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章榮初實業救國之路
紹興路之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識，這條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綠樹蔭翳，不像其它馬路高樓林立，面目一律。紹興路的媚力，恰在這蔽空濃蔭下的書香，鬧中取靜的幽雅。
從香港回上海，航機刊物介紹上海旅遊點，「紹興路54號」的標題跳入我眼，在紹興路度過童年的我，倍感親切。看下去不禁笑出來，現在那裡叫作「笙館」，說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傳言稱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處，更有說是「有人送給杜母吃素念佛」之處。以訛傳訛，無奇不有。
其實，這是我家舊居，我的出生地。
紹興路54號，原為美國領事館興建的僑民俱樂部，1940年落成後因戰事未使用就出售，由我祖父以四千兩黃金購得，直至1952年成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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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實業民族資本 鬥外資三起三落
我祖父章榮初（1901-1972），名增驊，字榮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輩出，如民初外交家章宗祥，中國地質學先驅章鴻釗，教育家章開沅等。章吳兩姓為當地望族，民謠稱：「章百萬，吳無數。」直到現在，以石板鋪設的荻港老巷，橫鋪的是吳家所鋪，直鋪的是章家所鋪。（《吳興荻港章氏五修家乘》2010）
到我祖父在菱湖鎮出生時，家道中落，景況清寒，他只讀過五年私塾，十四歲就在父親開設的土絲行打雜幫工。1918年冬剛滿十八歲，身揣兩塊大洋，跟姑夫到上海打工。
中國工業現代化與農村與土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章榮初就是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農民工。
不知是個人幸運還是社會風氣所然，章榮初在學徒生涯遇到一個好老闆，每天店舖打烊後，老闆督促他寫大小楷十張，學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無欺」。祖父一生重情義、知報恩，寫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記憶力極強，為日後創業打下紮實基礎。
十年辛勞，十年拼搏，章榮初從學徒工、布店夥計、合夥人，到自己創業。1928年買下上海楊樹浦華德路（現長陽路）十七畝土地，開設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在章榮初拒絕英資兼併後，綸昌發起削價攻勢，兩個月內將出廠印花布從每匹四兩五錢白銀，降到每匹二兩八錢白銀，導致上海印染廠每日虧損一千兩白銀。1930年5月16日章榮初在《申報》刊登《告本埠匹頭業勿定外貨宣言》：「在此千鈞一髮的中國裡，大家需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忠告諸位幾句話……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裡。」1930年9月上海印染廠終於被英資綸昌壓垮倒閉，一個月後布價隨即被綸昌提高到每匹七兩白銀。
半年後，章榮初在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銀行家郁震東支持下，重新站起來，1931年7月上海印染廠復工。1932年他買進隔壁五十畝農田，工廠擴大到紡紗、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面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崛起，外資是不甘心的，綸昌財大氣粗，故伎重施，再次將出廠布價由每匹七元跌到三元七角（1933國民政府改革幣制，廢止白銀，改用銀圓），上海印染廠苦撐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閉。
經過風雨飄搖的兩年掙扎，1936年又頑強挺立，易名上海紡織印染廠，更上一層樓，增加紗錠和機器，員工達三千多，成為上海灘最大紡織企業之一。可嘆1937年「八一三」日寇進犯上海，處在炮火下的企業終告結束，被日商裕豐紗廠接管。
十年間，三次倒閉，三次爬起，章榮初在1938年另設榮豐紗廠，終於在上海紡織業界站穩腳跟。
談起章榮初的往事，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民族資本，從一開設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接，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不是一句空話。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是無知而膚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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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靠山拜師杜鏞 入恆社堪稱中堅
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場，魚龍混雜，黑道白道橫行，即便有一定身價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章榮初為了找個靠山，1933年初經黃炎培【註】推薦，拜杜月笙為師，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恆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幫通字輩「套籤子福生」陳世昌為老頭子。1927年中共在上海建立第一支武裝，控制了上海市，蔣介石派陳群等潛入杜府，組織「中華共進會」，誘殺中共領導人汪壽華，發動「四一二」事變，鎮壓了中共武裝，令老蔣在政權之爭中脫穎而出。杜月笙獲封少將參議，儼然社會名流了。
「杜月笙現象」是特殊時代環境所造成，當年租界分治，各自為政，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商業都市，竟沒有統一的法律、統一的管治，無政府狀態，造就了杜月笙這樣黑白兩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勢力，憑杜氏「閒話一句」擺平各種社會糾紛、調停八方利益爭鬥，可謂「亂世出英雄」。
杜月笙為進入上層社會，需要改變黑幫形象，大弟子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提出在幫會之外，成立一個合法社團「恆社」，設立高門檻，入社者需具中學以上學歷，文職人員科長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學教師以上，軍人少校以上，或者擁有自己企業，如此一來，把杜的幫會弟兄全擋在門外。
恆社成員中商界佔百分之五十四，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香港立法會前主席、現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徐麗泰的父親徐大統，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的父親吳紹璘建築師，都是恆社成員。恆社的核心是十九人理事會，其中九人為常務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1933年2月章榮初拜杜為師，加入恆社，1934年成為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恆社月刊》第10期，轉引自《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陸京士主持編寫的《杜月笙傳》有這樣的記敘：
恆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樣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說他的學生子中有三匹野馬，他自己拉不住他們的韁。事實上則其言若憾焉，而心實喜之，因為這三匹野馬大有乃師之風，他從這三個學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三匹野馬跟杜月笙都很親近，洪雁賓這個招商局船務科長，根據杜月笙的說法，洪雁賓的法道比我還要大！……張子廉不在洪幫，卻替杜月笙擔任洪幫的聯絡者，僅此一點，可見張子廉噱頭不是一眼眼。
本事最大，手面最闊，尤能超過乃師杜月笙，上海人講究的三頭：噱頭、苗頭、派頭一概佔全的，首推杜月笙的愛徒，恆社中堅分子章榮初。
（章君穀《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杜月笙為避日軍迫降，經香港轉赴重慶，在上海留下他的親信萬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說法。
1938年章榮初在大西路74號（現延安西路）開設榮豐紗廠。原為獨資，徐采丞來參觀後，表示杜要入股，於是改為有限公司，杜出資三萬，徐采丞和徐寄廎也各出資三萬。章榮初乃奉杜月笙為董事長，兩徐、他自己和總經理韓志明為常務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為中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徐寄廎是杜月笙親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和上海商會會長。）
當時筆者父親章志鴻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母親馬璧如就讀東吳大學商科，外公馬久甫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經理，1943年春章榮初親自到浙興銀行，託浙興董事長徐寄廎作媒，向馬久甫提親，1944年4月8日筆者父母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
以章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及社會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極盡奢華，但儘管華麗隆重，卻只有茶點招待，不設酒席。此一是蔣介石提倡節儉新生活運動餘韻，二是杜月笙帶頭的風氣。
杜家總帳房黃國棟有如下記載：「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兒子及一個女兒的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只設茶點招待，每次來賓千餘人，花費還是很大。杜月笙六十壽辰，也在麗都花園舉行。杜要求節約，每席僅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杜門舊話》《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9年）
婚禮上，馬璧如的伴娘是她表妹張錫瑾，其夫王光復—王光美的五哥—曾在武漢大戰中擊落九架日機的空軍英雄，當時是駐滬國軍空軍上校，1948年去了台灣，任台灣空軍作戰處少將處長多年，八十年代退休移居美國。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時王光復夫婦應邀到京，獲中國政府頒授「抗戰老戰士」勳章。度盡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們在達拉斯重逢，已是相別六十三年之後的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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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紡業黃金時代
「八一三」抗戰全面爆發，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對西方宣戰，不能進入租界，租界成為淪陷區內的孤島，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這幾年稱為「孤島時期」，文化經濟畸形繁榮。
1938年10月榮豐紗廠開工，生意非常好，但處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月，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愚園路章榮初家，自稱是極司非爾路76號的，這是日寇汪偽特工總部，章家人嚇得臉都白了，他要章榮初出面請法租界一位醫生出診。章榮初一聽就明白，這位醫生是抗日人士，當時日本人不能進租界，只有把醫生引出租界才能下手，章榮初對日本軍官說明天要去杭州，後天回來就致電醫生。日軍走後，他立即找地產方面的朋友，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租了一所房子，全家動員，用廠裡幾輛卡車半天就把家搬到租界。
不久得知附近愛麥虞限路74號已落成要出售，於是以長子章志鴻之名，以「四百根大條」（四千兩黃金）買下來，這就是今天的紹興路54號。該宅正樓原只兩層，再加了一層，並在正樓後面的游泳池旁擴建一座曲尺形兩層樓房，供傭人住宿，樓下是廚房和洗衣房等。這樣的豪宅在當時上海，是相當顯赫的。章榮初又用二百五十根大條買下隔壁永嘉路25弄20號一幢舊式洋房，以杜月笙的名義，供杜的師傅陳世昌一家居住。兩幢房子毗鄰，隔牆開一小門可以來往，章榮初在杜門的地位就更特殊了。
抗戰淪陷時期，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被日軍破壞，1943年底，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再度負命到上海，與第七戰區司令吳紹澍、軍統戴笠協調地下力量，1944年4月，萬墨林向章榮初提出在紹興路54號請一批銀行家吃飯，其實是吳開先、吳紹澍、蔣伯誠等，以宴飲打牌為掩護，召開國民黨敵後工作會議。到6月，吳開先被叛徒告發，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台被日軍破獲，萬墨林等人被捕，章榮初受牽連被抓進日軍憲兵隊。他的回憶錄寫道：
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寫字檯椅子上，對面也有一隻椅子，日本人把電鈴一按，對面的椅子就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子，一會兒來了幾個日本人，拿來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拼住不肯坐上去，正在這緊張時候，忽然門口來了一個日本人，把門半開地對裡面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人對我說：「你不肯坐是嗎？那就換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憲兵，把我這個人當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的日本人旁邊，這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當然不出幾步就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我跌了十廿次。後來又把我吊起來打，這樣到了下午大約兩點鐘的時候，日本人把我放下來，叫我坐下來對我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很重地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章榮初畢竟不是國民黨人，徐采丞花了三十根金條（三百兩黃金）把他保出來，在回家路上，章榮初問徐：「吳開先也被抓了嗎？」徐采丞笑說吳開先是不會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開設「民華公司」，將上海的棉紗紙張等物資運往重慶，再將後方的桐油牛皮運來上海，大發國難財，利益歸杜月笙和戴笠兩人。章榮初不解日本人怎麼睜眼閉眼讓他們進行這樣的戰略物質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國政界舉足輕重，要拉攏杜，進而勸蔣介石放棄抵抗，對日投降，因此允許徐以生意為名保留一部電台和重慶聯絡。因蔣介石、杜月笙堅決抗日，日寇始終未能得逞。
萬墨林在極司非爾路76號特務機關受了重刑，更被76號偵緝隊長漢奸吳四寶敲詐了幾十萬，後經潛伏在日方的唐生明等疏通釋放後，無法在外面活動，在紹興路章家隱居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首先進入上海的是美國空軍，章榮初包下「偉達」、「祥生」兩家飯店，辦起「章氏招待所」，免費接待美軍官兵。美第七艦隊進駐上海，司令金凱德四星上將（Admiral Kinkaid. C.I.C.）代表美國政府到章家致謝，章榮初在花園草坪設宴招待盟軍，陳納德將軍到上海也來拜訪章榮初。蔣介石得知後，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照片給章榮初。
1947年初，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要搜捕國民黨左派領袖李濟深，李的幕僚李乙尊（京劇程派藝術傳人李世濟的父親）要求章榮初幫助，李濟深在紹興路54號躲避月餘，期間李患盲腸炎，章榮初請上海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在家為他動了手術，將他秘密送往香港。
被日寇霸佔的上海紡織印染廠收回後，改為榮豐二廠，與大西路榮豐一廠合併為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註冊資本法幣一百億元。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經濟迅速恢復，紡織業連番增長，據「蘇浙皖京滬機器紡織工業同業公會」1945至1949年初的統計，榮豐紗廠資產在上海紡織企業排名第五位（《近代上海棉紡織業的最後輝煌（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48年上海有大中企業一百零一家，其中紡織企業三十四家，上市公司二十一家，榮豐是上市企業之一。（《上海工商經濟史料》）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積聚了近百年，終於在四十年代後期造就了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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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青樹致力教育 報桑梓建設家鄉
前面說過，中國民族企業家的根在農村，章榮初1918年到上海，1928年開辦企業，實業剛起步，已「迫不及待」報恩鄉里，回饋桑梓。1933年在家鄉菱湖購地二十畝獨資創辦了青樹小學，他在《改進菱湖鄉村的設施和願望》一文談到自己的心願：
我國是農業國家，社會和民族經濟的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農村之上，因此農村經濟的衰落，是我們目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來全國上下，都憬悟到復興農村的重要。……我們為大多數勞苦群眾去謀生活的安定，子女的撫育，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我是抱着改進農村的願望，從故鄉菱湖做起，以我的全力和全部私產，作為改進鄉村的一切設施和經濟後盾。……對於金錢，我是抱定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主張。
青樹小學七百多學生完全免費，貧困學生更給予獎學金，為不忘國恥，校內道路命名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題校訓「誠毅」，陳立夫題辭「宏開廣廈」，王世杰題辭「桃李成蔭」，潘公展題「青天白日，樹之風聲」，陳布雷題「樹人百年」。
但這樣蓬勃的教育事業，1937年11月日寇佔領湖州後，被日軍放火燒燬。
抗戰勝利，章榮初第一件事就是恢復辦學，購置四十三畝土地重建青樹學校，規模比1933年的青樹小學更大，同為菱湖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市參議長潘公展任董事長。校舍由留德建築師吳紹璘設計。吳是蔣緯國在德國同窗好友，二戰後期回到重慶，成為杜月笙關門弟子，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一直寄居在章家。章榮初抗戰後投資的工廠學校都由他設計，校園內一座章清儒的青銅塑像，是中國雕塑大師張充仁的作品，毀於1957年「大煉鋼鐵」。
教育事業外，章榮初更大力投資故鄉經濟建設，1945年他和潘公展聯名發起籌建「菱湖建設協會」。他說：「我務必為桑梓有所建樹，方無愧於先祖和後人。」
1946年起，章榮初共投下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先後興建化工廠、繅絲廠、發電廠、醫院，創辦現代化農場，改良蠶種，無償向農民發放桑秧、抽水機等。
章榮初對家鄉的關愛可以從一些默默無聞的貢獻看出，三十年代以來，他重修了菱湖百分九十的街道，三十多座橋梁，建立了菱湖第一支消防隊，設置了五十個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鎮清潔費十萬元。
黃炎培得悉章榮初的事跡後，為他寫下楹聯「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願為」。
中國最早的傳染病防治醫院「真心時疫醫院」，1908年由萬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前身，盛宣懷為會長）設立在上海天津路316號，四十年代初，章榮初在附近的258號興建了他的企業總部豐業大樓，自此，時疫醫院的經費就由章榮初獨立承擔。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由蔣介石任會長，副會長杜月笙，1946年紅十字會從重慶遷回上海，成立理事會，章榮初為六位理事之一。
由青樹學校衍生出來的青樹助學金，1945年起由上海《新聞報》社長嚴諤聲、教育家舒新城負責，為貧寒大學生發放助學金，到1949年前共有四百多名大學生由青樹助學金資助完成大學學業，他們組織了由章志鴻為主席的青樹同學會，出版進步刊物《雄風》。「解放」前夕，青樹同學會有七十多人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湯恩伯下令逮捕章榮初，經杜月笙、潘公展出面周旋才得幸免。
交大共產黨員穆漢祥、三青團員史霄雯，在解放軍炮火映紅上海西郊天空的時候，被國民黨殺害，現在兩烈士紀念碑聳立在交大校園，1950年章志鴻由美國回來，特去祭祀，他們都是青樹同學會的菁英。
現在，菱湖中學（原青樹學校）是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青樹的故事在廿一世紀有了新的發展。當年一位揚州來上海的學子辛德俊，憑青樹助學金的資助完成了交通大學學業，1949年後他在香港船運業功成名就，他時刻記得章榮初當年「希望每位青樹同學在走上社會後都能幫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學業」的囑咐，改革開放後幫助了幾位家鄉中學生赴美留學，2001年他出資委託美國加州金門大學教授趙耀渝女士辦了一個教育基金，致力幫助中國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但這個基金沒有用辛先生自己的名字，他沿用了青樹的名稱，更延續了青樹的精神，這就是美國舊金山的「青樹教育基金」（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7年美國青樹教育基金來到菱湖中學尋根的佳話，在教育界廣為流傳，青樹精神永存，沒有什麼比這更令章榮初在天之靈寬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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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彷徨走避台港 歸上海迎接解放
1947年初章榮初攜資金和一千紗錠紡織機器赴台灣，吳紹璘同行，準備在台灣設廠發展，誰料他們此行恰逢「二二八事件」，在船上滯留三日，只得返回香港，斷了到台灣發展的念想。
1948年秋章榮初避走香港，是年李濟深在香港召集國民黨反蔣人士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李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響應中共號召，準備北上參加新政協。
1948年12月23日李與章榮初一夕長談，訴以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十六字方針，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次日李濟深與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參加聖誕舞會為名，登上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蘇聯貨船，駛出公海直上大連。1949年2月10日，章榮初攜資金回到上海，迎接「解放」。
吳紹璘決定離開上海，蔣緯國給他一艘登陸艇裝滿吳的私人財物，吳乘飛機到台北，蔣告知他，一船財物被共軍擊沉，吳明知被蔣私吞，啞口無言，只得到香港。出生在紹興路54號的他獨子吳光正，後成為船王包玉剛二婿，1997年曾為香港第一屆特首候選人，現為香港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等企業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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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購銷公私合營 大浩劫文化革命
「解放」初第一個經濟政策是統購統銷，農產品和工業品都須由國家收購，再供應市場，市場經濟開始向計劃經濟轉化。章榮初在四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農產原料—工業生產—市場銷售」一條龍體系，無法再運作，十四個企業全部陷於停工狀態。
1950年5月章榮初到北京向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申訴，李當即親書一函呈毛主席，隨後毛主席給李濟深回信，領袖的草書揮灑在中央人民政府信箋上：
李任公：
你的朋友章榮初的事我知道了，已告訴總理和一波同志，予以照顧。
毛澤東
李濟深字任潮，毛尊稱他「任公」，此信由章榮初珍藏，我見過，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
章志鴻在美國剛完成MBA，準備讀博士或就業，章榮初在國內獨力支撐深感吃力，只得召他回來。1950年9月章志鴻放棄在美讀博計劃，偕馬璧如及生於紐約的次子回國。
1951-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資本家全是該痛打的老虎，章榮初十四個企業全部停工，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畢生最大的心血—建設家鄉—投資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建立的企業無法開工又不能解雇工人，不足三年就喪失殆盡。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想像這是一種怎樣的境況，章榮初四次自殺獲救。1952年紹興路54號和隔壁陳世昌宅一起賤價由政府接收，所得二十四億人民幣（當時之舊幣，相當於現二十四萬）全部用於填補企業的無底洞。
1952年榮豐一廠被軍方接管成為軍服廠，後改為第七紡織機械廠，現為華敏世紀住宅小區和華敏國際商廈；1954年榮豐二廠公私合營，1966年改為上棉三十一廠，現為榮豐花園住宅小區。
1956年政府對民族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章榮初全部資產被「核定」為四百萬人民幣，按「核定資產」每年支付百分之五定息七年，1957年起每年定息二十萬元，1964年政府宣佈再加三年，後因文革而中斷，直到文革後才補發。
不斷的運動、不停的折騰，是當年的基本生活方式。文革期間章榮初被勒令到上棉三十一廠勞動，以六十七歲高齡，來回路程要四小時，在廠裡勞動八小時，打掃廁所、在車間收集下腳花。中午在食堂只許吃青菜，不許吃葷菜，有次一個老工人偷偷塞給他兩個肉包子，輕輕說：「章大班，想開點，身體要緊！」
1967年8月，由上棉三十一廠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五虎」之一的黃金海，夥同上棉三十廠黃秀珍，在楊浦工人體育場召開上海第一次八千人大型批鬥會，主角是章榮初、章志鴻、榮鴻仁、榮漱仁、劉念義和上海市委統戰部長王致中、副部長趙忍安等，散會時，王致中帶緊兩步，走到章榮初身邊輕聲說：「章老，多保重。」
章榮初終於大病一場，1968年之後不再去勞動，但無日無之的外調，反複查問兩件事：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很多由青樹獎學金資助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後來都成為新中國重要的建設者或中高層幹部，按照階級鬥爭的邏輯，造反派有充足理由確信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是國民黨特務機構。
文革前章榮初靠定息生活，文革中完全沒有了經濟來源，身體迅速衰退。1972年12月章榮初身患肝炎，當時富經驗的醫生不是去了五七幹校，就是戰戰兢兢，一名醫生為章榮初插導尿管，病房門口立即貼出大字報，批判這位醫生為資本家服務，在這樣的氣氛下，章榮初根本得不到應有的護理。12月13日凌晨，章榮初在新華醫院逝世，享年七十二。
要是沒有鄧小平同志帶領中國走出那個「越窮越鬥，越鬥越窮」的死胡同，要是沒有改革開放、改天換日，不要說我全家，就是整個中國，到今天也還在黑暗中掙扎。章榮初的時代過去了，但前輩的努力，前輩的願景，依然激勵我們去追尋、去完成。
祖父沒為我留下分文遺產，恰如他生前文章所寫：「講到子孫觀念，我敢說絕對沒有，金錢問題，決不留剩一分，使兒輩享受，總期取之於社會，悉數用之於社會。」他說過多次「與其積財於子孫，不如積德於子孫」的教導，深深銘刻在我心中，成為我人生價值觀的基石。
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兩歲半父母遠赴美國留學，我一直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在我中學時，祖父就經常和我說往日的故事，1963年上海政協文史部門要他寫回憶錄，我也是第一個讀者。
1964年我離開上海支邊到新疆建設兵團，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我從農場逃回上海，祖父頹顏白髮，孤獨苦悶，我每週去陪他兩個下午，各地來外調的工作組天天要他交代過去的「罪行」，我也每每聽他的苦思和追憶。
今年是我祖父章公榮初誕辰一百十周年，《檔案春秋》約我撰寫此文，給了我緬懷先人，紀念祖輩的機會。
今天，中國再次抓住了歷史機遇，美好的前景又一次在我們面前展開，此時此地，回首一個世紀走過的道路，回顧這個世紀的反復和折騰，有助我們看清歷史，認清前路，成就前輩未竟之業，實現民族中興的理想。我想，祖父及他那代中國現代企業先驅的「實業救國」理想，正由後人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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