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王盈勛(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知識分子經常對市場進行批判、對社會議題提出質疑，但他們卻很少敢於對自己的市場化、自己的價值崩壞反思改造。《高教崩壞》是一本勇敢之作，點明了二十年來台灣高教發展的隱疾，也揭穿了以改革之名包裝的國王新衣。

周于萱(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
過去幾年在大學現場所看見的高教亂象：上至院系所下至學生互相廝殺只為搶資源、學生還沒畢業就爭先恐後參與各種實習徵選、全系所為不知所云的評鑑疲於奔命……，所有問題的根源經過幾位老師的耙梳變得非常清晰，答案也呼之欲出。看...

第一章　
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臺灣社會結構轉型
林宗弘

台灣的大學教育面臨崩壞的危機，不僅私立大專院校面臨倒閉、教職員遭到「不續聘」、拖欠薪資與保費，就連部分公立學校也面臨減招、系所合併或教師不續聘的情況，更嚴重的是大學教職的「彈性化」，造就了一群找不到穩定工作而無法累計年資、領著低薪、教學時數又高的流浪博士。大學擴張之後的結果，無論在教學品質或研究發展上，都對青年學生以及畢業學子造成致命打擊。諷刺的是，上述的大學崩壞竟然是以「教育改革」、「大學自主」與「追求頂尖大學」等名義，實施各種壓榨年輕學者的政策所造成的後果。
冰凍三尺非一夕之寒，本章將介紹大學崩壞的歷史起源，我們認為在過去約二十年間全球「新自由主義」、「學術資本主義」的崛起是整體高等教育環境共同的變化，然而台灣的高等教育危機又與整體產業、財政與人口結構的崩壞，以及台灣官方扭曲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息息相關，在未來將匯合成為衝垮臺灣大學學術自由、經濟創新與人力發展、社會穩定與就業安全的洪流。

一、新自由主義轉型下的大學

一九七○年代之前，全球各國的大學被當成是一種公共投資，或稱為「知識的公共財體制」，由於大學所訓練的人力資源有外部性、享受科學成果、或由於大學培養出技術勞工而獲益的人（例如個別廠商），可以白搭便車，未必需要出錢培養大學生。在白搭便車的難題下，要如何維持大學教育？依據公共財理論，可以由國家（納稅人出資）或由私人合作（例如基金會）建立清楚的學術社群邊界，以學術自由、就業安全、研究獎金與聲望為激勵機制，來獎勵學術社群的研究與教育工作。這正是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前，全球學術界通行的規則。
以這段時期的美國大學為例，大學科技研究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國防部甚至中央情報局等，其中也不乏與民間企業合作者，但學術社群的自治性高，不太關注企業化管理與大學獲利，也不甩政府教育部門或工商界的利益。在學術公共財體制的時代，科學社群可以靠聲譽與研究倫理來刺激科學變革。寫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或發現雙螺旋鏈的華生，雖然充滿學術企圖心，但是不需要對大學收入、廠商獲利或國家經濟成長負責，學術圈內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運動）更經常批判時政，自詡為社會的良知。
一九八○年代後，某些歐美大學的管理部門引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大學學歷是一種個人投資，是一種商品，大學自然就是學店（講好聽點是知識資本的百貨公司），應該面對類似市場機制的競爭，逐漸自付盈虧，並與財團或政府合作生產有利可圖的知識與技術產品。至於其商品的市場價值高低，應該讓學生與廠商來自由選擇，並接受這兩群消費者的考驗。
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在二○○七年開始浮現，於此之前的三十年間，許多學者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時期。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在高等教育界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並非因其具有相當的說服力或有優秀的實踐經驗，而是與歐美各國資本外移、經濟逐漸衰退、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的大環境有關。
全球資本主義競爭與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等壓力之下，歐美開始積極尋找經濟成長的動力。各國為吸引全球資本注入科技發展，中央與地方政府遂倡導「矽谷模式」產業升級策略：鼓勵與民間資本合作，將投資注入所謂的大學與產業間互動、產生地理集群效應的「知識經濟」和「創意經濟」。
然而，在國家債臺高築的財政壓力下，政府難以擴大對大學這項公共財的投資，結果，大部分工業國家推行了所謂的「評鑑制度」與「產學合作」，一方面推動財政緊縮政策，減少高等教育預算以及提高學費，另一方面又期待私人資本能將資金投入大學教育，創造出帶動成長的新科技。

（一）學術資本主義崛起

上述全球大學的發展趨勢，被一些學者精準地稱之為「學術資本主義」，縮減原先提供給大學的財政補助，並對其設置競爭性的評鑑制度，大學則開始引進商業資金與企業管理，並且替財團利益進行研究服務的學術行為。
最近二十年來，大學所獲得的專利與智財權確實增加（有些學校甚至拿教授上課的教材去申請版權），雖可藉此向政府索取更多研究補助，或是由專利獲取商業利益，卻很難直接轉換為經濟成長率或國家競爭力。這或許與科學知識的本質有關，科學知識必然衍生出的權力與利益，且本身就是人類社群追求的目標，然而強迫學術社群直接為國家政策或財團利益服務，未必有助於科學進步。
根據經濟學的公共財理論，一旦本質為公共財的事物變成一種私人的尋租（Rent Seeking）行為，便會出現「竭澤而漁」的情況，知識的生產顯然就是如此，具掠奪能力的學術圈外人如政府相關部門、大學的管理菁英或廠商，都想分一杯羹，盡力擴大自己的收益或勢力範圍，其中包括許多商業機構或媒體，他們看準大學的市場化與私有化趨勢，大張旗鼓建立大學排名，各種產學合作申請商業專利的仲介機構林立，在大學附近設立科學園區或產學合作機構，成為政府向農民強徵土地的藉口之一，希望帶動周邊就業、消費與房地產上漲。上述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產官學界菁英相互交纏的權力與利益網絡。
大學評鑑在學術圈內帶起了各種相關商業與學術出版需求。首先，為了應付各種評鑑，有大學系所開始請公關或廣告公司花錢搞形象，自行出版大量品質參差不齊的學術期刊與論文集，或是不顧教學品質引進外國交換學生盼提高排名，甚至是著名的全球大學排行榜，也曾被媒體踢爆買通評鑑機構與商業媒體作假的情事。至於個人學術出版方面，商業機構建立的論文引用指標，也就是「CI」（Citation Index）則大行其道，新進學者必須力拼業績以求升等、續聘，有時為了投稿期刊或出書，或是為產學合作案必須自掏腰包。
然而，大學評鑑很少從教授福利或學生受教品質的角度出發，使得某些評鑑結果令人存疑，若是跟二○○七年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元凶之一的金融機構評級相比，大學排行榜恐怕更難以全然反映教授的工作條件與教學品質。
在學術資本主義與全球金融泡沫化並行的前提下，其成果與所謂的金融創新同樣可疑。學術資本主義在歐美與澳洲等地的發展，確實使大學支出當中的研究經費比例上升、營利獲益比例略微上揚，但是其負面效應也十分明顯，除整體教學經費比例下降，在學生人數增加的條件下，人均教學支出下滑更快，但這不代表大學整體支出縮水，事實上，研究與教學的相關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大學生的學費迅速成長，致使背負沉重學貸的學生暴增，而多數菁英大學並沒有提供貧困學生更高比例的獎學金，導致中下階級被排除在大學窄門之外。
以美國為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公立大學的教學支出就逐步下滑到三成，私立大學更降到四分之一以下，逐漸讓位給研究經費支出，但是在一九九七年到二○○七年間，全美私立大學學費成長了百分之七十六，而公立大學的學費更成長了百分之一百零六；二○一二年的調查顯示美國大學生當中有三分之二背負學貸，平均每人達二．六六萬美元，全美學貸總額達美金八千七百億元，超越信用卡債與汽車貸款。青年的高失業率造成可能無法還款的情況，甚至有媒體將之比喻為下一個次貸風暴。

（二）誰是大學商品化的犧牲者？

全球學術資本主義藉由新自由主義與知識經濟之名，將各國的學術社群從國家與非營利機構資助、教授自治與水平網絡的扁平化組織型態，推向金字塔型的權力與營利組織，其中政府的教育與評鑑部門開始進行績效考核，以分配日漸稀少的公共研究資金，影響了大學的學術自由；原先在學術圈外的商業評鑑與專利申請機構，藉此一「新興產業」大發利市。
在學術圈內，校長與資深學院主管把自己當成金融集團的執行長，提高校長薪水或簽下終身俸的種種自肥條款不說，主要是將大學人事與財政決策權力集中化，由校長辦公室統籌使用，使得資源分配不透明，獨厚自己學派實驗室的傳聞甚多，科系排名、出版成果、年資差異甚至個人關係，都可以用來改變大學教授的薪資結構，也使得學者之間的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至於無法獲得大學管理權力，等著「被評鑑」的新進學者，則必須面對資深學者所毋須煩惱的研究發表與產學合作等業績壓力，喪失了基本的就業安全。
此外，學生以及家長絕非資訊充分的「人力資本」投資人或知識的消費者，反而像是股市散戶或垃圾債券的投資人，在對學術研究前景資訊不足的情況下，砸下大錢（甚至負債）耗費數年青春，購買價值不太確定的大學文憑（甚至博士文憑），擔任實驗室研究助理或企業單位實習生，實際上是學術資本主義運作的廉價勞工，在全球各國大學競相擴張、碩博士供過於求，以至於文憑貶值的趨勢下，學生恐怕會成為這一波「學術資本主義泡沫」的犧牲品。

第一章　
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臺灣社會結構轉型
林宗弘

台灣的大學教育面臨崩壞的危機，不僅私立大專院校面臨倒閉、教職員遭到「不續聘」、拖欠薪資與保費，就連部分公立學校也面臨減招、系所合併或教師不續聘的情況，更嚴重的是大學教職的「彈性化」，造就了一群找不到穩定工作而無法累計年資、領著低薪、教學時數又高的流浪博士。大學擴張之後的結果，無論在教學品質或研究發展上，都對青年學生以及畢業學子造成致命打擊。諷刺的是，上述的大學崩壞竟然是以「教育改革」、「大學自主」與「追求頂尖大學」等名義，實施各...

後冷戰的高教變遷：歷史脈絡與三組核心問題
Post-Cold War Higher Education Transitions: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Three Core Questions

曾柏文/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


過去十多年間，從歐美到亞太地區，浮現許多對於高教崩壞的喟嘆。

在高教機構最密集的美國，面對冷戰結束後政府經費的緊縮，促使許多大學更加仰賴諸如企業贊助、授權金、學費等，透過市場媒介的財源，對高教體系帶來進一步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或稱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穿透。這樣的變化，讓許多知識分子提筆針貶，大學市場化對高教理念的侵蝕，行銷導向如何讓大學不斷「秀下限」，甚至一向被視為指標的哈佛大學，也被描述成徒具「失去靈魂的優秀」。

而以英國為首，前大英國協各國的公立大學體系，則面對學術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崛起的衝擊，大量從管理學界引入諸如「品質保證、稽核、可責性」等概念，在公部門體系創造「擬市場競爭」的機制。二○一○年英國政黨輪替後，更在保守黨首相卡麥隆的主導下，通過對高教體系鉅額的預算刪減，迫使大學往私人資本傾斜。許多大學不僅被迫大幅調漲學費，更走向教職員裁員之途。有人稱此為「對大學的攻擊」，撰寫「反抗宣言」，更有一群學者發起「搶救公共大學」運動，試圖對抗學術界瀕危的「公共性」。

而一九九○年代浮現的高教全球化（globalization）論述，更伴隨THES-QS與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的出現，將歐美到亞太等無數角色使命不一的大學，籠罩在單向度的評價暴力中。各國高教領導者，面對這類排名在招生、聘人、爭取經費上的顯著影響，也不得不忽視其在方法論上的可疑基礎，兢兢業業地計較起微小的名次差異。某些量化指標，如在特定citation index收錄期刊的出版量，則被內化為組織中的績效指標，並藉由人事獎懲政策來鞏固。而其他難以反映在這類國際排名的抽象價值，如教學熱忱、公共參與、非英語的研究出版，則在若干國家都面對被邊緣化的壓力。

三個脈絡下的變化，循著不同軌跡。但同樣貫穿其間的，一如本書首章林宗弘的專文談到的，是以競爭為核心信念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論旨，呼應十九世紀末的古典自由主義，相信自由市場自有其理性，反對政府干預。其從一九七○年代在學界崛起，搭著石油危機與亞洲（日本）崛起在美國造成的恐慌，逐漸取得影響力。一九八○年，新自由主義成為雷根與柴契爾施政的指導方針，英美兩國相繼減少政府對市場干預，大幅減稅，期待以此激發私部門的競爭與創造力。這種以競爭為尚的意識，更在一九九○年代滲透到高等教育領域。

大學教職原本作為一種「專業」的特徵，正在於其有法定資格的限制，避免學者過度暴露於市場競爭壓力，而能保有某種優雅與自主。新自由主義引領下的諸多制度改革，卻恰恰是在績效、卓越的名義下，引入各種類市場競爭機制，打破專業的制度保護；其不可避免被犧牲的代價，正是學術的自主性。這種對大學知識社群生態的衝擊，遠不限於一國一地。二○○九年世界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的各國學會代表，齊聚台北中研院舉開會議，議程中就安排「面對國際評比的困境」與「新自由主義與學術」等主題專場，聚焦討論英、法、南非、紐西蘭、巴西等例。

高教擴張反轉的挑戰

許多對當前高教體系的抨擊，常以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義崛起前的美國大學作為對照。在這種不免浪漫化的追想中，那個年代的大學資源闊綽、校園自由開放、學者備受崇敬，而學術是為了理想的志業。那個年代沒有市場力量的威脅，沒有官僚體系的凌辱（除了麥卡錫的恐共整肅），更未聽聞「血汗學術勞工」。

然而這些追緬當年的論述，往往疏於意識，那種建構於戰後頭四十年間，美國大學校園的理念型，本身是更大時間尺度的高教史中特殊的一章。這個篇章最重要的結構特徵，便是持續的高教擴張（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年間，全球高教入學人數激增五倍。持續擴張其創造的結構紅利，支撐著學術界許多理所當然的預期。例如，一個教授動輒培育十多名博士生，卻依然預期他們能在開枝散葉的體制中順利就業。這種社群成員增生的速度，在任何穩定的生態系都是不可能的。

戰前不管是歐洲諸國，其建立的殖民地，或已獨立的美國，大學仍帶有濃厚的菁英色彩，是服務社會的權貴與知識階級。戰後成為單極強權的美國，率先走向高等教育擴張，並進而影響英國歐路，乃至歐陸與亞非發展中的國家。

美國走上高教擴張之路，有三個重要因素：首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累積深厚的戰爭紅利，比起歐陸諸國，戰火破壞又最少，使其戰後迅速成為一方霸權，國力鼎盛。同時間，其也從戰區吸納了不少流亡人才。深厚的資源加上豐沛的人才，提供高教擴張的條件。其次、美國走在世界產業轉型的前端，不管是製造業高科技化，或是高端服務業興起，都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這替高教擴張創造需求。

但戰後迅速形成的冷戰格局更可能是影響高教生態的關鍵。一來，冷戰期間，雙方都需要大量知識研發，爭取競爭格局的領先。以美國而言，來自國防部、中情局的經費，源源不斷地挹注到學界，推動著從基礎科學、國防科技、到語言學、社會科學，再到區域研究的發展。此外，美國需要強化對陣營周邊國家的聯繫，在此大戰略下，許多基金會贊助學者赴周邊國家研究教學，提供獎學金吸引各國學生赴美求學，甚至撥款協助該些地區籌建大學、挹注研究。

美國戰後走向擴張的高教政策，大幅提高教育統計指標。形形色色的教育機構，不僅主宰全球留學市場，吸納各國人才，也成功地在冷戰結構中的從屬國，培養出一批知美親美的社會政治菁英，創造地緣利益。其成功之處，也促使英國為首的前英聯邦各國，在一九六○年代踏上高教擴張之路，設立無數大學。

一九八七年的冷戰結束固然令人欣見，但一如本文開始談到的，其也讓前述依戰略需求搭建的美國高教資源格局，難以為繼，造成「市場化」的壓力。高教擴張後的過飽和，更讓運行三四十年的學院代謝機制，逐漸碰上阻力。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政府，則一面以「管理主義」面對日益沉重的高教財政負擔，一面競逐國際留學市場，開拓財源。一九九○年代「知識經濟」的修辭，更踏著全球化的浪潮而來，把全球許多具有特色的大學，捲進一場單向度的指標爭奪戰。無數對「往日」仍有記憶的學者，則在悲歎與批判間徘徊。

然而，既指出「往日」在歷史上的特殊性，也不免對於「重回往日」的各種想像呼籲保有審慎的懷疑。高教體系持續擴張已成事實，學界就得在擴張停滯、甚至走向緊縮的過程中，重新摸索許多觀念與作法上的新平衡。其中有三組核心的問題：

● 當代大學的定位為何？與社會的介面為何？
● 知識生態系如何永續，社會負擔得起多少教學與研發能量？
● 「在地知識需求」與「國際學術對話」如何權衡？

大學定位的變遷

大學定位是什麼？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回顧歷史，每階段有不同的答案。

當代全球高等教育體系在歷史上源於歐洲，最初可溯及中世紀歐洲某些修道院，自十一世紀以降，發展成師生自治組織 Universitas。當時歐洲天主教會仍掌握對真理的界定權，「大學」對知識的追求，旨在見證神的智慧創造，不脫後世「神學」（Theology）範疇。

文藝復興後，知識判準從神的意志轉向人的理性，學術重心從神學轉向哲學（Philosophy），格物天地者為自然哲學，思辨人文者為道德哲學。十八世紀科學革命的衝擊，帶來兩種哲學關注的主題範疇，在方法論上的分家，衍生出人文與科學（Humanitities and Science）兩種分歧的知識傳統。十九世紀現代工業社會崛起，則又召喚社會科學的出現。邁入二十世紀後，各種應用技術領域，也紛紛在高等教育有了一席之地。

平行於學院知識疆域擴張的，則是大學定位的挪移。最早的中世紀大學為宗教修道之所。啟蒙後發展出的「古典傳統」，則將大學視為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菁英士紳的地方。十九世紀末洪堡（Humbolt）與阿爾托夫（Althoff）推動的德國大學改革，首開先河地強調「研究」，讓德國迅速成為科技強國。此見被美國的佛蘭斯納（Flexner）大為闡揚，在一九三○年出版的《大學》一書中視為「現代大學」典範，強調研究教學並重。

佛蘭斯納雖強調研究價值，卻堅持反對大學培育應用人才，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service station）。他主張大學應為象牙塔，跟社會保持某種距離。回看德國，哲人雅斯培（Jasper）也在戰後納粹崩塌之際，以「國中之國」為喻，強調大學應保有某種獨立於國家社會的尊嚴，才能成為自由包容的知識社群。不過，戰後隨著美國高教擴張，這兩位思想家主張的「大學與國家社會的距離」卻逐漸縮小。到一九六九年，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Kerr）出版《大學的功用》之際，他筆下的大學已走到市場社會之中，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重地，滿足從政府而來的委託計畫、產業人才培育，到技術研發等等，回應社會上各種的知識需求。而從一九六八法國學潮以降，更迎接一個行動主義當道，許多批判傳統學者積極介入社會議題的年代。

後冷戰時期的高教體系，則出現兩種趨勢。一方面，各種在職專班、學分班、產學合作、育成中心，乃至於冠名捐助的建築、講座或獎學金，成為大學汲取資源的新寵。但另一方面，學院的科學主義與專業主義的崛起，反而阻絕了批判性的社會參與。這讓大學與社會的銜接，向商業邏輯傾斜。直到晚近，才又出現若干學術「公共化」的呼聲。

綜上所言，學院知識的場域，歷經神學、哲學、文理、社科，到應用技術的開展過程；其恰好對應著大學從遠離社會的宗教傳習組織、古典菁英的博雅教育場所，逐漸「嵌入」當代社會脈絡成為核心機構，肩負起人才培養、科技研發、與種種知識服務的趨勢。其在定位上，從神聖走向世俗，從菁英走向普羅；知識內涵也從理論走向應用，從精神到物質，從整全視野走向專業分工。

但在這漫長趨勢中，每一步，都勾動大學本身的認同。一方面，許多心儀古典傳統的學者相信，大學應保有跟社會的距離，才能冷靜客觀思考；大學去迎合社會的每一步，不免被視為是學院的庸俗化。但另一方面，傳統學院的不問世事，曲高和寡，也不免引起社會抨擊。特別是大學在經費上大量倚賴政府預算的情況下，更讓外界追問，大學面對納稅人的「可責性」。

即便只看學院內部，專業訓練與博雅教育的平衡、純學術與應用技術研發的先後，乃至於教研投入的比重，仍是持續爭議的焦點。而跨到社會參與這一端，國家政策、市場經濟、以及公民社會三個參與斷面，如何平衡資源也無共識。

當代乃至未來的大學，仍將持續面對這些難題，不斷在動態中求解。回顧歷史趨勢，高教體系註定無法再回到十九世紀前的獨立性，抽離於社會脈絡外。當代大學角色的諸多權衡，即便再如何強調「大學自主」，也須考量跟社會整體的關係。而若說這段歷史還能再告訴我們什麼，大概就是：我們無法僅用任何一段過去，當做支持任何特定主張的充分理由。

知識生態系如何永續

知識生態如何永續？則是當前最嚴峻的問題。

若問得更直接，其包含：高教擴張、嵌入社會，大學還能保有多少自主性？擴張的極限為何、我們社會能負擔得起多少教學與研發能量？學術資源從何而來？考量學界合理規模，學術人才培養的速度如何調整？學術工作該有什麼待遇跟勞動條件？

必須承認，能享有在知識上探索創作的自由，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珍貴的特權，一直以來就是需要建立在他人之慷慨才能存在。許多書寫人類文明的思想者，若不是本身具有貴族背景，就是需要親友的支持。最早的歐陸大學，則建立在教會從信徒募得的資本，或某些君主的投入。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常春藤大學，也是仰賴大筆私人捐助運作。

最初這些餽贈的理由，若非來自宗教信仰中對神的責任，就是來自對於人類文明或世界的承諾。至於大學對「世俗社會政權的用途」則非重點，這也成為捍衛大學自主性的基礎。這種「貢獻一所大學於宇宙」的古典精神，一直傳承至今，銘刻在許多學者的心中。

然而從由教會與私人資助的古典名校，到今天由各國政府主導擴張的高教體系，知識活動的財務基礎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政府開始扮演主要的高教資助者，將全體納稅人繳付的稅金挹注到高教系統。這在民主化的時代，賦予高教體系更多「公眾責任」。二方面，政府政策鼓勵的私人興學，則難免摻雜各種世俗對價關係，也讓種種市場力量得以滲透進入大學。即便繼承自古典傳統的「大學自主」或「學術自由」，仍是產官學界許多人口頭上的價值共識。但實務運作上，大學其實受到各種外在機制（政府政策、市場變遷）的強大牽扯，讓上述理念大打折扣。

而當前最棘手的問題則是在若干社會中，高教擴張已達到難以為繼的「過飽和」，面臨結構趨勢的反轉。特別是台灣，在一九九○年代的高教興學潮後，創下了兩千三百萬人口，竟有一百七十多所大學的高密度。後來碰上少子化導致生源減少，學費收入漸減，加以政府持續低稅，撥款資源有限，造成高教財政持續惡化，推動整併關校成為最直觀的政策邏輯。

許多資深學者都已工作難保，遑論近年才畢業、歸國，打算進入學術市場的年輕博士。大量擠在一年兩年的博士後、專案教師，甚至只能勉強糊口的兼任教職，不知道有沒有明天。整體學術人才的供過於求，更讓學術工作競爭標準拉高，勞動條件下滑。甚至是在學生助理的層級，違反勞權的「黑工」個案也屢見不鮮。

比起多數其他國家，台灣經歷的這種結構趨勢反轉，來得更快更陡峭，在個人層面也造成許多沉默悲劇。本書第五章談的教授勞動處境，第六章談青年博士就業困境，第八章談退休制度，第九章談學生助理黑工，都鮮明刻畫了這些問題。

這種快速崩壞的趨勢，有可能踩煞車嗎？可能方向有三：

其一、敦促政府擴大高教財政支出，提高師生比，這也是目前高教工會努力的方向。但以目前台灣政府預算吃緊，除非能配套加稅，不然就是得排擠其他預算，政治阻力不低。此外以當前台灣的「防弊意識」，更多的資源挹注，往往帶來更高強度的國家管控，以及更多的評鑑稽核成本。倘若要求政府資源，往往不容易在倫理上堅持大學自主。

其二、仿造美國，走向「市場化」。一方面，可將高教視為輸出產業，定位為「全球最優質的華文高等教育」，大幅吸納境外學生，收取符合成本的差別學費。二來在知識生產傳遞上，提供各種「更貼近市場」的調整創新。除了既有的各種產學合作、研發權利金、在職專班，發展諸如專業諮商、人資代訓、類智庫的專案研究等等各種「收費知識服務」。但這種走向，不免衝撞到台灣社會對於「大學」的傳統價值想像。

第三、將過去行之有年的（校友或企業名人）的「捐助」，進一步推向「公眾集資」之路。前文討論大學定位時談過，整部高教史，展現出大學「逐漸『嵌入』當代社會脈絡」的趨勢。這種嵌入，一方面來自對社會資源（相對於教會、王族或少數巨富）的倚賴加深，二方面來自，在高教體系索求社會資源時，被同步要求回饋給社會更多價值。然而「市場化的知識服務買賣」，僅為這種過程的一種可能；資源索求與價值回饋的對價關係，理論上，還可能以公民集資、集體信託的形式為之。

以上三種方向，分別把大學推向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實際方向，涉及台灣社會的集體選擇。不過或許最務實的解答，會是針對大學不同部門的屬性，混搭前述不同的路。對有高度商業潛力者，如商學、設計、工程、生醫等，放手從市場汲取資源；以將有限的政府或公共資源，集中於那些「最遠離市場、卻也最需要保護」的大學傳統核心領域── 例如人文、社科與純科學。


國際與在地之間

最後一組問題，來自於後冷戰時期的「高教全球化」浪潮，以及流行於許多高教官員基於「學術全球主義」（academic globalism）所引起的不滿。全球化，是指客觀上，知識與高教人口（學者與留學生）在全球的流動加劇；全球主義，是指主觀上，對於「全球一體」想像的主動擁抱，以及因應這種想像，採取特定策略的邏輯。學術全球主義者慣用的策略，例如重視國際評比、鼓勵國際出版、推動英語教學，與促進跨國人員交流等。這兩者互為因果。後冷戰時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促成全球主義的蔓延。但也正是許多行動者在「全球主義」啟示下的策略行動，加速全球化的進程。

全球主義最清晰的象徵，是在本世紀頭幾年浮現的「世界大學排名」。這些評比將全球各地，歷史與角色不一的各種大學，抹去不易量化的特質，拉到單一向度去比較排序。即便方法論充滿問題，但高度化約的排名數字，仍在傳播心理學上有不成比例的效果。其更牽動學生、學者與資本的流向，造成實質資源的分配極化，以及高教機構的階級化。

世界大學排序的浮現，更對出版與知識生態帶來巨大衝擊。在出版方向上，國際量化評比的出現，誘使許多高教資助機構，將資源重新集中在對「國際同儕審查期刊」的發表，相對不利於「非英語文獻、地方型刊物」的發展。在某些制度體系中，甚至壓抑了書籍出版。就知識效果上，對於（以英美為主）國際期刊的重視，則迫使許多亞非地區的學者，棄守相對難以在西方期刊發表的理論撰述，轉而迎合國際學界核心的知識議程，退為「邊陲地區個案」的提供者、甚至是「殖民者凝視」（colonial gaze） 與「核心／邊陲知識權力結構」的重製者。全球主義影響下的評鑑機制，往往排除不易衡量的在地公共參與，稀釋學者能投注於教學的心力，迫使學界自地方社會脈絡抽離。戴伯芬在本書第四章對「大學評鑑」的討論，及第七章對「期刊投稿集點制」的批判，都帶出相關的觀察。

這些趨勢一再激起爭議。擁護全球主義者，往往強調知識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強調國際卓越的價值。批判者則訴諸在地學術自主性（academic autonomy），以及學者在教學與公共溝通的責任。表面上，「全球化」是當代的問題；畢竟我們習以為常的參照點，是沒那麼全球化、大學嵌入在國家社會角色的冷戰年代。但若拉長歷史縱深，爭議中將浮現數個歷史向度，而兩端各自代表了傳統與當代的某種有機混成：

先說「全球主義」這端。「全球」貌似現代，但作為其價值核心的「普世主義」，其實才是中世紀歐陸學術網路的寫照。當時許多大學者都會周遊列國，彼此拜訪，以通用的拉丁文討論跟世俗社會無關的話題。畢竟當時知識主體是神學，是真理；而神與真理並無國界之分。這是全球主義中復古的一面。然而當代全球主義者相信數字、追求排名，服膺的市場邏輯或管理主義，卻都是不折不扣現代性的產物。更不用說，強調「研究產出」而造成教學資源的排擠，也跟大學的古典教育傳統相悖。

至於「反全球主義」這端，其對「學術公共性」與「在地學術」的價值與話語，則是近現代「大學嵌入社會」後的產物。正因大學開始取之於社會國家，成為社會核心機構，才讓大學與在地社會的鑲嵌，取得正當性。但其對教育理想的堅持，對量化指標的置疑，則保有某種古典的身段，與對現代主義的不信任。

如果我們相信，知識能有超越於一時一地的價值，相信跨國對話的意義，「普世主義」就絕對是學院中必要的存在。但在高教體系更為龐大的現代，其不該被視為知識評價的唯一判準，更不該被指標化成某種單向度排序，並透過剛性的制度力量，造成學術多樣性的扁平化。特別是當大學越來越取之於社會，其也越無法迴避回應社會的責任。

以《高教崩壞》回應高教崩壞

過去十多年間類似「高教崩壞」的警語，一如本文開篇談到的，不限於一國一地。美國對學術資本主義（市場化）穿透的喟嘆、英國對「管理主義」的批判，以及「全球化」帶來的不滿，呈現出三種不同脈絡的變遷張力。貫穿其間的「新自由主義」，對學術工作原有尊嚴的剝奪，是許多國家學者正面對的困境。

《高教崩壞》一書的撰寫編輯，折射出相似的心境。作為一本聚焦於台灣個案的著作，本書提供詳細的資料與分析，也對現況諸多問題提出鏗鏘批判。尤有甚者，書末兩篇記錄了台灣高教工會的努力軌跡，也勾畫了可敬的改革藍圖。身為一位甫回台就撞上高教大限，選擇轉向公共書寫與媒體顧問的年輕學人，我沒有太多機會體驗台灣學術職場現實，去印證書中的討論。因此我選擇退一步，把視域拉廣，從更大尺度時空的高教變遷，定位當前的挑戰。

首先，對於常被視為問題根源的「新自由主義」，我嘗試從以美國為首的「高教大擴張潮」，在後冷戰時期無可避免的反轉，詮釋其崛起。接著回顧「後冷戰時期」的高教處境，我討論了三個核心問題：

一、在大學定位上，我從中世紀疏理到當代，談大學知識場域的變化，以及「大學」概念本身的變遷。我試圖從這兩條軌跡勾勒，大學如何從原本處於社會邊陲的修道組織，逐漸「嵌入」當代社會脈絡，成為核心機構。

二、知識生態的永續性上，我先延續上揭的「大學嵌入社會」說，指出當大學仰賴社會挹注，在倫理上便需考慮社會責任，不容易維持古典的「學術自主」觀。其次也觸及高教擴張過飽和後，反轉時在勞動條件上的嚴峻代價。我也分別從國家、市場與社會三方面，討論可能緩解的方向。

三、最後談到「學術全球主義」與其不滿，我們在前揭的歷史脈絡中，疏理了兩方立場各自揉合的古典與現代；並在肯定「普世主義」必要的同時，批判將其指標化造成的學術扁平化，以及對社會責任的抽離。

沿著這三條軸線展開的討論，與本書論述有不少共識，但也有若干歧見。共識方面，我們都反對學術官僚主義、反對繁瑣的稽核評鑑文化、反對期刊論文記點，也都明確批判對「高教全球化」的盲目追求。我們對台灣高教勞動處境的惡化、青年學人的就業困境，學術黑工的恥辱，也同感不平。然而基於對大學「嵌入」社會，取之於社會的體認，我對「大學自主」或「學術自由」的理解較限縮，認為需跟「公共問責」平衡。考量政府財政現實，我對「提昇高教支出」較不樂觀，而對「市場化」也顯得比本書作者友善，傾向有條件的接受。

在一本書中，「歧見」的積極意義，是透過彼此反差照亮思考向度，邀請集體思索。無論如何，期待《高教崩壞》的成書，能成為我們回應台灣高教崩壞的重要一步。

後冷戰的高教變遷：歷史脈絡與三組核心問題
Post-Cold War Higher Education Transitions: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Three Core Questions

曾柏文/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


過去十多年間，從歐美到亞太地區，浮現許多對於高教崩壞的喟嘆。

在高教機構最密集的美國，面對冷戰結束後政府經費的緊縮，促使許多大學更加仰賴諸如企業贊助、授權金、學費等，透過市場媒介的財源，對高教體系帶來進一步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或稱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穿透。這樣的變化，讓許多知識分子提筆針貶，大學市場化對高教...

序言
一場責無旁貸的高教重建運動
戴伯芬

一九九○年代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技職升格，終於在二十年後形成臺灣前所未見的高教土石流。二○一五年立春，新科教育部長吳思華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報告「大學整併及未來十年高教藍圖」時，語出驚人地說：「教育部計畫五年後大學由一百六十多所減至一百所。」二月，興國技術學院即被教育部勒令停招，永寧大學、臺灣首府大學、真理大學台南校區、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玄奘大學，甚至連二戰之後臺灣第一所私立大學－東海大學都遭到教育部減招，未來預計還有六十多所大學將會退場，這一波大學倒閉的幅度超過大學總數的三分之一，骨牌效應包含超過一萬名大學教授、六千名職員工作權會受到影響。
二○一六年，估計大一新生人數將從前一年的三十二萬人，降低至二十七萬人，減少百分之十五生員。事實上，早在二○一四年開始屏東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已相繼停辦。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前身為高鳳技術學院）由高雄黑派余家班所設，一九九八年向台糖公司租地，教育部於二○○四年核準設校，設流通管理系、應用英語系、流行工藝設計系、休閒事業管理系、國際企業系等五系，招收八百名學生，二○一四年積欠教職員薪資及校外債務達三億元，債權人忙著到校搬空有價值的電腦、投影機等儀器設備，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停辦，成為臺灣最晚成立也是最早退場的學院。隨後，永達技術學院（前身為永達工商專科學校），為高雄中小企銀董事長王天賞（屬於高雄嘉義派勢力）所設立，也於二○一三年爆發財務危機，積欠教職員薪水長達八個月、八千萬元，二○一四年八月七日永達向教育部申請停辦，六十五位教師中有五十三人辦理退休、十二人資遣。不同於高鳳炒高教短線的作法，永達於一九六七年創校、就學人數曾經近萬人，有屏東麟洛、高雄仁武分部雙校區，曾經培養高屏地區無數人才，但是在董事會內鬥的紛爭之中黯然停辦。
臺灣高等教育目前有一百三十萬名學生、五萬位大學教師，每年畢業二十二萬餘位學士、六萬碩士、四千位博士。但是在就業市場上，中小學流浪教師超過七萬人，流浪博士逾二千人，大學以上高等教育失業人口超過十七萬人。這些由國家、家庭與個人投資的高等教育人才，正面對低薪、低度就業，甚至失業的困境。大學畢業生22Ｋ，博士四處奔波兼課領不到30Ｋ。即使幸運就業的年輕世代，實質經常性薪資水平倒退到十三年前的水準，追不上物價、房價上漲速度。二○一三年申請大學貸款達到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六次，申貸金額兩億四千七百三十二萬。年輕學子尚未出社會就背負學貸四十萬，要在三十歲之前還清都有困難，更遑論結婚、養兒育女。隨著教育部高喊學費上漲，預計未來有更多莘莘學子將背負更高的就學貸款，或者被迫中輟學業。
高教土石流將一路從南臺灣屏東開始，越過嘉南平原，一路向北臺灣漫延，穿過中央山脈，往東臺灣擴散，全臺無一倖免。媒體習於怪罪教改運動，使得李遠哲成為代罪羔羊，卻忽略了教育部、科技部決策高官的行政責任；或者批評學術象牙塔內教授或學生的學用落差或就業心態，更沒有看到社會傳統科舉文化下推波助瀾的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又或者歸咎於少子女化，事實上少子女化雖然造成生員短缺的危機，但也是高等教育品質改變的轉機，即使高等教育資源不增加，平均每位學生分到的教育資源卻會提高，再加上教師人數減少的趨勢，每位教師可使用的教學與研究資源也會提高。
這一場大學土石流為什麼出現？未來臺灣的高等教育又該何去何從？一般社會大眾將這波高等教育擴張歸因於教改、廣設大學、高教全球化、商品化、少子女化危機，甚至是李遠哲個人，這些看法都說明了高等教育危機的冰山之一角，卻沒有看到高等教育整體、全面性的危機成因。臺灣高等教育的危機絕非一日之寒，也不能歸咎單一部門或者單一團體，更非單一個人的過錯，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視野來分析這個新自由主義思維下開放的教育政策所形成的共錯結構，以及高等教育轉變對於台灣社會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這個問題不僅關乎高教個別教師的勞動權益，也關乎臺灣學術自由與民主發展；不僅影響世代學生高等教育品質與就業市場，更是影響台灣未來社會發展的關鍵。我們不僅需要揭露、探究問題之所在，也需要在分析、診斷問題之後採取必要的策略與行動，透過知識社群的自醒自覺、自我批判以及集體行動，才能累積一點點改變現有高教體制的可能性。
本書是從參與高等教育產業改革的運動者角度，對於當前學術環境進行全面的批判與反思。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高教環境的鉅變，從全球化、國家政策、教育治理以及人口結構轉型來描繪高等教育體制崩壞的成因，探討高等教育崩壞對於臺灣社會結構造成的衝擊。第一章批判新自由主義，從全球化學術資本主義的高度來檢視台灣的大學續存危機，分析大學與整體產業、財政與人口結構的崩壞之關聯。第二章探討臺灣大學發展的歷史過程，高等教育如何順應國家政權的改變，從殖民主義到威權主義，再到學術官僚主義，特別著重在民主化之後的轉變，學術官僚體制如何假形式民主、績效管理來遂行學術治理，形成學術勞動的兩極化發展，並以頂尖、卓越、典範為名，主導教育資源的分配，促成大學校園與行政體制的擴張與發展。第三章探討以新自由主義為名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分析該計畫試圖製造國家空白授權的租界地，大開外資控制與教育殖民的後門，可能讓大學進一步淪為地產經濟工具與企業規避賦稅的策略。第四章分析退休年金制度對於政府財政的影響，依附不同身份別的年金制度不但造成勞工與軍公教人員、年長與年輕世代之間的不平等，龐大的財政赤字更製造世代間的分配不正義，讓教育人力無法流動與輪替。
第二篇學術巨塔的傾塌著眼於市場化的績效管理主義對於學院的衝擊，以研究引導的生產方式已凌駕大學教育功能，更加深教育資源的不公平分配，鞏固階層化的學術權力結構。第五章探討大學評鑑制度如何改變大學的生態，進而分析學界以及高教工會如何推動大學評鑑制度改革以及評鑑改革的困難。第六章分析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職涯的斲傷，徹底改變大學知識生產與實踐，逼迫知識份子撒出公共領域的參與，棄守教育使命，競相投入學術八股文競賽，甚至讓教師陷入過勞的生命威脅。第七章探討學術新世代艱困的就業處境，專案、兼任等非典僱用方式強化對於年輕學者勞動力的剝削與利用，建議提高生師比同時是改善高等教育品質與挽救學術新世代的良方。第八章分析學術論文生產的知識競賽規則如何制定，這套集點評分制如何左右學術資源分配，以及績效化的學術生產如何窄化知識的價值與應用。
第三篇行動與抵抗，探討臺大學生工會以及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組織、成立過程、運作，以及工會如何回應高等教育中的勞動與公共議題。第九章揭露了校園的學生勞動生活樣態，說明學生如何轉變成學術生產線的勞工，並引介外國學生工會的經驗，鼓勵臺灣學生勇於加入學生工會組織。第十章介紹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組織過程，說明組織發展的目標、行動以及困境，希望號召更多人加入高等教育的改革。結論回歸臺灣高等教育轉型正義問題，總結臺灣高等教育崩壞的危機在於官僚化的學術體制、市場化的學術資本主義以及少子女化的社會結構衝擊，期透過深化教師自決與公民社會參與，藉此改變高等教育結構的體質，保障學術勞動者的基本尊嚴，建立合理的資源分配，提昇高等教育品質，落實真正的校園民主。
在千瘡百孔的高等教育問題中，沒有單一絕對的解答，也沒有藥到病除的特效良方。高等教育土石流迫在眉睫，為人父母，需要瞭解高等教育走向，才能協助子女選擇學校或系所，決定職涯與專業能力發展的方向；身為學生，需要關心學校的存活與系所的生死，此關係到未來校園生活品質與生命黃金歲月的回憶；身為高教的一份子更責無旁貸，必須加入高等教育批判與改革行動，此關乎臺灣民主社會的學術自由基礎，與個人安身立命的學院存亡。高等教育的政策批判與改革行動是臺灣社會必須承擔的共同責任，也是無可逃避的義務，唯有痛定思痛，反思、正視、改變高等教育制度與結構問題，才有扭轉危機為轉機的可能。

序言
一場責無旁貸的高教重建運動
戴伯芬

一九九○年代教育部放任廣設大學、技職升格，終於在二十年後形成臺灣前所未見的高教土石流。二○一五年立春，新科教育部長吳思華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報告「大學整併及未來十年高教藍圖」時，語出驚人地說：「教育部計畫五年後大學由一百六十多所減至一百所。」二月，興國技術學院即被教育部勒令停招，永寧大學、臺灣首府大學、真理大學台南校區、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玄奘大學，甚至連二戰之後臺灣第一所私立大學－東海大學都遭到教育部減招，未來預計還有六十多所大學將會退場，這一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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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場責無旁貸的高教重建運動

第一篇　高教環境的鉅變

第一章　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臺灣社會結構轉型
一、新自由主義轉型下的大學
（一）學術資本主義崛起
（二）誰是大學商品化的犧牲者？
二、台灣崩世代：產業、財政與人口危機
（一）台灣企業需要碩博士人才嗎？
（二）財政緊縮與人口萎縮
三、台灣高教擴張的歷史共業
（一）當高教擴張遇上人口斷崖
（二）博士失業狂潮來襲
四、大學崩壞，誰來力挽狂瀾？
五、加入搶救高等教育的行列

第二章 學術官僚主義的擴張：民主化與高等教育轉型正義
一、臺灣高等教育的前世今生
（一）殖民主義下的現代化大學與師範系統（一九四五年以前）
（二）黨國威權主義下的大學（一九四五－一九六○年代末）
（三）人力資源導向的大專校院（一九七○－一九八○年代末）
（四）民主化轉型下擴張與升格的大學（一九八七年以後）
二、披著羊皮的教育改革之狼
（一）以資源分配引導大學校務發展
（二）集權高度控管大學人事與行政
（三）總量控制各大學系所與招生員額
（四）黑箱作業的預算分配機制
三、大學發展M型化
（一）五年五百億的教育資源分贓
（二）大學與技職的零和關係
（三）學術權貴階級的興起
四、大學倒閉與裁員危機
五、大學合併與私立大學轉型發展方案
（一）公立大學合併方案
（二）私立大學轉型發展方案

第三章 金權校園：學術資本主義與官僚主義合流
一、定位不明的國際招生市場
二、教育商品化的風險
三、南韓松島教育園區的前車之鑑
四、假辦學、真土地炒作
五、教育商品化的衝擊與矛盾

第四章 大學精神之死：規訓化的評鑑制度
一、評鑑的起源
二、高教評鑑的爭議
（一）評鑑定位與目的不明
（二）評鑑單位組成的合法性不足
（三）評鑑架構與指標流於形式化作文
（四）評鑑委員缺乏專業
（五）無法落實追蹤改善機制
三、當前大學評鑑改革的方向
四、績效主義大行其道

第二篇　學術巨塔的傾塌

第五章 教授無法承受之重：限年升等與評鑑
一、學術這條路
二、侏羅紀的校園生態
三、計點制的教授生涯
四、重研究輕教學的大學發展
五、誰殺了大學教授？

第六章 新科博士的悲歌：畢業即失業
一、「流浪博士」的產生
二、聘教師還是請門神？
三、非典化的學術勞動
（一）博士後研究：學術工廠的高級勞力
（二）專案教師制度：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剝削
（三）兼任教師：教育界的血汗勞工
四、產學斷裂：坐困愁城的臺灣博士
五、挽救良禽無木可棲的困境

第七章 學術大富翁遊戲：壟斷性的學術生產
一、期刊有貴賤
二、學術官僚化與商品化壟斷的出版
三、反對全球化的學術生產：批判與行動
四、回歸學術的期刊出版

第八章 瀕臨破產的退休制度：失衡的給付與財務危機
一、威權時期的退休制度
二、民主化與社會保險改革
三、大學教師的退休金解析
四、不公平的給付與不連續的年資
五、退休制度改革的批判
六、改善未來：退輔制度改革的建議

第三篇 行動與抵抗

第九章　學術黑工：被剝削的研究助理
一、高工時、低時薪、沒保障的校園黑工
二、碩博士生的收支現況
三、不被承認的高教體制僱傭關係
四、他山之石：美國學生工會的案例
五、象徵暴力下的甘願勞動：對學術資本主義的社會學分析
六、解構與行動

第十章　學術公民運動：高教工會的實踐與反思
一、從同學會到工會
二、催生「臺灣高教產業工會」
三、高教工會的實踐與反思
（一）外部法制與文化環境的限制
（二）內部組織的困境
四、工會元年運動主軸：教師勞動權以及評鑑制度改善
五、工會二年：深化工會組織、回應勞資衝突
六、參與改革：挽高教于崩壞，扶大學之將傾

第十一章 朝向高等教育的轉型正義
一、高教崩壞的危機
二、高等教育轉型正義的重建契機
（一）高教危機的對策
　　1.降低生師比，提高教育品質
　　2.高教資源重分配，重整高等教育組織
3.資訊公開，以課責取代高等教育評鑑
4.回歸勞動三法，落實教職員勞動權益的保障
（二）建立高教轉型的程序正義
　　1.學生受教權的保障
　　2.教職員工的勞動權保障
　　3.校地的轉型與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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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高教環境的鉅變

第一章　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臺灣社會結構轉型
一、新自由主義轉型下的大學
（一）學術資本主義崛起
（二）誰是大學商品化的犧牲者？
二、台灣崩世代：產業、財政與人口危機
（一）台灣企業需要碩博士人才嗎？
（二）財政緊縮與人口萎縮
三、台灣高教擴張的歷史共業
（一）當高教擴張遇上人口斷崖
（二）博士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