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要寫文藝復興？
無與倫比的教堂
那是許多年前，某個熾夏即將結束前的炎熱午后。那一天，羅馬市區的氣溫高得嚇人，彷彿從地獄蒸騰出來的熱氣，就要融化整座城市。儘管如此，舊城區內仍到處都是不知從何而來的人群。所有觀光景點黑壓壓的一片，就連聲名狼藉的六十四路市區巴士，市民避之唯恐不及的「扒手專車」，也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萬神殿前打扮入時的仕女們，以大得誇張的遮陽帽與緊身洋裝下婀娜曼妙的身材，吸引了街道上無數男子貪婪慾望的目光。不過，為了躲避炙人的陽光，人們顧不了街上養眼的清涼，紛紛躲進每個可以遮蔭的石窖、咖啡廳與大教堂。
我跟著大排長龍的觀光客，緩緩地步入雄偉的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實際上，用「雄偉」與「宏大」這類貧乏陳舊的形容詞，來描述面對聖彼得大教堂時內心澎湃不已的震驚感動，顯得語言平淡無力。站在聖彼得廣場（Piazza di San Pietro）前望去，內心會揚起某種莫名的崇高感動，像是藏民與雪巴族心目中的喜馬拉雅一樣，它無與倫比的巨大身影，讓我們覺得大教堂是世界的中心，無可動搖的聖山，是羅馬天際線永恆不變的風景。
在廣場旁的安檢站，與一大群嘈雜遊客一同接受警衛不耐而且馬虎的安全檢查（或是羞辱）後，才能進入大教堂的前庭。從這裡開始，萬頭攢動的人群似乎像約好了一樣，分別散去，朝聖信徒與觀光客們懷抱著不同的心情，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我則像大多數遊客一樣，加入川流的人潮，開始這場藝術的大拜拜。
聖彼得大教堂的正殿入口，是五面一字排開、雕飾精緻華美的青銅大門。最古老的一扇有五百年歷史，最新的則是在一九六五年，為了紀念風波不斷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所製。不過最傳奇的當屬最右邊的那一扇，用水泥封住的聖門（Porta Santa）。天主教徒相信，每當銀禧（Jubilee）降臨時，只要心懷懺悔與感恩，穿過打開的聖門，背負的罪就會被赦免，靈魂也得以淨化，同時也取得永生的保證。這項傳統在西元一三○○年由當時的教皇博義八世（Bonifacius VIII）所發起，原本是每五十年舉辦一次，不過世上覺得自己有罪的人實在是太多了，而且教皇也發現「贖罪」的確是個不錯的生意，於是在廣大信眾的熱烈要求下，梵蒂岡決定縮短期限，改成每二十五年開放一次。當時還算年輕的我，還要再過幾年，才有緣親自參與這場天主教盛典。
聖殤──生命的希望
進入聖彼得大教堂，真正的精采才要展開：不可思議的廣大空間、金碧輝煌的華麗紋飾、細膩精緻的藝術傑作……漫步在大教堂，所有的一切都讓人流連不已。不過，真正讓我目眩神馳的是安置於大教堂右廂的宗教聖像。這件作品出自米開朗基羅之手，由一塊卡拉拉大理石所雕刻完成的天才之作。一四九九年出現在世人面前時，米開朗基羅這位當時還沒沒無聞的藝術家才二十四歲而已。傳說這塊卡拉拉原石從海上運來時，連向來自詡見多識廣、品味挑剔難纏的羅馬民眾，對它的雪白純淨也驚為天人。
在年輕藝術家辛勤奉獻了十八個月後，一件稀世的藝術珍品就此誕生。
這件藝術品有個哀傷、卻美得令人心碎的名字──「聖殤」。《聖殤》描述的是在十字架上受難殉道後，聖母懷抱著剛剛死去的耶穌，哀毀逾恆的傷心模樣。
在西洋藝術史上，主要有三種表現悲傷聖母的藝術形象，分別是「苦難聖母」（Mater Dolorosa）、「哀悼聖母」（Stabat Mater）與「聖殤」（Pietà）。
「苦難聖母」表現的是瑪利亞預見兒子苦難的一生時，愁腸寸斷的憂容。「哀悼聖母」則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受盡折磨時，瑪利亞站在十字架下無能為力，只能目睹一切發生的深切無奈與自責。
「苦難聖母」經常以繪畫形式出現，尤其是一四九二年以後的西班牙，「苦難聖母」化為伊比利半島子民的心靈依託，西班牙、葡萄牙，乃至於整個拉丁美洲、菲律賓，都可看見瑪利亞慈愛但憂鬱的面容。「哀悼聖母」除了繪畫外，最常成為宗教音樂的題材，〈聖母悼歌〉就是最具體的抒詠。蒙台威爾第、韋瓦第、 巴哈、海頓、莫札特、德弗札克……前前後後七個世紀，大大小小也有六百多種不同版本。每當我感到迷惘與失落時，似乎只有哀婉悽愴的〈安魂曲〉與悲苦憐憫的〈聖母悼歌〉，才能撫慰我狂暴不安的靈魂。
至於「聖殤」則多半以雕塑呈現，自中世紀以來，義大利藝術家尤其對聖母亡悼的主題情有獨鍾。從僻遠鄉間石板道旁的祈禱亭到勝地的紀念品小舖，處處可見各種尺寸、各種形式的哀子像。
今天，基於安全理由，米開朗基羅的《聖殤》被穩穩地保護在三層堅固厚實的防彈玻璃後面。但它給世人的感受，仍然是如此直接、巨大且深刻。從遠方望去，《聖殤》金字塔式的三角構圖，賦予她安定莊嚴的古典風格，聖母的每寸肌膚、每個細節都經過雕刻家精湛作工，並以無比沉著的耐性加以雕琢打磨。
在傳統的「聖殤」中，藝術家會用哭泣、充滿皺紋的蒼老臉孔，來強調聖母失去至愛的痛苦。然而，在米開朗基羅的《聖殤》中，聖母的面容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平靜，甚至帶有脫俗的稚氣嬌嫩。實際上，瑪利亞幾乎就像是個未經世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
米開朗基羅的學生曾向老師請教，為什麼《聖殤》會出現這種年齡的錯置呢？米開朗基羅斬釘截鐵地回答：「難道你不知道貞潔的女子，永遠比挑動過情慾的女人看起來更加年輕嗎？因為她的身心靈從未改變，就像新生一樣純潔完美！」
終其一生，米開朗基羅對「性」與「誘惑」都保持著清教徒式的嚴格拘謹，其實從這段談論中，世人隱約可窺見大師隱晦幽微的孤獨寂寞。
被母親擁在懷中的耶穌，安詳的面容不像是受盡殘虐折磨而死亡，反倒像是初生嬰孩一樣，陷在深深的睡眠中那般平靜。但隱藏在平靜背後的，卻是某種無以名之的窒息與苦楚。窒息，是白髮送黑髮的慟哭後，哀莫大於心死的沉默；苦楚，是看不見希望，未來難以為繼的無助。耶穌頭戴棘冠的傷痕、手腳上的釘孔與右脇下長槍穿透的傷口，都被雕刻家刻意模糊或隱藏，也許米開朗基羅想透過欲語還休的曖昧讓死亡變得更崇高，也更有尊嚴。他不張揚死別生離的悲歡，反倒透過近乎日常的平凡，來透析生命的虛空，進一步成為我們與永恆面對面時的自我觀照。
同時，米開朗基羅刻意忽略解剖學的原則，調整了《聖殤》人物肢體部分的外觀比例：聖母以她巨大的雙手承托聖子氣絕的軀體，藝術家拉長耶穌軀幹的長度，使他的頭部與雙腳無力地向下沉墜，讓失去生命的身體顯得更加沉重、更有分量。完美無瑕的卡拉拉大理石，經過米開朗基羅不可思議的打磨拋光，散發出新月在海面上閃動的粼粼波光，不規則的褶皺在收攏與釋放之間，聖母的長袍在我的眼前，漾成一片傷心的海洋。
那一年，我二十四歲，第一次感受到藝術直指人心的偉大力量，一種讓我心蕩神怡且夢縈魂牽的深沉感動。
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聖殤》所烙下的印象，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那一天，行程結束後，我在梵蒂岡博物館的書局，買了一張一九七五年由Robert Hupka所攝的《聖殤》明信片，接下來十幾年的歲月，我越過了撒哈拉浩瀚的沙海，登上七千五百公尺的珠穆朗瑪南坳，漫遊密克羅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的小島，待過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以及數不清在異鄉苦讀的寒窗夜，都有《聖殤》的陪伴。《聖殤》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滲入我的靈魂，她溫柔憂傷的氣質，填補了我內心一塊巨大無匹的失落。
漫長不安的流離歲月裡，有許多寂寞無依的夜，我凝視著手中的明信片，回憶生命裡曾經的種種。我想念自己逃避的家庭親情、懊悔自己輕忽背棄的親密關係、直視內心翻騰不已的混沌黑暗，並嘗試釐定未來可能的方向。透過《聖殤》，我看見某種生命的希望，同時，也讓我想瞭解更多關於米開朗基羅與文藝復興時代的種種：為何藝術家能創作出撼動人心的作品？而文藝復興時代與佛羅倫斯，又如何孕育出類拔萃的創作心靈？
為了更深入這段輝煌的過往，我回到義大利佛羅倫斯，並試著將專業領域拓展到藝術史研究，讓它成為我熱情投注的志業。在這趟追尋之旅，我邂逅了許多精采有趣的人事物，同時也更接近歷史的核心。從那些數百年前的帳本簿記、市政廳會議紀錄、私人的書信往來、日記……諸多看似沒有交集的文字，需要我在千頭萬緒中爬梳歷史的線索，並還原事件真相。
兩個天才的世紀之爭
埋首在佛羅倫斯圖書館的日子裡，偶然讀到的一起事件讓我深感興趣。這是發生在一五二七年五月，佛羅倫斯市政府支付一項外包工程的酬勞，除了款項金額外還附有一段簡短的文字：
「四個弗羅林（佛羅倫斯當時的貨幣），十四名年輕工人，清理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於主後一千五百○四年所繪的《安吉里之役》（The Battle of Anghiari）。」
根據文獻紀錄，這件作品原來是畫在佛羅倫斯維奇奧宮（Palazzo Vecchio，又稱為市政廳、舊宮）內，長五十四公尺，寬二十三公尺，高十八公尺的五百人大廳（Salone dei Cinquecento），是目前所知全世界最大的房間之一。於一四九四年時，由狂熱激進的傳教士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所主掌的宗教政府所督造完成，按照薩佛納羅拉嚴格的簡樸原則，五百人大廳完工時十分陽春簡潔，沒有任何的裝潢，也不見多餘的文飾，空白且純粹，所有的人工造作，都是傲慢與虛妄。
十年後，佛羅倫斯共和國改朝換代，新政府領導人索德里尼（Pier Soderini）決定在素淨的廣大牆面繪上共和國引以為豪的歷史。當局出面邀請兩位時下公認最受愛戴、卻也視彼此為敵手的藝術天才，五十二歲的李奧納多．達文西與二十九歲的博納羅蒂．米開朗基羅。依照佛羅倫斯悠久的文化傳統，公開進行競圖，同場作畫。兩人的確也分別以自己的藝術理念，透過佛羅倫斯十四、十五世紀的軍事勝利《安吉里之役》與《卡西納之役》，來彰顯共和國為獨立與為自由奮鬥不懈的精神。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明白，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的世紀之爭，是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一次顛峰對決。兩人迥然不同的創作理念在這次的競圖中表露無遺，不僅在當時藝術界投下一顆震撼彈，也引領了接下來五百年的藝術哲學。
然而，當我深入探索想瞭解更多時，卻突然發現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安吉里之役》與《卡西納之役》竟然都是臨摹與副本！這也激起了我心中無限迴圈的疑問，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呢？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互相討厭是事實嗎？如果不是真的，為什麼後世的藝術史家對兩人之間的複雜心結言之鑿鑿？
「在神話與傳說的背後，一定隱藏著簡單的事實。」或許有某種原因，讓兩人不和的傳言成為世紀新聞。如果米開朗基羅與達文西不和是真的，那將兩位文藝復興天才放在同一個房間裡競技一定相當有趣。但又是為了什麼，後人將大師所留下的作品全部抹去呢？
今天在維奇奧宮的五百人大廳，我們只能看見瓦薩里（Giorgio Vasari）在一五五五到七二年所完成的壁畫，而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探索這段史實的旅程，是我所經歷過最難忘的冒險之一。它不僅僅只是一場藝術史的探索，更是個人心靈成長的天路歷程。為了能更接近歷史現場，讓我們一同拜訪這個風華絕代的百花之都佛羅倫斯，追尋這段被時光遺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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