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開始構思這本書時，我們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那裡沒有人聽過新冠病毒，沒有人預想過，即將到來的大流行竟然讓所有人措手不及。但當我以牌桌和折疊椅匆忙布置了居家辦公室，坐下來寫出幾頁文字時，卻已經生活在新的現實中：世界各地的民族國家*開始關閉邊界，限制內部流動，並要求訪客和返國公民進行隔離。幾乎在所有地方，緊急措施都大大減緩曾經定義全球互聯時代的流動和移民的加速步伐。人們的集體行動自由普遍受到根本的限制。
許多想去旅行的人連續幾個月都被迫關在家裡，在對前往遙遠目的地的念頭與對感染和強制隔離的恐懼之間搖擺不定；還有些人被困在遠方，因為旅行禁令或取消的航班而無法和親人相聚。當然，限制行動自由對那些必須越過邊界才有機會生存的移民、難民和其他弱勢群體造與對其他人的影響截然不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旅行證件似乎每天都具有新的含義，因為護照效力排名開始出現變化，因為出現疫苗護照提案，因為護照申請人在收到證件的過程中經歷長時間的耽誤。
這個全球幾乎停止流動的時刻是一段奇怪的時光，讓人開始思考旅行證件的悠久歷史。撰寫本書中的漫遊者故事，重溫他們跨越國界和跨越文化的經歷，同時卻不得不待在原地，實在稱得上怪異。但這也是完美的時機，讓人以好奇的態度，詳述這些關於旅行和流動、遷移及混亂的故事。我希望讀者在悠遊本書時能了解我所說的感受，無論他們閱讀的場所是在某個安靜、靜止的空間，或者更好的是，在狹窄的客機艙內滑翔到高空，在高速火車中看著向後衝去的陌生風景，或在某處的公共汽車後座一路顛簸。（後略）
第二章 偉大的君主，偉大的旅客
（前略）廣闊的絲綢之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曾引發各種努力來控制、保護並促進人員和貨物的流動（更不用說思想和其他傳染病），這些努力預示著當代管理全球化流動的技術。在十三世紀，經過多年的破壞，成吉思汗企圖重建貿易路線，並將其置於統一的政治管理之 下，這有助於建立西臨黑海、東臨太平洋的蒙古帝國。在這裡，沿著商隊走過的看似無邊無際的道路網絡，旅行證件的使用再次站穩腳跟。為管理所謂的蒙古治世，追隨成吉思汗的幾位大汗經常提供使節和其他官員經久耐用的木、銅、銀或金製的牌子，提供旅行者穿越蒙古土地的安全通道，以及向沿途人口索取各種商品和服務的權利。鑑於這些利益，蒙古的地方政府濫用權限，發布允許虐待和剝削路邊居民的非官方通行牌。但可汗官方頒發的金牌很特別：它們聲稱，此君主授權之物的持有者，得橫越其領土，並得進入絲綢之路沿途涵蓋的其他司法管轄區。毫無疑問，收到這種牌子的最知名人士就是富有冒險精神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儘管他甚至不是第一個被授予此影響深遠特權的威尼斯人：一二六六年，成吉思汗的孫子，知名的忽必烈曾贈送金牌給他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菲奧，讓他們得以從大都（今北京）長途跋涉回家。
身為最早一批穿越絲綢之路的歐洲人，波羅兄弟受到大汗的極大好奇和慷慨對待，大可汗已經熟悉「拉丁人」，但希望獲得有關西方政治和宗教事務的更多知識，尤其是天主教會。
忽必烈推測，他有可能受用於羅馬教會的智慧和權威，來平息自己龐大帝國的動亂，於是派遣波羅兄弟和一名使者向教皇提出請求：他應該派遣一百名教士，「以清楚的理由表明基督教比他自己的宗教更好」，另外加上帶回「從耶路撒冷耶穌聖陵上方長明燈中提取的聖油。」為了在這段馬拉松式的歸途中保護這對兄弟，蒙古君主給予這隊義大利商人一塊長約二十五公分，寬約七．五公分的金牌，上面刻著一道令人生畏的命令，大致翻譯為：「奉永世的蒼天之力，以可汗的名字為聖，不尊者死。」正如《馬可波羅遊記》所明確指出的，一個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很可能會誤入歧途，導致監禁、奴役或立即處決。忽必烈提供的金牌不僅在一二七○年左右保護波羅兄弟返回威尼斯的旅程，從而使他們第二次、也是更為著名的遠東之旅成為可能，這次與十幾歲的馬可一起；但再多得到兩面金牌，三位波羅家人得以離開大可汗如世外桃源般的宮廷，護送闊闊真公主至波斯*成婚，最後在一二九五年永遠返歸威尼斯。
在他們的歸途中，在蒙古帝國中東地區的波斯統治者（以及忽必烈的侄孫）乞合都送給這些威尼斯人更多金牌，波羅兄弟在那裡停留了數月：
他給了身為大汗使者的他們四面金牌，每塊長一腕尺，寬五指，重三或四馬克。其中兩個帶有矛隼的標誌，一個是獅子的標誌，一個沒有圖案。這些金牌上刻的銘文寫著：永世蒼天在上，大汗尊名永垂，違其令者處死抄家。
忽必烈提供這些金牌，表現出他和家人對波羅家極大的信心甚至感情，允許他們以受信任的使者這樣的外交身分旅行。然而，這些金牌雖然令人印象深刻，卻也顯示在蒙古帝國遙遠的領土中，其所代表的權威有著局限，因為在成吉思汗統治兩代之後，王朝的實力日益受到威脅。安全通行證的權力與頒發它們的主權者的權力成正比，即使通行證正是透過在遙遠的領土上主張或重申君王權威，擴大權力範圍，但是他們斷言的命令並不能保證成功。馬可波羅告訴我們，這些金牌還賦予波羅家在旅途中的幾個地點擁有護送馬匹和騎兵的權利，「這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因為乞合並非合法的統治者，當地居民可能會騷擾他們，而他們若隸屬於居民愛戴的君主之下，便不會遭遇此事。」
自十三世紀後期首次出版以來，書中故事的真實性就一直受到質疑，這種懷疑在隨後的幾個世紀大幅增加，部分原因是該文本以大約一百五十種不可靠的版本存在於數十種語言中，而原稿早已遺失。毫無疑問，馬可波羅和魯斯蒂謙都試圖讓故事的某些元素變得活躍，同時也無需懷疑的是，多年來不同版本的重製和翻譯錯誤，導致了遺漏，也增加了錯誤。在此，金牌再次發揮重要作用。一三二四年，從東方歸來近三十年的馬可波羅躺在病床上，親朋好友同聚一堂，向他表達最後的敬意，希望他能針對大家認為的誇大傳奇故事和過度的謊言說出真相。按照慣例，一位牧師也被召喚到床邊，但他沒有接受最後的懺悔，而是擔任公證人的角色，在一張大約六十五公分乘以二十五公分的羊皮紙上抄寫最後的遺囑和遺言。二○一八年，義大利歷史學家團隊完成為期三年對馬可波羅遺囑的研究，由威尼斯的聖馬可國家圖書館出版一本關於遺贈的學術著作，其中包括近七百張羊皮紙的複製品。在遺贈中，這位旅行商人將大量財富分配給威尼斯的行會和宗教機構，以及他的幾位女兒，這在父系時代可說少見。
這部著作為波羅在東方的旅程提供見證，還列出韃靼騎士的銀腰帶、蒙古女士在閱兵時戴的金色頭飾、忽必烈為確保他安全回家而贈送給他的金牌等物品。（他從未帶回像義大利麵和冰淇淋這些易腐爛的食物，人們經常誤傳是他將這些食物引入西方。）學者還發現馬可的叔叔馬菲奧的遺囑，其中明確地交代了「來自偉大韃靼王的三塊金牌」的處置。雖然研究人員並未找到這些金牌，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發現其他與他們描述相匹配的牌子，其中並記錄蒙古貴族和官員在整個蒙古帝國時期的使用（和濫用）情形。
關於馬可和馬菲奧擁有的金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旅行者持有它們很長的時間。當然，這些珍貴的金牌具有可觀的經濟價值，但它們對波羅家的意義肯定更大─說到這裡，我們可能會感覺到護照一直到今天仍然重要的一項特徵。就像他們收藏的銀腰帶或金色頭飾一樣，這些金牌是紀念品，是他們旅行的實質紀錄，比他們離家萬里的經歷所收集的任何故事都更堅固、更具體。無論是為了向懷疑的人證明他們的可信度，也就是說，證明他們確實如他們自稱的，是了不起的冒險家；或者在更安靜、沉澱的時刻回憶過去的許多冒險，在絲綢之路上的所見所聞；或者也許是想起這些金牌提供的特權，維護他們的移動和安全，而這樣的支持來自一個幾乎統領大半已知世界的帝國，甚至神聖的當權者，波羅叔侄一直保留著他們的金色護照，直到生命的盡頭。
第五章 被驅逐和無國籍
（前略）弗萊和美國救濟中心從納粹政權手中拯救多達四千人。但面對全球戰爭、公民身分的突然撤銷以及無國籍的諸多危險，該組織最多只能做到如此。這種可能因一本小本子便加以克服或永久加劇的脆弱感，意味著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不只是「人」和「公民」的概念瓦解），而鄂蘭就屬於第一批明確指出的人。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國會大廈被燒毀後，由於她對納粹黨直言不諱的批評，以及她與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祕密合作，她感覺非離開德國不可。鄂蘭在沒有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的情況下逃離該國；在接下來超過十年的時間裡，她都是無國籍人士，先待在布拉格和日內瓦，然後在巴黎為幾個猶太難民組織工作。戰爭爆發後，她被當作「敵國人」被關押在法國南部的古爾斯集中營，但在法軍戰敗的混亂中，她設法逃到維琪地區。許多沒有逃離的人後來被轉移到德國的滅絕營。在這個動盪的時期，鄂蘭開始零碎地創作，最終完成她的第一部主要論文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其中甚至反思當前形勢的諷刺：「我們是一種新的人類，」她在一九四三年寫道，「那種被敵人關進集中營、被朋友關進拘留營的人。」
像許多人一樣，鄂蘭和詩人丈夫海因里希．布呂歇前往馬賽尋求美國簽證。一九四○年十月，他們找上弗萊尋求幫助，但當時他們還只是鮮為人知的作家，並未出現在美國人的重要人士名單上，該名單裡尚未被視為傑出或知名的名字不多。幸好暗中協助弗萊的赫緒曼加以干預─他和布呂歇相識，並證明鄂蘭是「有朝一日會成名的女性」，美國救濟中心無視國務院的指示，投入資源為這對夫婦獲取必要的證件：一份「代替護照的身分宣誓書」、一份法國的「身分和旅行證明」和一份美國緊急簽證。
一九四一年一月，維琪政府短暫放寬出境許可政策，允許鄂蘭和布呂歇乘火車前往里斯本；在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的幫助下，他們後來得以登上前往紐約的遠洋郵輪。因此，鄂蘭從自己的悲慘經歷中了解到不知名的無國籍人多麼脆弱，並進而觀察到「公民身分的喪失不僅剝奪人們的保護，而且剝奪所有已確立的官方認可身分。」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名聲」─「能夠將一個人從無名人海中解救出來的辨識度」─可以協助恢復安全：「知名流亡者的機會提高，就像有名字的狗比流浪狗更有機會活下去一樣。」
許多沒有名氣的流亡者並未像鄂蘭和布呂歇那樣成功逃離。華特．班雅明是傑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也是文化理論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猶太神祕主義者，在過去的八十年裡，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中都可見他的著作。他是劇作家貝爾托特．布雷西特的密友，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名譽會員，能與在一九三○年代贊助他研究的狄奧多．阿多諾和馬克．霍克海默†匹敵。他也是鄂蘭在巴黎時親近的朋友，並和她一樣逃離納粹德國，並在蓋世太保的要求下被撤銷公民身分；班雅明和她一樣，在巴黎過著惶惶不安的生活，後來被關押在法國集中營一段時間。但他尚未成名，也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脈求助於弗萊。等到德國入侵時，他已經流亡七年，在歐洲一處遷過一處，地址變化不少於二十八次。所以不難想見他為何堅持留在巴黎，那裡對他個人或是職涯來說，都意義重大。他直到一九四○年六月上旬，在德國軍隊進軍香榭麗舍大街的前一天才離開法國首都。經過一連串的耽擱，他也來到難民城市馬賽，在那裡與鄂蘭待上很長時間，並交出他的「歷史哲學論文」的打字稿。她將把稿件轉給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他們在幾年前已經離開歐洲，在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其研究所最初被稱為流亡大學）繼續研究工作。
當然，為了人身安全，以及與在美國的同僚會合，班雅明需要一大堆官方證件：法國居留許可、法國出境簽證、從西班牙進入葡萄牙的過境簽證，當然還有進入美國的簽證。在朋友的幫助下，他也獲得美國領事館的緊急簽證，但和許多難民同胞一樣，他無法獲得幾乎遙不可及的出境簽證。沒有它，其他證件對他也沒什麼用處。但向法國當局申請這樣的簽證，會提醒他們他的德國難民身分，進而引起蓋世太保不必要的注意。
一九四○年九月，由於擔心永遠拿不到出境簽證，班雅明做出決定命運性的決定，與一小群流亡者一起偷偷離開法國，他們將嘗試徒步穿越庇里牛斯山脈，前往西班牙的波特沃。這條路線走起來並不容易，因為途中包括一個五百五十公尺長的隘口和超過十六公里的崎嶇地形。許多在戰爭期間嘗試走這條路線的逃亡者都因為長期待在拘留營或躲避蓋世太保數月，沒有規律的進食和睡眠，導致健康狀況不佳。班雅明是個文人，不是行動家，成年後大部分年歲裡身體一直很虛弱，經過多年流亡，當時飽受哮喘和心悸所苦。儘管如此，在九月下旬，他還是試圖在另一位救援活動家麗莎．菲特科，以及在馬賽遇到的兩名流亡者的陪伴下越過邊境。他一路上都非常辛苦，旅程中幾次落後，而且他還堅持帶著一只沉重的黑色手提箱，裡面裝著自己的隨身檔案：美國外交部簽發的護照，六張用於補充證件的護照照片，還有一些額外的論文，根據菲特科的說法，其中包括一份班雅明似乎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看重的不明手稿。
儘管過境困難重重，班雅明和其他人還是於九月二十六日成功抵達波特沃，卻得知已在一天前針對沒有法國出境簽證的人關閉邊境。艱辛的旅程讓班雅明筋疲力盡，如今更陷入極度的絕望，因為他認為，被送回法國很可能意味著落入德國人的手中。那天晚上稍晚，在法國那一側邊境的一個小旅館房間裡，這位作家吞下他數月前離開巴黎後一直隨身攜帶的一把嗎啡藥片結束生命。隨後的警方報告指出，裝有他護照和手稿的手提箱被留在房間裡，很快就遭到歷史遺忘。最殘酷諷刺的是，就在班雅明自殺後的隔天，西班牙當局重新向團隊的其他成員開放過境點，他們被允許繼續前往葡萄牙，確保了安全。
難民能夠擺脫戰時歐洲的危險，幾乎與他們的人權或仁慈政府的保護無關。相反地，一切往往只能寄託於偶然：變化無常的官員可能會揮手讓人搭上火車；一向對自己友善的恩人可能會負責監視，也可能又勉強提供了幫助。但是，政府機構或邊防衛隊的一時興起也可能阻止一個人逃跑。沒有了國家的保護，無國籍人士還剩哪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十年後，在美國確保安全後，鄂蘭將發表她對導致這一切情勢的說明。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其中一個核心章節中，她反思身為難民的經歷，讓她知道無國籍人士的地位，即不能再自稱是任何主權國家公民的新人類階級。令人遺憾的是，本應享有「不可剝奪的」人權的難民，反而體現出此一概念的根本危機。那些失去公民身分的人同時失去就業、教育、行動自由的權利─甚至是最基本的人權，即生存權。鄂蘭用精練但尖銳的表述總結這種情況：無國籍人士被剝奪「擁有權利的權利」。這句話與納粹政權帶來的難民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相呼應，也繼續回響於定義本世紀地緣政治的難民危機中。我們繼續遵守同樣可怕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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