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外交的線索探知許博允的全方位演出
吳靜吉
觀賞許博允多元豐富、高潮迭起的人生劇場，真的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我只能選擇以我親自目睹他的文化外交線索，試著拉開他全方位演出的劇幕。
一九八五年，文建會委託蘭陵劇坊舉辦「舞臺表演藝術人才研習會」，「新象」也成立小劇場。許博允陸續從他信任的研習會網羅人才，其中一位負責企畫的學員很高興地告訴我，她已經擬定一個計畫讓「新象小劇場」成為小型表演團體和潛在藝術家百花齊放的舞臺。
聽完她的計畫，我立刻分享她對表演藝術的同理心和願景，然後非常驚訝地發現她把新象當作補助藝術家和團體的「政府」單位。在她的想像中，新象要擔負所有的製作費和演出費，當然表演團體和藝術家不必付場租也不必考慮票房。我只問她：「妳認為新象是什麼樣的組織？政府單位？基金會？社會團體？營業公司？還是什麼？」
在我的期待眼神中，她終於說：「文建會、教育部等政府單位、企業家都應該支持她所提出的計畫。」我就接著說：「那妳同時也要提出一個向政府、企業界或民間團體和其他有錢人募款的計畫。」
當然，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事都浪漫有餘、經驗不足，而且定位模糊。
其實她的藝術熱情和想像是應該獲得掌聲的，她認為政府必須支持新象小劇場，培育人才、成就作品、增進民眾的藝術欣賞。 最後她說：「不管怎麼樣！如果賣票，像我這樣的觀眾一定會蜂擁而上，至少可以收支平衡。」我逗她說：「你好浪漫！」
這位浪漫、愛好藝術的年輕人之想法，顯然反映了許博允創辦和經營新象的初衷、理想和後續經營。好多次，我都想對許博允說：「不要以為新象是政府編列固定預算的文心推展中心。」但最後總是「話到嘴邊留半句」。
那麼許博允的浪漫從哪裡來？他的藝術又從哪裡來？
許博允的藝術才氣和造詣，是音樂，卻也超越了音樂，是跨領域、跨時代、跨文化的。在曼谷舉行的亞洲文化推展聯盟會議上，他以中亞的音樂與文化為主題的演講，讓民族音樂家驚嘆不已。在許多藝術正式和非正式的聚會中，他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經常是主導性地談論音樂、戲劇、舞蹈、美術等等。我因為所知有限，很少發言，但總會回到我的本行－－教育心理學－－觀察其他藝術家和藝術學者的反應和對話態度。
許博允除了藝術的內在動機、熱情和素養外，還具有心理學五大人格特質當中跟創造力最相關的「開放經驗」特質。這些才氣和特質，一方面來自他的基因，大部分來自他的家庭與所有他隨興選擇的文化環境和氛圍所提供的學習資源。
許博允是大家族出生的，三千寵愛在一身的自信和霸氣，讓他面對權威不臉紅、面對年輕人的挑戰不覺得是反抗、面對同輩喜歡起鬨、飆創意。
祖父母、父母、舅舅和進出許家大門的親族與各行各業，兩岸、 多國前輩之藝術資源，讓他在吸收、探索、評論、批判和轉化中， 萌芽、孵化，因而成長了他的藝術及其文化和政治脈絡的知識能力。
許博允從小就比一般同輩的人擁有更多的跨文化經驗，心理學的研究也一再驗證跨文化經驗對創造力的正向影響，許博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2014年「新象36視覺藝術大展─台灣百年藝術史觀」是他跨領域、跨文化、跨時代，多元體驗和創新的另一項見證。許博允不是藝術科班出身，他的開放經驗、積極主動、樂觀多元 的特質，卻助長了他創造和把握機會與非正式的師傅建立亦師亦友的 「師徒情結」，他保有傳統的尊師重道之美德，卻對長輩權威毫無畏 懼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挑戰師傅。
1976-1986年菲律賓文化中心的總裁，音樂家Lucrecia Kasilag，和老許之間比血緣關係的母子還要親，是作曲、是音樂、是文化、是藝術推動、是許博允的尊師重道卻又時常提出不同資訊和見解的挑戰，讓他們「母子情深」。
音樂科班出身的長笛家樊曼儂和老許之間，同樣在推動作曲、音樂、文化、藝術，讓他們「情深藝重」。自從自信、霸氣又浪漫的許博允趕到機場，硬是把正要飛向美國學藝的樊曼儂「感召」回頭。這對亦師亦友、亦情亦理的藝術伴侶，開啟了共創推展藝術文化的機制和舞臺，而讓臺灣的藝術豐富活潑起來。
有一次在樊許客廳，聽他們激昂辯論音樂，老許突然話鋒一轉：「你是我太太耶！」樊曼儂：「每一次在音樂上講不過人家，就搬出丈夫的角色。」大男人的老許居然笑出聲來。我當時心想，他們命中註定了「情深藝重」的彈性角色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他們共創的「新象」和「環境文創」成了我免費學習表演藝術的移動學校。
許博允的霸氣隱藏豐富的同情心，幾次和他出國開會，在轉機時他「鶴立雞群」的身影，容易吸引陌生人來求助，說他們掉了護照或錢被偷走而身無分文等等，他總是恨不得把所有的錢掏出來送給他們，還自信滿滿地告訴他們如何向自己所認識的駐當地政府人員求助等等。有一次許博允焦急轉身打電話給求助者駐在當地的大使館時，那兩人立即跑掉了，發現原來這是一場騙局。
演出後或出去開會時，老許特別喜歡湊熱鬧、搏感情、飆創意，他似乎不相信「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的事實。這樣的特色也延伸到逛街購物，每到一個外國城市，我們都會逛夜市和跳蚤市場，他似乎享受與店員「討價還價」的互動樂趣，他們的你來我往是一場演出，同行的我們偶而扮演路人甲、偶而扮演觀眾，讓我體會莎士比亞所說的「整個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演員罷了」，以及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的「每個人都在日常生活自我表演」的理念。
他的文化外交成就非凡，其中之一是體現在他和Kasilag等人發起創辦的亞洲作曲家聯盟、亞洲文化推展聯盟、亞洲戲劇協會等的國際組織及其後續的會議和活動。他常忘了自己不是政府官員，卻完成了缺乏藝術認知的政府代表以及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文化交流使命。
新象和環境文創一方面引進國外以表演為主的藝術，讓臺灣人不必出國就可以欣賞頂尖藝術，另一方面則用心良苦地推薦臺灣的藝術團體和藝術家給外國的經紀人、場館負責人和相關的政府文化官員。
在亞洲文化推展聯盟和其他亞洲藝術會議中，與會者幾乎每次都會建議亞洲各國共同製作跨領域、跨文化的表演節目，或在曲目中加上當地的音樂和藝術家，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而許博允卻在各種限 制中實踐了這樣的期許，例如1983年，美國國家交響樂團來臺演出時，他斬釘截鐵地要求大提琴兼指揮的Mstislav Rostropovich演奏馬水龍的《梆笛協奏曲》，立即獲得指揮的共鳴，因而在美國的同時轉播，讓美國人聽到臺灣傑出的聲音。
在2002年，多明哥應新象之邀來臺演唱時，他立即推薦江蕙同臺合唱「雨夜花」，讓臺灣本地人也能親耳體驗聆聽來自本土的優美聲音。
如果我只能用兩句話描繪許博允，我認為他是被各種獎項和政府浪費的人才和機會，他是個創意人、社會創新先知、作曲家、藝術創 業家、文化外交家，以及其他全方位舞臺上的許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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