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骯髒活
一九六八年，當我從商學院畢業時，我便下定決心不要加入越戰。當時我剛與安（Ann）結婚，她同樣反對戰爭，也有足夠的冒險精神，同意和我一起加入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
我們在同年初訪厄瓜多的首都基多（Quito）。當時我還是個二十三歲的志工，負責在位於亞馬遜雨林深處的部落社群內發展信用與儲蓄合作社。而安的工作則是教導原住民婦女如何保持衛生和照顧孩童。
安以前曾去過歐洲，但那是我第一次踏上離開北美洲的旅程。我知道我們將要搭機飛往基多，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也是最窮困的首都之一。我原先就預期那裡的一切會與我所知的截然不同，但我對實際的情況根本毫無心理準備。
我們搭乘從邁阿密出發的飛機在機場降落時，我震驚地看到跑道旁座落著一棟棟簡陋小屋。我俯身越過坐在中間座位的安，一邊指著窗戶，向她隔壁靠走道座位上的厄瓜多生意人問道：「真的有人住在那裡嗎？」
「我們是個窮困的國家。」他嚴肅地點點頭。
從機場到市區的巴士上，眼前的光景變得愈加怵目驚心。衣衫襤褸的乞丐倚著自製拐杖，在充滿垃圾的街道上蹣跚而行；孩童的腹部鼓脹，路邊野狗骨瘦如柴，貧民窟到處都是用紙箱搭建的小屋，權充住房。
巴士帶我們來到基多的五星級洲際飯店（InterContinental Hotel），這裡就像貧困海洋中的奢華之島。接下來的幾天，我和其他約三十名和平工作團志工會在這裡參加國內簡報會議。
在眾多演講的第一場裡，我們學到厄瓜多是歐洲封建時代與美國大西部時代的綜合體。老師要我們準備好面對諸多危險：毒蛇、瘧疾、蟒蛇、致命的寄生蟲和不友善的原住民獵頭戰士。但他也告訴了我們好消息：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發現了大片的油田，離我們在雨林中駐紮的據點不遠。他們向我們保證，石油會讓厄瓜多從南半球最貧困的國家搖身一變，成為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一天下午，在等待飯店電梯時，我和一位操著德州口音的高大金髮男子聊起天來，他是德士古聘來做顧問的地震學家。他得知我和安是和平工作團的窮光蛋志工後，便邀請我們到飯店頂層的高級餐廳共進晚餐。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我曾看過那間餐廳的菜單，知道一頓飯就會花掉超過我們一個月的生活費。
那天晚上，我從餐廳的窗戶望向外頭，看著巨大的皮欽查（Pinchincha）火山巍然聳立在厄瓜多首都上方，一邊啜飲著瑪格麗特雞尾酒，沉浸在這個男人的故事中無法自拔。
他告訴我們，他有時會搭乘企業的私人噴射機，直接從休士頓飛到叢林間劈出的臨時機場。「我們不必忍受海關檢查那些麻煩事。」他誇口道，「厄瓜多政府給我們特別許可。」他的雨林生活經驗包括配備冷氣的拖車、香檳美酒和盛在精緻瓷盤上的菲力牛排晚餐。「我猜你們大概不會有這樣的待遇吧。」他笑了一聲。
他接著談起手頭上正在寫的報告，描述「叢林底下的石油之海」。他說，這份報告會用來讓世界銀行借給厄瓜多巨額貸款，並說服華爾街資本家投資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其他能從這股石油熱潮中獲益的企業。當我對整個過程的進展如此迅速表示驚奇時，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他們到底在商學院教了你什麼呀？」他問。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聽著。」他說，「這遊戲已經不新奇了，我在亞洲、中東和非洲都見識過，現在這裡也要展開新局了。地震學報告加上一口好油井，就像我們剛挖到的那口自噴井⋯⋯」他露出微笑，「新興城市就誕生啦！」
安說起大家都對石油會讓厄瓜多人致富抱著興奮之情。
「只有那些夠聰明、懂得玩這個遊戲的人才會致富。」他說。
我在新罕布夏的一座小鎮長大，鎮的名字取自一位在一八四九年向淘金者販售鐵鍬和毯子而致富的男人，後來他用那筆財富在山丘上建了一棟豪宅，俯視底下城鎮的每一個人。「那些商人。」我說，「生意人和銀行家。」
「沒錯。在當今這個時代，還有大型企業也會致富。」他將椅子往後傾。「我們擁有這個國家。我們的特權不光只有不透過海關就讓飛機降落。」
「像是什麼？」
「我的天，你還有很多東西要學，對不對？」他向底下的城市舉起手上的馬丁尼，「第一個，我們控制了軍隊。我們付他們薪水，替他們買裝備，他們則要保護我們，不受那些不想要鑽油塔出現在他們土地上的原住民侵擾。在拉丁美洲，掌握軍隊的人，就能掌握總統和法院。我們能制定法律，包括漏油事件的罰金標準、工資率，還有一切我們覺得重要的法律。」
「德士古會付這些錢嗎？」安問道。
「嗯，不全然是⋯⋯」他伸出手，越過桌子拍拍她的手臂。「錢是妳付的，或妳老爸付的，也就是美國的納稅人。這些錢透過美國國際開發署、世界銀行、中情局和五角大廈流通，但這裡的每一個人——」他的手朝窗戶和底下的城市一揮，「都知道德士古才是老大。記好了，這種國家都有悠久的政變歷史。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大多數被推翻的人，剛好就是那些不肯一起玩我們的遊戲的國家領導者。」
「你是說德士古會推翻政權嗎？」我問道。
他笑出聲來。「我們這麼說好了，不肯合作的政權就會被視為蘇聯的傀儡。他們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和民主，中情局可不喜歡這樣。」
那天晚上，我的學習之旅就此展開，最終我將會學到後來我稱之為經濟殺手系統的一切。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和安都駐紮在亞馬遜雨林。接著我們轉移到安第斯山脈地區，我在那裡負責協助一群務農的原住民製磚工人，安則是訓練殘障人士在當地公司工作。
他們告訴我，我得讓製磚工人使用的舊式磚窯提高生產效率。但後來這些工人一個接一個來向我抱怨城市裡那些擁有卡車和倉庫的人。
厄瓜多的社會流動率很低。少數幾個富有的家族掌控了國家的一切，包括地方商業和政治。這些家族的代理人用極為低廉的價格向製磚工人購買磚頭，再以約十倍的價錢賣出。一位製磚工人跑去找市長投訴，幾天之後，他被一輛卡車撞上，不治身亡。
當地居民陷入極大的恐懼，許多人篤定地告訴我，那位工人是被謀殺的。一位警長宣布死者參與了古巴政府的陰謀，要將厄瓜多變成共產國家（不到三年前，切．格瓦拉才在玻利維亞的一次中情局行動中被處決），這讓我更加相信當地居民的懷疑是對的。警長拐彎抹角地指出，要是哪個製磚工人惹出麻煩，就會被當作叛亂份子逮捕。
製磚工人懇求我去找那些有錢家族談談，導正這一切。他們願意做任何事讓他們畏懼的人平息怒氣，甚至包括說服自己：只要屈服，那些有錢人就會願意保護他們。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沒有任何籌碼可以跟市長談判，而一個二十五歲的外國小夥子出手干預，大概也只會讓事情火上添油。因此我只是聽他們訴說，表達我的同情。
最後，我發現這些有錢家族是某種策略的一部分，那是自西班牙人征服阿茲特克帝國後，運用恐懼來壓制安地斯人的手段。我明白過來，對他們表達同情，反而會讓這些人什麼都不做。他們需要學習面對恐懼，承認心中壓抑的憤怒，並對他們遭受的不公義感到不滿。他們也不能再期待我撥亂反正，他們需要自己起身對抗。
一天傍晚，我和當地居民談話，要他們採取行動。他們得不擇手段，包括冒著被殺害的風險，他們的孩子才能享有和平和更好的生活。
理解到憐憫這些人並無法引發任何行動，對我來說是極為寶貴的一課。我瞭解到，這些人自己也是這場陰謀的共謀者，唯一的解方，就是說服他們起身行動。這個辦法奏效了。
製磚工人共同建立了一間合作社，每個家庭都捐出磚頭，而合作社則用這些磚頭的收益租了一輛卡車，還有城裡的一間倉庫。有錢家族聯合抵制合作社，直到一個路德宗（Lutheran）傳教團找上合作社簽約，為他們正在建造的一所學校提供磚頭，總金額比有錢家族付給製磚工人的高五倍，但比那些家族向傳教團收的錢便宜一半。除了有錢家族之外，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雙贏。從那之後，合作社的生意越來越好。
不到一年後，安和我完成了和平工作團賦予的任務。我當時二十六歲，已經過了徵兵的年紀，我於是成為了經濟殺手。
剛進入這一行時，我說服自己正在做對的事。當時共產北越擊敗了越南，全世界正受到蘇聯和中國的威脅。我在商學院的教授曾教過，透過世界銀行的巨額貸款投入基礎建設，就能讓這些國家脫離貧困，免於落入共產主義的魔爪。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專家也替這種心態背書。
等到我發現這個故事的虛假之處時，我覺得被這個系統困住了。我在新罕布夏的寄宿學校成長時，一直覺得自己很窮，但突然間我開始賺進金山銀山，坐在頭等艙飛往夢想已久的各個國度，住在最高級的飯店，享用最好的餐廳料理，和各個國家領導者見面。我是個成功人士，怎能想要脫離這一切？
接著，噩夢找上了我。
我常常在黑暗的飯店房間驚醒，汗如雨下，過去曾實際見過的景象在我眼前揮之不去：失去雙腿的痲瘋病人綁在有輪子的木箱上，沿著雅加達的街道滾動；男男女女在濁綠的運河洗澡，旁邊同時有人在排泄；一具人類屍體被丟在垃圾堆，爬滿了蒼蠅和蛆；睡在紙箱的孩子和流浪狗群爭搶一點點的垃圾。我發現到，自己一直對這種事情保持情感上的疏離。就像其他美國人一樣，我並沒有把這些人視為人類，他們只不是「乞丐」、「邊緣人」，只是「他們」。
有一天，我搭乘的印尼政府禮車在紅燈前停下。一個痲瘋病人將血肉模糊的殘肢猛然塞進我的窗戶。司機對他大吼，而他露出歪斜的無牙笑容，把手收了回去。我們繼續往前行駛，但他的鬼魂仍縈繞不去。他彷彿是從人群中找出我來，血淋淋的斷肢就像是一種警告，微笑則要傳達一則訊息。「悔改吧。」他似乎這麼說道，「悔改吧。」
我開始更仔細觀察周遭的世界及我自己。我開始理解到，雖然表面看似成功，但我活得十分痛苦。每晚我都要吃抗焦慮藥，也會喝很多酒。每天早上起來，我都會強迫自己吞下咖啡和藥丸，搖搖晃晃地前去談判價值幾十億的合約。
我早已將那種生活視為正常，而我也信了他們灌輸給我的那些故事。我用借貸來支持我奢華的生活，而我所有的行動都是出於恐懼——恐懼共產主義、失去工作、失敗和失去每個人都說我需要的物質享受。
一天晚上，一個不同的夢讓我驚醒。
我在夢中走進一位國家領導者的辦公室，他的國家剛被發現有大量的石油。「我們的建設公司，」我告訴他，「會向你兄弟擁有的強鹿（John Deere）經銷商租借設備。我們會付兩倍的錢，你的兄弟可以跟你分享獲利。」我在夢中繼續解釋，我們已經和他朋友的可口可樂裝瓶工廠談好了類似的交易，以及其他食品飲料供應商和人力仲介公司。他只要簽署同意向世界銀行貸款，以雇用美國公司在他的國家進行基礎建設就好。
接著我若無其事地提起，要是他拒絕，豺狼就會出動。「別忘了，」我說，「那些人發生了什麼事⋯⋯」我滔滔不絕地羅列了一大堆名字：伊朗的莫沙德（Mohammad Mossadegh）、瓜地馬拉的阿本斯（Jacobo Arbenz）、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智利的左派民選總統）、剛果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以及越南的吳廷琰（Ngo Dinh Diem）。「這些人啊，」我說，「不是被推翻，就是被⋯⋯」我用手指畫過喉嚨，「因為他們不願配合玩我們的遊戲。」
我躺在飯店床上，全身冒著冷汗，發現這場夢恰恰正是我的現實。這些事情我都幹過。
為夢裡出現的那種政府官員提供無懈可擊的資料，好讓他們向人民解釋借貸的原因，對我來說一直都輕而易舉。我的下屬包括經濟學家、金融專家、統計學家和數學家，他們精於提出複雜的計量經濟模型，能證明只要投資電力系統、高速公路、港口、機場和工業園區，就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多年來，我都仰賴這些經濟模型來說服自己做的事是有益的。事實上，在基礎建設完成後，國內生產毛額（GDP）也確實有所增長，而我也利用這一點來合理化我的工作。但我現在必須面對數字背後的真實故事。這些統計數字都十分偏頗，傾向於為企業、銀行、大型商場、超市、飯店和各式生意的擁有者服務，而這些人則靠著我們建造的基礎建設而致富。
他們欣欣向榮。
其他人則受苦受難。
原本分配給健保、教育和其他社會福利的預算，都被拿去支付貸款的利息，到了最後，本金永遠還不完，整個國家都被債務困住。接著，國際貨幣組織（IMF）的「殺手」出現，要求政府用低價提供石油或其他資源給美國企業，而該國便將電力、水、下水道和其他公共設施私有化，販售給金權政體。大企業成了大贏家。
每個案例所牽涉到的貸款中都有個關鍵條件，就是這些建設計畫必須由美國的工程與建設公司來承包。大多數錢從來就不會離開美國，僅只是從華盛頓的銀行辦公室轉到紐約、休士頓或舊金山的工程公司辦公室。我們經濟殺手也確保借款的國家同意購買美國企業的飛機、藥物、拖拉機、電腦科技和其他商品與服務。
儘管那些錢幾乎是立刻就回到金權政體的企業成員手中，借款國（債務人）卻被要求要連本帶利全額還款。如果經濟殺手的招數全部成功，那麼債務人將會在幾年後不得不要求拖欠還款。一旦事情發展至此，我們經濟殺手就會像義大利黑手黨一樣，索討我們應得的那塊肉，這通常包含了下列其中一項或更多項目：掌控該國在聯合國的投票權、建立軍事基地，或是獲得使用珍貴資源（例如石油）的權利。當然了，債務人還是欠我們那些錢——如此一來，又多了一個國家加入我們的全球帝國了。
這些噩夢讓我看得更清楚，我的人生並不是我想要過的人生。我開始明白，我必須像那些安地斯製磚工人一樣，對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也對我對自己、對這些人民和國家的所作所為負起責任。但在我能掌握這份逐漸明朗的領悟中更深的意義之前，我必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從新罕布夏市郊來的好孩子，怎麼會捲入這種骯髒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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