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前言
制度化的台灣海外客家研究始於2000年代初期，先是從東南亞客家會館的田調著手。2005年，台灣從事「客家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海外客家的議題，蕭新煌等（2005）從結構的觀點分析，說明東南亞客家認同或客家性並未消失，只是轉變了存活的形式，最顯著的方式就是會館組織和社團。在「台灣客家」已經發展成台灣社會、國家層級的重要族群團體的同時，東南亞客家只是華人之中的一個亞族群（sub-ethnic）或方言群（dialect groups）（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577）。除了會館組織的研究，較為主流的研究議題多集中對東南亞客家人的族群身分認同（ethnic identity）與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進行描述與解釋（例如張翰璧、張維安，2005；Hsiao and Lim，2007等）（張翰璧，2013：4），客家認同在東南亞社會中的公、私領域都不具備明顯的特性，客家認同呈現雙重隱形的現象以及仍然以「離散族群」自處（張翰璧、張維安，2005；蕭新煌，2017）。自此之後，許多關於東南亞、東亞、印度、大洋洲的客家研究也紛紛出版。到了2017年以後，客家研究有了新的取徑，一是經由跨學科的合作，比較台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歷程現況（蕭新煌，2017），二是採取社會學的社會網絡分析，探討東南亞客家社團的組織網絡（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2019），三是正在進行中的台灣與馬來西亞客家的族群關係的比較與理論建構。上述三種知識與方法論的取徑，也正在改變台灣與東南亞客家研究的典範。
就台灣的客家研究典範移轉來說，從台灣客家只與「原鄉」的對照典範移轉到台灣客家與全球各國的「他鄉」的比較典範，就是「全球比較的新典範」（蕭新煌，2019：16）。任何學術典範的移轉，都需要經歷一段不短的制度化變革過程，包括學者的覺悟、反省和轉變，著作出版的新趨向和集結，以及投入學者人力增加和學術機構，研究觀點轉向與創新的研究技藝等等。在台灣的這種對海外客家或者說是全球客家比較的新典範，確實已在過去十年逐漸成形，並成為不同世代客家研究者的新方向。
但是在台灣以外，這種新學術典範尚未成形，這包括客家人數最多所在地的「原鄉」中國，客家人數與台灣接近的「他鄉」東南亞，也都尚未出現這種研究取向的新典範。因此，台灣客家學界的「全球客家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可說是已領先一步。這種以全球為脈絡的客家比較研究，一則可探討台灣客家與其他「他鄉」，甚至「原鄉」的族群經驗異同態勢的比較；二則更可藉此凸顯和展現台灣客家經驗的「自成典範」和特色。
雖說台灣以外的國際客家學界，尚未出現以客家客體性為基礎之跨領域和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但不表示全球各地的客家沒有受到外國學界的注意。事實上，在2000年台灣出現海外客典範之前，就有一些零星的海外客家研究著作出現於全球各地。一般說來，以台灣為比較基礎，對世界各地「他鄉」客家進行研究，通稱為「海外客家的研究」。不過，還有另一種「海外的客家研究」，則是指由海外（國外）學者從事的各地客家研究。本書書名所指的「海外客家研究」，在嚴格定義下，指的是後者，即由外國學者所進行的「海外的客家研究」成果。
二、跨區域與跨領域的客家研究
由外國學者所進行的「海外的客家研究」，零星分散於各地，有些明確指出「客家」的概念，有些則蘊含在華人的研究議題與瞭解華人的學術興趣之中，對於未來的客家研究極具參考價值。而「客家」與「華人」概念的「理念型」，在不同地區的關係，可能是包含性或等同性，因為某些地區所謂華人其實是指客家華人，有些研究中的研究對象雖然是客家華人，目的卻只是為了探究華人性，而非客家性。因此，海外客家華人的研究，經常出現在華人及其周邊族群議題脈絡中。
客家華人在不同的研究地區和人群分類脈絡中，有不同的議題，運用的理論觀點與所得到的結論也有所差異。有些地方的客家，其族群分類與台灣的「客家」有所不同，例如在越南，「廣肇、潮州、福建、客家和海南五幫，唯客家幫包含來自中國華北、華東各省的華僑在內，其會館組織亦然；也就是說，客家幫民並非完全都是客家人」（張書銘，2021：332）。此外，儂人為華人且多講客家話，𠊎族（Người Ngái）（也稱為山𠊎﹝Sán Ngái﹞），很有可能即為客家人，但並不在「客幫」的範疇。越南客家的「特質」還不只如此，寶龍客家甚至因為當地客家與其他華人社群產生經濟落差，改變維持三百年的三祖師信仰，透過標準化的天后與關帝信仰，逐步走向融合到越南華人社會中。
另一個例子是印度加爾各答（Kolkata）的客家人，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以便融入華人社會。此地區客家人從事賤民職業皮革業，職業的差異就沿著族群團體而分化。客家人不但與印度人、西方人有所區隔，也不會將其他華人當成自己人，客家族群將自己與廣東人、湖北人其他華人明確區分出來後，主要的社會互動範圍只限在自己方言群內，甚至不同方言群間通婚的現象也非常罕見（吳錦棋，2021：362）。
因此，「客家」的概念必須回到不同社會的脈絡來瞭解，也需要通過比較分析的方式來認識。跨域視野的全球客家比較研究，向客家本質論者提出了嚴肅的挑戰。不同區域的「客家」各有所指，越南西堤客家幫的組成並非全然都是客家人，牙買加的華人幾乎都是客家人（牙買加黑人或許也是族群通婚後的客家後代），大溪地華人雖然有廣府人與客家人，若以當地通行語來辨識，大溪地「華人」幾乎等同是「客家」。有些地方客家人即是學者心中的華人，這些地區的研究可以通過客家研究來發現華人性。有些地方客家與華人則要區辨出來，印度塔壩（Tangra）客家便是因為與當地社群隔離，自成一格，反而保留了相當的客家認同（吳錦棋，2021：367）。簡言之，海外客家研究的不同地點，對於「客家」的定義均有其獨特性，放在全球的比較架構中，方可進行「共通性」、「獨特性」的比較，跨區域的獨特客家特質之間的對話，當有助於進一步思索何謂「客家」。
本書所指的跨域研究，還有一個面向，就是跨學科專業領域，從人類學、史學與社會學研究各自貢獻不同的觀點與方法。不同學科所進行的多層次議題研究，從政治經濟、產業、宗教、通婚、語言、宗族、區位地理，有助於全方位的建構全球客家面貌。跨區域與跨領域的客家研究，尤其是通過全球客家的比較研究，有助於台灣客家研究、海外華人社群、區域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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