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打從流亡的最初幾個星期，伊蓮娜就作了一些怪夢：她坐在一架飛機裡，飛機改變了航向，降落在一個陌生的機場；穿著制服、全副武裝的男人在空橋下等著她；她額頭上沁出了冷汗，因為她認出那是捷克的警察。在另一個夢裡，她在法國的一個小鎮上閒逛，看見了一群奇怪的女人，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只大大的啤酒杯向她跑來，用捷克語斥責她，個個都笑得那麼真誠卻又不懷好意，這時，伊蓮娜嚇壞了，她發現自己身在布拉格，她放聲大叫，醒了過來。
她的丈夫馬丹也作同樣的夢。每天早上，他們都跟對方訴說著對於回歸故鄉的恐懼。後來，伊蓮娜跟一個波蘭朋友（她也是流亡者）說起來才發現，原來所有的流亡者都會作這種夢，每個人都作，沒有例外；她先是因為這些素不相識的人們在夜裡團結友愛的表現而感動，後來卻有點不快：如此私密的作夢經驗，怎麼能以集體的方式來體驗呢？那她獨特的靈魂何在？可是問這些永遠沒有解答的問題又有何用？可以確定的是：成千上萬的流亡者，在同樣的夜裡，以無可數計的變體形式，作著同樣的夢。流亡的夢：這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奇特的現象之一。
這些夢魘對伊蓮娜來說，確實是神秘莫名，因為在此同時，她也為無法遏止的鄉愁所苦，她感受到的，是另一種完全相反的經驗：故鄉的景物在白晝時分兀自出現在眼前，不，這不是悠悠長長、有意識、刻意的白日遐想；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幕幕的景物在她腦海裡兀自亮了起來，出乎意料之外，突兀、迅速，乍現即逝。前一刻，她還在跟她的老闆說話，轉瞬間，如閃電霹靂，她卻看見一條橫越田野的道路。前一刻，她還擠在地鐵車廂的人群裡，突然間，布拉格一片綠地上的小徑卻閃現在她眼前。整個大白天，這些轉瞬即逝的影像不時來造訪她，舒緩了她對失去的波希米亞的思念。
執掌潛意識和夢境的，是同一個導演。白晝，他把洋溢著幸福光影的故國景物一幕幕送給伊蓮娜，到了黑夜，他策畫的回歸卻令人驚惶，目的地是同樣的國度。白晝，那遭人遺棄的美麗國度閃耀著，到了黑夜，換成航向故國的恐怖回歸在發光。白晝在她面前呈現的，是她失去的天堂，夜晚所展示的，則是她逃離的地獄。


5

共黨國家都忠實地追隨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放逐了流亡者，對他們詛咒撻伐，將他們斥為最最可憎的叛徒。這些留在國外的人，都在缺席的情況下，在他們的國家遭到審判、定罪，他們的同胞也不敢和他們有所接觸。然而，隨著時日久遠，嚴厲的放逐令也漸漸弛緩了，在一九八九之前的幾年，伊蓮娜的母親──一個新寡又沒啥害處的退休公民──就拿到了簽證，在國營旅行社的安排下，去義大利度了一個星期的假；第二年，她決定到巴黎待上五天，偷偷去看她的女兒。伊蓮娜滿心感動與憐惜，心底浮現了一個年邁母親的形象，她幫母親在旅館訂了房間，還犧牲了一部分的假期，準備好好陪伴母親，片刻不離。
「妳看起來還不錯嘛，」見面時母親這麼對她說。母親一邊笑一邊又接著說：「其實我也不壞。出境的時候，邊境的警察看了我的護照，對我說：夫人，這本護照是假的！上面的出生日期不是您的！」這會兒，伊蓮娜突然在母親身上找到以往她認識的那個樣子，她感覺到，這近乎二十年的時間似乎什麼也沒改變。她對一個年邁母親的憐惜突然消失了。母女兩人面對面，宛如置身時間維度之外的兩個存在，宛如不具時間性的兩種本質。
分離了十七年之後，母親來看女兒，女兒看到母親卻不開心，這樣的女兒不是太糟了嗎？伊蓮娜動員了全副的理性、全部的道德感，好讓自己的行為舉止像個孝順女兒。她帶母親去艾菲爾鐵塔二樓的餐廳吃晚飯；她帶母親去搭遊河船，沿著塞納河介紹巴黎的風光；既然母親想看展覽，她就帶她去畢卡索美術館。在第二間展覽廳裡，母親停下腳步說：「我有個朋友是畫家，她送給我兩幅畫當禮物。妳一定想像不到那兩幅畫有多美！」到了第三間展覽廳，母親說她想看印象派畫家：「在網球場美術館有個常設的展覽。」「這個美術館已經沒有了，」伊蓮娜說，「印象派已經不在網球場美術館了。」「不是，不是的，」母親說。「他們還在網球場美術館。我知道的，而且我沒看到梵谷是不會離開巴黎的！」為了彌補梵谷的缺席，伊蓮娜提供了羅丹美術館。母親在一尊雕像前嘆了口氣，像在作夢似的：「我在佛羅倫斯看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我站在那裡看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媽，」伊蓮娜按捺不住了，「妳現在在巴黎，跟我在一起，我帶著妳在看羅丹。羅丹！妳聽到了嗎？羅丹！妳從來沒看過的羅丹，妳這是在幹什麼呢？在羅丹面前，妳去想米開朗基羅幹嘛？」
這問題問得一點也沒錯：母親這是在幹什麼？她和女兒在分離多年之後重逢，難道她對女兒向她展示、向她述說的事都沒有興趣嗎？為什麼要提米開朗基羅呢？她跟一群捷克觀光客一起看的米開朗基羅難道比羅丹更有吸引力嗎？這五天以來，她沒問過伊蓮娜任何問題又是為了什麼呢？為什麼她沒問過任何一個關於伊蓮娜生活的問題，也沒問過任何一個關於法國的問題，關於法國菜、法國文學、乳酪、葡萄酒、法國政治、戲劇、電影、汽車、鋼琴家、大提琴手、運動員？
母親不提這些，反而不停地提起在布拉格發生的事，提到伊蓮娜同母異父的弟弟（母親和她剛過世不久的第二任丈夫生的），也提到其他人，有的伊蓮娜還記得，有的她連名字都沒聽過。她幾次試著要把她在法國生活的話題插進去，可母親用話語砌成的壁壘毫無間隙，伊蓮娜想說的話根本鑽不進去。
打從伊蓮娜小時候，她們就是這樣了：母親像呵護一個小女孩那樣，溫柔地照拂著兒子，而對待女兒的方式，卻是十足陽剛的斯巴達教育。我這裡要說的，是她不愛女兒嗎？說不定是因為她看不起伊蓮娜的父親，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我們別這麼壞心眼吧。她是費心思量之後才這麼做的：她一副精力充沛、身強體壯的樣子，是因為她擔心女兒欠缺活力；她想藉著自己粗魯的態度，驅走女兒的多愁善感，就像一個運動神經發達的父親，把膽小怯懦的兒子丟進游泳池裡，因為他認為這是教會他游泳最好的方法。
不過，她心裡很清楚，光是她的出現，就夠她女兒受的了。我也沒打算否認，她對於自己在身體方面的優勢，有一種秘密的快感。不然要怎麼樣呢？要她怎麼做呢？要她為了發揚母愛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嗎？她的年歲無情地向前推進，可她對自己的活力有某種自覺，就像伊蓮娜感覺到的那樣，這樣的自覺讓她整個人年輕起來。當她在伊蓮娜身邊，發現她因為感覺到這股活力而驚惶、而沮喪，她就想要把此刻延續下去，讓她崩壞中的霸權可以儘可能地延續下去。帶著一丁點虐待的心理，她刻意把伊蓮娜的脆弱當作冷漠、懶惰、散漫，還斥責了她。
長久以來，伊蓮娜只要在母親面前，就會覺得自己變得比較不漂亮、比較不聰明。她不知多少次跑到鏡子前面，只為了看清楚自己其實不醜，自己看起來不像個笨蛋……啊，這些都是陳年舊事，幾乎都快忘了，可是母親待在巴黎的這五天，這股自卑、軟弱、附屬的感覺，又再次向她襲來。


6

母親離開的前一天晚上，伊蓮娜把她的瑞典男朋友古斯塔夫介紹給她認識。三個人到餐廳吃了一頓晚飯，母親一個法文字也不會講，於是很英勇地說起英文。古斯塔夫倒是很樂：跟他的情人在一起，他只能說法語，這語言他已經厭倦了，他覺得法語矯揉造作，用起來又不方便。這個晚上，伊蓮娜的話不多：她很驚訝，她發現母親對別人所表現出來的興趣，還真是出人意料；她就說著區區幾十個荒腔走調的英文字，用一堆問題淹沒了古斯塔夫，她問了他關於生活、關於公司的事，問了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親走了。從機場回來之後，伊蓮娜走到她頂樓公寓的窗邊，在重新尋回的寧靜裡，享受她孤獨的自由。她望著窗外的屋頂看了好一陣子，屋頂上各式各樣的煙囪極盡想像之能事。多年以來，這片煙囪磚瓦構成的巴黎式園景，早已取代她心裡青蔥翠綠的捷克花園了，她這才體會到，她在這個城市裡有多麼幸福。過去，她總是理所當然地把流亡視作一種不幸，然而，此刻她自問，難道那不是一種關於不幸的幻覺？一種被眾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所引發的幻覺？她不也是照著人家塞到她手上的使用說明書，來理解自己的流亡生活嗎？她心想，雖然流亡是外在力量強加在她身上的結果，違背了她的意願，但說不定在冥冥之中，這正是她生命裡最好的出路。歷史無情的力量侵犯了她的自由，最後卻讓她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所以，她有點困惑了，因為幾個星期後，古斯塔夫帶著誇耀的神情向她宣布了一個好消息：他向公司提案，在布拉格設置一個辦公室。就商業上來說，捷克這個共產國家不是很有吸引力，所以辦公室的規模不會太大，不過這麼一來，他就有機會可以不時去那兒住上一陣子了。
「我很高興可以走進去接觸妳的城市。」他說。
伊蓮娜沒有覺得開心，反而隱約感到某種類似威脅的東西。
「我的城市？布拉格已經不是我的城市了。」她答道。
「怎麼會呢！」古斯塔夫很不以為然。
她在古斯塔夫面前從不掩飾自己的想法，所以古斯塔夫應該可以很瞭解她才是；可是古斯塔夫看待她的方式竟然和所有人一模一樣：她是一個被她的國家放逐而受苦的年輕女子。古斯塔夫自己來自一個瑞典的城市，他打從心底討厭那裡，不願再踏上那個城市一步。不過，就他的情況來說，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所有人都為他鼓掌，因為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北歐人，十足的世界主義，他早已忘了自己出生於何處。兩個人都被分類、被貼上了標籤，而人們也根據他們是否忠於他們的標籤，來評價他們（當然啦，這也不是什麼別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經常強調的所謂「忠於自我」）。
「妳在說什麼啊！」他不服氣地說。「那妳的城市在哪裡？」
「在巴黎！我就是在巴黎遇見你，在巴黎和你一起生活的。」
古斯塔夫彷彿沒聽見她說的話，他輕撫著伊蓮娜的手說：「妳就把這當作是我送給妳的禮物吧。妳不能回那兒去，我就幫妳和妳失去的國家搭起一個聯繫。我很高興可以這麼做！」
她很清楚古斯塔夫是出於善意；她很感激；不過，她還是用很莊重的語氣加上了幾句：「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瞭解，我並不需要你幫我和任何東西搭起什麼聯繫。我跟你在一起很幸福，我跟一切的一切都切斷關係了。」
古斯塔夫也用很嚴肅的口吻說：「我瞭解妳的。妳別擔心我會對妳的過去有興趣。妳認識的那些人裡頭，我只會去看妳母親。」
她能對他說什麼呢？她能說，她不想讓他常常去見的人，正是她的母親？她怎麼能對古斯塔夫這麼說呢？他是一個對自己過世的母親那麼眷戀深情的人。
「我很佩服妳母親。她好有活力！」
伊蓮娜一點也不覺得奇怪。每個人都佩服她的母親充滿活力。她怎麼向古斯塔夫解釋，在母性力量的神奇圓圈裡，她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她怎麼向古斯塔夫解釋，母親恆久不變的親人關係會把她拋擲到過去，把她拋回缺陷裡，把她拋回青澀的年華裡？啊，古斯塔夫怎麼會有這麼瘋狂的念頭，想要跟布拉格搭起什麼聯繫！
直到她一個人待在家裡，她才冷靜下來安慰自己：「感謝上帝，共產國家和西方世界之間，警察設下的關卡還算滿嚴密的。我不必去擔心古斯塔夫和布拉格的聯繫會威脅到我。」
什麼？她剛才自言自語說了些什麼？「感謝上帝，警察設下的關卡還算滿嚴密的」？她真的說了「感謝上帝」？她──一個眾人都同情她失去了祖國的流亡者──竟然說了「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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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該是流亡者最由衷的心願，米蘭‧昆德拉筆下的流亡者卻是迫於無奈。他以冷靜的筆觸，談鄉愁、談命運、談愛情。我們或許不曾經歷過《無知》裡的大時代變遷，但其中的「異鄉感」一定會與我們深深有所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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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流亡的最初幾個星期，伊蓮娜就作了一些怪夢：她坐在一架飛機裡，飛機改變了航向，降落在一個陌生的機場；穿著制服、全副武裝的男人在空橋下等著她；她額頭上沁出了冷汗，因為她認出那是捷克的警察。在另一個夢裡，她在法國的一個小鎮上閒逛，看見了一群奇怪的女人，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只大大的啤酒杯向她跑來，用捷克語斥責她，個個都笑得那麼真誠卻又不懷好意，這時，伊蓮娜嚇壞了，她發現自己身在布拉格，她放聲大叫，醒了過來。
她的丈夫馬丹也作同樣的夢。每天早上，他們都跟對方訴說著對於回歸故鄉的恐懼。後來，伊蓮娜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