,因為他深知他既是痛苦,卻不能把痛苦視為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只是肉體的痛苦,卻非意識上的痛苦。痛苦的真實來自於他人在自己身上具體的壓迫;痛苦的虛假在於把這種他人加諸的痛苦當作源生於自身的、本質的痛苦。
我們試圖去「想像」他的快樂。他不會將諸神對自己的剝削視為正當;他也沒有被虐人格,從而服從壓迫者的意志,同情、讚美懲罰他的人,並向他悔悟,然後將他人加諸自己身上的痛苦當作快樂;他的快樂不是被迫後的、不得不轉化的快樂,而「樂在工作」;他的快樂也不是奴隸意志的快樂:屈服後,自我合理化的快樂。諸神的惡意就是要他痛苦,甚至要薛西弗斯快樂地肯定加諸在他身上痛苦。而重頭到尾,薛西弗斯就帶著反抗的快樂,在意識上展現自由意志,以及對生命的肯定。
從薛西弗斯的結局來看,他的自由是否只是幻想?意識上的清醒是否足夠擺脫宿命?還是另一種自欺?悲劇英雄不是結果論者,也拒絕生命無意義的投機,而投入安穩而沒有過程的生命。就卡繆的作品來看,透過荒謬感而產生意識覺醒,還只是「個人」的,而透過「反抗」背後的共同價值,才將自我與他人連結起來,這是《反抗者》(1951)所思索的事情。但是,如果反抗是可能的,個人的意識覺醒必須是前提。意識清醒是對無奈現狀最基本的反抗,拒絕在荒繆的創造性模糊中渾渾噩噩。
薛西弗斯看著石頭滾下山,他彷彿變成了那顆石頭,而我們變成了薛西弗斯,我們朝向石頭走去之際,陰暗濕冷冥府中重複、無聊勞動的痛苦折磨,無礙於意識的清醒、心中的自由:大地的芬芳、天空的浩瀚、海洋令人目眩的變化,以及陽光在皮膚上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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