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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節錄）
宗教與經濟：兩者歷久不衰的關聯
來自天外又能夠感動群眾的訊息，怎麼會受到經濟競爭這樣的俗務左右？這點乍看之下有些奇怪，但對於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來說，這只不過是常識。當時英國教會的神學家們非常關切所謂「新異議者」（New Dissenter）日益受歡迎的現象，特別是以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為首的循道宗（Methodist，中文也常稱「衛理公會」）。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對衛理公會傳教士的批評，儼然令人聯想到今日大報及數位媒體談論民粹政客的語氣。他們指控衛理公會「妖言惑眾」、使「人們瘋狂」、說服眾人相信國教的神職人員是「瞎嚮導與假先知」。有位愛爾蘭牧師曾一邊手持棍棒攻擊衛理公會傳教士約翰．史密斯（John Smythe），一邊大喊道：「你怎敢四處傳教，讓整個教區失去理智，減少我的信眾？」此話大概無意間透露了他背後的意圖。
亞當．斯密覺得這正是關鍵所在：一切都是為了吸引信眾而展開的競爭。他認為，衛理公會擅長布道的原因，在於他們有更強烈的獎勵機制。亞當．斯密於《國富論》第五卷寫道，衛理公會教徒的經濟回饋不同於英國國教牧師。國教牧師不論講道的表現如何，通常仍能享有豐厚薪酬。但衛理公會的教士若無法召集熱忱的信眾，就無法謀生。亞當．斯密語帶挖苦地指出：「宗教若是根基穩固、底蘊深厚，那麼其神職人員多能成為博學優雅的人，具備一切紳士美德。」但他們也比較不願花心思讓教堂座無虛席，因此也不太擅長此事。
亞當．斯密感興趣的不僅是經濟誘因如何影響教會傳道的品質，他也很好奇內容如何受其影響。這其實事關生死。宗教戰爭肆虐歐洲大陸超過百年，直至三十年戰爭結束才畫下句點。而在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戰爭留下的暴力傷疤尚未癒合。暴力事件仍不時因宗教而起，少數教派（如法國新教胡格諾派）也持續遭到鎮壓。亞當．斯密於一七六四年開始撰寫《國富論》，那時他正常駐法國西南部的土魯斯─—我的家鄉。在這之前的兩年間，土魯斯正因尚．卡拉斯（Jean Calas）冤案而動盪不安。卡拉斯是新教徒，他於遭人誣陷殺害其子後被凌遲處決，事後各方相互爭論究責。卡拉斯的兒子其實是自盡而死，但有人指控卡拉斯為真凶，稱他為了讓兒子不得改信天主教而下殺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後來介入此案，並以此為據抨擊天主教會的宗教不寬容。在宗教、暴力及迫害的重重爭議之中，亞當．斯密肯定苦思自己為何會生在如此宗教動盪的時代。
伏爾泰的寫作口吻，經常讓人覺得他相信宗教本質上是不寬容的，而同一宗教的許多信徒則會主張，他們從敵對宗教身上覺察到的不寬容，其實是那些宗教本性如此。亞當．斯密強烈不同意。他寫道，宗教宣揚的理念是否寬容其實無關其本性，而是取決於宗教領袖接受的獎勵機制。他主張，正如其他生活領域，對平民百姓來說，競爭有益，壟斷不利，若眾多宗教能於平等基礎上彼此競爭，他們就有義務宣揚更仁慈的理念。亞當．斯密很清楚是指那些能自由塑造教義與理念的宗教運動，例如同一城鎮裡彼此競爭的新教教派。他指出，唯有社會中的宗教數量被限制到極少數時，宗教領袖才有可能鼓吹暴力與紛爭。於是，唯有當政治領袖獨厚特定宗教運動而排擠其他宗教時，才有可能出現壟斷的情形。
那麼，政治領袖為什麼會這麼做呢？下放權力給特定宗教運動對他們有何好處？亞當．斯密舉了個例子：政治領袖能向一個或少數享有特權的宗教信仰提供國家級的保護，使之不必與他人競爭，宗教意識形態領袖則會支持國家政治領袖的統治合法性，以示回報。他將這個概念推演成一整套有關宗教運動自然生命的週期理論：新興的運動朝氣蓬勃，運動成功之後便會招來政治領袖的豔羨，於是政治領袖為了換取宗教的意識形態支持，而又向宗教提供特權與庇護。政客最喜歡的，就是讓牧師、神父、拉比或伊瑪目代表自己向虔誠的信徒布道了。不過亞當．斯密也警告道，國家的保護會減少宗教領袖傾聽信徒意見的動力，最終讓他們失去競爭力，敵不過那些反過來挑戰自己的新興宗教運動。
亞當．斯密的論點絕不是指宗教領袖鼓吹的理念並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也不是在暗示宗教領袖只在乎經濟利益。他的重點其實是，宗教的教義是在因應各運動領袖身處的經濟和政治情勢。若教會欲傳達的理念符合其自身利益，那麼勸教會改變理念並無意義。而且，從卡拉斯無辜送命的慘案可見：當一個教會享有迫害、甚至是殺害異議人士的法定權力時，它就完全沒有動機去努力讓自己鼓吹的教義變得更有說服力。
自亞當．斯密著書立論之後的兩個半世紀間，我們在經濟學和宗教方面具備的知識已遠超過他。當然，我們的社會也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所以他與我們研究的已不再是同一個世界。雖說天翻地覆……卻非面目全非。我們會發現，亞當．斯密的結論套用在當今的世界時往往有失精準，但他對當代問題的思維模式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仍有著驚人的相關之處。
宗教如今是一門大生意─—二○一六年有項研究估計，美國宗教組織的收入相當於三千七百八十億美元。這是一筆巨額金流，甚至超過同年蘋果和微軟兩家公司的營收總和，更超過美國當年全國個人收入加總的二％。這筆錢相當於媒體和娛樂產業（電影、遊戲、書籍、音樂等等）收入的六○％，也等於全美國所有餐廳總收入的一半。這數字還沒算入宗教組織成員投入的時間、精力，或各種非金錢形式的捐獻。我們沒有其他國家的資料，所以無從比較，其他地區的情況只能靠推測。但在一些國家，尤其是非洲（例如迦納、奈及利亞、肯亞、辛巴威與南非）和拉丁美洲（例如巴西、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五旬節派（Pentecostal）的勢力非常大，所以我們也能合理推測，這些地方大約每十個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會捐什一稅（即收入的一○％）。假設另外十分之二的成年人也會繳納自己收入的五％，那麼就算其餘的民眾完全不捐款，信仰組織獲得的總收入仍會占全國經濟相當可觀的比重。
政治與宗教
誠如亞當．斯密所料，宗教也是一門艱深的政治學問。從亞塞拜然到葉門與辛巴威，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會為了鞏固政權合法性，而向宗教權威尋求認可。其中更為信奉神權的掌政者自認有正當理由打壓異議，聲稱政治反對派無異於神的叛徒。如在二○二二年十二月，伊朗有位饒舌歌手便因「向神發動戰爭」而遭到處決，可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神怎麼會這麼需要人類保護？現今執政的以色列政府於二○二二年十二月上任，其財政部長呼籲國家重拾《妥拉》（Torah，古老的猶太律法）司法體系，效法「大衛王的時代」。俄羅斯總統蒲亭則曾大力讚揚俄國東正教的美德，甚至稱俄國東正教的天命為自己二○二二年侵烏的理由。如前所述，儘管入侵造成的人員死傷越發明顯，俄國東正教的領導層卻仍滿懷熱忱支持侵略。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自一九九○年代擔任伊斯坦堡市長至今，便一直將個人宗教信仰奉為政治戰略宗旨。他將聖索菲亞大教堂恢復為清真寺，以這類舉措作為重大的政治宣示。然而，不僅有本身具宗教背景的掌權者才會主導這類宗教色彩濃厚的政治行動，很多時候主事者甚至多為世俗政治人物。不只美國總統唐納．川普發現與福音派牧師一同祈禱能帶來一些甜頭，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也會前往印度教寺廟參拜，習近平更贊助重建佛寺，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inyamin Netanyahu）則主導將宗教融入以色列教育課程─—這些掌權者從未以虔誠著稱，卻越發熱衷於培養自己內在的信徒。難不成治國重擔會使人在靈性生活的奧祕前更加謙卑？應該不是。
我們在往後章節也會讀到，政治人物求助宗教的原因有許多。理由有時很簡單─—許多選民在投票前常會聽取宗教領袖的意見。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參加教會活動確實能提高政治投票率。有時候這則是一種塑造形象的手段，掌政者會藉此塑造自己更誠實、更道德高尚的樣子。有時兩者的關聯則可能更微妙：宗教領袖通常具有講述感人故事的天賦，讓人們理解犧牲或損失的意義，而這正是政治人物通常難以向人民說明的處境，於是他們便有可能會試圖藉宗教語言來讓困境顯得更合情合理。
無論這種交易的動機是什麼，密不可分的宗教與政治常會發展出重大的利害關係。宗教組織無論是公開聲援或暗地支持當局，都常能得到政治人物的回報與青睞，因此有機會得享極大特權。例如，基督教會在中世紀的歐洲確立政治地位後，便獲得了巨額物質資源；估計至西元七五○年，西歐大約三分之一的農業用地已均為教會所有。這些財富大部分是從有錢人的贊助或遺贈累積而來，贊助人相信，用捐贈來彰顯虔誠的心意或能影響自己死後的命運。幾世紀以來，亞洲各地的印度教寺廟和佛寺、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清真寺也經歷了類似過程。
新教改革之後，天主教會卻失去了大量原有的資源，損失慘重。最近有研究顯示，這種情形不僅發生在英國─—肇因於亨利八世手下大臣湯瑪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推行的解散修道院運動（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更發生於宗教改革觸及的歐洲各地。可是就連未納入體制的教會，至今也常常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雖然他們的資金是向民眾募得，卻通常不必納稅。許多國家的宗教組織均不會公布帳目（不像世俗的慈善機構），而且或多或少不受制於與企業僱用及運作相關的法規。他們常被容許（有時甚至被鼓勵）利用法律來對付反對自己的民眾，對方可能是敵對宗教的成員，也可能是只想以他人不樂見的方式來度日的普通公民。這種情形發生時，我們常會禁不住想，宗教組織之所以有權有勢，正是因為他們享有種種特權；這種想法有一定道理。不過更重要的是，組織得享特權的原因，其實在於其本身就勢力龐大。而他們之所以勢力強大，大體上是因為他們成功說服信徒賦予自己這股權勢。
由此可知，使宗教組織持久壯大的並非特權，而是他們爭取到的忠實信徒讓組織得享權勢。這點可見於政治領袖屢屢失敗的案例─—他們會嘗試圖扶植自己青睞的宗教組織，藉此削弱對手宗教的地位，卻無法得手，因為他們偏袒的組織本身並未通過吸引信眾這道關卡。在我撰寫本文的當下，法國政府便正為了打擊伊斯蘭激進主義而成立「溫和的」伊斯蘭委員會，但政府顯然並未從近二十年前類似舉措的失敗中學到教訓。多年來，中國政府則一直支持「官方的」中國天主教會、官方的新教和穆斯林組織，但這些組織似乎都並未如傳統非官方組織那般得民心。出於類似原因，有跡象顯示許多美國人正因福音派基督教組織漸漸沾染共和黨政治，而開始疏遠福音教會，這些民眾儘管可能仍信仰福音派，卻減少了上教堂的頻率。亞當．斯密便曾警告過，政治權力可能是教會終將後悔飲下的金杯毒酒。
權勢也可能從另一方面腐蝕宗教。近年來，多虧有眾多獨立記者和媒體的調查，還有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我們才逐漸發覺，有多少在宗教運動中身居要職的人物竟曾犯下生理、心理及性虐待的罪行，受害者眾。這類暴行不斷曝光，案例更可見於所有宗教組織，無論傳統與派系。所有社會環境都有可能發生虐待行為，無論是世俗或宗教場域。但領袖若是得享不受約束的權力，弱勢群體便最有可能受害。魅力無窮的宗教領袖受人景仰，受害者在這種人跟前尤難自保，有時甚至很難完全相信這種事正發生在自己身上，難以稱對方的行徑為「虐待」。他們也會擔心（這種擔憂往往有其道理）就算自己的感受無誤，別人卻未必會採信自己。當真相最終浮出水面，身敗名裂的不只會是施虐者個人，還有縱容及保護他們的整個文化。要承認這點縱然困難，可宗教組織若能避免成員掌握過多不受監管的權威，將能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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