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輯序】
必須為香港留下這一頁歷史
⊙李志德
我只能從眼角瞥到，那是個黑衣人。幾分之一秒，他從我身後竄出來，一個點燃著的燃燒瓶從他手上甩出來，飛過四分之三個彌敦道寬，在暗黑的天空劃下一道火光。在瓶子落地，火苗在幾名警察身後地上炸開之前，黑衣人已經消失。又驚又怒的警察一轉身，槍口對著的只剩我及五、六位裝束正常的路人──其中一位還拖著行李箱。
我慢慢的舉起雙手，攤開手掌，示意我沒有武器，亮白色背心上印的「PRESS」說明了我的身分。我沒有太緊張，因為一般情況下，警察會先看清目標才開槍。我當然不會是目標，除非他覺得無意間當了火魔法師的掩護也該同罪。
槍口對著我們左右擺動了幾下，我們懂那槍口要說什麼：「行開！快啲走！」（走開，快離開。）但我們不敢背對著警察往前走，而是退進了一棟大樓的入口樓梯間，一個半人寬的空間，連接斜斜往上的樓梯。我們六、七個人暫避在這個小空間裡往外看，一隊警察從我們收窄的視界裡快跑而過，不知道是不是追捕那位黑衣人。我們呼吸著彼此的氣息，你呼我吸，聞到的都是恐懼。
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下午，彌敦道沿路店鋪大半關門，還有少部分遭到「裝修」。鐵門上貼著各種抗議文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黑警死全家」這些口號，被黑色油漆噴在地面、牆面、柱子和安全島上。路面上處處是磚頭、石塊、鐵柵、竹竿、小巴站牌和各種雜物。我踩著抗議者撒下的溪錢（祭祀的紙錢）走過人行道，通過濾罐吸進的空氣仍然刺鼻。這時看到手機裡的訊息：在荃灣，一位抗議少年遭警察開槍擊中胸口。
港鐵在市區的站全面關閉，彌敦道上處處都可以見到在招計程車的人。我耳邊響起剛才在樓梯間裡，拖著行李的大叔的問話：「有誰知道可以怎麼去機場？」
上頭這一幕，是香港二〇一九下半年延續不斷的抗議和衝突的某一個瞬間，從六月中以來，一個一個瞬間串成了這一代香港人從未經歷的日常。然而這些暴力對抗哪怕再激烈，都只是表象。反修例運動深層的內裡，既是一九八〇年代當年無份參與香港前途決定的「第三隻腳」的延遲回應；又是二〇四七焦慮的提早爆發。
一九八〇年代，中英開始對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一九八四年中接見鍾士元等三位香港立法局議員時，明確地說「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所謂的「兩腳」，是中、英兩國政府；第三隻腳，則是所有香港市民。真正的持份者，在決定香港前途的關鍵時間點上，沒有發言權。
究竟怎麼樣的政府、怎麼樣的制度，才是香港人要的？從一九九七年以來，這個本質性的問題以不同的變體出現，而最接近核心的一次，應該就是雨傘運動——具體要求特首、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落實方式。但最終仍然一無所得。
占中九子罪成（有罪確定）之後四十五天，就爆發了反修例百萬人大遊行，包含「雙真普選」的五大訴求，七月一日就搬上檯面。如今回望，恍然大悟，兩次運動表現形式差異極大，但驅動它們的就是同一股力量，雨傘運動和反修例必須連在一起看，始得全貌。而這全貌，就是一場民權運動。
鄧小平一句「五十年不變」，化為《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諾，但承諾時間還沒過半，香港人已經活在「二〇四七恐怕面目全非」的恐懼裡，屢仆屢起的民權運動，爭取的是讓人更安心、確定，並且能真正保障香港核心價值的未來。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聲浪在短短時間裡蔓延開來，而且感染力遠遠強過香港政府此前諸如DQ（取消資格）議員、DQ反對派人士參選資格等等出格行徑。主要原因就是它侵犯了香港得以立足世界的核心：自由、公平、法治和信譽可靠的經商環境。儘管香港政府之後回應商界的疑慮修了條文，但已經造成的傷害，和民權運動相互激盪，最終從一宗看似普通的殺人案，演成香港近半世紀以來最大的變局。
《二〇一九香港風暴》這本合輯，收錄了反修例運動裡各種面向，特別是「人」的深度報導：參與罷工的市民、前線牧師、陣地社工、港漂大陸人、勇武派青年……等等。除了盡可能以不同的面孔豐富運動不同的面向外，真正的考驗，來自這場運動裡許許多多前所未見的課題，它們嚴厲拷問著新聞工作者以往習以為常，卻不一定深刻思辨過的成規套路，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
媒體該怎麼面對公權力的暴行？警察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應該等量齊觀嗎？「為什麼都不譴責示威者？」「端傳媒是黃媒！」自反修例運動以來，這樣的質疑和論斷無時無刻不在考驗編輯部。做為編輯部負最終成敗責任的人，我願意這麼說：這是一份沒有滿分答案的試卷，我們只能在有限的人力條件下，踩住一個價值基點，「做得幾多係幾多」，實踐多少算多少。
不可否認，即使是一場立意高尚的民權運動，也不可能面面盡善盡美，特別到了市民以暴力與體制及不同政見者對抗時，勢必江河與泥沙俱下。對於示威者個別的暴力事件，例如對「藍絲」（立場親政府者）、「中資」店鋪的打砸，對親政府人士的暴力相向，乃至於被稱為「火魔法」的燃燒彈攻擊。這些行為，自然有現行的法治流程處理。端傳媒沒有一篇報導或評論倡議「暴力無罪」，但與其對個別案件著墨、「譴責」，端傳媒寧願將篇幅集中在討論示威者的「暴力現象」背後的深層因素。
即便不用「抗暴之戰」這樣帶有正面價值的形容詞，都仍然必須承認反修例中的暴力行為與一般的暴力犯罪不是同一件事。在香港，這尤其是一個值得反覆探討、深究的課題。因為不過就在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裡，「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仍然是抗爭群體的鐵律。暴力手段不是沒有，但效果往往是導致抗爭群體相互指責、分崩離析。
但到了反修例運動，逐次升高的暴力不僅被容忍，而且在「不割席」、「不指責」的原則下，與「和理非」形成堅不可摧的協作關係。這在香港民權運動的歷史上堪稱僅見。部分示威者策動的暴力行為當然符合某種「犯罪行為」的構成條件，只把它當作單純的「犯罪事件」，事實上是迴避了問題的根源。它應該得到更嚴肅的看待，更深刻的思辨，這也正正是端傳媒編輯部報導、評論這些「暴力行為」的基本理念。
但另一方面，端傳媒對香港政府，特別是香港警察的過度，甚至涉嫌非法使用武力不能容忍。無數流傳在網路上，或者記者現場所見，甚至親身經歷的警察暴行，再三提醒傳媒工作者，香港面對的不是個別失控的警務人員，而是整個管治系統的失靈。
例如反修例抗議行動中，不只一次出現警察直接槍擊示威者。一般情況，這類案件一旦發生，立即就會啟動調查，開槍員警也可能被暫時停職，或者調內勤職務靜候調查。但反修例中見到的情況是，警隊最高層都在極短時間內公開表態，力挺開槍警察。在這樣的情況下，後續的內部調查還有什麼意義？更不要提內情更複雜的「七二一元朗」、「八三一太子站」等警察疑似涉及瀆職的大案件。特首林鄭月娥堅持力挺的正規機制「監警會」，則是在二〇一九年結束前，連一份調查報告都沒有，為本案特別邀來的外國專家集體辭職，更突顯監警會是無牙老虎。
更有甚者，港警組織公然犯上的言論，愈發政治化的姿態，曝露的問題是香港恐怕連民主體制的基石──「文人領軍（警）」都響起了警鈴。在這本書裡，「警暴之殤」是唯一用了兩個單元的規畫，反映的是我們深切的憂慮。警察固然是合法暴力使用群體，但放任的權力必定越界，缺少監察執法人員會跟從「路西法效應」，這是今時今日香港的現況。在這種情況下的所謂「合法使用暴力」，只是一塊遮羞布，傳媒不掀開這個藏汙納垢的角落，不但是失職，更是共犯。
監督政府，是民主開放體制下的媒體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對於「公平」，有一種過度簡化的標準：「各打五十大板」。我們不同意這樣的態度，政府的暴力和抗議者「做為一種抗議現象的暴力」，各有脈絡，不該放在同一桿秤上，而是該放回各自生成的脈絡來評價。這是端傳媒堅持踩住的價值基點，不管是香港民權運動、中國維權事件，或者臺灣各種少數群體爭取自身權益，端傳媒自始至終標準齊一。
這本書收錄的，是自二〇一九年六月初反修例運動開始後，端傳媒報導和評論的精選，收錄的文章大多經過重編，主要是納入事件最新發展，例如「七二一」、「八三一」事件的報導，原文刊發的時間是事件發生後不久，但書中收錄的報導，則增補、更新了這些事件到二〇一九年年底的最新發展。
反修例運動走過了大半個二〇一九年，端傳媒的記者，特別是香港本地的文字、攝影同事，無日無夜地在這場變局的最前線奮戰。端傳媒自二〇一五年創立以來，帶著打造「華文閱讀共同體」的初衷，聚焦關注兩岸四地和世界華人時政新聞。香港反修例運動既是因為這個意義而應該獲高度關注，更加上香港是端傳媒立足扎根之地。細細密密地記下這場運動的一筆一畫，既是身為記者的責任，也是同事們為反饋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的義之所在。
生於亂世的傳媒，有種責任，必須為香港留下這一頁歷史。
（本文作者為端傳媒總編輯）
序篇風暴之前
「烈日和高溫下，七十五歲的朱耀明，雙腳踩上鐵馬（鐵欄杆），半個身子探出。他揮起黃色的手帕，向著黑漆漆的囚車喊道：『戴耀廷！陳健民！戴耀廷！陳健民！』。」
端傳媒的報導記錄了這一刻：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西九龍裁判法院判決「占中九子」全數有罪，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黃浩銘四人即時入獄。因為年事已高，各方求情而免除牢獄之災的朱耀明牧師送走囚車時淚流滿面，大半個身子探出鐵馬，有人在後面用奮力扶住他的腰，深怕他摔出去。
這一天，香港民主運動幾乎處在最低谷。但沒有人知道四十五天之後，香港會出現一場百萬人大遊行，更不要說之後為期幾個月，被形容成「翻天覆地」的反修例運動。
這四十五天，像是過去四年半的縮影。回想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數百名學生在黃之鋒、周永康和岑敖暉的帶領下，翻越圍欄、衝入香港金鐘政府總部門前的一塊集會空地，高喊「重奪公民廣場」。被稱之為「雨傘運動」、長達七十九天的公民抗命由此展開。
訴求「我要真普選」的傘運在同年十二月結束，沒有取得具體政治成果，接續而來的是民主運動的低潮。指標性的「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參與人數降到低點：二〇一五年的七一遊行人數不足五萬，是〇八年以來最低，往後三年都不足十萬。六四燭光晚會，二〇一五年的參與人數也是〇八年以來首次低於十五萬人。
另一方面，特首梁振英領導的政府以前所未見的重手打擊民主運動。二〇一六年立法會選舉，「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人因倡議香港「民族自決」等政治主張被裁定失去競選資格，DQ（Disqualify，取消資格）這個縮寫日後不斷出現在政治新聞裡。
被DQ的不只候選人。二〇一六年立法會選後，梁頌恆、游蕙禎、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和羅冠聰六位當選議員，也因為在宣誓時夾帶其他政治表達，先後被取消當選資格，其間中國全國人大還祭出「釋法」手段確保DQ收效。
六位民主派議員失去資格，使民主派席次不足三分之一，意謂著對政治改革、修改基本法、彈劾特首等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議案，失去了否決權。然而，不管是對民主派人士參政權的不當剝奪，或者三分之一「關鍵否決權」的喪失，在社會都引不起大規模的抗議聲浪。
而同一時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施政再無阻礙，她高談「明日大嶼」的填海造陸計畫；北京規劃著大灣區，告訴香港年輕人：你們的未來，就在這裡。此時有觀察家斷言，香港從此再不會有「民主化」議程，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唯有大灣區。
然而在二〇一九年底回顧這段「處在低谷的時期」，卻會發現改變的種子正正就在此時種下。
首先，二〇一六年初「本民前」梁天琦參與立法會補選時，喊出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他當時強調不管什麼年齡、哪個世代，都可以參與革新和改變，因此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後來被本土派政團「青年新政」接著使用。到了二〇一九年，這八個字成為反修例運動的主旋律。
另一起事件是二〇一六年大年初一的「旺角騷亂」，一群本土派政治理念成員為聲援路邊的流動熟食小販，阻止政府人員查緝，引發警民衝突。參與者日後多因暴動罪、襲警等罪名被判刑，其中黃台仰和李東昇二〇一七年逃離香港前往德國，隔年獲得政治庇護，梁天琦被判入獄六年。梁天琦、李東昇和他們同代人之間，如何因為不同的政治選擇，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雨傘五年後，留下的我們：搵食、抗爭還是移民？〉，是這一班同學的故事。
在「旺角騷亂」裡，抗議者放棄了反對陣營一直以來「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行動準則，揀起磚頭、雜物當武器與警察對抗，民主運動中的「勇武派」從此誕生。對暴力手段不避不忌，加上本土意識的出現及「香港人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這些二〇一九年反修例運動的主軸議題，都源於這一段令人窒息的四年半。〈後傘運大學生的蟄服狀態〉，以民調數字呈現這四年半裡，年輕學生對政治、社會的熱情，如何升火待發。
接下來，抗爭的引信，就被一樁看似平凡的殺人案所點燃。（李志德、趙安平）
雨傘五年後，留下的我們：搵食、抗爭還是移民？
⊙楊子琪
他們同在天水圍長大，中學畢業後，經歷了雨傘運動、旺角騷亂、中學好友李東昇流亡德國；五年之後，他們有的做了警察，有的慚愧自己一身包袱，無法走得更前，有的生長出往前衝的決心。
阿金的Facebook最近給他捎來一張九年前的舊照。中學時代一齊踢球的二十多個同學，穿著球衣、一臉青澀，在中學球場上排成兩列：阿金和李東昇互搭著肩膀，傻笑著；守門員梁天琦蹲在第一排，不苟言笑，看上去很酷；比阿金小三屆、後來成為他死黨和球友的路易，還未入鏡。
九年後，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香港反抗運動熾熱升溫。這天是元朗大遊行，阿金約了路易一起走。元朗，他們的中學所在地，舊照中的同學，再難一通電話就約到。幾年前，李東昇成為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的創黨成員，因二〇一六年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罪，逃亡德國，今年二十八歲的他不久前剛獲批難民庇護申請；與李東昇同齡的梁天琦也是「本民前」的發言人，同樣因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罪，二〇一八年年夏天進了大嶼山石壁監獄，刑期六年。
香港這些年跌宕起伏，一群同學也經歷了人生抉擇：舊照中，兩個曾經的好友在雨傘運動前加入了香港警隊，據說駐守元朗區，說不定這天大家對峙街頭。示威人群中，阿金也不敢像以往那樣，走得很前面。雨傘運動的時候，他敢與警察在前線對抗，而現在，他出來工作幾年了，成了一名公務員，有穩定收入，有想與之結婚的女友，還有父母需要照顧，一身包袱。剛開始遊行不久，女友的父母就輪番打電話給阿金，敦囑他不要參與示威，阿金最後聽從了，與路易道別。
這一天，路易下了決心，要走到更前面更勇武，成為示威者的前線。他黑衣黑褲，雙眼以下用黑布包得嚴實，只露出一雙眼睛。過去很多年，他說，自己就是一隻「港豬」。或許也算不上政治冷感，只是沒有真正投入參與。「我沒那麼宏大的政治理念，我是一粒微塵。」他總是這麼想。但來到二〇一九年的夏天，二十四歲的他發現，曾經一度未做好準備吃催淚彈的自己，成為了與防暴警察對抗的示威者前線。
一粒微塵的決心，來自香港，來自時局，也來自朋友李東昇。
如果回到二〇一六年，我要和朋友走同一陣線
「如果時間回到二〇一六年，我會參加魚蛋革命，因為我要和我朋友走同一陣線。我的朋友是李東昇。」我們與路易第一次見面，是上環一場示威行動，催淚彈不斷在遠方爆開，路易坐在馬路中間，平靜地說。
路易和阿金、李東昇、梁天琦都在天水圍長大，來自同一間中學，學校算得上該區名校，一群男生因為學校足球隊而相識。路易和阿金、李東昇比較熟絡，三人都出身公屋家庭，住得相近，一個電話就可以落樓吹水（下樓閒聊）。
他們出生於一九九一至九五年之間，做為在九七前出生的一代，大家在懵懂中度過了政權移交，又在中學時見證港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的高潮與急速消退。路易、阿金的父輩，與梁天琦母親一樣，年輕時從中國內地移民來港。不過，路易和朋友們長大以後都漸漸開始認同本土派的理念，希望香港與中國內地更好地區隔開來，而大約自二〇一〇年開始的一系列中港矛盾事件，更讓他們對於中國內地和內地人，並無好感。
從中學開始，阿金和路易就流連論壇「高登」，是資深用戶，習慣從高登看新聞、討論時事。高登從二〇〇一年開始營運，論壇上有大量網民對社會時事的評價、討論，不少二次創作內容被傳媒引用，逐漸對輿論產生影響力，後因經營問題，衍生出「連登」論壇另起爐灶。
二〇〇八年開始，伴隨著三聚氰胺毒奶粉此類內地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和自由行的開放，內地旅客來港大量購買嬰兒奶粉、「雙非」家庭來港生子等不斷增加，內地人與港人產生的摩擦漸長，水貨客影響北區市民生活，旅客區藥房爆發增長、租金高漲等新聞，不時爆發。這些新聞亦在高登上不斷傳播、發酵，構成了路易和阿金對中國內地的核心印象。
不過在中學時代，新聞和社會問題並不是校園的主調。對於未來，阿金和路易當時無甚規劃，對社會認識亦流於表面。在名校裡吊兒郎當的少年，最後踏入大學。阿金先攻讀副學士（Associate's Degree），後來升讀大學，他說總之要讀到大學，有學位才搵到錢（存得到錢）；路易在大學念的是國際關係，他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希望畢業後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
李東昇卻在香港公開大學讀書期間，投入社運大海，成了本土派組織「本民前」創黨成員，後來本民前又邀請當時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梁天琦加入本民前，人生從此拐彎了。
雨傘運動上街頭
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年，二〇一三年，路易在讀副學士，準備升大學，而李東昇和阿金已是大學生。由中學球隊開始的友誼仍在繼續。週末，大家一齊踢球，然後換身衣服去釣魚、打遊戲機。這一年後，李東昇很快投入社運圈子，再沒很多時間出來釣魚、踢球。起初，路易和阿金感覺有點吃驚，但也沒有細問。在偶爾的相聚裡，路易隱隱感覺，李東昇變穩重了，多了許多思考，「腦袋好似複雜了很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雨傘運動在香港爆發。阿金當時留一頭長髮，染成了金毛，每天下課後都和幾個同學一起到金鐘占領區。他說，自己當時受民眾憤怒情緒的感染，又認為「民主未必選出好的政府，但至少我們有權力讓他們下臺」。
他當時走得很前面，在金鐘，他試過衝上去向警察扔雜物。「不知為何站得那麼前，讀大學的時候唔識死（不怕死）。」阿金那時開始感覺，只是靜坐、占領的「和理非」方式，不會為爭取到香港人想要的任何東西。
當時，路易在讀副學士，他認為爭取普選，是公義的事情，應該要為之站出來。他也模糊地有一個想法，覺得多年來感受到的社會不公、大陸對香港資源的「掠奪」，可以由普選得到改善或解決。（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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