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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因斯才氣縱橫，橫掃當代；熊彼得智慧深邃，歷久彌新。」
──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他有著百科全書般的學識，不僅熟悉經濟學的歷史，而且還熟悉經濟事實和經濟制度的歷史，熟悉一般政治史和社會史。他在數學上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但他擁有高深的數學知識，能夠領會並有效地闡釋複雜難懂的數學分析問題。他不是統...

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
我們將新組合的執行稱為「企業」（enterprise）；負責執行的人則稱為「企業家」（entrepreneur）。這些概念既比一般概念更加廣義，但也更加狹義。首先，更加廣義是因為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只是那些交易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商人，還包括所有確實執行這項符合我們概念定義的功能的人，即便他們是一家公司的「依附」員工，像是經理人、董事會成員等等，這種情況已逐漸成為慣例，或者即便是他們執行企業功能的實際權力來自其他基礎，例如控制主要股權。雖然執行新組合是企業家的功能，可是他未必要永久待在同一家公司；許多「金融家」、「創建者」（promoters）等等的都不是，不過他們仍是我們所謂的企業家。另一方面，我們的概念又比傳統概念更加狹義，因為我們並不納入所有僅僅是經營一家公司的公司主管或經理人或者實業家，而只納入那些實際上執行這項功能的人。然而，我認為上述定義更加精確地敘述傳統學說真正想要表達的。首先，我們的定義與傳統定義在區分「企業家」及「資本家」的基本點上是看法相同──不論資本家是否被視為貨幣、貨幣請求權或具體貨物的擁有者。這種差異在今日已是共識，而且成為共識已有一段時日。它也解決普通股東是否算是企業家的問題，並且去除掉企業家是風險承擔者的概念。況且，「創始」、「權威」或「遠見」等字眼被用來形容企業家的一般特質，完全符合我們的方向。由於循環流動的例行公事當中容不下這種特質，如果把這一點跟例行公事本身發生的改變嚴格的分開，企業家功能的定義重點將自動轉移到後者。最後，有些定義是我們可以單純接受的。尤其是源自薩伊（J. B. Say）的一個著名定義。這個定義說：企業家的功能是結合生產要素，把它們匯整起來。由於只有在生產要素首度結合時，這才能算是一種特殊表現（如果是在經營事業的期間進行，就只能算是例行公事），這個定義與我們相符。當馬塔亞（Victor Mataja）在《企業家利潤》（Unternehmergewinn）一書中，將企業家定義為收取利潤的人，為了把這項說法回溯到我們的說法，我們只需提出第一章的結論，亦即循環流動中是沒有利潤的。這種看法對於傳統理論來說並不陌生，「企業家既不獲利，也不虧損」（entrepreneur faisani ni benefice ni perie）即為一例，它是由瓦爾拉斯（Walras）嚴謹地設定，但亦為眾多作者的成果。在循環流動中的趨勢下，企業家既沒有利潤，也沒有虧損，也就是說他在那裡並沒有特殊功能，他根本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負責人或企業經理人，他們是不同類別，我們最好不要用這個相同名詞來稱呼他們。
有人認為，知道一個機構或一種機構的歷史起源，便可立即看出它的社會或經濟本質，這種想法也是一種偏見。這種知識通常可讓我們了解它，但不會直接衍生出一種理論。錯得更加離譜的是，有人認為一種機構的「原始」形式，事實上是「更加單純」或者「更加原本」，因為它們更加純粹地展現出它們的本質，不像後來的那麼複雜。很多時候是正好相反的情況，理由很多，因為逐漸提升的專業化分工強烈凸顯出功能和品質，而在比較原始的情況下因為與其他因素混雜在一起，比較難以辨識功能和品質。在我們的情況中也是這樣。做為原始部落的首長，在這個地位上，很難從其他因素分離出企業家的因素。基於相同的理由，直到密爾年輕時的時代，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無法區隔資本家及企業家，因為一百年前的製造商身兼這兩種身分。當然，此後的發展讓我們可以做出這項區隔，如同英國的土地租賃制度讓我們得以區隔農民和地主，而在歐陸，這項區隔偶爾仍然受到忽視，尤其是農民耕種自有田地的情況。但在我們的情況，這種困難還更多。這些古早時代的企業家，不但通常是資本家，在不需要找專家來應付特殊個案的情況下，他通常也是自己的技術專家（今日的小型企業仍是這種情況）。他也時常身兼買進與賣出代理人、辦公室主管、人事主管，有時還兼任對當前事務的法務顧問，即便他通常有雇用律師。他每一天都是在執行部分或者全部上述功能。執行新組合以及下達和執行策略性決定，都不是一門職業，不過軍事領導人的特色就是負責這種功能，而不是他的每日例行工作。因此，企業家的基本功能必然會混合到其他類型的活動，而這類活動通常會比基本功能更加顯眼。所以，大多數人自然會注意到馬歇爾對於企業家的定義，他將企業家的功能設定為最廣義的「管理」（management）。我們並不接受這種定義，理由很簡單，因為它並沒有提出我們認為的重點，而且是唯一可以明確區隔企業家功能與其他活動的重點。
然而，還是有些類型格外清晰地呈現出企業家的功能，只是他們進展的程度不同。當然，「創建者」只是因為資格才屬於企業家行列。因為若忽略掉這個類型所伴隨的社會和道德地位，創建者往往只是收取佣金才介入的代理人，在創辦新公司時從事財務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公司的創辦人，也不是過程中的驅動力量。不過，他也有可能是驅動力量，那麼可以說他「職業是企業家」。可是，現代的「產業領袖」（captain of industry），比較貼近這裡所說的意義，尤其是如果我們一方面認同他的身分像是十二世紀威尼斯的商業企業家，比如約翰．羅（John Law）所說的類型，另一方面像是村莊裡的當權者，可能把他的農業與牛隻交易，與鄉村釀酒廠、旅館和商店相結合。不過，無論是什麼類別，唯有實際上「執行新組合」的人，才能算是企業家，等他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安定下來經營事業，如同別人經營他們自己的事業，那麼他就不再具備這個角色。當然，這是一項規則，因此，很少人能夠在他數十年的活躍人生當中一直擔任企業家，如同生意人永遠不會有成為企業家的時刻，不論程度多麼輕微。

由於擔任企業家並不是一項職業，通常也不會是長久的狀況，企業家就技術性而言並不會構成一種社會階層，類似地主、資本家或工人等。當然，企業家的功能將為成功的企業家和他的家人帶來某種階級地位。他可能在社會史上的一個時代留下印記，可能形成一種生活風格，或者道德及審美價值觀的體系。然而他本身既不代表一種階級地位，也不會預設一種階級地位。他可能取得的階級地位並不會是企業家的地位，而是根據企業的收益是如何運用的，被冠上土地擁有或資本家的特色。金錢的繼承及個人特質的遺傳，可能使這種地位延續不只一個世代，讓後代子孫更容易經營進一步的企業，可是企業家功能本身是無法繼承的，製造業家族的歷史即已充分證明。
現在出現了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為什麼執行新組合是一項特別的過程，並被視為一種特別種類的「功能」？每個人都是竭盡自己所能來執行他的經濟事務。可以確定的是，他自己的意圖從來無法完美無缺地實現，但追根究柢，他的舉動後果對他造成的影響塑造了他的行為，他才能適應通常不會突然改變的環境。即使一家企業永遠無法達到絕對完美，然而它有時會達成相對的完美，相較於周遭世界、社會情況、當時的知識和每個人或每個團體的水平。周遭世界不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發現不斷被加入到既有的知識之後。為什麼一個人不能盡可能利用新的可能性，如同他利用舊的可能性，然後根據他所了解的市場情況，來飼養豬隻而不是牛隻，甚至選擇新的作物輪種，假如他認為這個更有利的話？哪些種類的特別新現象或問題，在既定的循環流動中尚未出現，可能在哪裡出現呢？
在慣常的循環流動中，每個人可以迅速及理性的行動，因為他確定自己的立場，也得到所有其他人適應這個循環流動的行為的支持，而這些人回過頭來又期望他做出合乎習慣的活動，導致他在面對一項新任務時，無法單純這樣去做。雖然在習慣的通道中，一般人的能力和經驗對他自己來說已是足夠，但是在面對創新時，他需要指引。當他在熟悉的循環流動的河流中游泳時，如果他想改變通道，便是在逆流而上。先前的助力如今變成阻力，原本熟悉的已知數變成了未知數。在抵達例行活動的邊界之後，許多人便停下腳步，無法再前進，其他人則只能用極為反覆多變的態度繼續前進。認為人們的行為是迅速及理性的這種假設，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是虛構出來的。可是，如果有時間把事物的邏輯灌入人們的腦袋的話，它會十分接近現實。在這種情況發生之處，並且在它發生的範圍內，一個人或許可以滿足於這種虛構，並用它做為建立理論的基礎。那麼，習慣或風俗或非經濟的思考方式會在不同階級、時代或文化的個人之間，造成無可救藥的差異，或者舉例來說，「證券交易所經濟學」不適用於今日的農民或是中古世紀的工匠，便是不正確的說法。正好相反，在其最廣大的輪廓中，相同理論適用於截然不同文化的個人，不論他們的智識和經濟理性程度，而且我們可以相信，農民出售牛隻時，既精明又為自己設想，一如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出售他的股票。可是，這種說法僅適用於無數的先例在數十年間形成了行為，就基本原理來說，是數百到數千年間，並已消除掉不適應的行為。在這些範圍之外，我們的虛構假設便失去與現實的關聯性。假如仍要堅持這種虛構假設，就像傳統理論那樣的話，我們還必須隱藏一件重要事情，並且忽略一項事實，相對於我們偏離事實的其他假設，這個事實在理論上很重要，對於那些缺少了它便無法存在的現象，這個事實成為解釋的來源。
因此，在說明循環流動時，我們必須把生產手段（生產功能）的組合視為數據，如同自然的可能性，同時僅容許小幅的邊際變動，例如每個人藉由本人調適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成就，但沒有大幅偏離熟悉的路線。因此，同樣的，執行新組和是一項特殊功能，是一種人的特權，他們的人數遠低於那些具有「客觀」可能性去執行新組合的人。最後，企業家是一個特殊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問題，是許多重大現象的動力。所以說，我們的立場可以用三組對立看法來說明：

一、 對立的兩項實際進程：一方面是循環流動或者傾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是經濟例行事務的通道改變，體系內部發生經濟數據的自發性改變。
二、 對立的兩項理論工具：靜態與動態。
三、 對立的兩類行為：依據現實，我們可以想像兩種人，單純的經理人及企業家。

因此，就理論上來說，生產的「最佳方法」可被視為「經驗測試過、並已為人熟知的方法當中最為有利的」。但是，那不是當時「可能的」方法當中「最好的」。如果一個人不能分辨這點的話，這個概念就變得沒有意義，而我們的說明試圖解決的那些問題仍將沒有得到解答。
現在我們來精確說明這些舉動與類型的特質。最微小的日常行動體現出一股巨大的心智努力。每個學童如果必須親自創作他自己活動所知及所用的事物的話，在心智上他便是一名巨人。每個人如果在每件事都必須重新擬定他的日常舉動的導引規則的話，他便會成為智慧及意志的巨人。這不僅適用於個人與社會生活的那些決定和行動，而這些決定和行動的原則是數萬年的產物，亦適用於那些時期較短、性質較為特殊的產品，它們構成了執行職業任務的特殊工具。可是，根據這個論點，那些需要最大努力才能做好的事情，一般而言其實完全不需要特殊的個人努力。那些應該特別困難的事情實際上格外簡單。應該需要非凡能力的事情，連毫無天賦的人都做得來，只要他們心理健全的話。尤其是日常例行事務，根本不需要領導人。當然，還是有必要分派人們各自的工作，維持紀律等等的。但是這很簡單，這項功能是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學會執行的。在大家熟悉的界限內，即使是指導其他人的功能，雖然仍有其必要性，不過是「工作」而已，就像其他任何的工作，可比擬為看管機器的勞務。所有人都用慣常的方式學會自己的日常工作，並且通常可以自行執行這些工作。「指導者」有他自己的例行工作，如同一般人有他們自己的工作，指導者的指導功能只不過是為了矯正個別的失常情況。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旦建立所有的知識與習慣之後，便根深蒂固地植入我們身上，如同鐵路的路堤深入土地一樣。它不需要持續更新及有意識地複製，而是深入潛意識的層次。它通常經由代代相傳、教導、養育和環境壓力，毫無摩擦地傳輸。我們時常想的、感受的或所做的每件事都變成自動化，我們有意識的生活完全沒有感受到它的負擔。可是，這裡大幅的節省力量，不論是在種族或個人，並沒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變得輕鬆，以及讓生活壓力不致耗盡一般人的精力。可是這股力量已經大到足以讓人們可以應付一般的要求，這點同樣適用於經濟日常生活。從這點我們也可以說，在經濟生活裡，超逾例行事務的範疇的每一步都有困難，都涉及一項新的因素。正是這種因素構成了領導的現象。
這些困難的本質或許可以用下列三點來表達。第一，在這些習慣的管道之外，個人缺乏做出決定的數據，以及那些他通常十分準確地知道的行為準則。當然，他仍然必須用他的經驗做為基礎來進行預測及估計。可是，許多事情必定依然不確定，還有一些其他事情只有在廣泛的範圍內才能確定，有些或許只能用「猜測」的。那些個人企圖改變的數據以及他想要創造的數據，尤其是這種情況。現在，他必須在某種程度內，真的去做在日常生活裡傳統（tradition）幫他做的事，也就是有意識地明確計畫自己每個特別的舉動。這種舉動包含的有意識理性，遠多於習慣性舉動，因為習慣性舉動完全不需要反映。可是這種計畫所可能犯下的錯誤，不僅在程度上比慣常行動可能發生的更加嚴重，而且種類也更多。以往的計畫有著我們所見、所經歷的各種事情的鮮明現實，新計畫則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虛構事物。執行一項新計畫和依據慣常計畫去行動宛如天壤之別，好比修築道路和走在道路上如此不同。
如果牢牢記住，我們是不可能鉅細靡遺地調查計畫中的企業其所有作用與反作用，便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事情有多麼不同。即使一個人如果有無窮的時間和手段可以用理論去加以確定，許多作用必然實際上仍是混沌不明。如同軍事行動必須根據特定戰略位置來進行，即使所有可能取得的數據都無法取得，經濟生活的行動也必須在所有細節尚未研究之下進行。每件事情的成功都取決於直覺，亦即事後證明正確，而且掌握重要事實、排除不重要事實的方法去預見事情的能力，即使他當下無法確定，而且無法說明他是根據什麼原則去做的。徹底的預備工作、專業的知識、智識理解的廣度，以及邏輯分析的才能，或許在某些環境下將成為失敗的來源。可是，我們越是正確地學著去認識自然與社會的世界，便能越完美地掌控事實。而掌控的程度越大，對於時間與理性，在事物可以單純計算的範圍之內，而且是快速及正確地計算，這項功能的意義便會減少得越多。因此，企業家類型的人其重要性必然會降低，正如重要性早已降低的軍事指揮官。然而，這兩類人的本質有一部分跟這項功能有著密切關係。
上述第一點跟工作任務有關，第二點則是跟企業人士本身的心態有關。客觀來說，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不僅比去做熟悉且獲得經驗測試過的事情更加困難，人們也會不情願去做它。即使客觀的困難已不存在，人們也同樣不想去做它。在所有領域都是這種情況。科學的歷史便是一大證據，說明我們覺得很難去適應一種新的科學看法或方法。想法會一而再地轉變到習慣的軌道，即使它已變得不再合適，而且比較合適的創新本身也並不構成特別的困難。固定的思考習慣的本質，和其節省精力的功能，都是因為它們已經變成潛意識，它們自動產生結果，不受批評影響，甚至與個別事實相抵觸也沒有影響。可是，正是基於這點，當它們已不再具實用性的時候，它們便形同拖累。在經濟世界也是相同的情況。當一個人想去做一件全新的事，他的心裡便會產生習慣的力量，反對剛發芽的計畫。因此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一種嶄新且不同種類的意志力，去因應構思及執行新組合所需的範疇與時間，讓我們把它視為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白日夢。這種心靈上的自由構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可克服日常生活的需求，這種心靈上的自由是極為特別的，而且本質上是罕見的。
第三點是對於那些想要嘗試新事物的人們，社會環境的反應。這種反應首先表達在法律或政治上的阻礙。若撇開這點，任何社會團體成員的偏差行為都會受到譴責，雖然受到譴責的程度有很大差異，視該社會團體是否習慣這種行為而定。即便像是穿著或禮貌等偏離社會習俗都會招致反對，情節重大的案例當然更是如此。這種反對在文化的原始階段更加強烈，甚於其他階段，但一定都會出現。僅僅是對偏差行為感到震驚，甚或僅僅是加以注意，都會對個人造成壓力。表達譴責可能立刻引發顯著的一連串後果。甚至可能遭到社會排斥，最後是人身妨礙或直接攻擊。不管是漸進分化（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將削弱這種反對（尤其是這種削弱反對的最重要原因正是我們想要說明的發展），或者是某些環境下的社會反對，對許多人形成一種刺激，上述這兩項事實都不會改變反對的基本意義。克服這種反對是一項特殊的任務，並不存在於生活的慣常做法之中，這種任務也需要一種特殊的行為。在經濟事務，這種反抗首先表達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團體，接著是很難找到必需的合作，最後是很難爭取到消費者的認同。儘管一個動盪發展的時期已讓我們習慣了創新的出現與實行，這些因素在今日仍然發揮作用，在資本主義開始時最能好好地研究這些因素。不過，它們實在是顯而易見，對我們的目的而言，專注去研究它們將是浪費時間。
唯有基於這些理由，才會有領導人──換句話說，領導是一項特別類型的功能，而不僅僅是職階的差異而已，它存在於所有的社會體系，由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有，並且與它通常出現的體系相結合。這些事實暗示著我們去畫出一道分界線，在分界線外的多數人無法好好地自行運作，而需要少數人的協助。假如社會生活在各方面具有像是天文世界的相對永恆不變，或者是如果可變的，這種可變性尚無法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抑或最後能夠受到影響了，這類行為仍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做的，那麼領導便不具有特殊功能，跟例行工作沒有差別了。
唯有在出現新可能性的地方，才會發生領導的特殊問題以及出現領導人的類型。正因為如此，諾曼人（Normans）在征服英國時期，領導人才會如此強烈地突出，而斯拉夫人（Slavs）在普利佩特（Pripet）沼澤數世紀沒有變化且相對安全的生活裡，領導人的角色極為微弱。對於領導人的類型，我們用上述三項特點來說明其功能的本質及其行為。領導人的功能並不包括「找尋」或是「創造」新的可能性。可能性總是存在的，由各種人豐盛地累積出來。這些可能性往往已是眾所周知，受到科學或文學作者的討論。但在其他方面，它們並沒有值得挖掘之處，因為它們太過顯而易見。舉個政治生活的例子，我們一點也不難看出在路易十六的時代，法國的社會與政治局勢原本可以獲得改善，進而避免（指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瓦解。很多人就事論事的這麼說。可是，沒有人能夠去做這件事。重點在於領導人功能當中的「去做這件事」，不去做的話，可能性便消失了。各類型的領導人都是如此，不論是短暫的或是更加持久的。前者，即短暫的領導，可做為一個例子。在偶發的緊急事件該做些什麼，一般來說是很單純的。大多數人或者所有人可能都看得出來，然而他們想要某個人大聲說出來，挺身而出來領導及組織。就算是以身作則來發揮影響的領導人，例如藝術或科學領導人，也不會是單純去尋找或創造新事物，而是要用新事物讓社會團體產生深刻印象，好讓社會團體在一開始便能接受這些新事物。因此，領導人履行他們的功能更需要依賴意志，而不是智慧，更依賴「權威」、「個人影響力」，而不是原創的概念。
我們尤其必須將經濟領導與「創新」區隔開來。若是沒有真正實行，創新在經濟上便無足輕重。而要讓任何改良實際發揮作用，跟發明這項改良是截然不同的任務，而且這項任務需要全然不同的資質。雖然企業家當然也可能是發明家，就如同他們也可能是資本家，企業家也是發明家是出於巧合，而不是他們功能的本質，反之亦然。此外，企業家的功能所要去執行的創新，完全不需要一定是發明。所以，許多作者如此強調發明這個因素不但不可取，而且還可能完全誤導大眾。
企業家類型的領導人，不同於我們在原始部落或者共產主義社會可能找到的其他經濟類型領導人，必然呈現出他們獨特情況的特色。他們不具有其他類型領導人所特有的魅力。他們的功能是去執行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那是唯有在罕見情況下才會吸引公眾想像的任務。想要成功的話，比起敏銳和活力，更重要的是某種狹隘的專注程度，能夠捉住眼前的機會，此外再也沒有其他東西了。「個人影響力」當然也很重要。然而，資本家類型的企業家性格不需要符合、也通常不符合我們大多數人對「領導人」的概念，由於落差太大，以至於有點難以理解他竟然符合社會上的領導人類型。他「領導」生產手段進入新的通道。可是，他做到這件事並不是藉由說服人們執行他的計畫是值得嚮往的，也不是用政治領導人的架勢去營造對他領導的信心（他唯一需要說服或者感動的人，是要提供融資給他的銀行家），而是藉由購買生產手段或他們的服務，然後在適當時投入使用。領導人的意義也在於他吸引這個部門的其他生產者跟隨他。可是因為其他生產者都是他的競爭者，起初會削減他的利潤，進而加以徹底消滅，這是違背自己個人意志的領導。最後，他提供一項服務，需要這個部門的專家知識才能完全賞識的服務。公眾並無法輕易了解，不像政客動人心弦的演說或者將軍在沙場上打勝仗，更別說他似乎是為了他個人利益而這麼做，而且往往使盡全力。因此，我們將會了解到，我們在企業家身上，將不會觀察到代表所有其他類型的社會領導人光環的那些感情價值。除此之外，企業家不論是個人及團體，經濟地位都很不穩定，當他的經濟成就提升他的社會地位時，他沒有文化傳統或態度可以做為依靠，而是以新富姿態在社會上活動，很容易受到嘲笑，我們便可明白為什麼這個類型以前從不曾流行過，以及為什麼科學評論文章總是草草帶過他們。
最後我們將完成對企業家的描繪，秉持我們在科學上及實際生活裡了解人類行為的一貫態度，也就是分析企業家行為的特別動機。這種做法必然會遭遇到各種指責，認為經濟學家侵入「心理學」，許多的作者早已使人們熟悉這種反對聲浪。我們在這裡無法切入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關係的基本問題。我們只需要說明，凡是原則上反對在經濟議論當中提出任何心理考量的人，大可跳過接下來要討論的主題，但也不至於會看不懂之後章節的論述。因為我們分析的結果完全不是為了讓大家支持或反對我們的「企業家心理」，也不會因其中的任何錯誤而導致我們的分析無效。讀者可以確信的是，我們沒有必要逾越可以注意到的行為的界限。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其實並不是全面反對心理學，而只是反對我們由傳統教科書上所學到的心理學，但他們將會明白，我們並未採用古老的「經濟人」動機的任何一部分。
在循環流動的理論，檢驗動機的重要性已大為降低，因為我們或許可以把均衡體系的方程式解釋為完全不包含任何心理重要性，如同帕雷托（Pareto）及巴羅內（Enrico Barone）的分析所說的。正因為這個理由，即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學，對於分析結果的干擾都遠低於人們的預期。即使沒有理性的動機，也可能有理性的行為。但是，一旦我們真的想要深入研究動機，這個問題就絕對不簡單。在特定社會環境與習慣下，在人們看來，他們大多的日常行為主要出於責任感而去履行社會或上帝的認可（superhuman sanction）。他們的行為沒什麼有意識的理性，更沒有什麼享樂主義及個人本位，就算可以有把握的說確實存在那麼一丁點，也是最近才發展出來的說法。不過，只要我們不超過一直重複的經濟活動的大範圍，便可以將人們的日常行為連結到需求及想要滿足需求的欲望，條件是我們謹慎地注意到下列事項：我們所定義的這項經濟動機，其強度隨著時間而有很大的變化；社會塑造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特別欲望；我們在討論需求時，必須顧及到人們在決定行動時所考慮的團體──例如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規模更小或更大的團體；人們的行動並不會迅速地跟隨欲望，而是不甚完美地對欲望做出回應；個人選擇的領域雖然方法和程度均非常不同，不過總是受到社會風俗及傳統等等的局限。我們先前提到的重點在這裡依然正確，在循環流動裡，每個人調整自己以適應環境，俾以盡可能滿足某些特定需求，不論是他本人的或是他人的。不論如何，經濟行動的意義是滿足需求，換言之，若沒有需求就不會有經濟行動。在循環流動，我們不妨把滿足需求視為正常的動機。
後者的類型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類型。在某種意義上，他可以稱得上最理性和最自我本位的人。因為，如同我們所見，在執行新計畫時會出現比較多的有意識理性，他們必須自己先構思才能採取行動，只是經營一家既有的企業就沒什麼有意識的理性，因為那大多是例行公事。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他類型更是以自我為中心，因為他不像其他類型那麼依賴傳統及人脈關係，同時也是因為他的獨特任務，不論就理論上或歷史上來看，就是要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雖然這點主要適用於他的經濟行動，亦可延伸到他的經濟行動所造成的道德、文化和社會後果。企業家類型的崛起催生了功利主義，當然並非純屬巧合。
可是，他的行為和動機絕對是「理性的」。他的獨特動機絕對不屬於享樂主義那一類。如果我們把行動的享樂主義式動機定義為想要去滿足一個人的需求，我們或許的確可以讓「需求」涵蓋各種衝動，如同我們可以讓自我本位的定義涵蓋各種利他（altruistic）價值一樣，我們所依據的事實是，它們都有某種自我滿足的意味。不過，這會讓我們的定義淪為贅述。如果我們想要賦予它意義，就必須把它限制在可以藉由消費貨物而獲得滿足的那種需求，以及我們期待從中得到的那種滿足。那麼，我們所說的類型便不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需求而採取行動。
因為，除非假設我們這個類型的個人是受到永無止境的享樂主義式滿足的驅使，那麼戈森定律（Gossen's law）將不再適用於商業領袖身上。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典型的企業家唯有在耗盡力量、覺得再也無法勝任他們的任務時，才會退出舞台。這點似乎不符合經濟人，他會衡量可能結果與努力無效，然後達到一個均衡點，超過這一點他就不願再前進了。在我們的例子，努力與否似乎根本不是讓他停下腳步的理由。企業家類型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式享受的障礙，這種享受係指通常用超過一定規模的收入去購買的那類商品，因為這些商品的「消費」是以休閒為前提。因此，就享樂主義觀點來看，我們這個類型的個人通常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是不理性的。
這當然無法證明享樂主義式動機並不存在。然而它點出另一種非享樂主義性格的心理，尤其是如果我們考量到這個類型的傑出人士很顯然對於享樂主義式享受毫不關心，這點就不難理解。
首先，要有創建一個私人王國的夢想及意志，雖然未必是要創建一個朝代，但通常也會是這樣。現代世界完全不了解這種地位，可是工業或商業成就所能取得的地位，仍是現代人最接近中古世紀貴族身分的時候。對於沒有其他機會可以達成社會地位的人來說，它的吸引力尤其強烈。權力及獨立的誘惑完全不會因為這兩者其實都是幻覺而有所減損。進一步的分析會挖掘出這類動機裡頭無窮無盡的變化，由精神上的野心到純粹的勢利眼。可是，我們不需要在這上頭耽擱時間。我們只需要指出一點便已足夠，亦即這一類的動機雖然最接近消費者的滿足，但跟它並不是相同的。
其次，要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想要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為了成功而追求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就是為了成功。由這個層面來看，經濟行動類似於體育運動，有金錢上的比賽，或者可以說是拳擊賽。金錢上的輸贏還在其次，或者，金錢主要被視為成功的指標以及勝利的象徵，才會受到重視，大筆開銷的動機通常是為了炫富，而不是想要得到這些消費品。同樣的，我們可以找出無數的不同動機，其中有些會變成第一類的動機，例如社會野心。我們同樣又會看到一種不同於上述定義之「滿足需求」的動機，或者換句話來說，不同於「享樂主義式適應」的動機。
最後，還要喜愛創造、把事情做好，或者只是喜歡發揮一個人的精力與天賦。這似乎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動機，可是它在我們的情況當中清楚地突出成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因素。我們的類型追求困難，為了改變而改變，享受冒險。這一類的動機是這三類動機之中最明顯反享樂主義的。

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
我們將新組合的執行稱為「企業」（enterprise）；負責執行的人則稱為「企業家」（entrepreneur）。這些概念既比一般概念更加廣義，但也更加狹義。首先，更加廣義是因為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只是那些交易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商人，還包括所有確實執行這項符合我們概念定義的功能的人，即便他們是一家公司的「依附」員工，像是經理人、董事會成員等等，這種情況已逐漸成為慣例，或者即便是他們執行企業功能的實際權力來自其他基礎，例如控制主要股權。雖然執行新組合是企業家的功能，可是他未必要永久待在...

●推薦序　在知識經濟時代重溫的智慧結晶●
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百年來，世上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雖不在少數，但是能以嚴謹邏輯關照、闡釋整體經濟運作的經濟學家實寥寥可數。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是其一，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也是其一。若說凱因斯在前一個世紀曾經影響巨大的學說是一壺濃郁醉人的烈酒，那麼熊彼得對於經濟運作的思維就像是一壺散發悠遠香味的清茶。在時間的長河中，熊彼得的學說更顯得歷久彌新而難以超越。
　　以經濟學現今的分類來說，凱因斯是總體經濟大師，對於總體經濟的觀察自有其不凡格局；而熊彼得不但是總體經濟大師，他對總體經濟中的利息與景氣循環的前瞻研究影響後人極大，更早於凱因斯許多年；他在個體經濟層面對於企業由新興到衰亡的動態運作歷程，更是提出了後人難以超越的嚴謹學說。更完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熊彼得將總體景氣循環與企業運行的興衰做了全面而完整的連結與詮釋。這種兼具深度與廣度，能夠全面關照整體經濟運行邏輯的能力，可說是不世出的。因此，若說熊彼得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絕非溢美之言！
　　熊彼得的學術成就，呈現在他最重要的三本著作。一是本書《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九二七年出版），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及其動態發展過程的分析；二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九四二年出版），預言了資本主義必會因為過度發達而自行瓦解；三是其遺著《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一九五四年出版），係對經濟思想發展過程的追尋。
熊彼得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有深入的觀察和深刻的了解；他肯定企業家（Entrepreneur）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指出創新（Innovation）的重要性，提出創新與生產方式相互結合的新概念，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這種創新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包含下述五種情況：新商品的創造；新生產方法的採用；新市場的開拓；新資源的開發；新產業組織的形成。也就是說，這種結合是開發新的生產元素，並對現有生產元素作更有效的運用。值得提醒的是，熊彼得指出：資本家唯有在推動這種結合功能時，資本家才算是企業家。我們得回頭想想，台灣對「企業家」的一般定義，是否太過寬鬆了？
　　在本書中，熊彼得強調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企業家扮演主要的角色。熊彼得特別重視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他認為企業精神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熊彼得指出經濟活力（Economic Vitality）主要來自企業精神的充分發揮，企業提供了技術革新和創新，有效率地生產，終於為企業家賺取大量利潤。在熊彼得心目中，創新可能是技術性的，如現今的3D列印或智慧型手機；也可能是重新安排組合現有資源的，如複合式超商或國際快遞服務。在這些例子中，企業都獲得可觀利潤，而這些利潤並非（如馬克思所言）來自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反之，透過利潤創造過程，人們也得以改善物質生活。
在台灣當今的經濟時空中，熊彼得的一些重要看法，特別值得我們參考與深思。熊彼得認為全民就業和經濟安定並不是健康的現象，也不是現代政府所應追追求的目標。他指出，景氣循環中的衰退和因而產生的暫時性失業現象與倒閉潮，正是保持經濟活力、維持效率性和低通貨膨脹下經濟成長的必要過程。
這種「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 認為：當景氣循環到谷底時，正是某些企業家不得不考慮退出市場或是其他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只要將無效率的競爭者篩除或有一些成功的「創新」產生，便可使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高。但是當某一產業又重獲有利可圖的情境時，又會吸引新的競爭者加入，然後再是一次利潤衰減的過程，重回衰退的狀態。因此，每一次的蕭條都包含一次技術創新的可能，或也可說：技術創新的結果便會有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亦即，熊彼得認為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是來自於相同原因。
　　熊彼得的見解，現在來看，仍具有特殊意義。以台灣而言，全民就業與經濟安定正是我們追尋的目標，我們總不願見到企業因衰退而退出市場，因而總有無數的政策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也因此我們的經濟活力逐漸消失，難以展現熊彼得所稱興盛衰退輪現、不斷創新的過程。
　　好的經濟理論，能經歷時間淬鍊而歷久不衰，也總像暮鼓晨鐘，不時提醒我們反思檢視可能的思為謬誤或偏差。在當今知識經濟的時代中，熊彼得的創新、創造性破壞、企業家精神等核心概念，看起來是這麼新穎而具說服力，身處當代的我們，當然必須好好咀嚼、品味一代大師的智慧結晶。然後，好好反思我們的經濟。

●推薦序　在知識經濟時代重溫的智慧結晶●
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百年來，世上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雖不在少數，但是能以嚴謹邏輯關照、闡釋整體經濟運作的經濟學家實寥寥可數。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是其一，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也是其一。若說凱因斯在前一個世紀曾經影響巨大的學說是一壺濃郁醉人的烈酒，那麼熊彼得對於經濟運作的思維就像是一壺散發悠遠香味的清茶。在時間的長河中，熊彼得的學說更顯得歷久彌新而難以超越。
　　以經濟學現今的分類來說，凱因斯是總體經濟大師，對於總體經...

作者英文版序言
第一章　特定環境下的經濟生活循環流動
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
第三章　信用與資本
第四章　企業家利潤
第五章　資本的利息
第六章　景氣循環
註解

作者英文版序言
第一章　特定環境下的經濟生活循環流動
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
第三章　信用與資本
第四章　企業家利潤
第五章　資本的利息
第六章　景氣循環
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