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數記憶的浮現：解嚴後的台灣文學趨向
陳芳明
釋放被壓抑的記憶
到達解嚴之前，台灣社會的思想活動已率先自我解放。這種解放不僅見證於黨外雜誌的滋生蔓延，也顯現在文學想像的蓬勃盛放。以暗潮洶湧來概括1980年代的文學風景，絕非誇張。在1987年解嚴前，至少已經看到黃凡《賴索》、《傷心城》的政治小說（1983），李昂《殺夫》與廖輝英《油麻菜籽》的女性小說（1983），以及白先勇《孽子》的同志小說（1984）。這些作品幾乎在同一時間問世，一方面宣告作家對苦悶政治環境的不耐，一方面似乎也呼應了當時社會的騷動現象。
從老兵返鄉運動、原住民復權運動，到農民北上遊行運動、勞工運動、女性運動、學生運動，反映了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求變聲音從島上各個角落發抒出來。潛藏在作家思考的爆發能量，也在1980年代初期釋放出來，適時參加了這場前所未有的歷史大合唱。

在宣佈戒嚴時期正式終結的1987年，頗具象徵意義的一個事件也同時發生，那就是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的付梓出版。這冊歷史作品，在於總結整個威權時期（包括日治殖民體制與戰後戒嚴體制）的文學流變，也在於預告一個全新的文學生產即將到來。葉石濤的《史綱》也許失之簡略，卻足夠讓後人窺見台灣文學曾經有過的壓抑與掙扎。不過，這冊專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拉出另一條歷史記憶。在中原取向的黨國教育之下，台灣歷史記憶曾經受到長期的遮蔽，或者只能依附於中國歷史的邊陲。遠在1965年，葉石濤便已發誓要寫出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經過20餘年之後，他才完成了誓願的實現。《史綱》的出版，意味著複數記憶的浮現。縱然這冊規模有限的史書還不能與龐大的政治論述相互比並，卻已釋出一個強烈的暗示；被壓抑的許多記憶，就將要在威權體制鬆動之際不斷湧現冒出。

經過1977年文學論戰的洗禮，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結盟似乎已形成鮮明的趨勢。鄉土文學論戰的硝煙瀰漫時，統獨兩條路線的思考也逐步在形塑之中。這場論戰，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並未提出具體的答案。不過，雙方陣營掀起的文學思考，已開始挑戰質疑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威權。台灣作家對於政治權力的干涉，都已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不耐。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爆發，使得鄉土文學論戰的後續發展被迫中止。但是，作家對國民黨體制的抗拒與批判並未熄滅。1982年至1983年再度爆發台灣意識論戰，正好可以證明所謂的文藝政策，已失去能力制約作家的思考。

對於統派而言，國民黨的思考立場不足以承擔「中國」的真正意義。對獨派來說，國民黨的中原取向也不能負載「台灣」的具體內容。因此，威權體制遭到民主運動挑戰時，它長期構築的政治大敘述很快就出現疲態。陳映真在1980年代所寫的政治小說〈山路〉、〈鈴鐺花〉，開始為50年代的白色恐怖記憶發出聲音。鍾肇政的歷史小說《怒濤》、李喬的長篇小說《埋冤一九四七》、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也開始揭開二二八事件的記憶。這些文學作品問世時，等於是宣告國民黨的立場既不夠「中國」，也不夠「台灣」。

富有濃厚意識型態的這些文學作品，在藝術成就上可能有其侷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完成其特殊的歷史任務，那就是在國民黨主導的歷史記憶之外，挖掘出被埋葬許久的民間記憶。歷史造像運動在解嚴前後幾乎臻於高峰，弔詭的是，當整個文壇走向開放之際，1970年代崛起的鄉土文學運動卻出現式微的跡象。

鄉土文學運動也許不能以沒落來概括，但是，它的力道已沒有1970年代的氣勢那樣旺盛。究其原因，當然可以從經濟結構的改變來解釋。全球化的風潮在解嚴前後逐步席捲脆弱渺小的海島，當台灣被整編到世界經濟體系時，鄉土的內容也不能不受到改造。不過，從文學創造的本身來看，鄉土文學的思考是以台灣意識為主要基礎。台灣意識萌芽時，就已具備民族主義論述的形式。這種素樸的民族主義，便是用來對抗國民黨所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從語法使用到藝術技巧，鄉土文學的書寫策略無非是以台灣意識的大敘述來挑戰中原意識的大敘述。經過10年的對峙與挑戰，無可懷疑的，已形塑了相當堅強的本土論。

然而，本土論的伸張並未在鄉土文學運動中開花結果，反而是嫁接到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尤其是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本土論已不再是文學論述，它成為了反對運動的政治論述。本土論的轉移，使鄉土文學加速結束它在特定歷史階段的任務。如果台灣意識式的民族主義思考是為了取代國民黨的中華民族主義，在政治運動的場域反而可以發揮立即而明顯的效果。相形之下，本土論在鄉土文學的創作中，能夠獲得的批判能量變得相當有限。不僅如此，大敘述的書寫策略，也很難吸引在1980年代登場的作家。他們追求的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藝術思考，更為細膩而深刻的想像與感覺。

威權崩解的前夕，新的文學理論源源不絕輸入台灣。從傅柯、羅蘭巴特、德希達的解構理論，到女性主義、同志理論、後殖民理論、後現代理論，在解嚴之際不斷湧入。伴隨新的文學思潮的進口，外來的文學翻譯也同時刷新讀者的思維。昆德拉、馬奎茲、卡爾維諾、村上春樹的小說，也在最短期間成為讀書市場耳熟能詳的名字。

台灣作家並不是因為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而有了轉向，較為安全地說，他們在追求自我解放的慾望時，借助於新的文學理論與翻譯作品的燃燒而變得更為旺盛。一元論、中心論的文學觀念，曾經主宰台灣文壇數十年之久，至此漸漸被正在崛起的文學思維所取代。女性文學的大量生產，抗拒的是男性中心論；眷村文學的抬頭，質疑的是黨國中心論；原住民文學的甦醒，挑戰的是漢人中心論；同志文學的出現，批判的是異性戀中心論。這是前所未有的文學趨勢，不僅在於建構新的台灣文化主體，更重要的是，也在於強調彼此的差異。性別的、族群的、階級的差異，無疑是構成了解嚴後台灣文學發展的主要特質。

複數記憶的具體浮現
歷史記憶的重建運動，不再只是屬於本土論者。那種總體性的、父權式的思維，已不可能概括台灣社會內部的所有記憶。突破中華民族主義論與台灣意識論的行動，來自女性作家對男性歷史書寫的質疑。歷史撰寫權自來就是操在男性手上，壟斷了歷史解釋權，等於掌握社會的全部記憶。女性身份與思維之遭到徹底擦拭，無非是由於男性史家的偏頗史觀。如果女性要獲得發言權，就必須向男性學舌或模仿。這種情況在1980年代的後半期開始被改寫。

女性作家以小說形式介入歷史書寫，是解嚴後值得注意的現象。以文學干涉歷史，是相當重要的策略。傳統男性史觀在解釋歷史事實時，往往過於偏愛「分水嶺」、「轉捩點」、「關鍵性」、「導火線」之類的時間點。大事件、大人格的描述，可以膨脹男性在歷史上的重要位置，而那樣的位置終究不是女性能夠輕易抵達的。

要翻轉在歷史發言權的劣勢，女性作家並不汲汲於營造大敘述的書寫，而是從細微的、枝節的地方著手。這種細緻而深刻的挖掘，正是男性史家從來不會注意的。傳統史家看到的盡是壯闊的歷史場景，只有在大規模的時間背景下，才能塑造英雄式、帝王式的人格。女性作家反其道而行，選擇從自己的身體與感覺出發，甚至是從被壓抑的無意識世界出發。她們採取徐徐圖圖的方式，對男性史觀進行解構。
三位女性作家在解嚴前後不約而同選擇歷史題材來營造小說，包括平路、李昂、施叔青，開啟了前人未曾有過的想像。她們刻意在男性撰寫的歷史作品之上添加新的情節故事，縱然是出自虛構，卻反而更為真實地貼近歷史。平路所寫的《誰殺了╳╳╳》（1991）與《行道天涯》（1995），首度對國民黨所尊崇的歷史記憶進行顛覆。《誰殺了╳╳╳》暗示的是蔣經國的情史，而《行道天涯》則是直接在書的封面印上：「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愛情故事」。神聖莊嚴的黨國歷史，幾乎是所有史家的禁地。平路勇於直探禁區，並不挑戰官方所建構的史實，她從偉大人物身邊的女性，長期受到忽視的女性身體開始建構記憶。

男性史家對於過去的政治事實酷嗜歷史化（historicized），但是平路並不介入時間敘述，她最高明的地方便是把男性的時間予以空間化（spatialized）。這當然已是耳熟能詳的女性主義者的書寫策略。所謂空間化，便是不必斤斤計較於時間的正確與否，反而是小說人物的心理空間值得細心經營。平路的《行道天涯》，完全不去侵犯孫中山的崇高人格，甚至也不褻瀆他的民族精神象徵。凡是觸及黨國歷史，平路刻意遵循既有的官方格局，她的小說創造全然聚焦在宋慶齡身上。孫中山去世時，宋慶齡正處在30年華，擁有成熟的女性軀體。她進入宋慶齡的內心世界，探索這位被尊崇為國母的情感、慾望、記憶、想像。年輕的生命必然還具有憧憬與嚮往的能力，國族榮耀加諸在國母身上的枷鎖，也必然使她掙扎抗拒。平路從平凡女性的感覺去推想宋慶齡的內心騷動。這種對歷史人物的空間閱讀，恰好是傳統史家無法也無能處理的。以肉體對照國體，以情慾比並情操，相當鮮明地揭露了男性史觀的虛偽與矯情。孫中山終其一生投身於救國救民，竟無法挽救他身邊女性的肉體煎熬。

宋慶齡升格成為一位受到國家尊崇的女性後，看不見的道德、榮譽、名位都降臨在她生命。她的尊貴，變成她的囚牢。而那樣的尊貴不是由她努力爭取得來，只不過是受到丈夫的庇蔭，餘生都要活在他的陰影裡。她的人格，是依照男性的價值觀念量身訂造。平路的歷史故事，恰恰可以暴露男性記憶之禁不起檢驗。
李昂同樣以女性故事介入歷史的書寫。平路撰寫的是辛亥革命運動，李昂的《北港香爐人人插》（1997）則集中刻畫台灣民主運動。如果平路的筆法在於批判中華民族主義史觀，李昂的小說便是在反諷台灣意識論者的歷史記憶。事實上，她的小說原是以「戴貞操帶的魔鬼」作為系列主題。「貞操帶」隱喻男性道德，「魔鬼」暗示女性情慾。台灣民主運動在本土論的塑造之下，也是另一種莊嚴的大敘述。但是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政治運動，不僅不能拯救女性，竟帶來更多的枷鎖與束縛。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1993-1997）全然取徑不同的策略，更進一步揭穿男性史觀的虛張聲勢。她寫香港故事，自然有其焦慮。施叔青擔心的是，香港歸還中國之後的命運，可能重蹈天安門事件的覆轍。這部龐大小說，其實是從最細微的地方發展出來：故事中的女性是一位妓女，歷史的開端則始自於一場鼠疫。施叔青的企圖是為了達到以小搏大的效果，質言之，既要批判西方的殖民主義，也要抗拒中國的霸權心態。

三位女性作家的技藝，開啟了1990年代的女性歷史風景。她們的作品正式宣告，男性的莊嚴歷史記錄隱藏了多少虛構、變造、加工、跳接的記憶。格局越大的歷史書寫，更容易填塞越多的政治謊言。她們透過女性身體的探索，窺見了迷霧背後的歷史真相。男性的威權縱然沒有因此而萎頓，至少可以確信的是，新的歷史書寫已經朝向女性知識論的建構去積極追求。

在歷史書寫的同時，解嚴後的女性作家也更加辛勤地在家族與自傳的議題構築故事。值得注意的便是朱天心所寫的眷村文學三部曲，包括《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古都》（1997），《漫遊者》（2002）。眷村是外省族群的特殊記憶，在政經結構產生急劇變化之際，這樣的記憶已無法躲避凋萎的命運。然而，眷村卻是一個世代流亡族群的集體記憶。在錯綜複雜的歷史交會之下，他們彷彿是注定要被遺忘的。國民黨絕情的棄擲，民進黨政治正確式的排斥，共產黨疏離的冷漠以對，使有過眷村經驗的外省族群在歷史洪流中找不到確切的定位。朱天心有意為這種飄流的命運留下見證。她選擇在所有主流思考中挖出一條不可磨滅的記憶，聲音可能是細微的，但造成的回響卻異常巨大。

屬於外省族群的作家中，張大春採取一種更高的姿態，俯視變化中的台灣社會。他文字很冷，技藝卻極高深。他也可能是解嚴前後最具透視能力、揭穿歷史騙局與政治謊言的作家。從《四喜憂國》（1988）、《大說謊家》（1989），到《撒謊的信徒》（1996）、《本事》（1998），他以正面的態度批判歷史的虛構。在故事裡，他比所有的政治人物還會說謊，還更具有能力編造事實。他要挑戰的是，歷史上的真理不必然是真理，小說中的謊言不必然是謊言。甚至，謊言深處竟存在著真理。在事實與虛構之間，他尊崇的是小說。沒有一位作家可以如此放膽，刻意貶低歷史價值，而更惡意蔑視政治人物。張大春暗示的是，事實若是可以編造，記憶當然可以創造。《本事》這本書附有英文譯名：「Pseudo-Knowledge」，亦即「偽知識」。即像雜文又像札記的這本書，以魚目混珠的方式，把事實與偽造摻雜成一種既像知識又不像知識的文體。他以這種文體來鑑照學術殿堂所傳授的知識，近乎戲謔的批判，更加彰顯人間有多少謊言在流竄傳播。

在這場重建記憶的風潮裡，原住民作家也沒有缺席。在台灣的族群中，受到歷史失憶症侵襲者，莫過於原住民。這不僅是外來殖民者與漢人移民者的文字書寫取代了他們的記憶，原住民的固有神話傳說也遭到篡改與變造。透過壓迫、掠奪的手段，漢人沙文主義取得了記憶的合法化，原住民的文化資產幾乎被破壞淨盡。1980年代以後，原住民的復權運動點燃了建構歷史記憶的希望。

泰雅族詩人瓦歷斯•諾幹，曾經沉痛表示，他讀完18冊的《台中縣志》，只「看到漢人的開墾史，完全看不到原住民的部落史」。這種以粗暴方式擦拭歷史記憶的伎倆，正是漢人中心論的罪證。在歷史上原住民缺席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殖民者與漢人的傲慢。因此，原住民書寫的大量生產，縱然是被迫使用漢字，已經可以預告台灣的歷史記憶必須重新改寫。

瓦歷斯•諾幹的詩集《想念族人》（1994），在於書寫原住民在他們的原鄉台灣四處流離失所的景象。如果原住民有自己的文字，這本詩集可以把感情表達地更為透徹。然而，他藉用漢文來書寫，充滿了壓抑的憤怒。詩集裡看到的原住民，流亡在礦區，在城市，在海洋，他們四處為家，唯一不能企及的竟是自己的部落。他的文字極為乾淨，節奏亦極舒緩，然而一股抑鬱之氣直通讀者鼻息。他的另一冊詩集《伊能再踏查》（1999），則是追溯族人的記憶，對日本殖民者提出控訴。瓦歷斯•諾幹的生產力極為旺盛，他的作品也足夠使他成為重要的傑出詩人。

在威權時代，記憶被變造、被擦拭的經驗，至今仍是餘悸猶存。解嚴20年來，已經見證島上的性別與族群釋放長期被壓抑的記憶。沒有一個族群的記憶，可以取代另一族群的記憶。也沒有任何一個特定族群的歷史，可以代表全部族群的歷史。所有的記憶，都可以成為文學想像的根源。台灣文學的生產力與創造力，能夠臻於蓬勃狀態，正是因為所有的歷史記憶獲得釋放與盛放的空間。如果有所謂的台灣歷史記憶，那必然是由所有性別與族群的不同生命經驗所鍛鑄而成。

然而，新的記憶也源源不絕注入台灣。外籍新娘創造的新台灣之子，正在融入台灣社會的階段。他們的記憶，必然是在台灣經驗之外，還添加了來自母親的歷史經驗；而那樣的經驗可能來自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中國。台灣的歷史經驗，無非是原住民、移民者、殖民者所共同擘畫，這是台灣文化的力量能夠保持生動活潑的重要原因。未來的台灣文學生產，必然會有新台灣之子的貢獻。歷史想像將不只是南京大屠殺或二二八事件，越戰創傷的記憶也有可能會匯入台灣文學的想像。

學習尊重不同的記憶，其實也就是在學習如何保存台灣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力。所有個別的記憶，都是獨一無二，都是無法複製。回望20年來的台灣，啟開的歷史閘門不容再關閉。文學因為記憶釋放，想像才獲得盛放。

複數記憶的浮現：解嚴後的台灣文學趨向陳芳明釋放被壓抑的記憶到達解嚴之前，台灣社會的思想活動已率先自我解放。這種解放不僅見證於黨外雜誌的滋生蔓延，也顯現在文學想像的蓬勃盛放。以暗潮洶湧來概括1980年代的文學風景，絕非誇張。在1987年解嚴前，至少已經看到黃凡《賴索》、《傷心城》的政治小說（1983），李昂《殺夫》與廖輝英《油麻菜籽》的女性小說（1983），以及白先勇《孽子》的同志小說（1984）。這些作品幾乎在同一時間問世，一方面宣告作家對苦悶政治環境的不耐，一方面似乎也呼應了當時社會的騷動現象。從老兵返鄉運動、原...

目次
　余英時 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
　高行健 作家的位置
　吳乃德 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
　黃宗潔　當代台灣動物書寫中的動保意識　
後解嚴台灣文學
　唐諾 文學在乎解嚴嗎？
　張錦忠 一九八七
　劉亮雅　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回顧與展望
思想鉤沈
　謝金蓉　許壽裳與「阿里倉倉、氣象熾昌」：1945-1948
　陳柔縉　發現台灣第一家咖啡店
　嚴搏非 讀波蘭尼四則
　廖美　跨界：賀緒曼的學術信念
自由主義筆談（下）
　錢永祥 自由主義的價值意識與社會想像
　周保松 自由主義的理念
　劉擎 自由主義及其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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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俊麟 哲學家德沃金獲得2007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
　陳瑋鴻 麥克‧瓦瑟思考政治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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