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廈門大學台研所所長 陳孔立先生　

立法委員 李慶華先生

第一個30年的上半段（1954-1969）

1968年9月10日下午兩點左右。就讀於嘉義縣玉山初級中學三年級的我，在學校邊緣有一條因紙廠廢水染黑而被學生戲稱為黑龍江的排水溝旁，有一排遠離教室的矮樹林，由於隔著操場，所以格外的清靜，我時常一個人在那裡看書。我的農曆生日是9月10日，那時十五歲的我，立下了人生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大志願。那一個下午，一如往常般安靜的樹林中，我躺在草地上，仰望藍天，時逢大陸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面對天地，許下宏願：「我，朱高正，從現在開始，將用我最寶貴的青春和往後四十年的生命，無私無我奉獻給我苦難的祖國，使它恢復應有的榮光。」回到家後，上廁所時，我在牆壁上刻下了2008。所以從那時候開始，2008就一直是我奮鬥的目標。

想當年，我是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民小學的高材生，從小學畢業後，為了想開眼界，所以不像大多數同學留在北港唸初中，而是選擇到隔壁的嘉義縣就讀。在當時，只有少數成績優良又肯吃苦的學生，才會到隔壁縣城唸書，因為每天來回通學的時間就得花費兩個小時以上。記得因為初中聯合招生考試的不小心失誤，很遺憾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的省立嘉義中學，也沒有考取第二志願的縣立嘉義中學，而是掉到了第三志願的縣立玉山初級中學。其實，第一志願與第三志願也只僅僅差了三分，計算題一題失誤就差了五分。所以，從初一開始，我就抱著臥薪嚐膽、淬礪苦讀的心情，第一次月考，雖然拿到全校第一名，而且領先第二名50分以上，我還是提醒著自己，就算是全校第一名，卻也比不上省嘉中的最後一名。之後，我每次都是全校第一名，從那時起，也養成了一個習慣，沒有競爭對手時，只能跟自己比；也體會到，「自勝者強」的道理，真正的強者必定要能超越自己。初中三年中，唯一一次沒有拿到全校第一名的是在初二上學期的第一次月考，因為數學的因式分解是比較陌生的新題材，我只考了40分。當成績單一寄到家中，父親一看到第11名，還以為是教務處人員的筆誤，多寫了一個一。後來看到以往同班的第二名這次仍排行在全校第五名，且成績比我高，父親臉色頓時變得很難看。後來，整整一個月不曾正眼看過我。那時候，因為辜負了父親的期望，我的內心很難過，就下定決心，將所有的心力都花在因式分解上面，最高紀錄一天用掉了一百張的活頁紙。持續一個月的努力後，下次的月考，數學終於又拿到了滿分，也重回全校第一名，父親的臉上才又重拾了笑容。

我的初中生涯，其實很規律也很精采。母親時常笑我在家很少看書，考試是不是偷看人家的。我都回答說，靠偷看還能拿到全校第一名，那也得知道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吧。每天早上我都五點半起床，趕搭第一班的糖廠線小火車，六點零五分出發，七點左右到達嘉義，還要列隊從火車站走20多分鐘到學校。下課後，一樣排隊走回火車站，搭四點四十五分的火車，回到家也都將近六點了。到家後，我會幫母親做家事，掃庭院、擦地板、餵豬、清洗豬圈等。做完家事，洗個澡，吃個晚飯，要到七點半後才有時間可以看書，然後九點就上床睡覺。回想起來，我一輩子，得力於很會應用零碎的時間。通學時，在火車上從不跟人聊天，而是好好利用這來回兩個小時來看書，就算在冬天，天要到六點二十幾分天才會亮，我也會用嘴巴咬著小手電筒，在車上做數學題目。也練就了就算沒有位子坐，手也可以不抓握把，一樣可以站著做數學的本領。而我的表達能力比一般人好的原因，就是初中放學後，在回家路上，我都會走到火車的最後一節車廂，面對田野，將今天上課時老師講的精采的部份重新組織演練一次。上學時，從車站到學校的路上，同學們大都在討論昨晚電視劇的內容或是聊天，我則背英文單詞，記誦國文教材。我最自豪的就是，初中三年的通學，從未擔誤過一班列車。光從誤車的頻率就可看出一個人未來的成就。改搭汽車，不僅浪費了金錢，也浪費了時間。那時候的火車，前四節車廂坐女生，後四節車廂坐男生。我也從未在挨著女生的車廂坐過。

初中就能正己而後正人

初中的第一個學期，在第一次月考後，我拿到了全校第一名，而英文卻只考了86分，級任老師建議我去他家補英語。我婉謝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不住在嘉義，每天通學還要補習，多所不便。級任老師是教國文的，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夜間部，私底下卻靠補習英文賺錢，我認為這樣的行為不太好。那時初一有一門博物課(生物課)，級任老師大概因為我不買他的帳，特地來家裡做家庭訪問，跟爸媽告我故意刁難博物老師的狀，其實博物老師根本沒有這樣想，事後反而鼓勵我更應該多發問。

初一的第二學期，由於風紀股副股長舉家遷往高雄，副股長就順理成章由我接任。那時候學校有個每週五項活動的競賽(包含秩序、整潔、衛生等)，所以上課時或升降旗時，被班長、副班長、風紀股正副股長紀錄到私下講話的同學，都會被罰兩塊錢充當班費。剛上任的我，秉持著管人必先自己做得正的理念，第一週我不記一般同學的違紀，只記班長、副班長、風紀股長以及我本人的違紀，從整頓管理階層下手，果然使得班上的風氣丕變，我班在五項活動的競賽連續蟬聯第一名。有一次開班會，我問總務股長，罰款的流向都用到哪去了，總務股長回答說，都交給級任老師，拿去花在補英文所買的桌椅和燈泡上了。我當場質問，補英文的花費不應由班費支出。結果，在我的催討下，半個月不到，班費就變得非常地充裕了。

上初中之前的暑假，二哥天天都會出題給我考試，二哥是影響我做學問的方向與嚴謹態度最深的人。有一次，他考了我一題，中國的信史起自何年，標準答案是公元前1384年，也就是盤庚遷殷那一年。我當時抗議，哪有考那麼細的。二哥對我說，這才是做學問。1966年的暑假，二哥啟動了我對歷史的興趣，爾後古今中的歷史，我對年份能夠記得如此的精確，都得感謝二哥當時對我如此嚴格的要求。

1969年初三畢業的暑假，除了準備去要參加台南市的高中聯考之外，二哥留下了大量帕米爾書局出版的任卓宣先生有關三民主義的著作，《孫文學說》、《三民主義十六講》、《實業計劃》、《建國方略》等和大到可以攤開在塌塌米上的中國地圖，如果沒有這些藏書，我沒有機會將它們讀得深入。三民主義是我政治思想方面的啟蒙者，從高中開始，我養成了每晚睡前花四十分鐘研讀一講，這十六講，總共讀了不下三十次，三民主義研究所的碩士生也未必有將這十六講好好讀過一次。

高中與大舅、父親當校友

在初三的第二個學期，陳校長轉任到縣立嘉義中學，北港初中的吳校長則調任到玉山初中當校長，而有了新舊派的矛盾。我早就被列為嘉義地區高中聯考榜首的熱門人選的情形下，陳校長希望我能夠轉學到縣立嘉義中學就讀最後一個學期。但是我不願意增加父母的負擔，尤其只剩一學期。吳校長為家父好友，陳校長則有培育之恩。因此在和父親商量之後，決定放棄在嘉義拚榜首的機會，而選擇去台南市參加高中聯考。結果表現不錯，考上了台南一中。家父常自豪，在日據時代就讀台南二中的往事，當時一中只有日本人和大漢奸的子弟可以唸，所以二中，也就是光復後的一中，是濁水溪以南最好的高中。大舅父是家父在二中的同學，同為雲林人，正是所謂「交朋友，娶牽手」的典型。考試當天，家父陪著我去台南考試，考完之後，父親說要請我去看由三船敏郎主演的電影山本五十六，其實，在考試前，首映就在嘉義的遠東戲院，那時候我跟父親說有問題要去嘉義請教老師，其實是自己偷偷跑去先看過了。所以，後來我跟父親提議去看另一部卡士達將軍。

放榜後，滿分520分，我拿到了412分，而考上台南一中的最低錄取線是326分。一開學，李校長特別召見最高分的十多個同學，也就是把最高分的那一科拿掉，還是能上台南一中的同學，說:「各位同學，我的責任是要好好作育你們這些英才，你們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但我一個人，要管理三千多名的師生，有些規定未必盡然合理，你們如果認為有哪些規定影響了你們才分的發揮，你們這十幾個人有特權，可以不遵守。」校長的愛護，後來我也都充分地發揮了。

媽媽的娘家

我是在1954（甲午）年9月10日，陽曆10月6日，出生在雲林縣斗六鎮的台糖原料宿舍，上有三兄一姊，下有一弟。大哥高見年長我12歲(屬馬)，二哥高明年長我8歲(屬狗)，姊姊淑智年長我6歲(屬鼠)，三哥高輝年長我3歲(屬兔)，弟弟高民小我四歲(屬狗)。父親萬鎰(屬虎)生我那年41歲，母親沈玉鑾(屬羊)生我那年36歲。父親是一個奉公守法、敬業樂群的刑警，母親則是個和藹可親、勤儉持家的良家婦女。父親在日據時代時從斗六老家遠赴台南府城，就讀南台灣第一名校，也就是南一中的前身台南二中。那時候南二中為五年制，一年只錄取40名學生，台南二中可以說是當時南台灣最優秀青年的搖籃。母親的大哥沈太郎也是來自雲林斗南，是父親在南二中的同班同學。兩人一起住在台南孔廟對面的巷道裡，巷口如今還高掛著「台灣首學」的匾額。父親與大舅父有很深厚的情誼，後來因為大舅父沒有子嗣，還一度差點將我過繼給大舅父當兒子。

大舅父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從父親、母親、外婆、大姨媽，尤其是堂哥那裡聽到了很多關於大舅父的事蹟，所以我對大舅父也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大姨媽是大舅父的姊姊，也是一個頗富傳奇的女性，早年從公學校畢業後，立志到日本學習成為一名助產士，但是外公不同意，就自己準備了第一個月的生活費和赴日的船票，又請阿甘姨(後嫁給我姨父吳泉洝，擔任數屆省議員、補選國大代表和台灣省農會理事長)以後每個月初經由郵局匯生活費給她，等弟弟回台後再與阿甘姨結帳。那時大舅父當船長，經年不在台灣，大姨媽學成返台後，當了一輩子的助產士。大姨媽有過一段婚姻，生了兩個兒子、三個女兒，住在嘉義，後因大姨父外面有女人，大姨媽就提出離婚，自己帶著五個小孩回到了斗南娘家。

母親的斗南老家，位於沈氏祖廟附近，在斗南鎮郊區的大東里，祖厝非常氣派，有五間的規模，很寬敞，前有晒穀場和池塘，後有果園。小學的寒暑假，我都在這度過了愉快的童年。大姨媽收了好幾個乾兒子，包括二哥，還有時僅九歲的阿展姊做養女。大姨媽是助產士，工作非常繁忙，阿展姊比大表哥大十歲，在家幫忙大姨媽照顧小孩們，所以大姨媽的五個小孩跟阿展姊的關係都非常的好。當大姨媽與大姨父離婚之後，阿展姊也嫁給了當時在空軍服役的飛行員。當我回到斗南祖厝時，家計的重擔已經落在了二表姊的肩上。阿展姊出嫁後，生活美滿，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我跟二女兒阿妹跟阿弟特別熟。阿展姊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了，膝下兒孫滿堂，雖然是大姨媽的養女，但是在我們家族裡面，就跟親人一樣的親密。大表姊也知道當時家中的艱困，所以放棄上高中，而是去唸嘉義師範學校，當小學教員，後來嫁給梅山的一位中醫師。大姨媽非常有意思，快八十歲時，突然改信基督教，這在我們家族中是頭一次。大姨媽過世時，我們在台中市為她辦理喪事，為了尊重她的宗教信仰，就請了牧師來主持喪禮，大家都覺得非常有趣。大姨媽是一個個性爽朗、充滿愛心、敢作敢為的人，她留給我們後輩的印象都如此的深刻了，母親做為大姨媽的大妹，肯定受她影響不小。但是母親的個性卻是溫柔婉約、夫唱婦隨、從不頂嘴，在我們六個孩子中，我跟母親最有話談得來，因為我最樂於幫忙母親做家事。母親對父親偶爾有牢騷時，也只會跟我說，我就笑著對母親說:「媽，爸爸屬虎，妳屬羊，羊入虎口，這個要認命，是妳自己要嫁給爸爸的呀！爸爸屬虎，而我屬馬，我們父子倆就馬馬虎虎！」

小的時候，常常跟著母親回到外婆家。二舅父因為在高雄工作，所以全家人都搬到高雄定居，二舅父有四個兒子，沒有女兒。小兒子沈士育年紀比我小一點；三兒子沈士毅大我一歲，本來是我要過繼給無子嗣的大舅父當養子，但因為父親捨不得，後就由沈士毅代替，也是我在台大的同學，後來到美國留學，現定居在德州；二兒子沈士宏定居加拿大；大兒子沈士傑，是外祖父的長孫，畢業於中央大學，後任職於中國石油公司，對家族的事務一向很熱心。

三舅父的家就在外婆家隔壁，三舅父有三個兒子，沒有女兒。二兒子沈國茂與我同年，是聾啞人，從小就是三舅父最疼愛的，我在他身上很受啟發和感動。三舅父常跟朋友講，從他生了這個小孩之後，就喜事連連。三兒子沈華榮在小的時候給我印想最深的是，他老是在吃飯時說要吃「這一款」，而常常挨外婆的罵，因為外婆的名字是「王款」，犯了大忌。很不幸，他在二十歲時意外去世，讓三舅父和三舅媽難過了好一陣子。大兒子沈國榮讓我一輩子第一次接觸到比較活潑的政治言論。我常聽父親說三舅父得了大頭病（指熱衷於追求世俗的名位）而投入地方選舉，那時三舅父擔任斗南鎮鎮民代表會主席，在地方上算是有頭有臉的人士。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三舅父很喜歡炫耀他跟國民黨高層如何結識與往來，尤其是跟哪個政要吃過飯之類的；而就讀建國中學的國榮表哥發表的言論則大部分是對國民黨持著批評的態度，父子倆的關係有點類似於我高中時跟父親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我到台北唸大學的時候，三舅父全家已經搬到台北，住在南京東路五段，我在他們家借住了兩個月。我從小本不敢吃牛肉，因為母親告誡我們，吃了牛肉書就讀不好，還舉大哥當例子。這兩個月中，我發現三舅父全家都吃牛肉，國榮表哥書也唸得不錯。有一次吃飯的時候，三舅父跟我說，就喝湯，不要吃肉，就沒關係了。我想了想，喝了湯，其中也有肉末，所以就開始嘗試吃牛肉了。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年紀小的時候要聽長輩的教導，這樣才能學好，長輩的教導大部分都是對的。當時母親要求大哥不要吃牛肉，大哥沒聽話，由此可以推斷，母親的很多教導，大哥也都會陽奉陰違，當然就不容易學好。而母親的教導我都有聽從，但是當我到台北唸大學之後，就應該開始學習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我已經有能力去判斷是非，所以母親要求不要吃牛肉的想法我還是尊重，但是我自己吃不吃牛肉由我自己決定。

三舅父本在斗南鎮擔任鎮民代表主席，當時國民黨在選舉前的黨提名就要送紅包了，提名後到選舉時也要送禮或買票，三舅父因此花了很多冤枉錢。到了1970年的石油危機，對台灣經濟衝擊很大，中南部的情況更是嚴重，三舅父只好舉家遷往台北另謀出路。到台北後，三舅父搞起了承包三重往返雲林地區的遊覽車事業。大哥本來做西藥推銷員，在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被人家倒掉了二百多萬，也使得父親的退休金都賠了進去。我高中二年級時，大哥就開始跑遊覽車，連大嫂也一起去幫忙，非常地辛苦。後來，三舅父找過大哥去幫忙了一陣子，這也是後來「統聯客運」的前身。

因為大舅父從1947年被政府派到大陸去之後，就一直滯留在大陸，無法返台回家，大舅媽為大舅父在台灣守著活寡，外公、外婆的生活起居也都由大舅媽來操勞。大舅媽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因為大舅父沒有生育能力，結果是由二舅父的三兒子過繼作為名義上的兒子，我還記得阿毅小的時候都還跟大舅媽、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但是一上初中之後，到了高雄求學，就住回二舅父的家，我相信大舅媽會篤信佛教，跟她精神上的孤單是有關聯的。

小的時候還常會去斗六的三姨媽家住上幾天。三姨媽有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三姨父是公務員，有不少的田產，自己耕種一些，一些租給人家耕種。三姨媽家就在斗六火車站前的大同路五號，還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雜貨店。初中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暑假，為了要體驗農民的生活，就到三姨媽家住了一陣子，平時就下田幫忙割稻、曬穀子。因為是第一次割稻，所以沒有經驗的我常常被鐮刀割到自己的小腿，休息時有綠豆湯、米苔目等點心好吃。這段時光，雖然辛苦，也曬得黑黑的，但是因為最接近大自然，讓我充分感受到大地的生產力，也明白到沒有上天降下的雨露就發揮不出大地的生產力。〈繫辭傳〉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跟地最偉大的德行就是在長養萬物，真的太有道理了。

1987年年初，剛成立的民主進步黨，其雲林縣黨部的籌備處就是在三姨媽家樓上召開的。三姨媽的小兒子張憲全日後一直留在民進黨裡頭，都與此有關；大兒子張憲政在西螺大橋的一次車禍中，開著車帶著全家，除了小女兒被拋出車外而倖免於難，其餘都不幸罹難，這一事件可說是三姨媽和三姨父最傷痛的事了；二女兒張美秀跟我同齡，是三姨媽的小孩中最熱衷家族事務的。

住在梅山的阿甘姨，姨父吳泉洝做了好幾屆的省議員，並在1966年補選為國大代表，又接任台灣省農會理事長。小學的寒暑假常會去阿甘姨家玩，我很喜歡聽姨父講故事，但是姨父白天都很忙碌。姨父很隨和，所以才能連任公職，又因為當議員的關係，常有人帶著水果、雞隻來拜訪，請託姨父幫忙。因為這段經驗，所以在我當了立法委員之後，立下了一個新規矩，有事來請託，不得攜帶伴手禮，如果帶了也不能帶進服務處的大門。為了這個規矩，有一次母親很委屈，說明明是老朋友來訪，給我帶來伴手禮而已。我就很委婉地跟母親說：「母親，對不起。別人不會知道那是您的老朋友。如果讓人家看到沒有帶伴手禮就不好意思進來，而真正需要幫忙的，常常是那些買不起伴手禮的困苦百姓，母親請您委屈一點。」後來母親也接受了。在阿甘姨家吃飯也讓我印象深刻，因為人口眾多，所以每頓飯都要擺上四、五桌，除了很多自己種的水梨和柳丁外，還有特別補的燉烏骨雞湯，非常的美味。小兒子吳志信來北港唸高中，就住在我們家；大兒子吳則睿是體專畢業，後擔任梅山鄉農會總幹事長達二十多年，「阿里山高山茶」的比賽就是由他開始主辦的。阿里山高山茶主要是指阿里山鄉、竹崎鄉、梅山鄉的茶葉，其中梅山鄉的產量占了六成以上。當我1987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並喊出「老賊」下台的時候，則睿表哥很不諒解我，大概有十年不跟我打招呼。我覺得我是對事不對人，不合理的體制就應該改革。

五姨媽是母親最小的妹妹，有三個小孩：大兒子詹宗儒跟我同齡，女兒是詹麗娟和二兒子詹宗道。五姨父是職業賭徒，卻嚴禁小孩賭博。他告訴我十賭九詐，也遇過許多趣聞，我是聽得津津有味。在我服兵役的時候，五姨媽家住在永和秀朗國小附近，所以我有到台北的話，都會借住在五姨媽家。當時宗儒在工廠擔任技術工人，我看他一個月花在買黨外雜誌的錢就不止一、兩千塊，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其實要感謝有那麼多的勞工朋友如此捨得花錢買這些幾乎每期都被查禁的黨外刊物。沒有這些人，就不能幫黨外培養那麼多專職的黨外作家和編輯人員，就不能為選舉時提供充沛的文宣人才，所以民進黨虧欠勞工朋友很多。也正因為這樣，王義雄才會在1987年七月離開民進黨，創建工黨。宗道表弟唸大學時發現患有飛蚊症，之後越來越嚴重，畢業後不久就失明了，後來去學按摩，娶了一個自幼失明也唸到大學的妻子，他們生了個女兒，現正在美國普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宗儒到了中年也失明，不久就去世了；麗娟表妹跟我太太曼如感情比較好，表妹也是公務員。

四姨媽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徐義輝在剪裁界小有名氣，我唸大學時，在台南火車站附近開了一家剪裁補習班；二兒子徐勇焦，我初中時，他唸嘉義高工；小兒子徐勇敏在三重賣紅豆餅。

我的外公沈如海，家境堪稱富裕，但是三十七歲就失明了，大舅父也是四十歲左右時失明，我懷疑這是遺傳，因為五姨媽有兩個兒子，也都是在三四十歲就失明了。大舅父為人豪爽、義氣。二戰末期，在菲律賓率領台灣籍士兵主動向美軍投降，後來在俘虜營時，發動台籍士兵開始學普通話。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變的時候，也曾有人要拉大舅父參與，但是都遭大舅父婉謝。四伯父的長子，我的堂哥朱啟勳，後來任職台北市下水道工程處副處長，畢業於嘉義高農，本來在水利會工作。當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的時候，建議政府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堂哥因為在從事水利工作時，每當解決一個問題，就會寫成一篇論文發表，當他知道有公費出國留學的機會，他就將他已經公開發表的一百多篇有關水利工程的論文，寄上去申請。他是唯一被胡適破格大力推薦，且唯一沒有大學文憑的申請人。後來堂哥就先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然後再到明治大學取得了碩士學位。堂哥剛畢業來到台北工作時，舉目無親，就去拜會大舅父，大舅父和堂哥的年紀相差沒幾歲，但與大舅父談過一席話，深刻影響了堂哥往後的一輩子。堂哥跟我說:「大舅父的眼光非常的宏闊，他所看的、所想的，遠遠超過一般人。」兩人見面後不久，國共內戰吃緊，亟需台灣的專業人才，大舅父赴陸支援，以無線電專家的背景支持國軍，隨後部隊到了杭州，遭遇到共軍，就投降了。之後，被安頓在蘇州的吳江，長達四十二年。後來，我在1987年鼓起無比的勇氣，要求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其背景是因為父親對大舅父的深厚情誼，以及父親的遺願：「希望太郎生前能夠回到台灣！」

祖輩的壓抑

父親在柔道上的造詣是三段，也是當時全台柔道比賽團體組冠軍的總教練，文武雙全，號稱是雲嘉南第一名捕。但我也深知父親的懷才不遇，其實，在那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哪一個不壓抑？原本希望台灣光復了，台灣人要出頭天了，誰知發生了不幸的二二八事件。接著，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帶來了一百九十多萬軍民，任何的升遷機會很少會眷顧到本省籍的。我可以這樣說，1987年以前，兩代的台灣籍知識份子都是極為壓抑的，在父親身上就是一個縮影。父親跟我說過:「當年日本人佔領台灣時，爺爺(朱天德)為了不願意割掉辮子，被日本人關了29天。等到國民黨政府來台後，跟爸爸說捐兩錢的金戒子，就可以當分局長。這樣腐敗的政治，跟我所受的教育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記得，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個晚上，八點多左右，父親拿著槍準備要把隔壁的刑事組組長（黃協心)打掉，那時候還不太懂事的我，只知道，母親哭著，帶著我們所有的小孩都下跪，勸父親不要去做糊塗事。其實，黃協心一直都很器重父親，他是外省人，父親的委屈在於早就不想升官了，評比時也不用第一名，但以平常的表現，怎麼可以因為沒送紅包而排到最後一名，後來黃協心一直來道歉。其實，以父親的學經歷，在刑警幹員當中是個佼佼者，父親要的也只是一個起碼的尊重而已。

高一時，父親剛退休，父親原本就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天天都要看聯合報，每個月日文版的《讀者文摘》更是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就算是過春節，也從不打牌，依舊只看著他的書。我最自豪的是，父親是全北港分局中唯一不打牌的員警，母親是全北港分局員警老婆中唯一不施脂粉的。母親為了讓六個小孩能夠升學、讀書，在家養了十幾頭豬和一些雞鴨，還種了兩三畝的蔬菜，每天下午四、五點還要到附近兩三條街外去收餿水，以便回來餵豬。別的員警的老婆總是打扮得光鮮亮麗，大概是母親的勤奮儉樸，養成我喜歡穿著簡單以及不修邊幅的習慣。我所穿過的內衣褲，穿越久我就越捨不得丟掉，即使都已經破了幾個小洞。回顧一下，我上初中以前，沒穿過鞋，只有在縣裡督學來視察時，才不得不揹著鞋子到學校讓督學檢查；上高中之前，我未曾穿過皮鞋，這是因為高中有軍訓課，要打綁腿才能踢正步；上大學前，我從未曾穿過襯衫，一般出門就是穿着內衣，如果要到外地，比較正式的場合就穿學校的制服，要到上大學後，才開始穿襯衫；大學畢業前，我沒穿過西裝。記得我要出國留學前，父親問我：「需要什麼？」我就開口說：「希望有一襲中式長袍。」父親就送了我一襲深藍色的中式長袍。

最珍貴的禮物

父親時常一邊看著報紙，一邊罵著政治黑暗、司法黑暗、社會黑暗，我就對父親說:「爸，讓你兒子來改造它吧！」父親就會跟我說:「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你想要改它，就會被抓去關！」我當時覺得，父親已經退休了，應該待在家安享晚年，但是卻常常因為看報紙看到義憤填膺。講句實話，父親所經歷過的那個年代，現代人很難想像，在國民黨高壓的軍事戒嚴統治之下，大家很受壓抑，只能當順民。所以我從不敢隨意批評1987年以前被犧牲的那兩個世代，甚至更多代以前的台籍知識份子。我不敢批評他們怯懦，因為沒有真正經歷過那種壓抑的環境，是很難理解這一點的。我在這裡特別要強調，要不是父親的教誨，就沒有今天大家所看得到的我。初中的時候，父親跟我說，他從日文版的《讀者文摘》中讀到一篇文章，愛因斯坦死後，有人解剖他的腦袋，發現愛因斯坦生前用腦用得那麼多，其實也才使用了不到22%的腦細胞而已。父親又說，腦醫學的研究指出，一般人一輩子使用腦細胞不到3%；小偷會用多一點，但也不到5%；刑警大概會用到6%，大學教授也只用到8%而已。所以父親一直鼓勵我要儘量的用腦袋，要勤於思考、善於思考，不用擔心腦細胞會用光。後來我之所以會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這都是得力於父親的教誨。

父親一輩子送給我，並影響我一生最大的禮物，是在小學五年級時，父親送給我一塊長二點五公尺，高一公尺的黑板。從小學五年級一直陪著我到出國留學為止，這塊黑版給我開啟了一個思想無限寬闊的王國。父親送我這塊黑板的時候，我記得媽媽正在替我們一家大小熨衣服，那時候在省立嘉義高中唸高三的二哥，正幫著爸爸把那塊黑板懸掛在玄關進來之後，供奉祖宗牌位的神明間的右側。二哥還刻意在黑板的兩側用毛筆字寫了一副對聯，就貼在這塊黑板的兩側，我都還記得那副對聯是這樣寫的，左聯是「養天地正氣」；右聯是「法古今完人」。這一副對聯，就給這一塊黑板賦予了「養正氣」、「法完人」的使命。這塊黑板，一開始只是用來做算數、解答數學問題。漸漸地，它變成我思考所有重大問題的工具，甚至在我大學寒暑假期間，擔任數以百計高中生與初中生的家教，用的也都是這塊黑板。父親送我的這塊黑板，讓我對人生的體驗更加的深刻、細緻。

剛出生的時候，我們家住在雲林縣斗六鎮糖廠的原料宿舍。那時的我基本上不哭也不鬧，很喜歡在塌塌米上爬來爬去。最高興的事，就是母親幫我洗澡的時候。我一直嚮往著戶外的田野，常常爬到塌塌米旁的落地紙門窗所延伸出去的木板走廊上，看著遠方的稻田和小竹林。三十二年後，原料宿舍的所長已經七十多歲了，在當地當里長，一得知我投入立法委員的選舉時，他不加思索地說:「高正是在原料宿舍出生的，我當然要全力幫他拉票。」而當時幫我接生的阿省姑，後來定居在虎尾鎮，她也以幫我接生過而自豪。

尋找血地

我一歲四個月大的時候，剛過完春節不久，因父親職務的調動，舉家搬到北港鎮，然後就一直在北港住了下來。

在我二十歲的生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的10月6日，農曆剛好也是9月10日（陰陽曆生日每十九年會重覆一次），我專程從台北帶著照相機，回到斗六尋找我的血地(出生地)。就憑著我生下來頭十六個月的記憶，順利找到了那個原料宿舍。雖然經過了十九年，景色依舊，然後回到北港，告訴媽媽。母親非常地訝異，說怎麼過那麼久的影像我都還能夠記得那麼清楚。其實，類似的事情還不止這一件事。我們剛搬到北港的時候，所分配到的日據時代的宿舍，由於太久沒人居住，要花幾個星期的時間清理、修建，才能入住。那時候，我們舉家就暫時借住在同一條路(中正路)的游宗徽叔叔的家。他們家是三層樓房，在那兩三個禮拜之間，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很喜歡爬樓梯，覺得上上下下爬樓梯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北港老家

北港老家的地址是中正路71號，後來改為111號，中正路是北港鎮中僅次於中山路的熱鬧大街。路頭就是挨著名聞全島的朝天宮(媽祖廟)，而路尾則是接著糖廠線的火車站。小時候，北港一年最熱鬧的就兩天，正月十五日的元宵節和農曆三月十九日的迎媽祖。這兩個日子，媽祖的神轎前有大量的樂隊、藝閣、宋江陣、舞龍舞獅、莊儀團以及千里眼、順風耳的引導下走遍大街小巷，家家都擺出香案，案上擺滿了時蔬鮮果、雞鴨魚肉，並燃放鞭炮。從外地湧進無數的善男信女，頓時把北港擠得好不熱鬧。北港媽祖廟的香火一直都是台灣最旺的。

後來在我小學的時候，元宵節的遶境活動就改為由中小學校自行製作花燈，並改為元宵節晚上提花燈遊街。後來又由朝天宮主辦改為大規模的電動花燈展覽，為期一個月，這是現在台灣各地花燈活動的鼻祖。各地遊客參拜媽祖時順便參觀展覽，但是這一花燈活動後來因為台北燈會規模更大而漸趨沒落，以致停辦。至於三月十九日的遶境活動，則由於市區的擴大，由一天改為兩天，但是宴請外地親友的習慣還是集中在三月十九日的晚上。

媽祖的聖誕原是三月二十三日，北港朝天宮之所以會定在三月十九日慶祝的由來，得從北港媽祖的淵源講起。北港原名笨港，三四百年前，是一非常重要的對外交通的口岸。想當年，開台聖王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日本平戶工作時，與當地二十七個來自泉州的青年互相結拜為兄弟，二十八人公推顏思齊為大哥，而顏思齊就是第一個組織閩南移民前來台灣開墾的先賢，當初就是從笨港登陸的。現在北港鎮圓環的正中央，還矗立著顏思齊紀念碑，那是我上小學的時候天天都會路過的地方。後來，顏思齊過世之後，由於鄭芝龍為人義氣，眾兄弟就推舉他接替大哥的位子。其實，顏思齊留給鄭芝龍的，就是縱橫在巴士海峽以北，日本以南，這片海域中最大的海商集團。只要在這片海域之內插上鄭芝龍的旗子，每一艘船年繳二百文錢，就可自由貿易。如果運載特殊貴重物資，則另行收費，否則遇劫不負責任。鄭芝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了解到只有接受朝廷的招安，才能全力對外競爭。誰知，明朝很快就土崩瓦解，接著又是清廷前來招安，鄭芝龍為了保全海商集團的利益，也就同意了。但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卻執意要反清復明，清朝本來要求鄭芝龍勸降鄭成功，但是鄭芝龍勸降無效，導致清朝對於鄭成功有所顧忌，因此就處決了鄭芝龍。那鄭成功的母親，人在泉州的安平，她雖是日本人，但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個性剛烈，不願受辱，因此就在安平家中切腹自殺。鄭成功收拾父親遺留的殘部後，憑著個人的能力與威望使得海商集團迅速發展。鄭芝龍時期插旗的商船約有一千艘，到了鄭成功時已經突破兩千艘。此時東亞的海上形勢，明白人都看得出來，鄭家軍與來自歐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必一決雌雄。後來鄭成功驅離荷蘭人，光復台灣，為了紀念母親，就把荷蘭人興建的熱蘭遮城改名為安平鎮。

農曆三月十九

所以笨港是顏思齊作為第一個有組織開發台灣的先驅登陸台灣的地方，而媽祖信仰也是在明末清初，隨著大量移民的湧入而興建了媽祖廟。因為是港口的關係，每年廟方都會組織善男信女，前往座落在福建沿海的湄洲島，也就是媽祖的祖廟，進香朝聖，而返航時間就定在農曆三月十九日卯時回到笨港的港口。然後，大隊的陣頭前來恭迎媽祖聖駕，遊遶笨港全境，祈求國泰民安，家家無不準備鮮果蔬食、雞鴨魚肉，祭拜媽祖並宴請親友，然後，媽祖的神轎才在眾人的簇擁下回到朝天宮。對一個北港子弟來說，春節不一定要回到北港過年，但是三月十九日，則是無論如何的忙碌，也會儘可能地回到北港。沒有「三月十九」情結的人，就不算北港人。媽祖的民俗信仰，可說浸貫透每一個北港子弟的心靈，我當然也不例外。

小時候，還沒有高速公路，那時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全台各地要來北港進香，大部分都還承租不起遊覽車，因此進香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糖廠線的小火車。而我老家就是處在火車站與朝天宮的中間，任何一個進香的隊伍都要經過我家門口。進香團大部份都會趕在前一天的傍晚前抵達北港，先住進旅館、客棧或為香客準備的大通鋪，當天晚上都要吃素齋，要等到參拜媽祖完後，才能開葷。北港的旅館業、餐飲業，也因為這樣而顯得特別繁榮。每年從十月半開始，進入了農閒期，一直到隔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媽祖聖誕，在這五個月當中，進香團源源不絕湧進北港，為了提供這麼多香客晚上時的休閒活動，全省各地跑江湖的都會來到北港討生活，北港本身也出了好幾個名聞遐邇的江湖賣藝團體，諸如:大飛龍、北港六尺四、北港老塗師等。這也造成了整個雲林海線地區的人都自稱為北港人，口湖、水林、四湖、台西無不如此。在那個年代，沒來過北港朝天宮祈福的人可說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兩岸長期的軍事對峙之下，家有孫子要當兵服役時，祖母必定會到朝天宮求個平安符。如果抽到「金馬號」（前往金門、馬祖服役），又要再來求一次平安。其它諸如新婚夫妻、求子，甚至買了新車也要到媽祖廟祈福，朝天宮雖是小廟，在台灣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北港也是當時全台灣流動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三教九流、扒竊、行乞、詐騙集團等，也都向北港靠隴。繁榮的一面也隱藏著治安的死角，在廟口或火、汽車站，都有很複雜的治安隱憂。父親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體會更深，因此我們從小，父親都會一再地告誡，要買東西、吃東西時，儘量遠離這種外地人集中的地方，那裡的價格都會灌水。尤其找一些殘障或者不健康的孩童做幌子的乞丐，背後都是受人操控。北港就是金光黨，詐騙集團時常得逞的地方。父親因為受日式教育，從不信神拜佛，就在我小學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父親對媽祖的態度。小學五年級時，父親奉命要抓一個通緝要犯，由於上面給的壓力很大，父親迫不得已，就去朝天宮祈求媽祖保祐，讓他能早日抓到通緝犯，誰知拜完之後，正是那位通緝犯也在拜媽祖，讓父親當場逮個正著，從此之後，父親也就開始拜媽祖了。



父親本來是不拿香的，但在要退休的前幾年開始拜媽祖、設神龕供奉媽祖、觀音及祖先牌位。我上了初中之後，每年清明節就隨父親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到斗六的三姨父家，然後一人騎著一輛腳踏車，父親和我兩人一起到祖墳掃墓。心裡感覺這是我離父親最近的時候，父親因為對我寄望最深，所以總是只帶著我一人回老家掃墓。有一次，我提了一個問題:「爺爺怎麼有個弟弟沒有老婆？」父親說：「因為你叔祖父娶了一個平埔族為妻，那時候漢人要是娶平埔族為妻，妻子是不能放進祖墳的。」這是我初次接觸到關於原住民的問題，所以內心忿忿不平，對於漢人較晚來台開墾，原本生活在台灣的平埔族卻還必須遭受岐視，很不以為然。尤其初三要畢業時，有五天的畢業旅行，是我一輩子初次來到台北，在陽明山公墓看到了許多用我看不懂的豆芽字寫成的墓碑，才發現都是洋人的墓碑。洋人來台可以立墓碑，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卻不能埋進漢族的祖墳，從那時起，我就立下宏願，要替台灣原住民伸張正義公理。這也就反映在1987年進入立法院之後，有次原住民同胞來陳情，說只因為生活習俗的關係，會攜帶番刀或弓箭出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警察卻以違反「槍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將他們移送法辦，他們去找了原住民籍的立法委員林天生與蔡中涵，但是沒有下文。因為當時原住民出身的立法委員都是國民黨的順民，不願因為替原住民爭取權益而得罪黨。我因為大學時有研究過人類學的背景，立即要求這一類的案件應該交付原住民出生的法官審理，結果當時居然連一位原住民法官也沒有，後來只好改為類似案件只能由原住民出身的國家公園管理處警察來提報。

客家血緣

連續三年的祭祖墳，才知道我是渡台第六代，父親是第五代，爺爺是第四代，祖先來自閩南地區的漳州，二百多年前渡海來台發展。2012年，由於都市規劃，渡台開基祖與二代祖的祖墳被迫遷移，撿骨後放進骨甕中，再移入附近的靈骨塔。其實，父親生前未曾知道我們的血脈是客家人，只因遷台後多與閩南人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就說閩南語，而自以為是閩南人了。後來，三舅父沈三郎回到閩南去尋根，才知道沈家本來也是客家人。我的大表哥，二舅父的長子，沈士傑在幾年前跟我透漏，說沈家是客家人，我跟他說我早就知道了。對客家文化理解多了後，才回憶起小時到外婆家，外公外婆的生活飲食習慣原來就是繼承客家文化的影響。

第一次聽到客家話是在大學一年級時，為了去看望在成功嶺大專集訓班的一位同學，他就讀交通大學。那時我從台北搭火車到新竹車站，再坐公車到交大，在公車上我看到一群新竹中學的高中生用我聽不懂的話在交談，我還以為他們是僑生。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客家話。我初中在嘉義唸，高中在台南市唸，這些地區從來沒有碰過講客家話的人。在台灣主流社會，講閩南話的地區，對客家人一向有偏見、成見。在大學唸書時，班上有個女同學，因為交了一個客家男友，遭到家人極力反對，因為大多認為客家人過於節儉、器量狹隘。在還未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之前，我就覺得對客家人的成見很不公平。在我後來的選舉中，在客家村落所得到的支持都是最熱烈的。在全世界，說閩南話的不到七千萬人，講客家話的卻超過一億人。在東南亞地區，客家人是以氣度恢弘著稱的。也許由於客家人來到台灣的時間相對較晚，好的地區早就被泉州人或漳州人佔走了，所以客家人只能在生產條件比較差的地方定居，由於水利差，又多在山區，使得客家人不節儉、不刻苦耐勞的話，難以養家活口。

外省籍師友

老朱家在斗六鎮郊區，現在的長安里，土話叫做十三分或西瓜寮，就在虎尾溪旁。從小，我自以為是閩南人，但是會關心原住民、客家人，所以自然而然的也會關心外省人。小學一年級時，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外省人，他叫做李士錚，住在糖廠對面的小眷村，他的牙齒公認是全校最健康的。後來，我打聽過他，他在屏東的空軍聯隊服役。小學三年級時，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外省人，他的名字是彭慎，後來搬到高雄。我高中在台南唸書時，也特地去高雄拜訪過他。高中時，我曾經被外省籍同學出賣過，他是國民黨的線民，但這卻不曾影響我對外省人的看法。大學時，所交的女朋友裘曼如，後來成為我的老婆，也是外省人。

高中三年級的國文老師邵永耀先生是吉林人，曾就讀於偽滿的建國大學。比起當時日本的八所帝國大學，偽滿建國大學的地位更為突出。為了配合日本侵略中國，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所以只要是建國大學的畢業生，不必參加文官考試，都直接有任官資格。而學校的制服就是日本海軍的將官服，宿舍睡的床舖還是石床呢！邵老師在就學期間，因為看不慣日本學生欺負中國學生，就跟日本同學打架，不小心打死了人，就逃進關內，後來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邵老師老家在東北開了三家酒廠，抗戰勝利後，自己帶著一百兩黃金到台灣旅遊，誰知，錢花完的時候，東北已經解放，就留在了台灣。師母則是哈爾濱人。高二升高三的暑期輔導有八週，我找了學弟替我去上課，我只要求考試不要零分就好，而我就回到北港老家看自己的書。高三開學時，邵老師發現我很陌生，他說他在暑假輔導課時沒有看過這樣的眼神。高三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內容是《孟子》，邵老師的粉筆字寫得很好，跟他的書法一樣好，後來我才發現台南市字畫的裝裱店，許多的匾額都出自於老師之手。那時候，我組了一個跨校讀書會，叫做「易興復華會」，以振興易學、恢復中華為宗旨，成員來自濁水溪以南的五所重點高中的優秀學生，共有二十多人參加。當時國民黨的調查局嚴辦讀書會，不是戴上台獨的三角帽，就是通匪的紅帽子。邵老師以個人性命擔保我，才讓我逃過一劫。此後，我常去邵老師家中拜訪，老師就會拿出高粱酒與我對飲，這也是我喜歡喝白酒的緣由。此外，對於傳統文化的熱愛，到近期出版的《四書精華階梯》，以及兩子「仰丘」與「尚志」的命名，都與邵老師有著緊密的關係。我從德國學成返台後，哥哥、姊姊們在北港老家宴請親友，已經退休的邵老師一個人開著白色的BMW跑車來道賀，其風采是多麼的瀟灑呀！我與老師本來有個約定，就是陪老師回長春走走，可惜沒有實現，老師病危時，入住三軍總醫院，老師堅持沒見過我最後一面不會立下遺囑。見過我之後，老師才安然離開人世。

我在成功嶺接受預備軍官基礎訓練的那三個月，教授「領袖行誼」課程的老師，是素有「海軍才子」之稱的胡湘淳少將。每週胡老師都會私下找我約談一個小時，後來最後的兩節課，也就是「領袖的經濟思想」，他刻意安排由我替他上課，自己則在一旁輔導。到了基礎訓練即將結束的最後幾天，胡老師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間，對我說:「朱同學，上級安排我來考核你。這三個月中，我在書面材料中寫到，從與你的懇談中，我發現你是個偉大的愛國知識青年。我要你替我上課，是方便我為你寫材料。你的問題我都已處理好了。」他還提醒我，社會很複雜，很多人會靠著打我的小報告，當成他們晉升的階梯。出國留學前，我特地去了高雄左營，到胡先生家中拜會師母。胡先生早就在1978年年底，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憂憤而死。

第一個30年的上半段（1954-1969）

1968年9月10日下午兩點左右。就讀於嘉義縣玉山初級中學三年級的我，在學校邊緣有一條因紙廠廢水染黑而被學生戲稱為黑龍江的排水溝旁，有一排遠離教室的矮樹林，由於隔著操場，所以格外的清靜，我時常一個人在那裡看書。我的農曆生日是9月10日，那時十五歲的我，立下了人生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大志願。那一個下午，一如往常般安靜的樹林中，我躺在草地上，仰望藍天，時逢大陸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面對天地，許下宏願：「我，朱高正，從現在開始，將用我最寶貴的青春和往後四十年的生命，無私無...

李慶華序

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解除台灣地區的戒嚴；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開放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眾所公認的，朱高正是台灣民主化的頭號功臣，也是結束兩岸軍事對峙、促成兩岸和平交流的第一人。

我何其有幸，能夠成為高正兄的兄弟。其實，早在我們結成知交的二十年前，家父就是經國先生的左右手，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當時，高正兄還在國立台灣大學唸書，由於他是校園裡面的活躍份子，而且是位讓國民黨極為頭痛的學運領袖，他從那時就與家父結下不解之緣。二十年前，我們在新黨有三、四年的同志情誼，但我們的兄弟情誼則遠非同志情誼所可比擬。當高正兄開始著手《六十自述》時，就邀我為本書寫序，礙於情分我沒有理由可以推卻，只好應承下來。

這部《六十自述》凡七十六萬言，可謂是一部堂堂巨著，費時一年兩個月乃得完成。據我所知，高正兄到現在所寫的任何一部著作，包括博士論文與其它學術著作，不曾用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可見本書應該是高正兄這輩子最重視的一部著作。本書首先回顧他人生的第一個及第二個三十年，從對這兩個三十年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他對第三個三十年的自我期許。第一個三十年上半部所敘述的是，從出生到上高中；下半部則是從高中、大學、服役，以至於留學；第二個三十年上半部則從完成博士學位、返台投入民主運動、擔任立法委員四任十二年，以至於在北京的講學；而下半部，則開啟了整個關懷與工作的重點逐漸轉向大陸。

其實，高正兄的天賦之高，世所罕見。他本來已經準備前往美國留學，手續都辦妥了，只因為韓忠謨先生剛為了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將當時為了聲援余登發而組織遊行抗議的桃園縣長許信良，予以停職兩年的處分，乃毅然辭去司法院副院長，告別公職生涯，賦閒在家，卻極為懇切地鼓勵高正兄前往德國留學。而高正兄竟能只花八週不到就學好德文，而且拿到教育部留德語文考試第一名，光憑這一點就令人匪夷所思。

高正兄從高二就自學《易經》，早在上個世紀末，他的易學著作就在大陸獲得國家圖書獎的殊榮，在易學界備受推崇，被不少高校選為教材。更有趣的是，他在德國攻讀哲學，且專攻人人視為畏途的康德哲學，他有關康德哲學的德文著作也被世界權威哲學刊物《康德研究季刊》，評為當代研究康德法權哲學四本必備著作之一。高正兄能夠同時對東西方學術界的兩座高峰──《易經》與康德哲學──有如此的造詣，實在令我打從心裡佩服。我發現，他的學術成就之所以如此的豐碩，除了他有極高的天份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奮不懈。

我發現高正兄從小就非常善於利用零零碎碎的時間：初中時代，天天兩個多小時往返通車的時間，從來就是手不釋卷；很多朋友告訴我，高正兄在機場候機或是等行李，甚至通關向來都是手不釋卷，或是嘴裡唸唸有詞地在記誦經典。這也就難怪他也是朱子學的專家。當他在1993年得知自己的確是南宋大儒朱熹的第二十六代裔孫之後，他就自認為對弘揚傳統文化有責無旁貸的責任。就像《孟子》最後一章所言「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刪述六經，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子在稷下學宮，舌戰諸子百家，弘揚聖人之道；朱子創立道統說，集理學之大成，使千餘年來不斷被邊緣化的儒學，重新成為主流思潮，且影響力遍及東亞文明圈。我看高正兄也有「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這種感慨，大有以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者自居，在全球化的的新時代，有再度弘揚聖人之道的弘願。

高正兄陰錯陽差，由於身處戒嚴統治時期，而未能在學術界發揮所長，反而一頭栽入民主運動的洪流。高正兄與一般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在於能夠說到做到，他每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的主要政見，都能很快實現。他第一次在雲嘉南參選立法委員，向選民保證，把他送進立法院，非逼得實現國會全面改選，決不罷休。結果，他做到了。第二次回雲林老家參選的主要政見是廢除水租，結果當選後，就職前，他就做到了。第三次參選的主要政見，引進德國先進的老農津貼制度，結果他也做到了。其實，我第一次領略到高正兄的文采，是他在1993年初發表給李登輝的公開信〈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獨治〉。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經國先生生前，他就不只一次在立法院大聲疾呼，要求經國先生辭掉總統，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接任行政院長，而讓李登輝接任總統，成為名副其實的虛位元首，如此內閣制就可以底定。事實上，經國先生去世之後，就是因為李登輝不願遵守憲法，不甘當一位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以致每一次的修憲，無不是為他個人的攬權與擴權來服務。換句話說，由於內閣制遲遲無法確立，導致台灣政治亂象延宕了二十多年。就如高正兄所指出的，李登輝是台灣由盛世轉向衰世的罪魁禍首。

高正兄曾對「衰世」下了一個定義：「大道不行也，私慾橫流；鄉愿當道，賢能隱退；凡事沒是沒非，無可無不可；若真有問題，先拖一陣子，當大家懶得再追究時，問題就算解決了。」我覺得高正兄對衰世的界定，十分傳神，而且維妙維肖。用「衰世說」來回顧台灣過去二十多年的亂象，真是若合符節。高正兄常跟人家說：「處在衰世，千萬不能太過關心公共事務，因為越關心，挫折感就越大。」他老是勸大家，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顧好，行有餘力再幫忙身邊的人。我身為立法委員不能同意他這種看法，但也很難駁斥它。

從高正兄的衰世說，我倒是看出他漸漸把他的關注重點從台灣移往大陸，他在大陸的活動在這本書裡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反正，高正兄是位精彩的人物，他在台灣表現十分精彩，我相信他將來在大陸的表現也將十分精彩。所以這本書，其實就是高正兄精彩人生的縮影。最後，我想引述前賢、原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在1995年為高正兄的著作所寫的序：「想要了解朱先生這個人，就一定要看他的書；關心國家前途的人，也非看他的書不可。朱先生治學之勤勉，問政之純真，在在使得筆者深信他的思想一定會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產生極大的影響。」

李慶華序

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解除台灣地區的戒嚴；沒有朱高正，經國先生就不會開放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眾所公認的，朱高正是台灣民主化的頭號功臣，也是結束兩岸軍事對峙、促成兩岸和平交流的第一人。

我何其有幸，能夠成為高正兄的兄弟。其實，早在我們結成知交的二十年前，家父就是經國先生的左右手，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當時，高正兄還在國立台灣大學唸書，由於他是校園裡面的活躍份子，而且是位讓國民黨極為頭痛的學運領袖，他從那時就與家父結下不解之緣。二十...

序一 陳孔立
序二 李慶華
序三 王在希
序四 朱茂男
導讀 林深靖

第一個30年的上半段（1954-1969）
第一個30年的下半段（1969-1984）
第二個30年的上半段（1984-1999）
第二個30年的下半段（1999－2014）

後記

序一 陳孔立
序二 李慶華
序三 王在希
序四 朱茂男
導讀 林深靖

第一個30年的上半段（1954-1969）
第一個30年的下半段（1969-1984）
第二個30年的上半段（1984-1999）
第二個30年的下半段（1999－2014）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