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都覺得炫富很容易，但德瑞（Dre）的生活卻告訴我們，要讓人做出炫富舉動，事前是得費一番工夫的。
接近午夜時分，在Downtown 這間位於蘇活區（SoHo）精緻又時尚的餐廳裡，德瑞那桌的晚餐即將吃完。德瑞的左右兩側圍繞著六、七個美麗女子，全都是時尚模特兒那種程度的美──年輕、高挑，五官完美無暇，身上的衣服和高跟鞋極其時髦，彷彿是離開伸展台後就直接來到這裡一般。她們只要走進房間，眾人的目光就很難從她們身上移開。
週日晚上的Downtown 別具風貌。店裡的裝潢很奢華：長毛絨套的傢俱、桃花心木吧台、巨型吊燈，牆上還貼著知名時尚攝影師的巨幅經典作品。店裡不放音樂，只有持續的談話聲，歐洲不同國家的語言交錯其間，不時也點綴著笑聲和香檳酒杯碰杯的清脆聲，接著身著白衣的義大利服務生便迅速上前再把酒杯注滿。每一桌都坐著有錢男性──名人和貴族、八卦版面會報導的社會名流、演員、音樂人、製作人、企業家和銀行家──在美女的陪伴下用餐。
而這一切的中心就是德瑞的桌子。他談笑風生，在社交場合總引人注目，也引導著桌上的談話、貝里尼酒與義大利麵在用餐者之間來來往往的節奏。不管他在做什麼，德瑞總會同時環顧全場，若有人目光與他相對，他就會大方施以微笑、眨個眼，接著站起來用法語或英語流暢地迎接每個經過的客人，然後在每個人的臉頰上親吻兩下。
德瑞是一個三十八歲的黑人，笑容燦爛，留著極短的平頭。他身穿皮褲，一件清爽的白色T恤，再配上一雙閃亮的愛迪達限量版新球鞋，這套雖然休閒但卻明顯非常昂貴的造型被他稱為「搖滾時尚」。他是現場唯一的黑人，在這裡，他會隨意地和多為白人的群眾打鬧嘻笑。在他迷倒餐廳內眾生時，也不忘謹慎留意著坐在他這一桌的女人身上；他會和摟在懷中的女子調情，無論那人是誰，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那名女子將會是我。
「我超愛公關這份工作的，看看我身邊有多少美女，」他接著說，「有些美女還會喜歡上我呢，那可就麻煩了。」他邊說，邊對坐在對面的女人眨了眨眼。她笑著搖搖頭。德瑞很享受這種關注。過去六年以來，他每個星期天晚上都會邀請女性到這家餐廳用餐。此前，他大約是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始，在多間夜店工作了好幾年。在夜生活的業界，德瑞被稱為「形象公關」──這個詞代表他是自由接案者，他會和城市中許多夜店跟餐廳簽約，負責為店家帶來所謂的「優質人群」（quality crowd），也就是一群由有吸引力的女性、富豪、名人和其他社會關係良好的人所組成的群眾。理論上，他帶來的人流可以提升夜店的形象，最後就能吸引到真正有錢的客戶以及他們的資金。每個星期天，Downtown的管理階層都會付德瑞一筆豐厚的費用，根據酒吧的消費狀況，大約都在一千兩百到四千五百美元之間不等，而他會從中抽取25%，工時大約五個小時。
這是一個飽受質疑的職業。公關被廣泛批評為皮條客或「模特兒馬伕」（model wranglers），對他們來說，在時尚界剩餘的低薪新人，也就是所謂的「女孩」，是下手的最好目標。公關（有時被簡稱為PR）飽受模特兒經濟公司憎惡，而且每隔幾年，這些男子就會成為媒體高調報導的對象。公關工作的核心是個令人不快的現實：為有錢男性仲介女性與酒精。德瑞知道他的工作並不光彩，但確實利潤不菲。他的年薪高達二十多萬美金。雖然與周遭的有錢人相比，他在夜晚所賺的收入就顯得微不足道，但他深信，這個差距會縮小。他相信，只要繼續與這些全球新興精英一起工作，有朝一日他也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還好嗎？」他向一位穿著昂貴西裝路過的男子用法語打招呼。德瑞起身和他握手，並聊了幾句；坐下來時，他在我耳邊低聲說：「那傢伙來自沙烏地阿拉伯一個大家族。億萬富翁。」接著又向一名坐在吧台前的女子眨了個眼，據說是個以境外銀行聞名的小民族國家公主。當另一個男人走近餐桌時，德瑞低聲對我說：「這個人真的很有錢，他的家族，超有錢。」接著，德瑞嬉皮笑臉地和他用肩膀互撞了一下，並用拳頭碰拳頭。「我一個女生朋友問我今晚這裡有沒有帥哥，」德雷主動開了話題，又刻意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一看到你走進來，我就說有！」
這就是德瑞的世界中的精英。他告訴我：「他們可不是1%的人，而是0.0001%的人。那才是我想要打交道的人群。」
簇擁在德瑞身邊的女人，譬如我，只需要看起來有錢就好，不需要真的很有錢。也幸好如此，因為我們所有人應該都付不起今晚的晚餐帳單。在沒有半個人查看價格的情況下，雞尾酒、義大利麵、新鮮蔬菜和沙拉、魚和牛排，接著是甜點和濃縮咖啡，紛紛上了桌。我某一次曾偷瞄過菜單，在Downtown，一杯雞尾酒的價格大約是二十美金，一份甜菜沙拉佐羊奶乳酪則要二十四美金。在我研究VIP派對的這十八個月中，我在這裡吃了十幾次飯，但從來沒有付過錢。
「女孩」們的酒水與餐點都是店家招待的；源源不絕的餐點跟酒杯送上桌，都會說是「店家的心意」。為了接待我們這一桌，德瑞向服務生支付了小費，通常是帳單的25%上下。
每個星期天晚上，Downtown 都要花上大概一千多美金，只為了招待我們、讓我們開心。但長遠來看，我們的存在所能帶來的價值，無論對Downtown、對在此用餐的人，還是對德瑞本人來說，都遠比一千多美金還大得多。
德瑞邀來的客人多半都是初入時尚模特兒界的女性，或是學生，有時則是還在找工作的人，他們的求職領域從設計到金融都有。要坐到德瑞身邊的最大先決條件，就是必須長得夠漂亮。事實上，就在當晚稍早的下午，德雷就開玩笑傳了兩封簡訊給我，要確保我的外貌沒有問題：「小艾，穿亮眼點。」然後幾分鐘後又傳來一封：「高跟鞋。」
也許他們並不完全是在開玩笑。當女性打扮好看的時候，他會滿口稱讚，不好看的時候，他的態度就冷若冰霜。外貌不符他標準的女性，他會直接視而不見──除非她們很有錢，或者有其他理由所以很重要。有一次，他甚至跟一名身高一般的女性說：「站去那邊」，要她去某個離他桌子遠遠的角落。
在跟德瑞出入這些場合時，即便我可能已經坐在他身邊，穿著一套全新的絲綢連身裙，腳上踩著十公分的高跟鞋，我還是很常覺得不自在。德瑞在二○一一年首次同意我可以跟著他在夜店進行社會學研究時，我開始揹一個一九八○年代出廠的二手香奈兒手提包。那是跟我姊借的，她當時應該是在eBay上花兩百美元買到，狀況很差。我跟修鞋師傅買了一張皮革補片，黏在包包破舊的角上；沒過多久，補片開始脫落。我把包包藏在身後，只把香奈兒包那個標誌性的金、黑色鍊子晾在椅子上展示，偽裝出百分之一的人的打扮。
但我並不孤單：其實德瑞同樣也在和這群精英玩著偽裝遊戲，雖然他更游刃有餘一點。他是阿爾及利亞移民第二代，來自法國郊區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家人是專業工作者。他從巴黎的法學院輟學後，來到邁阿密追尋音樂夢，追夢失敗後，他就在那裡當起了服務生。有一段很短暫的時間，德瑞曾流落街頭，而這個經歷應該是旁人完全猜不出來的，因為此人的談話內容總是在展露他的人脈與他開創事業的潛力。他總是吹噓自己正在進行的五、六個事業計畫—他的流行歌手生涯、他的電影製作公司、他正在為一家科技公司打造品牌形象、他正在推展的實境節目、一間「在非洲」的食品運輸公司（這是他眾多投資中最模糊的一項），以及一間汽車服務公司。雖然每週德瑞列出來的投資清單都會有點不同，但他對這些計畫都非常樂觀。他曾說過，他的汽車服務商業模式是這樣的：「你先從一輛車開始，然後一輛會變成兩輛，再變成十輛。這就是美國人的方式。」
當我傳訊息問他今天在幹嘛時，他可能會這樣回：「我正在談一筆超大的生意！祝我好運⋯⋯至少兩天我就會知道結果了！！幾百萬元的生意。」
他很喜歡說：「我愛夜生活，你永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不過，就如同許多其他和德瑞有關的事情──不過都是嘴巴上說說而已。
很快，德瑞就會如往常般點一杯濃縮咖啡，然後開始邀請他的客人們上樓、走進夜店：「女孩們，我們上樓去參加派對怎麼樣啊？」
珍娜（Jenna）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金髮女子，還在找金融界的工作機會，她嘆了口氣後起身，口中喃喃自語：「去跳舞來付這一頓晚餐錢吧。」珍娜很少出來──她大概是一年前認識德瑞，他在街上注意到這個漂亮的大學生，便停下來自我介紹。珍娜在學校朋友不多，她那時覺得德瑞頗有趣，或許兩人可以做個朋友。德瑞說服她今晚來Downtown 免費吃頓好的。他對她說：「你永遠不知道會遇到誰。」這是公關邀約女性跟他們一起出來時的標準台詞。珍娜同意了，想著或許能遇到金融界的人，對她大學畢業後求職會有幫助。
樓上的夜店跟樓下的餐廳一樣都很狹窄、舒適，不過更暗、更吵、更醉。我們圍著一張長椅重新坐好，那是一張長長的弧形沙發，旁邊放著兩張小矮桌，桌上的銀色冰桶中擺著皮耶爵（Perrier-Jouët）香檳、雪樹（Belvedere）伏特加、柳橙汁、蔓越莓汁，旁邊則整齊地放著一小疊玻璃酒杯。這張桌子的位置就在DJ台旁，每週德瑞都會在那裡負責主持他的卡拉OK趴。從午夜十二點到凌晨三點，他會唱歌、跳舞，也會拱別人一起同樂，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派對的氣氛夠嗨。夜愈深，就有愈來愈多人開始擠在小桌子旁，店裡也益發熱了起來。腳踩高跟鞋的女性彷彿變得更高了，她們會坐臥在沙發上休息，而德瑞倒出的香檳和伏特加彷彿源源不絕。模特兒一邊高唱俄羅斯流行樂，一邊放聲歡笑，生意人開始解開身上的義大利訂製西裝襯衫釦，並卸下吊帶，而德瑞則從一個酩酊大醉的「億萬富翁」手中奪過麥克風。大家開始隨著音樂的節奏跳上跳下。這就是德瑞每週都會在Downtown 舉辦的知名週日晚間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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