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佘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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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經濟效益並非企業唯一的責任時，如何能取得兼容優勢，世界經濟論壇的創辦人Klaus Schwab 教授所倡議的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與當紅的ESG 如出一轍地採取了兼容的路線，並強調平衡。但，創造與分配的效率如何提升，依舊有賴匍匐前行與驗證的模糊路徑。傳統經濟學的生產要素提升生產力，可能有賴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否則善意不足以支撐善盡社會責任的情懷，善意恐流於想像，解決不了當前盤根錯節的重大問題。彼得．杜拉克經典詮釋：管理是「提升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遂成為一股清流，激發傳統生產要素創造價值的關鍵
2009年11月，我們紀念彼得．杜拉克的100歲生日，那是資本主義走到窮途末路所引發金融海嘯的隔年。十四年過去了，情勢並未好轉，一個以巨變、混亂和重新定位為特徵的時期似乎才剛揭開序幕。杜拉克思想的穿透力令人讚嘆！現在的時髦名詞是去ＸＸ（de-XX）、再ＸＸ（re-XX，包括韌性Resilience）和焚燒的地球，但如果追溯彼得．杜拉克數十年的書寫與教學，這些風口浪尖的發展根據杜拉克的銳利觀點檢視，並非什麼時髦的玩意兒，更是很容易推論的結果。關鍵在於，我們面對當代盤根錯節的環境，如何從他老人家的智慧中學習觀察與詮釋的方法。
杜拉克從未自稱「管理大師」，只是在企業管理、社會制度、生態環境、國家體制等擴散影響的軌跡中，資本主義所驅動的企業實踐脫穎而出，因而，受到商管思潮的眾星拱月，讓他老人家在其他領域沒有獲得可匹配的光環。事實上，杜拉克最喜歡的稱謂是「旁觀者」與「社會生態學家」，後者引證了那些吹捧虛飾、潮流帶風向的E與S倡議者，前者則以其令人匪夷所思的冷靜邏輯，不斷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當下，尋覓他G的先見。筆者一面沿著杜拉克原著拾級而上之際，一面對其前瞻的思維洞見對當前局勢的解釋力拍案叫絕，因而催生了本書的架構。《ESG杜拉克》並非運用穿越與拼貼的技法重現大師的思想，而是企圖以一介學徒之姿，爬梳杜拉克思想，並以古鑑今試圖為業者的突圍做出一點貢獻。
在環境方面，杜拉克認為企業應該以創造客戶價值為目標，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潤。他認為，企業必須考慮到的不僅是當下，而且是未來的利益，也就是說，他們要在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考慮長期貢獻，而不只是圖利於短期。對照當前資本主義的重大瑕疵所引發的不均問題，這也包括了犧牲環境與生態的保護，所造成伊于胡底的沉淪：從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氣候危機（Climate Emergency）到氣候災難（Climate Disaster），1.5℃或2℃的威脅已從提醒化為日常，成為這一波再全球化結構調整中唯一持續發威的趨勢。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實踐》（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書中，杜拉克認為企業對自然的掠奪性開採對社會和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並強調企業應該負起責任來保護生態環境。在1993年出版的《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的經典著作中，杜拉克認為過度的經濟增長消耗了人類自然資源，增加了污染和生態災難等負面後果，因此，他呼籲企業應當更加注重環境保護問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亦納入生態因素的考量。工業化的短視近利，將環境與生態成本外部化所遺留下來的難解困境，仍賴全世界各界領袖放長思考的時間尺度以為因應，但當前追求速效的時代領袖聽得進去杜拉克的諍言並積極做出回應？
在社會方面，他還提到了企業必須在整個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並關注社會福祉。杜拉克在他的著作中開時代之先河、強調企業社會責任，認為企業應該是社會的夥伴而不只是生產者和商人。杜拉克的觀點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主張背道而馳，但傅利曼主張講究利潤極大化的經濟理論所忽略的社會責任，而杜拉克早在1950年出版的_e New Society一書中提出了企業應該扮演多重角色，除了商業角色外，社會角色和生態角色均須平衡。在社會層面，他認為企業應該滿足多方面的利害關係人（如員工、股東、客戶和社區）。採自杜拉克觀點，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Klaus Schwab教授所倡議的「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近年來逐漸受重視成為主流，企業永續經營必須多元關注各利害關係人（包括E與S）的利益，實現互惠共利多贏，呼應杜拉克當年的真知灼見。
在宏觀治理的層面，全球極右翼思想近年來所導致的社會分化，在不均的背景襯托下，形成了對作為當代社會基石的民主制度構成嚴峻的衝擊。杜拉克早在80年前就預言經濟發展的終點並非民主化，反而可能導致「極權」的興起。而且極權政治導致的經濟衰退不只不會激發民眾革命，反而有可能極權統治更加穩固。所有制度都有其背景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經年累月的實踐難免需要持續優化，但目前漸進式的制度創新似乎已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激進式制度創新有可能造成全球秩序的全面瓦解。全球地緣政治風險的攀升，使得美中博弈也改弦易轍，從De-Coupling（脫鉤）美化包裝為De-risking（去風險化），但修辭的優美難掩實務操作上的左支右絀，以制度之爭為名的大國博弈依舊是宏觀治理的未爆彈，波及的是各國目前所有內政與外交上的困境。
在微觀治理的層面，企業在金融海嘯、新冠疫情與烏俄戰爭的衝擊下，企業面對變局開始追求數位轉型、脫碳轉型與韌性供應鏈轉型，以回應燃燒的地球、科技衝擊與全球在地化的新格局。面對即將在2026年開徵的歐盟碳關稅，台灣產業無不積極備戰，但碳管理人才的匱乏嚴重阻礙企業的進程，受創最深的當屬中小企業。而微觀治理的挑戰也受到宏觀治理的政策桎梏，全球能源的脆弱程度在烏俄戰爭之後一覽無遺，新科技的不斷突破仍待商業效益推升其產業與社會影響力，尚不
足以因應這一波的能源危機。杜拉克經典名著《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今日已成為企業突圍的圭臬，薄薄一本書的內容談的都是今日最需要解決的課題。我們似乎都知道了，但做到了嗎？延伸的問題是「賺到了嗎？」。當提及「賺」的時候，杜拉克想的應該和于右任老先生「計利當計天下利」墨寶如出一轍：當分析單位的我是大我、利是大利時，利潤就不再應該淪為被仇富的對象，而是當代最潮的包容（Inclusiveness）框架。
身處這個巨變的時代，未來的能見度非常低。當全球引領企盼各領域Radical Innovation所開創的新局，與其追逐時尚，不如回到根本（Back to Basics為Radical拉丁原文的意義）尋找突圍的蹊徑，也找到不致出現少時就不見了的起伏，穩健地邁向可持續的未來。閱讀經典、挖掘智慧、提出解方、乘風破浪是本書的原意，與各位讀者共勉。
作者簡介：
佘日新
現任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曾任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董事長、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營運長、暨南國際大學特聘教授；個人經歷一如台灣產業的多元：專精專利與產業發展，大學及碩士主修工業設計，曾任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六年後，赴英國攻讀華威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商學院行銷暨策略管理博士；專長橫跨科技管理與行銷、策略管理、領導統御、品牌、創新、文化創意等領域。2010年獲頒「李國鼎管理獎章」、2014年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殊榮，以表彰其再教育及科技管理的貢獻。
近十餘年不僅不遺餘力投入推動學校技轉中心、育成中心與產學中心和業界技術的交流，並參與規劃建構國發會、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與衛福部等，部會產學合作的生產體系；相關的學術研究心得除了經常發表於學術期刊外，並落實應用在產學合作的諮詢顧問中；長期關注全球經濟趨勢、產業發展及企業創新研發活動，經常於報章雜誌及廣播媒體發表產業評析、引領前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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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我們紀念彼得．杜拉克的100歲生日，那是資本主義走到窮途末路所引發金融海嘯的隔年。十四年過去了，情勢並未好轉，一個以巨變、混亂和重新定位為特徵的時期似乎才剛揭開序幕。杜拉克思想的穿透力令人讚嘆！現在的時髦名詞是去ＸＸ（de-XX）、再ＸＸ（re-XX，包括韌性Resilience）和焚燒的地球，但如果追溯彼得．杜拉克數十年的書寫與教學，這些風口浪尖的發展根據杜拉克的銳利觀點檢視，並非什麼時髦的玩意兒，更是很容易推論的結果。關鍵在於，我們面對當代盤根錯節的環境，如何從他老人家的智慧中學習觀察與詮釋的方法。
杜拉克從未自稱「管理大師」，只是在企業管理、社會制度、生態環境、國家體制等擴散影響的軌跡中，資本主義所驅動的企業實踐脫穎而出，因而，受到商管思潮的眾星拱月，讓他老人家在其他領域沒有獲得可匹配的光環。事實上，杜拉克最喜歡的稱謂是「旁觀者」與「社會生態學家」，後者引證了那些吹捧虛飾、潮流帶風向的E與S倡議者，前者則以其令人匪夷所思的冷靜邏輯，不斷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當下，尋覓他G的先見。筆者一面沿著杜拉克原著拾級而上之際，一面對其前瞻的思維洞見對當前局勢的解釋力拍案叫絕，因而催生了本書的架構。《ESG杜拉克》並非運用穿越與拼貼的技法重現大師的思想，而是企圖以一介學徒之姿，爬梳杜拉克思想，並以古鑑今試圖為業者的突圍做出一點貢獻。
在環境方面，杜拉克認為企業應該以創造客戶價值為目標，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潤。他認為，企業必須考慮到的不僅是當下，而且是未來的利益，也就是說，他們要在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考慮長期貢獻，而不只是圖利於短期。對照當前資本主義的重大瑕疵所引發的不均問題，這也包括了犧牲環境與生態的保護，所造成伊于胡底的沉淪：從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氣候危機（Climate Emergency）到氣候災難（Climate Disaster），1.5℃或2℃的威脅已從提醒化為日常，成為這一波再全球化結構調整中唯一持續發威的趨勢。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實踐》（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書中，杜拉克認為企業對自然的掠奪性開採對社會和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並強調企業應該負起責任來保護生態環境。在1993年出版的《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的經典著作中，杜拉克認為過度的經濟增長消耗了人類自然資源，增加了污染和生態災難等負面後果，因此，他呼籲企業應當更加注重環境保護問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亦納入生態因素的考量。工業化的短視近利，將環境與生態成本外部化所遺留下來的難解困境，仍賴全世界各界領袖放長思考的時間尺度以為因應，但當前追求速效的時代領袖聽得進去杜拉克的諍言並積極做出回應？
在社會方面，他還提到了企業必須在整個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並關注社會福祉。杜拉克在他的著作中開時代之先河、強調企業社會責任，認為企業應該是社會的夥伴而不只是生產者和商人。杜拉克的觀點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主張背道而馳，但傅利曼主張講究利潤極大化的經濟理論所忽略的社會責任，而杜拉克早在1950年出版的_e New Society一書中提出了企業應該扮演多重角色，除了商業角色外，社會角色和生態角色均須平衡。在社會層面，他認為企業應該滿足多方面的利害關係人（如員工、股東、客戶和社區）。採自杜拉克觀點，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Klaus Schwab教授所倡議的「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近年來逐漸受重視成為主流，企業永續經營必須多元關注各利害關係人（包括E與S）的利益，實現互惠共利多贏，呼應杜拉克當年的真知灼見。
在宏觀治理的層面，全球極右翼思想近年來所導致的社會分化，在不均的背景襯托下，形成了對作為當代社會基石的民主制度構成嚴峻的衝擊。杜拉克早在80年前就預言經濟發展的終點並非民主化，反而可能導致「極權」的興起。而且極權政治導致的經濟衰退不只不會激發民眾革命，反而有可能極權統治更加穩固。所有制度都有其背景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經年累月的實踐難免需要持續優化，但目前漸進式的制度創新似乎已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激進式制度創新有可能造成全球秩序的全面瓦解。全球地緣政治風險的攀升，使得美中博弈也改弦易轍，從De-Coupling（脫鉤）美化包裝為De-risking（去風險化），但修辭的優美難掩實務操作上的左支右絀，以制度之爭為名的大國博弈依舊是宏觀治理的未爆彈，波及的是各國目前所有內政與外交上的困境。
在微觀治理的層面，企業在金融海嘯、新冠疫情與烏俄戰爭的衝擊下，企業面對變局開始追求數位轉型、脫碳轉型與韌性供應鏈轉型，以回應燃燒的地球、科技衝擊與全球在地化的新格局。面對即將在2026年開徵的歐盟碳關稅，台灣產業無不積極備戰，但碳管理人才的匱乏嚴重阻礙企業的進程，受創最深的當屬中小企業。而微觀治理的挑戰也受到宏觀治理的政策桎梏，全球能源的脆弱程度在烏俄戰爭之後一覽無遺，新科技的不斷突破仍待商業效益推升其產業與社會影響力，尚不
足以因應這一波的能源危機。杜拉克經典名著《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今日已成為企業突圍的圭臬，薄薄一本書的內容談的都是今日最需要解決的課題。我們似乎都知道了，但做到了嗎？延伸的問題是「賺到了嗎？」。當提及「賺」的時候，杜拉克想的應該和于右任老先生「計利當計天下利」墨寶如出一轍：當分析單位的我是大我、利是大利時，利潤就不再應該淪為被仇富的對象，而是當代最潮的包容（Inclusiveness）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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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曾任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董事長、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營運長、暨南國際大學特聘教授；個人經歷一如台灣產業的多元：專精專利與產業發展，大學及碩士主修工業設計，曾任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六年後，赴英國攻讀華威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商學院行銷暨策略管理博士；專長橫跨科技管理與行銷、策略管理、領導統御、品牌、創新、文化創意等領域。2010年獲頒「李國鼎管理獎章」、2014年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殊榮，以表彰其再教育及科技管理的貢獻。
近十餘年不僅不遺餘力投入推動學校技轉中心、育成中心與產學中心和業界技術的交流，並參與規劃建構國發會、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與衛福部等，部會產學合作的生產體系；相關的學術研究心得除了經常發表於學術期刊外，並落實應用在產學合作的諮詢顧問中；長期關注全球經濟趨勢、產業發展及企業創新研發活動，經常於報章雜誌及廣播媒體發表產業評析、引領前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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